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蕾，
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纪录片女主编，1991年
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
吉林广播电视台工作。1995年11月正式加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2000年进入新成立纪录片栏目《纪事》任编导，2004年开始担任《纪事》主编，现为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纪实副制片人。
副制片人
邓蕾工作近二十年来始终坚持从事纪录片的创作，拍摄短纪录片百余部，长纪录片数十部。参加了
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2003年抗击非典、神五神六飞天、《
焦点访谈》十周年、
中国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等许多大型特别节目的制作，制作的特别节目《敢问苍穹》《非凡21小时》等节目获得了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以及纪录片学会颁发的当年度纪录片金奖。
代表作品
《责任》
《焦点访谈》十周年特别节目
《被告》
《转折之战》
《敢问苍穹》
《非凡21小时》
《孩子的世界》
《记录中国》总编导
采访邓蕾
2005年7月21日下午15点到16点，
中国中央电视台《纪事》节目制片人
刘鸿彦、主编邓蕾、编导李冰琦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畅谈纪录片《你好 皇马》和《再见 皇马》的制作过程。《纪事》栏目从2003年开始至今持续关注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在皇马再度来华之际将于7月23日、7月30日推出这两集长达45分钟记录片。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小马：大家别着急，我们聊天刚刚开始。下面给网络电脑前的《纪事》迷说一下，问一下主编邓蕾和编导李冰琦，你们都是球迷吗？
邓蕾：我算是半个。对我来说我就是喜欢看球，而且这么多年我们组做足球节目，都是我们三个做的。我做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对足球比较了解。
主持人小马：为什么当时没播？
邓蕾：当时皇马来我们方方面面都关注了。除了真正的球迷之外还有追星族，他们都是冲这
大卫·贝克汉姆去的，或者是
路易斯·菲戈去的，冲着他们的外表去的。还有一些足球的业内人士，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思考。还有媒体，球员，包括像红塔的球员，还有教练，还有工作人员，就是说参与者、旁观者、关注者应该说是这几个层面。我们等于是几台机器都拍到了。应该说当时媒体记者非常多，但我们有自己的视角，拍摄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小马：等于是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访华现象的大综合。如果当时能播出，你们会选择哪几点让观众看到？
邓蕾：可能是这样，还是有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皇马本身来是一个现象，我们肯定要加以展示。现象背后会反映出很多东西，其中就是说有关于足球的，也有很多跟足球无关的，我们跟足球有关的关注了，但更多是跟足球无关的，就是商业现象。既反映了现在社会时尚的东西，也反映了中国国情很多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在跟他们的沟通上，在商业的运作上，商业是否成熟或者是中间很多为了挣钱而采取的一些合法甚至是其他的手段，这些都有。等于说是我们拍摄的是从足球切入的，但我们拍的是一个更大层面的东西。
网友：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片子里是什么样的分析？
邓蕾：先说第一个，追捧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现象。因为足球应该说是一种时尚，而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足球这东西很复杂。我们几个人其实是做足球做了很长时间的，01年的时候中国队刚刚出线的时候做了一个四集的片子，当时
刘鸿彦是总导演，包括这次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改革，李冰琦做了三集的足球，连续在一个阶段之内我们持续关注中超改革的现象。除此之外，包括球迷我们都拍了很多的足球节目，可能我们本身也是球迷，我们对足球也很关注。我的意思是说足球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复杂的东西，所以这种复杂性也可以用在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身上。很多人喜欢皇马是出于很多的东西，比如专业人士喜欢皇马，比如喜欢
