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别名：《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是1950年2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就北京建设提出的一套方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市落入日本人之手。同年，日本特务机构先后聘请土木专家佐藤俊久以及山崎桂一着手制定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当时，他们在复兴门外规划了“西郊新市区”，其主要用途是安置政府机构以及不断增多的日本侨民群体。1938年，日本在北平设立建设总署。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12月19日，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出席城市规划汇报会。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二人携手完成了“梁陈方案”。“梁陈方案”呈递之后，各级领导并未明确表态。到了1952年，梁思成逐渐被边缘化，同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好转后，北京市政府要求都委会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53年初，都委会推出甲乙两方案，都将中央行政中心区设在旧城，甲分散为多片区，乙集中于天安门广场周边。都委会整合为丙方案提交“畅观楼规划小组”，该小组由郑天翔主持，抽调人员并聘苏联专家指导，编制《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于1953年11月26日报中央。1954年市委依国家纪委意见局部修改，提出修正稿，基本确定总体规划原则。

“梁陈方案”主要是关于中央行政中心布局和北京城总体格局的设计方案，要求保留原有的62平方公里的旧城区域，而另辟新区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对工厂、学校、商业区和居住区进行有机分配。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建议，一是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的理由，二是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三是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经济合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市落入日本人之手。同年秋季，日本特务机构先后聘请土木专家佐藤俊久以及山崎桂一来着手制定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当时，他们充分考量了风向、水源以及通向天津市的运河等要素，在距离广渠门两公里的位置规划出了“东郊工业区”；同时，将通州区列为重点发展的重工业区目标；此外，依据地形状况等条件，在复兴门外大概四公里处规划了“西郊新市区”，其主要用途是安置政府机构以及不断增多的日本侨民群体。

自1937年起至1943年这段时间，北京的“西郊新市区”在日本人的主导下历经规划与建设阶段，随后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由国民政府接管，并对原有规划进行了修订。如此一来，直至1949年时，“西郊新市区”已然初步具备了一个新兴城市的基本架构，而且在此过程中还汇聚积累了众多有关城市规划的理念与构想。

北京于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彼时，刚刚接管政权的北平政府对“西郊新市区”的建设事宜予以高度重视，且认定其应与北平日后的整体发展规划相互结合，进行统筹考量。1949年5月8日，由原国民政府北平工务局改组而成的北平建设局，召集了城内诸如华南圭、梁思成、刘致平、朱兆雪等一批建筑、工程以及艺术领域的专家，参与“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旨在集思广益，为北平的城市建设贡献智慧与策略。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叶剑英到场，再次强调“今天集中讨论一下西郊建设问题，免得老在北平城里挤”。同时到场的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也希望“各位把新北平计划一下，以日本人的计划为示范，建设东郊西郊新北平……近一两年来，西郊新北平荒废，希能提前一步建设起来”。

最后，建设局局长曹言行认真吸纳了专家们的各类建议后，开始着手筹备成立“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后续简称“都委会”）。该委员会旨在广泛招揽学者与专家，使其深度参与到城市规划的各项工作中，包括但不限于调查、研究、设计等环节，同时还要承担宣传规划理念以及指导计划落地实施的重任。梁思成获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华南圭也位列委员之席。在梁思成精心挑选的专家团队里，曾在英国跟随阿伯克隆比研习都市计划学的陈占祥，于1949年10月从上海市赶赴北京，担任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长这一职务，就此开启了与梁思成携手共进、共同推进北京“新市区”规划事业的征程。

