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会谈，签定了《双十协定》，其中规定要召开各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其间，重庆市各界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从1月12日到27日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有三千多人参加。1946年2月1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另外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主席团”，抢占了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主席台，会场两侧安排了特务，并有雇佣而来冒充各会会员的“八百壮汉”提前入场。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殴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等六十余人也被打伤。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等和冯玉祥赶到会场时，特务们才离开。2月10日晚，中国民主同盟召集会议，推周恩来、张君劢等人赴蒋中正处蒋光慈，然蒋已赴上海市。故前往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处，要求彻底追查事件真相。

1946年2月11日，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李公朴、章乃器、朱学范、陶行知、施复亮等五人公然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经过法庭辩论，因为李公朴等人明显受伤，案件无果而终。2月11日晚，中国民主同盟召集会议，推周恩来、张君劢等人赴蒋中正处陈情，然蒋已赴上海。故前往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处，要求彻底追查事件真相。

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得到了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中国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决议，就使自己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使中国人民认清了它的真面目，这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都渴望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休养生息，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自己的国家。在重庆谈判中，国共两党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同意结束“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会谈，签定了《双十协定》，其中规定要召开各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22天的磋商和讨论，政协会议分别就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在闭幕式上，各方面代表发言均称赞政协取得很大成功，为中原地区开辟了一条和平、民主的新路。社会舆论对政协会议取得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希望各项协议能及早实施。

在政协会议进行期间，为了促使会议成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多次召开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开会情形，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对开好政协会议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协议的贯彻实施，协进会等23个团体发起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公开发布消息，发出通知，希望陪都所有团体都能参加。经参加筹备会的各团体协商，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史良等20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拟请政协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到会演讲。筹备会还根据大会主旨印制了《告中国同胞书》，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政协五项协议彻底实现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奋斗。

然而，当各界民众为政协会议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之时，中国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浪。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决议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理依据，改组政府的决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容纳反对党，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内部以CC派党务官僚、黄埔系军人和握有实权的党政地方大员为主的顽固派，对国民党代表在政协做出的让步极为不满，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公布后，国民党顽固派立即密谋策划，进行破坏。2月8日，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主持召开临时执委会议，讨论部署如何对付较场口庆祝大会。列席会议的有重庆市警宪头目，还有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等中国国民党控制的社团负责人。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是：夺取大会主持权，“转变会议内容”。

1964年2月10日8点刚过，刘野樵和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重庆市商会秘书周德侯、重庆市党部宣传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数百人抢先进入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场，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了一个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刚到会场，刘野樵就立即提出大会总主席问题，李答待主席团成员到齐后共同商量。刘看到章乃器上台，又去与章纠缠。正当大会主席团与刘野樵等磋商总主席人选时，主席台四周的特务打手高声起哄：“开会，开会！”周德侯趁势抢占了扩音器，并对着台下大叫：“我们选代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任总主席！”台下预置的打手鼓掌附和。既未经主席团同意，也未得大部分与会群众认可，刘野樵即以总主席自居宣布开会，奏乐唱歌后，又要讲话。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当即严词抗议，申明须按筹备会原定的程序开会。施复亮向台下群众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报告筹备经过，李刚走到台前，即被特务打手包围，拳打脚踢，从台上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器打破。郭沫若和主席团的一些人上去拦阻，也都被打。郭沫若的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胸部亦被踢。施复亮被一群暴徒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的马褂被暴徒抢去。沈钧儒也被打手们包围，幸有一群青年护送出去，始免被殴。当时在场的《新民晚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阻特务行凶，也遭毒打。特务们的暴行，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一部分暴徒跳下主席台向群众中打去，另一部分暴徒则把台上的长条木凳向人群中抛掷。中国劳动协会职员陈培志和工人冉瑞武、梁永思、顾佐衡等身受重伤，与会群众负伤、失踪的有60多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筹备会原推定的大会主席团和被邀到会的部分政协代表被迫退出会场。周恩来、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政协代表到会时，被阻留场外。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到会后，表示无可奈何后离开。在与会群众纷纷散去之后，会场里只剩下数百名特务暴徒，把这个变了质的大会又开了下去，散发传单口号和告市民书，盗用庆祝大会的名义通过了一个宣言，内容为反对政协决议、反对修改宪法。散会之后，刘野樵一伙还举行记者会，谎称被中国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人打伤，并在当天的晚报上刊出了贼喊捉贼的“警告”启事。