齐内丁·齐达内，或者喜欢
路易斯·菲戈，喜欢他的组织，或者喜欢
大卫·贝克汉姆的跑动，但对追星族来说可能喜欢的又是另外一种东西，真的是偶像式的崇拜。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不仅是体育项目了，更多的是时尚。而且里面所包含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有梦想或者是宣泄，或者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复杂，皇马现象也是这样，这种复杂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东西。但对于参与者来说，除了球迷之外，更多的是一个挣钱的东西，不要把它看作是一场专业的比赛，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商业场所，这是我们最后观察到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像
刘鸿彦所说，我们《纪事》栏目是想成为思考者、观察者、记录者。我们把我们观察和记录到的东西都放在了片子里面，有顺序的、有结构的、有系统的、有节奏的都放在里面了。至于思考的东西是共同的，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思考呈现出来的，但只是代表我们个人，更多的思考是通过我们的记录和展示留给大家。
网友：作为女性编导，在后期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感觉特欣喜的内容是什么？
邓蕾：其实欣喜的范围可能很广泛，我从东方时空到《纪事》已经10年了，欣喜需要去酝酿，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理解。今年
国际妇女节的时候我写了一些关于我拍过的女性的文章，然后
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把我叫去了，也是聊关于女性编导的话题。事实上不知道这种回答能不能让网友满意，就是说这种欣喜我是很疲惫的，因为你在创作一个片子的时候是需要有激情的，就像刚才李冰琦讲的，你要有热情才有投入，有投入才有专心，所以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创作片子的时候是需要有激情的，如果保持十年的话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我个人认为还在保持者激情，包括欣喜。昨天我们熬夜的时候还在讲这个话题，其实我还是挺爱编片子的，看到片子不断地呈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欣慰的东西在，这个东西已经很习以为常了，更多的可能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疲惫，要在疲惫当中不断地提炼，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小马：三个电视人从很早以前就做纪录片，纪录片的疲惫和做别的题材有什么不一样吗？
邓蕾：非常大的不同。我用一个细节来做，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另外一个栏目《新闻会客厅》在一个机房，他们是日播的节目，他们每天的编导都在换，每天都是不同的编辑在编，然后责编都在每天换，他们很少熬夜、加班，但偶尔也有。昨天他们的策划跟我讲，邓蕾我发现，不论我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周末的节目，不论什么时候来，你们的机房永远都有人在。我不知道这个情景能不能说明纪录片的东西，你获得一个东西，可能你在演播室里你问嘉宾让他去说就可以了，但我们的获得是要费很多的周折。
主持人小马：如果想把纪录片做好，首先一个对社会或者是对人的热情和责任感，好奇心也要有一些。
邓蕾：对，好奇心一定要有。
主持人小马：都心这么累了，怎么撑着？靠什么？
邓蕾：我们的老制片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其实做纪录片跟做人有非常大的关系。当时我来的时候跟我说的。现在回过头来想，说靠什么撑着，其实一部分是
惯性，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像朝九晚五上班一样。还有就是品质的东西。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栏目去看一看，大家的心态、大家的品格，搞纪录片的人你可以很迅速地感受到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这可能是我们必须沉下来，必须让自己有相对的冷静的心态。前两天我和刘鸿彦写组里的总结，我们组里好多人都干了十多年了，就说大家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可能说起来很大很空，但我们自己的体会很深，这种职业道德和操守无时无刻不约束这我们，但如果说来自于什么动力，养家糊口，这真的是次要的，很多人是因为热爱才从事。
