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子（1913—1968），亦作罗叔子，名叔，别署范球、崇艺，室名无华。民国二年癸丑十二月十三日生。新化县人，著名美术史论家、篆刻家、书画家。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中国美术学院），擅长篆刻、书画、美术理论，同时兼擅书法。曾师从马万里、潘天寿学艺，深受前二者以及徐悲鸿、黄士陵影响。其篆刻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被张友宪、朱光耀教授等后人称之为“罗氏印风”。其书画表现出的才情有宋元以来杰出文人画家所特有的标志，无论意境、笔墨、图式均显示出过人之处。

罗尗子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罗定彩夫妇勤俭持家，慢慢有所积蓄，成为当时地方上比较富裕的家庭。正所谓：“富不读书富不长久”，罗定彩老先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培养，男子才艺双馨，女子温文贤惠。罗尗子父亲罗醉白毕业于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现湖南大学，时李达等人也从这里毕业外出日本留学），后留学日本。从日本归国后，受先进民主思潮影响，响应时代对人才的需求的呼声，罗醉白在村里创办了石冲口完全小学（现石冲口镇中心学校）并担任校长兼任教师。罗尗子伯父罗夷白受湖南省布政司委派留学海外，专攻财政，学有所成归国后，积极回报家乡，担任新化县财政局长多年。两位堂兄也是青年才俊，罗夷白长子罗特夫年少时便考取黄埔军校，为第19期学员，罗夷白次子罗卓夫参加工农红军，表现突出，解放后曾任首都医科大学总务长。从罗尗子的家庭背景可以看出，其家中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家以及社会责任的感的教育，这无疑对罗尗子的一生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罗尗子，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篆刻家、书画家，其中篆刻才能最为突出。

1919年，时年七岁的罗尗子随父亲在石冲口高小读书，六年后顺利毕业并考入新化县第一中学。从新化一中毕业后曾在石冲口高小任教八年，时罗尗子父亲年事渐高，想将学校交给尗子管理，但罗尗子志向很高，毅然决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放弃其父安排的校长职务，加入到革命行列。然而，革命年代，风云变幻，身为地下党员的罗尗子受到打击，被捕入狱。情况危机，其父亲、伯父得知消息后，找到时任省参议员的曾凤光（新化县维山乡人），曾凤光对罗尗子的才能早有耳闻，受曾凤光青睐，特亲笔写下书信，送达新化，尗子得以释放，随后按曾凤光的安排与其见面，曾凤光深感时代所迫，交代罗尗子出走永不回乡，以免伦难。这样，罗尗子才得以死里逃生。按照曾凤光的交代，罗尗子走水路从邵阳市出走，只身前往广西桂林。从此，尗子开始了一生的漂泊。

不知何故，罗尗子辗转到重庆市，在此期间，曾在古董文物商店做小职员，生活十分艰难，以至于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最后吞服黄藤自杀，吉人自有天相，后被救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罗尗子随后（194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马万里等人创办的广西桂林美术专科学校，在校期间，深受马万里的赏识，尗子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勤于学习篆刻、书画，取得了骄人的进步。1944年日军南下，造成举世闻名的“湘桂大逃亡”，罗尗子也在其中，随后又回到重庆。1945年，罗尗子以首名佳绩考取时设盘溪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当时考题为黄杏枝头春意闹）。1946年随校前往杭州市，并拜郑午昌（浙江县人）为师学习山水画。1948年，罗尗子以优异成绩从时设杭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同年，与同窗好友前往大连市担任大连旅大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1949年，离家漂泊近十年的罗尗子与肖前榆女士完婚，后育有一男一女两孩子。受当时时局影响，罗尗子带着一家人来到苏州市，在苏州铁路中学任语文教师并兼任教务主任多年。1952年10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于无锡成立南京艺术学院。1955年，罗尗子被聘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讲师，主讲“中国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课程。1958年至1959年，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先后更名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1959年，罗尗子被聘为南京艺术学院讲师。1955年到1959年四年任教时间，罗尗子先后在《人民美术》、《国画家》、《江海文学》、《文物参考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约四十余篇，大多为文字一万字以上的专题论文。由此，尗子先生的创作力可见一斑。

