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棠（1813年8月19日-1876），字仲宣，号棣华，谥勤惠，安徽盱眙（今安徽明光市三界镇）人，晚清政治人物，官至四川总督、署成都将军。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九年（1849年）以举人大挑一等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令。在任期间，勤于政事，为政三年境内大治。咸丰元年（1851年）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咸丰三年（1853年）初，回任清河县令，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反清杀官、声振中原地区，清廷摇摇欲坠。吴棠带兵征战于淮海地区之间，徒以忠义号召，会同乡绅鲁一同招集乡勇，不数月间，会者数万人，合力防御，声威大振。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旋授徐海道员（四品官）。1871年署成都将军。著有《望三益斋诗文钞》《望三益斋存稿》。

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因病奏请开缺。二年正月奉上谕准其开缺。三月回籍。闰五月二十九日（1876年7月20日）病逝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西大街吴公馆。

吴棠，嘉庆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813年8月19日）出生于明光市（原属安徽省盱眙县）三界镇老三界村一个平民家庭。相传少时“家奇贫，不能具膏火，读书恒在雪光月明之下”。

道光十五年（1830年），中举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以举人大挑一等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令。在任期间，勤于政事，常改装出行，访贫问苦，以礼化民，以文治县，亲治匪患和水患，为政三年境内大治。咸丰元年（1851年）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在任严禁胥吏苛派、严禁赌博、严禁贼盗。咸丰二年（1852年）邳州市大水，岁荒盗炽，上调吴棠署邳州知州，施行“首恶必惩，协从解散”的政策，亲率壮丁，按名捕拿，并亲勘灾情，兴修水利，赈灾济民，收养弃婴。在郯交界处，率勇击退山东省捻众，地方暂靖，邳民称颂。

咸丰二年，邳州大水，岁荒盗炽，由于吴棠在清河县知县任上严禁胥吏苛派，严禁赌博，严治盗贼，政绩称最，因此清廷委派吴棠署邳州知州。吴棠认为盗亦赤子，积恶者必锄，协从者宜解散也。履任后，亲率壮丁，按名指获，置诸法。设局倡恤，收养弃婴两千余名。深受士民称道。此外，吴棠还多次微服私访，查勘民情，积极倡导捐赠，赈灾济民，整饬吏员，严肃官场，禁止赌博，兴修水利，勤政爱民，访利病，训诲愚蒙，循循然如父兄之诏子弟，不事操切，而民自化。及其诛锄强暴，则又执法极严，不事姑息，一时治行称最，舆论然。又亲自带乡勇在郯（郯城县）、沐（沐阳）交界高塘沟击走进攻邳州市的山东省捻众，“擒斩数百人”。地方赖以安宁，益得上司赏识。王茂荫疏荐人才折中提到江苏省知州吴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一事即指此事。

咸丰三年（1853年）初，吴棠又回任清河县令，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反清杀官、声振中原地区，清廷摇摇欲坠。吴棠带兵征战于淮海地区之间。时太平军攻占扬州市，遂有屠城之难，消息传来，淮人纷纷迁移。一时贵者叹于室、富者犹于门、贫而强者喜于道。吴棠诓称：清廷大军将至，淮派员接应，人心稍安，迁者多返。吴棠在地无城郭、手无兵柄情况下，徒以忠义号召，会同乡绅鲁一同招集乡勇，倡办团练，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不数月间，会者数万人，首尾相联，合力防御，声威大振。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李大喜、张宗禹率部二万余众，攻克清河县淮安市（今淮安市区），击毙淮扬道吴葆晋，副将舒祥等，河督庚长等逃往淮安府城。吴棠临危不惧，招集乡勇，驻军瓦砾上，亲自在清江浦北圩上督战，终击退捻军。吴棠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于当年补徐海道，旋授徐海道员（四品官）。