网友：怎么样在浮躁的大背景下制作纪录片？怎么样能够不被比下去？
邓蕾：我们自己有一个目标，然后不断调整自己，延着这个目标往前走，其他的干扰要尽量排除。
刘鸿彦会做很多工作，他让编导只是做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不用他们来做，我们会把其他的减少到最低。
主持人小马：说到这些我有一个问题，假设一个前提，你们拍的东西肯定有人买或者有地播，你们会不会选择去做一个自己想做的节目，而不在一个栏目里走中间道路？
邓蕾：我想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栏目可能大家也看过是以《纪事》作片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你说的东西我们事实上正在做，因为很多生活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我们至少有一个平台，而且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出自己大部分的潜力也好，热情也好，或者是创作的激情或冲动也好，已经可以了。比起很多真的很喜欢，但还走投无路的人来说真的很幸运了。
《线上故事》采访邓蕾电视幕后
线上故事版主：邓蕾文章中有句话特别让人心动：女人，她存在过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梦想故事的发生地。女人有梦想，尽管这些梦想有时候是那么的脱离现实，但有比起没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纪事》主编邓蕾：我觉得其实梦想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我自己从做电视的时候开始，所有的梦想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遥远，而且很不现实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梦想它支撑着你走到今天，而且梦想累积起了你的品质和你的精神财富，所以我觉得有梦想当然是好事，这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我特别希望的是，如果我们活到40岁、50岁，到老年还有梦想的话，那我想我们的人生还是很丰富的。
小甜甜10：邓主编，请问《纪事》有没有做过女性话题的系列报道、特别节目之类的节目呢？在您心目中最有时代特征、有代表性的女性是谁呢？
《纪事》主编邓蕾：去年三月份我们推出了一个系列，就是《变形记》，因为当时《纪事》节目是20分钟一期，《变形记——张静》是四期，《美人制造——郝璐璐》是两期，这个节目在当时的女性报道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年我们也想推出一个女性报道，主要想在心理、沟通、家庭暴力等方面做一些探讨，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节目还在制作当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至于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我个人可能会是希望这种具有时代特征和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她身上含有一些传统与现代交织，甚至斗争的一种典型。
小甜甜10：女性话题绝对是一个可持续系列报道的话题，家庭和工作压力的同时，需要电视节目报道一些优秀女性生活与家庭间如何调配处理的纪实事例，让大家学习与
减压病。
《纪事》主编邓蕾：说老实话，所谓优秀女性，肯定是在某一方面优秀，要在所有的方面优秀有些不太可能，而且就我个人的体会，事业和家庭和个人生活之间是永远存在矛盾的，看你在某一个时期最需要的是什么，只能靠着这样一种调解力去对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至今为止没有看到哪一个人把这几个关系处理得特别好。
楚巫风1：《纪事》应该做一些系列节目，像《发现之旅》一样，这样才能打动观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计划。
《纪事》主编邓蕾：感谢你的提议，这也是我们想到的，昨天我们还在开会商量这件事情，慢慢的你会发现在《纪事》栏目当中会有你所期望的东西播出。
过来看看：你们节目的选题主要来自那些途径？
《纪事》主编邓蕾：很多，大多数选题是经过我们策划后才开始拍摄的，至于途径，有报纸、杂志、其他媒体、亲朋好友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等都可能成为我们拍摄的内容。
