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本尼迪克特的父亲是一名顺势疗法医生和外科医生，母亲是一名学校教师。父亲在一次手术中患上了一种未知的疾病，导致他过早去世。她在幼年时患上麻疹，导致部分失聪。她对死亡有着早期的兴趣，四岁时，她被带去看望一名刚刚去世的婴儿，她称之为她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

高中毕业后，本尼迪克特和她的姐妹进入了圣玛格丽特女子学校，一所大学预备学校。

她们成功地进入了瓦萨学院，本尼迪克特在那里蓬勃发展。

她于1909年与姐妹一起毕业，主修英国文学。

毕业后，她接受了一位富裕学院董事的邀请，前往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全免费旅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本尼迪克特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和教书。在此期间，她对亚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她后来选择成为一名工作中的人类学家产生了影响。

在她的第一年教书后，她回到家乡农场，与斯坦利·罗西特·本尼迪克特相遇，并接受了他的求婚。

1918年，这对夫妇开始疏远，斯坦利受伤后想要远离城市，而本尼迪克特对这种生活并不满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本尼迪克特曾在布林莫尔学院进行讲座。然而，二战使她的注意力转向了人类学的其他领域，她的讲座从未完整呈现。

战后，她专注于完成她的著作《菊与刀》。

她在1947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她在战后继续教学，并在去世前两个月晋升为纽约大学的全职教授。

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乔治·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法兰兹·鲍亚士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该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美洲原住民、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混合物，但她的种族主义主张比较隐蔽。著作以《一力文库·图文经典：菊与刀》和《文化模式》为代表，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

鲁思·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1949年初被译成日语，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并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

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

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美国人类学协会设立了以本尼迪克特命名的年度奖项。本尼迪克特奖设有两个类别，一个是单人著作，一个是编辑著作。该奖项旨在表彰“从人类学角度撰写的关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主题的学术著作的卓越贡献”。

1995年10月20日，美国邮政部发行了一枚以本尼迪克特命名的46美分邮票。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本尼迪克特学院也以她的名字命名。

2005年，本尼迪克特被纳入了国家女性名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