较场口惨案造成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及到会人员60多人被打伤。

1946年2月11日，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李公朴、章乃器、朱学范、陶行知、施复亮等五人公然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经过法庭辩论，因为李公朴等人明显受伤，案件无果而终。2月11日晚，中国民主同盟召集会议，推周恩来、张君劢等人赴蒋中正处蒋光慈，然蒋已赴上海市。故前往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处，要求彻底追查事件真相。

1946年2月11日，《新华日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以《有组织暴徒藉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受伤》为题，详细披露了刘野樵一伙强占会场、暴徒行凶殴伤与会人士的经过。《新华日报》还发表题为《较场口暴行》的社论，指出这是一起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严重事件。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军方的《和平日报》和几家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报纸则采用中央通讯社的通稿，对惨案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

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稿把特务行凶造成的血案说成是民众“互相殴打”，竭力为刘野樵一伙开脱罪责，并反诬李公朴的行为引起互殴，以致双方受伤。《中央日报》在刊发此稿时还配了一条短评，诬指李公朴一方首先动手：“昨天较场口集会，还没有进入演讲或讨论的程序，乃对于会众已经表示同意的总主席，突起争端，更由争取总主席的一方面首先动手，引起互殴。”

1946年2月19日，在南京巡视的蒋介石下达指令，要中国国民党方面“停止扩大宣传”。

较场口惨案发生后，民进领导人立即发表了《民权县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市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对于较场口惨案再说几句》等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同时指出，通过这一事件，“也可以明白：白纸上写的黑字是没有什么用的。‘和平建国纲领’的实施，必须由我们国民们的力量来督促之，必须由我们国民们自己的力量来奋斗，来求其实现的”，“现在离‘成功’还甚远，黑暗的势力，在阻碍着‘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发展”，“我们要保障民权，恐怕非经过一番大大的奋斗不可，非联合一切开明的力量来共同奋斗不可！”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联合中国民主建国会、民盟上海支盟、救国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40多人紧急集会，通电中国慰问受伤诸公，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

1946年2月17日，由民进和民建、民盟上海支盟、救国会上海分会、小教联、妇女联谊会等40余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政协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茶会，通过联名宣言，要求政府立即实现政协会议决议案及四项诺言，电慰“较场口事件”受伤诸先生及严惩凶犯等。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这次会议还一致决定发起组织中国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公推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召集人。

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得到了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当局破坏并撕毁政协决议，就使自己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使中国人民认清了它的真面目，这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政协决议是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费了很多心力促成的，闭幕不久就出现这么一件令人瞠目的蠢剧，在马歇尔看来，等于是国民党开了他一次格调极低的玩笑。马歇尔建议美国政府立即冻结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援，使随时可以提取的五亿美元从此化为乌有，同时也停止了军援，使国民党军队赖以杀戮人民的武装断了货源。

中国共产党对决议的形成作了决定性的贡献，本来还想在参加联合政府后在苏北新四军军部驻地建立第二个延安市，与国民党共襄国是。但是较场口惨案发生后，和平希望灰飞烟破灭，中国人民被逼上全力进行解放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的道路。其三，对中原地区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来讲，本来也是希望国家太平的，但太平不了怎么办，不太平的祸根又在哪里，人民看清了真相，只有群起而攻之，举起“争民主、反独裁”的大旗讨伐，同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了。

此后，蒋介石统治集团越走越远、一意孤行，竟撇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于1946年11月召开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国民大会”，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彻底决裂。美国的智囊们由此认识到：中国大规模内战随时可能发生，美国若不撤退，将会直接陷入不祥的漩涡，由此还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尽管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新生的“共产政权”在中国出现，但去扶持一个“不足为谋”的蒋记政府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希望，可能还会招致更加惨重的失败。权衡利弊之后，只有“挟起黑皮包远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