杜松8：我非常喜欢《纪事》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样的栏目。请问，你们是如何从诸如隔壁大妈、张家二婶这样极普通的人物中挖掘闪光点来吸引和打动观众的？谢谢！
《纪事》主编邓蕾：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身上和生活中都有可向别人传递的故事、感受、品格、以及生活态度，只是看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挖掘罢了，所以其实从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片子的主人公，至于说大具体的操作，这可能需要一种思想的沉淀，一种能力的积累，包括对纪录片这种创作形态的比较深入的了解。
城市之光
2010年4月24日，中央新影摄制的世博会官方电影之《城市之光》参加了第十七届大学生电影展映活动。影片放映后创作团队现身活动现场，走到台前与大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观众] 各位主创，你们好！欢迎来到
北京师范大学。看过影片我觉得非常震撼和宏伟，并对拍摄过程非常感兴趣，想问问在拍摄中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邓蕾] 对于前期的拍摄我比较有感触，我做电视片比较多，电影的拍摄是第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跟电视比起来，电影创作的含量比较大，尤其是影像的魅力，它会让你在整个过程中忘却很多自己觉得困难和难以克服的东西。对我自己而言，这种创作是颠覆性的，是电视无法取代的。我们以前经常见到那种小众的纪录片，拍摄得晃晃悠悠的，光线也不太好，主题都是
非主流的一些东西，这些片子在纪录片中占了不小的比重，我希望《
城市之光》能给观众们开拓一个新的视角。
[观众] 我刚才看到影片中有
江南造船的拆迁片断，想问一下导演
上海市有没有具体的规划来保护它以前的建筑？
[邓蕾] 就拿江南造船厂说，在拆与不拆，怎么拆的问题上有过一个阶段性的讨论。江南造船厂大家都知道，它是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前身，有145年的历史，它本身承载的文明，记录的历史都有非常有意义的。一开始确定全部要拆除，后来有人提出了与你一样的想法，现在是造船厂拆除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拆，工厂移出去了，变成了江南造船厂博物馆供大家参观。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上海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
[观众] 请问导演构思影片时想展现的
上海市特色在哪里？请谈谈电影的主题曲。
[邓蕾] 我觉得把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更作为一个媒体和平台。影片中不仅仅是上海，还有很多的城市，我们的表达是很含蓄的、很委婉的。如果说要定义出上海的关键词的话，我们也曾经想过，像传奇上海、风情上海、怀旧上海、现代上海和崭新上海，但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是世博会即将到来的上海。
邓蕾文字
《关于陈虻的记忆碎片—邓蕾 》
用范铭妹妹的一句话说：
失语症得太久了。原因很多，不想一一赘述。而此刻提笔，是因为无法不写。一个特殊的师长和朋友的辞世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只有将心里积压的东西倾出来一些，才能让凌乱的情感稍稍理顺，才能以平静的心境迎接新一年的迅速来临。
——序一
从
陈虻辞世开始，
武强县数次和我说一定写点什么。其实我此刻的心态还是凌乱、思路还是不能完全集中，而关于陈虻，想写的话题却千头万绪。本想拒绝，却又不敢缺席这场特殊的悼念，只能随手写起，任思绪泉涌，好在所到之处，都是记忆的痕迹，都与陈虻相关。
——序二
陈虻走后五个小时，我受命制作关于他生平的片子。
我想，应该没有谁比我更适合来做这件事。从1995年加盟《生活空间》开始，我始终在他的麾下，十三年来几乎从未离开。我创作的所有理念、技巧、经验都源自他的训练与熏陶。
上午八点多钟开始，他的照片，被老《生活空间》的同事，被原来的部门，被现在的部门，被所有的收藏者陆陆续续地送过来。
他曾经留下的影像和声音，被我们从网上、从记忆深处，一点一点地搜索出来。
然后，我开始将所有的素材迅速整理，织罗成片。
坐在编辑机前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办法让自己平静。每一段素材，都会让我深深地陷入难以自拔的回忆中，当他的音容笑貌出现的刹那，总是不能控制地泪流满面。那宛如昨天一样清晰和熟悉的举手投足，必将从此不再。伊人远走，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挽留、所有的无奈，都需从今日开始，慢慢沉淀，悄悄封存，然后，锁进记忆之河——纵使，他是那个改变了我生命轨迹的人，那个重新书写了我命运年轮的人，那个帮我找到职业信仰的人。下午，