咸丰十一年（1861年）江宁区布政使（从二品官），代理漕运总署。

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

同治三年（1864年）署江苏巡抚，次年署理两广总督，皆因江淮未请留而不果行，仍留在漕督原任，后曾短暂署理两江总督。

同治五年（1866年）调任闽浙总督（正二品）（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时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局刚刚起步，吴棠却认为：“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任内力反前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在船政事务上的作为，借故参劾船政局的要员周开锡、叶文澜、李庆霖等人，使船政局人人自危，受到左宗棠和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批驳。

同治六年（1867年），调任四川总督，任内协助临省贵州省平定苗民起义。

同治八年（1869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弹劾吴棠赴四川省任时，其仆从向属员索取馈赠，言官也弹劾道员钟峻等人“招摇包揽”，清廷命时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前往查察，李鸿章覆奏称吴棠被诬告，遂免追究。

同治十年（1871年）署成都将军，奏请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济饥民。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云南省、贵州军事告竣，吴棠因协饷有功受到嘉奖。又平定灌县古城的民间武装势力。对于当时的捐官问题，他上奏指出：四川捐官之风很盛，为捐官不惜借高利贷；这样的捐官者，纵使有才，也难免不因还债压力而危及民生。他请求“变通部议”，从满足历练较久等条件的属员中选用人才，澄清吏治。

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因病奏请开缺。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奉上谕准其开缺；三月回籍；闰五月二十九日（1876年7月20日）病逝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西大街吴公馆。

咸丰六年（1856年），吴棠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恰逢太平天国攻打滁州，他便“在籍办练”（团练）。事后在滁州及附近各县百姓中留下声名。

一、保卫滁州激战沙河集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吴棠会各练勇于张八岭，准备进攻沙河集。当时，“无械无饷之孤军，徒以忠义激励乡团杀贼”。初八日，清河军士张一鹏、文汉升率领的练丁数千，按察使张光弟增派的水勇三百名，在吴棠的率领下，与太平军李秀成部战于滁州市北门外。“张一鹏、文汉升、李贯、马芝等奋勇杀敌，双方均伤亡数百人。吴棠见练勇伤亡严重，“屡欲以身殉，吴炳祺率众奋勇争前，拥之骑夺路乃免。”这是场恶战，事过二十四年，光绪八年（1882年），已是扬州市知府的吴炳仁（吴棠侄）仍记忆犹新，曾写诗一首：

此地曾经作战场，驱车重过易神伤。

酸心旧部留荒冢，表义丰碑倚夕阳。

——《过黄泥岗》

诗中所说的表义丰碑，是指同治四年（1865年）吴棠在滁州所建的忠义祠。咸丰皇帝光绪《滁州志》收录了吴棠“因洒泪而为之记铭”的《滁州新建忠义祠碑铭》，该铭记述了沙河集之战的惨烈，“既悲相从患难之无人，又感吾乡风俗好义，能杀贼以卫乡里，凛凛乎有生气焉”。光绪《滁州志》还收录了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十四日吴棠给朝廷的奏折，要求给死难者表旌抚恤。“十月二十六日准，兵部火票递回原片”，“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文汉升等均著交部，照千总阵亡例，从优议恤。钦此。”

二、解救滁州市驱逐李兆寿

李兆寿又叫李昭寿，原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将领（一说是捻军的将领）。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初一，他带领二千人由金陵渡江进驻滁州城。不久，他在清流关投降了清军将领瓜尔佳·胜保。胜保奏请朝廷，赏给他花三品衔，所部改编为豫胜营，赐名李世忠。李世忠抓乡民增挖两道护城沟，昼夜催逼，非打即骂，又“纵兵四掠乡民粮食，村舍全烧，严冬之际，无食无居，民皆冻饿以死，盱、定、滁、来四界之内，白骨遍地，蒿莱成林，绝无人烟者四载有余。”（光绪《滁州志》）琅琊寺、醉翁亭、州衙都被烧毁。吴棠“慨念故乡久为灰烬，凋敝已极”。遂“密陈皖北隐患、淮北市盐务疲敝悉由李昭寿盘剥把持，其勇队在怀寿一方盘踞六年，焚掠甚于盗贼，苗（苗沛霖）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市仍困，请早为之计。”（《清史稿》吴棠传）朝廷采纳了吴棠的意见，诏会僧格林沁等筹办，设法革除。迫使李世忠于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将所部豫胜营遣散，退出滁州市。

