《唐虞之道》是一份1993年10月在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出土的文物，现存竹简29枚，长度介于28.1至28.3厘米之间。这份文本主要讲述了唐尧和虞舜时期的禅让制度，以及他们如何通过爱亲尊贤来治理国家。学者们对于《唐虞之道》所属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可能属于纵横家，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

《唐虞之道》的竹简两端平整，没有明显的磨损或损坏。这些竹简的长度大致相等，表明它们可能是同一卷册的一部分。竹简的文字内容丰富，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尧舜的禅让和他们的道德品质。

《唐虞之道》的释读工作由李零教授完成，他在释读过程中使用了适当的推测和补充，以便尽可能还原原始文本的意思。这篇文本包含了多个章节，每个章节都围绕着不同的主题展开，如圣人的职责、教育方法和社会价值观等。通过对这些章节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是如何看待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的。

四川大学彭邦本在其文章《楚简〈唐虞之道〉初探》中分析了《唐虞之道》的内容，认为该文本强调了舜的知命修身、仁义孝悌，以及他的忠诚和因此受到尧的禅让。彭邦本认为，《唐虞之道》不仅赞美了尊贤禅让的“唐虞之道”，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天子年老“致政”。

彭邦本指出，《唐虞之道》描述的禅让制度反映了当时的权力与规则体系的特点，即公共性质。他认为，这一制度是由自利的群体达成互惠的秩序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有据可依的。他还引用了《左传》的相关内容，说明了“义”与“利”的关系。

彭邦本认为，“爱亲尊贤”不仅是尧舜成功的秘诀，也是“六帝”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唐虞之道》的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制度经济学的洞察力。

刘宝才在“郭店楚简与历史文化座谈会”上提到，《唐虞之道》虽然属于儒家作品，但与孔、孟、荀的思想有所不同，这可能与其时代背景有关。他认为，这种思想代表了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

杨儒宾在《子思学派试探》一文中将《唐虞之道》与思孟学派联系起来，认为思孟学派不仅继承了《唐虞之道》中的观念，还将唐虞之道的倡导者追溯到了孔子。他指出，《唐虞之道》中的内容在《中庸》和《孟子》中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