1961年，罗尗子跟随陈之佛（浙江余姚人）进京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1962年1月15日陈之佛因病逝世，此书主要由罗尗子在原先基础上完成。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时局大变。1964年，罗尗子与众多教师被安排到海安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罗尗子等文人志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牵连，而对尗子的指控是其光着身子在家中吃西瓜，随后便被捕进入“牛棚”中进行改造，在“牛棚”中，罗尗子坚持篆刻等工作的进行，其最后的作品、刻刀以及印蜕全部交给了好友张道一（东南大学教授）。对祖国前途担忧、对民族命运担忧的尗子，无法忍受这巨大的痛苦，于1968年自缢于古林公园的一片小树林里，结束了他孤寂苦闷的一生。

罗尗子在年少时便显示出篆刻方面的特长，罗尗子年少时，曾为老家的曾祖母以及一位同乡老者篆刻碑文，这两块墓碑现今仍立罗家祖坟上，其上字迹清洗可辨，其字“上称下载”，疏密均匀，颇似唐˙《褚遂良孟法师碑》中的手法。

南京印人孙先生这样评价罗尗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金陵颇有建树而饮誉全国者首推丁二仲，五十年代之佼佼者是罗尗子。”罗尗子治印才能可从其篆刻的《张道一》一印中窥得一二，“一”字难刻，众所周知，可罗尗子先生在处理时，将“道”字的走之底有意向下拖了一个尾巴，与“一”字相照应，运筹巧妙，令人不禁为之折服。

建国后，罗尗子为西泠印社理事及江苏省书法印章会理事，其篆刻更是声誉日盛。他所著论文《印章起源及其演变》(1961年《江海学刊》)、《试论“西四家”的篆刻艺术》(《西泠艺丛》第二期)显示出过硬的学术水准，深受同行们的肯定，罗尗子留下的印章并不多，由黄惇、晏西征主编的《无华盦印存》为目前我们仅见的作品集。

罗尗子1968年于金陵黄瓜园然辞世时年仅55岁，故而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因其早逝，他应该并没有形成独立鲜明的个人风格。如南京已故印人秦士蔚在看了罗尗子的遗作后云：“偶从王道云同志处假阅罗尗子先生遗作——印章小册，觉伊虽涉法黄山而未尝扬泥，其中自由独创之处，调高在此。惜短命死矣，否则将末造就又何可限量哉。”秦士蔚认为，罗尗子篆刻虽然有独创之处，但却是“涉法山而未尝扬泥”，此种说法可谓很有代表性。罗尗子在篆刻方面曾从师马万里、潘天寿等名家，黄士陵的风格也对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罗尗子在篆刻方面还是有自己的风格所在。

黄惇教授云：“历来标志一名印家成熟风格的作品往往也就十数方，而罗尗子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已有十多方令人拍案叫绝(《六十年代》、《石头夏》、《江山如此多娇》、《换了人间》、《陶冶》、《一百工也》、《左手书画》、《庐继起迈先行》、《西州老民》等)”这显然足以说明他已形成了自己个人的成熟风格。

江苏大学朱光耀教授认为：尽管罗尗子令人惋惜地过早的离世，但说其尚没有形成自己的印风也不尽然，尤其是将其置于黄士陵的烛光阴影中，此对长眠中的罗尗子也是不公正的，受建国后那段特殊年代的局限，罗尗子的印风显然还不具备成为一个派别的追随群体和影响力，故而我们不妨将其名为“罗氏印风”。

朱光耀教授认为：“罗尗子在绘画上的才艺是多方面的，花鸟、山水以及指画均擅，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然惜其早逝，未能字绘画上走得更远。”

一般认为写意花鸟对用笔的质量和表现力有着更高要求，而精于篆刻者往往又深谙此道。虽然罗尗子有着多元师法途径（马万里、潘天寿、陈之佛、徐悲鸿等），但其始终坚持自己个人的风格取向——金石味较淡，卷轴气息浓厚。