三、安定滁州关心民生疾苦

吴棠派侄子吴炳麒带兵驰往滁州驻防。为防止李世忠部在退出滁州时骚扰市民，叔侄俩周密策划，封闭东、西、北三面城门，只允许该军从南门撤出。至时，城内秩序井然，避免了象其他地区乱军退出时的纷乱。吴棠并严令士兵：“虽一草一木勿扰吾乡，能卫乡里即所以报国家也。”（汪雨相《嘉山县志》）从此，滁州结束了战乱，各界人士纷纷回归，恢复了战乱前的安定。

当年十二月，吴棠会同曾国藩合词具奏，向清廷呈交了《豁免皖南钱漕折》，请求豁免凤阳、滁州、全椒、来安、盱眙、天长、定远、五河等三十余州县自咸丰十年（1860年）以来历年积欠的钱粮杂税，奏请获准，给战乱后的滁州人民休生养息提供了物质条件。

吴棠又捐银四百七十两，在滁购置房屋数十间，作为教育所用。后薛时雨重建醉翁亭、重修丰乐亭，吴棠也是倡议、捐助者之一。薛时雨在《重建醉翁亭记碑》中曾提及此事。

关于吴棠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一个故事。

爱新觉罗·旻宁年间，湖南省道员刘某谢世，其子扶棺回籍。丧船抵达清河县(今江苏淮阴)地界时，派人上岸向刘父故交、清河县令吴棠报信。吴棠得信后，立即派人捎带三百两白银，去船上送给刘某的儿子。

仆役来到河边，看见一艘丧船停在那儿，上前一问，果是某道员之灵，便呈上三百两白银作为祭礼。船上的姐妹两人，接过银钱，千恩万谢。但此船的灵主是安徽皖南道惠征。他的两个女儿也是扶柩还乡，船停在清河码头。且川资不够，正处困顿之中。

吴棠听了仆役禀报，觉得很不对劲，便派人再去打听，原来码头上停着两艘丧船，仆役送错了地方。但送出去的祭礼又不好要回来，吴棠干脆来个将错就错，送个顺水人情算了。于是，他第二天又封了三百两银子，亲自送到刘某船上。祭拜之后，再到另一艘丧船上，祭拜惠征。

两个少女见到素昧平生的吴县令如此仗义，顿时，感激涕零。姐姐对妹妹说：“千万要记住咱们的恩人，他日若能富贵，一定报答这个贤良的人！”并将吴的名帖珍藏在妆盒中。

这位姐姐后来被选入宫，成为爱新觉罗·奕詝的贵妃。咸丰死后，即为垂帘听政，集中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慈禧。于是，吴棠官运亨通，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在几年内数次被破格提拔，先后出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

当然，这只是传说，吴棠的官运亨通，凭借的是他个人出色的才能。吴棠在任知县时，就以勤政化民，治水赈灾，亲剿捻患，政声卓著，波及朝野。早在咸丰初年河道总督杨以增就因吴棠在桃源、邳州市、清河任上治河有功，特别是整治丰口漫堤一事，多次上书朝廷保荐；同时，户部左侍郎、太常寺少卿王茂荫亦上疏举荐吴棠，获得咸丰帝全面赞同，咸丰帝降旨河督杨以增察看。后杨又上书赞扬吴棠勤政为民之实才，使“天子知其名”，开升迁之坦途。

吴棠在任漕运总督时，为保清河县人民生命财产及衙署大小官员的安全，使百姓能安居乐业，为防御捻军再来，吴棠于同治二年奏准朝廷，得以拆用河湖堤砖石，筑清河县城于里运河南岸。