1949年9月16日，应北平市市人民政府之邀，以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杰克·阿布拉莫夫为领队的17人市政专家工作组抵达北平，旨在协助研究北平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事宜。12月19日，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于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了城市规划汇报会。此次会议，北京市各部门领导以及都委会的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均出席参加。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在“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中，就北京的人口和地区规模、功能分区、行政中心区选址以及行政与居住房屋设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人口规模方面，巴兰尼克夫着重指出，北京作为首都，不应仅仅是文化、科学、艺术之城，还应发展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鉴于当前北京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尚属于消费城市，所以开展工业建设对北京而言势在必行。关于行政中心区选址，巴兰尼克夫主张将其设在城内。他提出，为避免未来城市外貌遭到破坏，不妨先对城市中的某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进行改建。例如，有着历史意义的市中区——天安门广场，因近期举办了阅兵式、新中国成立典礼以及人民游行等重大活动，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已然成为首都的中心区，与之相连的主要街道也得以明确。巴兰尼可夫具体建议，第一批行政建筑应布局在长安街南侧，即东单到公安街这一区域；第二批建筑安排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侧右边；第三批建筑则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从西皮市起，经西长安街街道延伸至府右街。并且，他还提议第一批建筑建成五层，第二、三批建成四层，同时强调建筑“外表要整齐，房屋正面可采用具有民族性的中国式样”。

苏联专家组共同呈递了《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这一文件，在此文件里，对于在日本人遗留的“西郊新市区”构建行政区这一设想予以了更为清晰明确的反驳，明确指出“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是不经济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依据苏联过往的经验来看，将新的行政房屋建设在现有的城市内部，于市中心那些尚未有建筑房屋的地段着手开展建设工作，既能够在经济层面达到较好的效益，又能够快速地实现政府机关的合理配置以及市内建筑的美化工作。由于旧城内已经具备了文化方面以及生活必需的各类设施与基础设施，然而“新市区”却需要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建设，如此一来，在“新市区”建设行政房屋显然是不经济的做法。此外，恰恰是因为北京这座城市本身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性以及极高的美学价值，所以在其内部建设高品质的行政房屋，能够“装点北京的广场与街道，进一步提升新中国首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

当日，建设局局长曹言行与副局长赵鹏飞进行总结时表示，通过全面综合的讨论，众人在巴兰尼克夫报告的诸多方面达成了一致看法，然而根本性的意见分歧主要聚焦于行政中心究竟应当设立在旧城区内，还是设置在“西郊新市区”。值得注意的是，曹、赵两位领导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与数月前政府急切想要在“西郊新市区”构建行政中心区的立场截然不同，如今他们转而“彻底赞同苏联专家的观点”。

梁思成和陈占祥并未妥协。会议结束后，他们二人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提出一个全面且能与之抗衡的方案。于是，在1950年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携手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份建议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梁陈方案”。梁陈二人针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在旧城建行政中心区经济合理这一观点，展开了逐步深入的反驳。他们率先指出，在旧城建设庞大的中央行政区存在极大的困难，因为旧城有着非常完整且系统化的布局，要将行政中心安置其中并非易事，更难以给未来的发展预留出足够的空间。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缺点。一方面，会使得旧城的人口密度进一步增加，从而引发大量的拆迁工作，这无疑会对古都的原有风貌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交通流量大幅上升，同时还会加大机关办公人员和居民住宅之间的通勤距离，给城市的运行和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负面影响。

梁、陈二人进一步阐述道，倘若回避集中建设行政中心区，转而选择在旧城中分散开来分片建造，那么这不但无法有效解决现存的问题，反而会滋生出更多涉及全市范围的难题。若依照欧洲传统的沿着街道建造高楼的方式，北京所独有的民族形式以及和谐统一的市容将会遭受破坏，而且办公楼也会直接面向交通噪音和尘土，极大地影响办公环境和城市形象。但要是将建筑压低至二、三层，并运用中原地区传统的院落部署原则，虽然能够保留一定的文化特色，可如此一来占地面积会过大，相应地，其住宅区域也不得不另行规划。经过这一系列繁杂且大规模的拆迁工程后，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是“行政中心依旧处于分散杂乱的状态，无法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各区域之间缺乏合理的联系与集中性，进而引发交通方面的严峻难题，同时也丧失了进一步拓展和发展的空间”。基于上述深入且全面的分析，梁思成和陈占祥郑重地提出了他们的规划建议：选定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特定区域来建设中央行政区，该区域恰好处于旧城和日本人规划遗留的“西郊新市区”两者的中间地带。如此布局的优势在于，既能确保与旧城维持紧密且有机的联系，充分利用旧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成熟的城市功能配套，又能够借助“西郊新市区”已有的一定建设基础，高效地规划和建设与之相适配的住宅区，从而实现城市功能的合理分区与协同发展，最大程度地优化城市的整体布局和资源配置，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梁陈方案呈递之后，各级领导并未明确表态，处于一种不置可否的状态。从1950年秋季一直延续至1952年春天这段时期，梁思成被卷入到各类运动当中，不得不频繁地在清华建筑系内部以及相关报刊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检查，目的在于深刻反省并努力清除自己身上所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而到了1952年的时候，在专业领域绝对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和指导已然演变成一项硬性的政治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梁思成逐渐被边缘化，基本上被排除在北京城市规划制定工作的核心圈子之外，难以再对北京城市规划发挥其关键影响力。