罗尗子的外甥晏西征藏有一副罗尗子所绘的《松图》，图中一株老松由左向右上延伸，图上伫立着一只老鹫，约占去半个画面，鹫的头部以浓墨写出，造型简练准确，显示出作者对此类题材在技法上的驾轻就熟，而鹰脖子以下的部位则以含水量极大的淡墨泼染而出。在此类作品上，朱光耀教授认为：“在笔墨上潘天寿以拙见长，罗尗子则贵在轻巧。在气息上，潘天寿以霸悍的气魄独领风骚，罗尗子则以风姿意趣胜人一筹。”

罗尗子青年时在家乡时也创作了部分作品，罗家人一直将这些作品保存到九十年代初期。由于罗家人缺乏对罗尗子先生的了解，以及受对画作欣赏水平的局限，罗家人在九十年代初期将其早期作品化为灰烬，其中有巨幅《孔雀开屏图》也未能幸免，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罗尗子的代表画作有《江山无尽》、《松鹫图》、《鹫图》、《鹰》、《双栖图》、《腊嘴葡萄》、《兔》、《荷》、《双鸡图》、《花鸟》、《雨过》（指画）、《太湖渔舟》等。

罗尗子美术理论主要撰写时间为1955年至1963年的八年。八年间完成的相关著作有：

《北朝石窟艺术》（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

《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选》（与余希宁合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顾恺之研究资料》（与俞剑华、温肇桐合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桃花坞年画》（与刘汝醴合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1961年版）；

《中国院画录》（不详）；

《中国院体画》（不详）；

《中国工艺美术史简编》（与陈之佛合编，1963年文化部通过采用）；

《中国纹样史》（不详）；

论文方面，据林树中先生统计约有五十篇，均为一万字以上的专题论文，比较重要的有：

《北宋画院与郭熙》（《中国画》1958年创刊号）；

《中国山水画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江海学刊》1961年第5期，后被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转载）；

《印章起源及其演变》（《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

《中国人物画表现方法的演变》（《江海学刊》1962年第8期）；

《中国人物画的理论依据》（《江海学刊》1963年）；

《试论“西泠四家”的篆刻艺术》（《西泠艺丛》第2期）；

其他的则有：

《洞庭东山紫金庵古塑罗汉考察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杭州五代宋元石刻造像复勘的一点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南京栖霞山舍利塔》（《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学而不思则罔”》（《美术》1959年第9期）；

在我欣赏他（罗尗子）的篆刻时，无论白文朱文，读之既感意趣无穷，却又觉得他并没有走完自己的路，是非常遗憾的。（张道一评）

罗尗子先生所刻汉金文印章峻拔奇崛，巧中藏拙，趣味隽永，当是黄士陵之后，又一位善刻汉金文的大家。（南京艺术学院的黄惇教授评）

叔子（罗尗子）深得国画之真精神，虽年轻，而其作品，无论诗文、书画、篆刻，皆甚工练，如此奇才，实在令人佩服！叔子到柳州市来已将半月了。在这半月中，他一直在中华书局的客寓中篆刻着那些潮涌而来的石章，虽然刻件如此繁多，但他的工作态度仍是那样认真，他所刻出来的篆刻正如同他研究金石的素养……后来负笈西湖，在国立艺专继续研究国画，甚有心得，早有出蓝之誉。”（黄锵评）

印人罗尗子一生治印，其印风从多变繁杂到吸取黄士陵的朱文印风，再从黄牧甫的印风中找到突破，并形成个人独特的篆刻审美旨趣。从罗尗子的审美取向也可看出，他并不局限于摹拟前人，而是有选择地对黄山派印风进行学习、融合。综观罗尗子毕生印事，其成熟的关键在于博览前人篆刻后，能够选取适合自身的理路研习，使得他的篆刻审美表现出丰富的风格变化。（江苏省篆刻研究会会员李峥旸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