庄殿君过来看我写好的解说词，看上几行字，便会红了眼眶，说上几句话，便有哽咽之声，他讲起
陈虻在《观察与思考》栏目时的故事：其时正年轻，才思敏捷，许多节目在那个时代都曾经有过特殊的意味。他让我再去问张步兵和叶小林，那都是曾经与陈虻并肩战斗过的同事。又去和步兵聊，步兵的记忆在那一刻是如此清晰：陈虻做过许多节目，他创作的高峰时期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陈虻最大的特点是善于观察和分析，《迟发的报道》原本是一个以正面宣传为采访起点的选题，而陈虻在前期调研中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往事谈罢，我们都想再说点什么，许久，我对步兵说：以后你少抽点烟，保重身体！他点点头和我说：彼此彼此！
还有几盘
陈虻讲课的带子，本想在其中挑选几段同期，实在没有办法冷静地倾听和纪录，我把带子给了鹿敏，让她帮我整理。一会，胡珩过来告诉我：鹿敏正在对编机房里，戴着耳机，一边看素材一边流泪……
片子一直做到24日早上七点多才完成。一个十五分钟的节目，我从没尝试过需要做这么久。那天夜里，
毕福剑、高伟、陈竹强等人为陈虻守夜。我数次走进南院的追思堂，看着他的照片，想在留言簿上写句话，却又数次驻笔。此刻真是隔世相望，他的面容仿佛沉思、又仿佛想要倾诉，我总是觉得他随时会走过来和我说话：老邓，怎么着，咱最近身体还成罢？回家睡了会儿，从
陈虻离开至此已经差不多二十几个小时没有睡过，却一点也不困，闭上眼睛就是陈虻一边抽烟一边审片子的样子：他很投入，什么样的节目他都不敷衍；他很专注，他会记得那里面所有镜头的景别，解说词里微小的用词差异；他很感性，看片子时非常容易流泪——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时
刘洪波做“V”字手势时的表情、老红军讲述
长征中关于生死瞬间的经历、中国律师在对日诉讼中的激动与无奈……中午，戈平借到了更多的带有陈虻影像的资料带，资料中，陈虻的角色不断变换：编辑
陈虻、撰稿陈虻、摄像陈虻、制片人陈虻、总制片人陈虻……早期的带子已经脱磁，许多地方有划伤，像是一圈圈岁月的年轮，划过一个人在他钟爱的工作里全情的投入与付出。把所有的素材加进去，又改了一版片子，等孙正做完音乐，又是将近凌晨三点。坐在那里，一个人把片子看了又看，每一个场景，都能勾起自己一段长长远远的记忆。在历年来数次填写的各种人事表格里，我的推荐人一栏填的名字一直都是陈虻。
1995年春天的某一天，在东北长春，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那边说：我是陈虻，我刚看了你参加全国评奖的一个节目，你是否愿意将它改编成一个六集的《生活空间》？我说：好啊好啊。在电话中聊了十分钟后，
陈虻说：我在想，在做完节目后，你是否愿意加盟《生活空间》？
我说：好啊好啊。
这一个电话，让我在一个星期后踏上奔赴北京的路途，也让我在半年之后，正式辞去了自己原来的工作，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让我从此安家在北京，在这里开始自己生命的新旅程，让我所有的过往与未来一刀两断，让我成为陈虻无数的弟子之一，让陈虻成为我做人与做片子的信仰。
我至今保留着刚刚到《生活空间》时陈虻的审片纪录——我的第一个片子，陈虻审了八版，从转场的手段，讲到镜头长短的语义，讲到景别的意味，讲到采访的控制……从那之后至今，只要
陈虻审片，我能倾听时绝不错过；从那之后至今，一种心态由此延续：无论是什么节目，只要是陈虻来审，那份心态，永远是忐忑与期待并存，纵使后来的某一天，他对我说我的剪切功力已经纯熟，纵使我自己也开始审看别人的节目，但是，只要是陈虻审片，我的心情从未改变。《生活空间》栏目在
台北医学大学的校园里工作了很多年。那时，很少有人开车，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会偶尔在校园里散步。在那里工作的第一年，我常常被陈虻骂哭，所以
毕福剑至今还记得，很多次大家一起往外走，他一回头，就能看见我一个人一边路过灿烂的
桃花，一边不断抹着眼泪。后来，他和刘鸿彦特地去找
陈虻说：别老那么狠地说邓蕾了。再后来，陈虻很认真地告诉我：我决定改变对你的态度，因为我越是严厉，你越是不自信，你这样性格的人，大概用鼓励的方式更有效。再再后来，陈虻忽然对我说：我发现你出来了。——出来，就是说，我摸进了创作的门槛。
很长的时间里，从不期待陈虻的称赞，但是，只要审完了片子，他愿意坐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内心就会有一种宁静、一种成就感。最怕的是看完了之后，他一言不发，然后扔下一句：就这样罢，合罢！那是意味着，陈虻放弃了——他放弃了，说明这个片子已经改不出来了——因为
陈虻是能从你做好的成片中厘清你所有的素材并读解到你前期的创作状态的，他放弃了，说明你从前期开始就走错了路。每到这时，我会锲而不舍地央求他：求求您还是说说罢，我再改一版试试！陈虻通常会叹气，皱眉，然后，无奈地从头讲起。陈虻的那句“做片子先从做人开始”的话，很多人是从他的采访中读到的，而我，是从与他共事十几年当中慢慢体会的。刚到《生活空间》的我，嚣张、浮躁、自我，陈虻指出片子的问题时我总是着急辩解：没拍到那个镜头是因为没有带子了，没写上那句词是因为拍摄对象不让说，状态留得不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现场氛围……开始的时候