1952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向好，北京市政府对都委会下达了尽快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任务要求。1953年初，都委会积极响应，精心编制并推出了甲乙两个规划方案。这两个方案在中央行政中心区的选址上达成了一致，均设定在旧城区内，不过二者也存在一定差异，甲方案主张将行政区在城中分散布局为多个片区，而乙方案则倾向于将其集中设置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区域。此后，都委会对甲乙方案进行整合，合并成一个丙方案，并将其提交给由北京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主持的“畅观楼规划小组”，以供参考。该小组专门抽调了储传享、李准、陈干等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同时还聘请了苏联专家给予专业指导，经过深入研讨和精心编制，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并于1953年11月26日正式上报中央。到了1954年，市委又依据国家纪委的相关意见，对规划草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局部修改，进而提出了1954年修正稿，至此，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得以基本确定。

梁陈方案主要是关于中央行政中心布局和北京城总体格局的设计方案，要求保留原有的62平方公里的旧城区域，而另辟新区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对工厂、学校、商业区和居住区进行有机分配。该方案旨在通过有机和疏散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市各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从而缓解老城区面临的人口、交通和居住压力，将北京建成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其内容主要是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的理由；二是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三是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

梁陈方案的核心主旨就是“继承”和“创新”。所谓“继承”，是指该方案将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北京古城完整保存下来，以此彰显出首都深厚的中国古典风韵和古老相传的人文精神。所谓“创新”，是指该方案融合古典审美观念和现代建筑理念，以“有机”的方式解决城市功能整合问题，实现各要素的有序排列与合理布局；以“疏散”的方式解决交通堵塞和人口密集问题，通过中心城区的辐射和扩散加快城市发展。当然，这里的“疏散”并不等于美国模式的“摊大饼”，而是一种基于北京未来发展前景的有序布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北京人口不过140万，而“梁陈方案”就勾勒出了21倍于旧城区的新首都，致力于解决城市单一中心发展模式带来的布局混乱、人口膨胀、土地紧张、资源紧缺等问题，这需要具有判断力和超前性，以至后来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吸收的合理成分，但在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终被否决。

梁陈方案未被当局完整采纳和实施，最直接、决定性的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决策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在这两个大前提下，历史学家们还列出其他一系列因素，概括起来有三种。其一，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政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为了集中有限资本发展工业，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楼堂馆所建设，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等因素，因而不可能，也没有财政实力在郊区大兴土木，修建中央行政中心。其二，在发展工业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政府对城市的其他功能重视不够，尤其轻视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其三，在空间格局上，经过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新中国的象征，是北京城市空间的绝对中心，再加上党中央和中央各部委都已进驻旧城中各个地方，行政机构分布格局很难再改变。

探析“梁陈方案”对中原地区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历史古城保护是“梁陈方案”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影响最重要的内容和思想，并且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及政府层面的肯定。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的工作框架和规划条例等：从历史建筑、历史街巷，到整个历史古城、古镇，这多层次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核心思想和内容基本上都是梁思成先生提出的，延续至今。我们在这里不再多加赘言。其次，“梁陈方案”中关于大城市未来发展的科学性、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等方面亦对中国现代城市化道路的探索有很多启蒙性影响，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众多城市建设发展影响意义深远。本章内容即从首都规划建设、历史古城保护、城市疏散发展等三个方面探析“梁陈方案”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并相应地选择北京、苏州市、深圳市三座代表中国现代城市化发展的城市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