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韩（1878年11月25日－1965年7月6日），又名陈冷、景寒，笔名冷、冷血、不冷、华生、无名、新中国之废物等，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工作者，曾任职于《大陆报》《时报》与《申报》，担任主笔与笔政。以峭拔冷峻的笔锋，冷血辛辣的时评著称于世。

陈景韩出生于江苏松江区（今属上海）一个普通的塾师家庭，父亲陈菊生是一位深具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读书人，对景韩自幼就十分宠爱。陈景韩的深厚古文学根底和独立思想性格即是在父亲的教导和熏陶下形成的。他的父亲的入室弟子与女婿雷奋，字继兴，也是松江县人，才华出众，文笔华然，口才伶俐，民国时期著名报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评说雷奋，“雷继兴学名一个‘奋’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思想敏捷，笔下很好。我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雷奋比陈景韩年长七岁，对陈景韩来说，亦师亦友，两人在松江县时，抱有同样的救国济民理想。与陈景韩不同，雷奋喜爱政法，又因为自己擅于讲演，所以时常活跃在政坛之间。

钮永建是上海马桥俞塘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家族是当地的望族。钮永建与陈景韩早有交往，相互慕名。钮永建文武兼修，又专研新学，为陈景韩带来了前沿的思想与事物，陈景韩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更加坚定自己走出松江的想法。与陈景韩注重以新闻文字事业救国不同，钮永建热衷于军事与武力，他倡导以行动实践自己的理想，其一生几乎是在中国的现实军事革命与政坛风云中度过的。正是钮永建的引导，年轻的陈景韩明确了自己今后人生的奋斗方向。钮的行动实践思想的做法，曾吸引陈景韩一度加入革命会党，带来了自身危机，从而走向了新闻事业的道路。钮的重视武学和军事的思想，又让陈景韩写了许多军事与侠客小说，培养了他不畏强权、蔑视权威的侠客风范。

走出松江区（1897年至1902年）

唐才常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在兴中会和保皇会的共同支持下，唐才常决定依靠两湖地区的哥老会，秘密组织军事力量，准备先袭武汉为根据地。受周围青年人士的影响，陈景韩也加入了革命会党。然而，此次事件却成为陈景韩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的革命热情迅速冷却，与雷奋共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过程中，陈景韩又一次碰到自己的好友钮永建，并在以他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影响下，立场渐渐友康、梁派的同情转向疏离，观点开始变革命与激进。但他并没有加入任何革命组织。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仅熟练地掌握日语，还认识了吴怀疚与狄楚青等知识界活跃的人物，为自己报业道路铺平了道路。

报人生涯（1902年至1929年）

初试锋芒（《大陆》月刊）

陈景韩进入报界，与雷奋大有关系。雷奋所编辑的《译书汇编》和《国民报》在学生界都享有声誉。后在《国民报》停刊不久后，《大陆报》月刊邀请雷奋担任主笔，雷奋应邀前往，同时也介绍陈景韩入《大陆报》。碍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大陆报》没有《国民报》的言论那么激烈，却也是极力主张改革，并激烈抨击康梁派的保皇邪说，在当时的上海市可谓是言论最为激烈的一种杂志。从《大陆报》第二年第一号开始，杂志中的栏目进行了改革，增添了“时事批评”一栏，以对时事的批评代替新闻报道，此栏由陈景韩负责。1902年至1904年间，陈景韩在《大陆报》任主笔的经历是他走上报人道路的开端。从这里，他在武力革命之外，看到了另外一条可以施展自己的长处，又可以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道路。