陈虻耐心倾听，直到有一次，在我正急急解释的时候，陈虻轻轻说了一句：你的片子不是只给我看，你是给所有的观众看的，你能把所有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听吗？
那之后，我学会了不再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我讲话的语速快，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很多时候陈虻说话的空档时我会插空将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晚审片，在我又在忙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陈虻说：其实你一直没在听我说什么，你之所以听我说话，是要想办法找到我的断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这是倾诉的另一种方式。
那之后，我开始学习倾听。
…… ……在我之前，在我之后，数个编导被他这样地训练过，有的人当时就悟了，有的人则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日。我大概属于那种后知后觉者，所以，在他离开后，我在心灵的疼痛慢慢渗开慢慢深入的时候，才能梳理清楚，
陈虻这样一个人，对于我做为一个个体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因为认识了某个人，而使自己命运的轨迹为之改变。陈虻对于我来说，是这样一个人。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些时刻，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踌躇满志，又茫然四顾，然后，会因为某个人的引领，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这个人，会成为自己信仰的一部分。
陈虻对于我来说，是这样一个人。
遗体告别后，忙完所有的细节，回到家中，已经是傍晚，我躺到床上，开始昏睡。
梦中还是有
陈虻，还是在审片，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永久画面，似乎是他之于我成长的一个符号。我一直很排斥他生病的事实，即使在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的时候我仍然坚信他会康复。我很高兴自己在他生病后没有在他面前流过泪，在他可以清醒地看见我的最后一眼里，我是笑着向他挥手道别的。此刻，我也常常恍然地觉得他还活着，机房里隐约传来他审片时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语声，那是他的传承，他留给所有人的记忆与财富。我做了主编后向他抱怨过不能像从前一样专注单纯地拍片子时，他鼓励我说：你有了更大的平台，这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放大，是另外一种创作的方式。如今，我在想：在他远离之后，他所有的智慧与灵感，他曾经的思想的火花、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认知，我们能传承多少？我们能体会多少呢？
24日那天到家已经是后半夜，和老公说起
陈虻走后前来悼念的人们，老公一边听着一边说：这是陈虻应得的，他毕竟是中国一种新形态的电视栏目的原创，而且也是《东方时空》的缔造者之一。我有点意外于老公的评价，因为我极少和他说起陈虻，因为老公的专业是体育，对纪录片知之甚少，他说，他看过
孙玉胜的那本《十年》，里面有很多段落说到过陈虻，而且陈虻去体育频道那边讲过课，他们那边的很多人至今提起还津津乐道，说他的才思敏捷，说他的妙语连珠，说他的睿智与敏锐，说他注定是那种让人即使有一面之缘也过目难忘的人。
刹那间突然有种莫名的欣慰。
慢慢地平静，然后，从头梳理，再去写与陈虻有关的文字罢。像做陈虻生平的片子一样，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累积出点滴的片段。忽然想起年初陈虻审片时我当时写在解说词里的一首诗：
音乐和咖啡一样
诗歌和流水一样
你的心情和道路一样
你我之间的距离
和生命一样
陈虻说，诗写得好，问我好在哪里，没等我回答，陈虻自己解释：那是因为，生命可长可短、可远可近，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早已经被科技拉动得无限接近，但是心灵却仍然可以相距千山万水。
而此刻，我们的生命却已经阴阳相隔，两世相望。
就此驻笔了。很多朋友问我陈虻的墓地会设在哪里，除了那个物理空间上安放骨灰的地方之外，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会给他留一个位置，以供放不同的祭奠、不同的思念、不同的回忆。
以及，关于生命质量的不同的理解方式。
参考资料
转折之战.www.cctv.com.2019-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