锋芒毕露（《时报》）

陈景韩于1902年回国在《大陆报》工作后，除了担任主笔，还开始翻译小说，截止1904年四月，陈景韩已在《江苏》第四期至第七期上发表了《明日之战争》，同时出版了《侦探谭》小说集第一册、第二册，表现出了对小说的极大兴趣。此点与陈景韩在日本留学时遇到的狄楚青不谋而合。狄葆贤是近代提倡小说最力的人物之一，是近代重要的小说理论家。狄葆贤创办日报《时报》，意在革新报界，除了在版面上创新之外，还准备在报上刊登小说，即可以满足自己偏爱小说的需求，又可以以小说吸引读者。秉持这样的一个想法，狄葆贤邀请陈景韩加入《时报》，陈景韩也放弃在《大陆报》的工作应邀前往。《申报》和《新闻报》可以算得上是1904年时的上海时代最久、资本最为雄厚的报纸，然而却很少革新，在编辑方面非常简单，只采用混合编辑，即不管新闻的重要与否。但《时报》却展现出革新的强力趋势。首先，在论说、上谕、宫门抄之外将新闻分为三大部分：要闻、本埠新闻、外埠新闻三栏。又在每一栏的新闻旁配上一则“时评”，而且还在报纸上直接设立“小说”一栏。《时报》创新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陈景韩的努力，如他编辑“要闻”、“撰写”、“时评”，并与包天笑轮流登载小说等等。陈景韩除了创作和翻译小说外，其最可称道的是“时评”。据说，“这个时评两字景韩所提，说是有双关之意，一是时事评论，一是《时报》评论”。由陈景韩撰写的时评简洁有力，又能切中要害，冷隽而意义深远，在当时人们厌倦报纸上的长篇的文言文论说文之时，是颇为引人注目且受人欢迎的。陈景韩在《时报》的出色成绩不仅得到了老板狄楚青的赞赏，也获得了若干同事甚至是康门弟子如罗孝高等的认同，然而也招来若干康门弟子妒恨。《时报》在创刊之时，实由康梁派集资而成，原是期望能办成保皇党的党报，但事与愿违，《时报》在狄葆贤的主持之下脱离了原来的意图，开始独立发表言论与主张。狄葆贤的转变，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陈冷的多次劝说，陈冷作为一个职业报人，陈冷强调的是报纸的独立品格，能公正地代表“舆论的良心”，不为党派势力所左右，狄葆贤在陈冷的劝说下，也更坚守自己的独立报人立场。梁启超对于狄楚青的“转向”强烈不满，对陈冷则尤为愤恨，在1906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道：“楚卿信任陈景韩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实非吾党，孝高亦袒此人，怪极。故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语气之怨愤俨然已将陈冷视为仇敌。早在1900年7月，陈冷与梁启超见面并会谈，但由于当时的政见不同，陈冷倾向革命，而梁启超主张立宪与改良，所以俩人并没有进一步的交往。非但没有再交往，反而打起笔仗来。1903年2月2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出版未久的《大陆》作了评论，认为“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无甚精彩……虽铺张扬厉，其价值自为识者所共见也”。《大陆》对此大为恼火，接连刊出5篇反驳文章，不断地对康、梁进行人身攻击，极尽丑化诋毁。陈冷是1903年《大陆》报主笔之一，大概脱不了攻击梁启超的嫌疑。此外，陈冷提倡的侠客、刺客精神也显然与梁启超的言行多变异趣，1905年他写了六回的《刺客谈》，讥讽了康梁空洞的论说和在现实中的畏，把他们描绘得如同跳梁小丑，把“圣人”刻画成到处招摇撞骗的人物，说其徒弟不过是“一班无行文人，败类子弟”。“新仇旧恨”夹杂在一起，无怪乎梁启超对陈冷“深恨”了。

事业巅峰（《申报》）

陈景韩与史量才渊源已久。他们同是松江人，在戊戌变法前后，陈景韩及其姐夫雷奋吕振羽史量才一起专研新学，痛斥时弊。自《时报》创刊后，史量才进时报馆曾做过短期的主笔，获得了亲身办报的经验，也窥悉了时报馆办报的程序和秘密，为他后来接办《申报》积累了经验，同时他也看到了陈景韩在办报方面的独特才能和在时报馆中主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接办上海市最老最权威的报纸《申报》时，他力聘陈景韩为主笔，改革《申报》的编辑部。二十世纪初，《申报》虽然是历经四十年的老报纸，在读者的心目中是上海报纸的象征，但在1912年之前，《申报》的经营却十分惨淡，每天报纸的销量只有7000多份。史量才接手后，在经营方面启用张竹平，在编辑方面则倚重陈景韩，《申报》的现状迅速改善，在1916年总发行量上升到2万份，1930年达到了15万份。《申报》如此迅速的扭转形势，发行量和盈利额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