清江城开工于同治三年春，翌年秋竣工。城周长一千二百七十三丈六尺五寸，高一丈八尺，杉木梅花桩基础，椿顶满砌，全部用糯米汁灌嵌，十分坚固。四城门上均砌有砖木结构枪楼，四楼皆入嵌一额，东门署“安澜门”、西门署“登稼门”、南门署“迎薰门”、北门署“拱宸门”，筑城经费耗银十二万两。

清江城筑成后防御功能增强，人民安居乐业，并非吴棠私自所为。在他倡导下，清河县周边各乡镇、村寨先后皆筑圩寨，同治六年“捻军”再度来时，皆不得逞，可见此城圩之功效也。

由于黄河北徙，改道山东省。此时，河督功能降低，无河可治，清廷于咸丰十一年裁汰河道总督署，立漕运总督署，实授吴棠为漕运总督（俗称漕帅），辖二十四河标营，拥兵数十万。

吴棠认为，黄河北徙，拆高堰石堤无大碍，不料招致很多人反对，亦有同僚多次弹劾上告，状告吴棠“拆堰制灾，圈城卖地”。谁知吴棠没有被告倒，官越告越大，这也是中原地区官员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特例。

同治二年，吴棠下令拆武家墩以北石工，修筑清江城，并筑清江里运河南北土圩，上置炮台多座，以防捻军。又建崇实书院，建文庙大成殿，置义学四所。四年调两广总督，未赴任，忍留槽督原任，筹划恢复运河槽运，以小粮船岁运四万余担。

黄河北徙后，裁汰河道吏员和河营标兵，改修防为操防，并改隶淮扬镇总兵。黄河、运河和洪泽湖等滩地涸出，试行屯田，“划予各兵督耕充饷，以自然之利，养有用之兵。”

1868年，四川总督吴棠，携一班昆曲科生——“舒颐班”入川。吴棠入川，恰逢四川省的安乐之年。前任总督骆秉章剿匪肃贪，四民乐业，吏治清明节。吴棠自谓才识难比骆公，凡事墨守陈规，不作更改。清末周询《蜀海丛谈》中记载的吴棠，把自己定义为风宪官，“一省政权，应出自藩、两司，总督监察于上，有误者纠正之，贪劣不职参劾之，不必事事过问也。以故节署机务清简，日惟从容坐镇。”就是说：“我高高在上，监察百官、纠劾不法就可以了。承宣布政使、臬司主管一省政权，我不必事事过问。”这样当总督，当然很闲，有大把时间玩。用四川话来说，他就是“抄手总督”。故，吴棠时常召舒颐班到官署演剧。他妙解音律，还喜欢在官署内的习静园与同有爱好的幕友，吹笛谱曲玩音乐。昆曲之中，吴棠尤爱《桃花扇》。

可惜，川人不谙吴语，久而生厌。1911年后，舒颐班因难以为继而解体星散，名角周辅臣、苏一凤改搭川班。风雅川督吴棠，引一段梨园佳话，却留一段残败苍凉。

《淮阴市志》记载

在《淮阴市志》中这样写他的传：“自幼学习勤奋，‘家奇贫，不能具膏火，读书恒在雪月光照之下。’举人出身。历任桃源、清河两县知县、邳州市知州。桃源县俗号强悍，过去主政者，‘率以猛，棠独以宽’。经常到乡间巡行，警恶怜贫，‘三年大治’。调清河县，处理县界纠纷甚力。邳州多盗，调任邳州知州，‘擒斩数百人。’聘名士鲁一同修《邳州志》。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扬州市，淮上区戒严，又调回清河县。到任后，‘招集民勇，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练勇数万，首尾联络’。并传檄风、颖、庐、泗、滁、宿、徐、海各府州县，共同防御”。我们不难看出吴棠出生在贫寒家庭，由于他的勤奋，他的奋斗，在社会上不断提升，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

《淮阴市志》还写道：“咸丰十年，捻军功克苏北重镇清江浦后，才命吴棠署淮海地区道。旋授淮徐道，帮办江北团练，‘修寨保民，贼数至，不为害’。十一年任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运总督，次年署江苏巡抚。其间，拆武家墩以北石工，修筑清江城，并筑清江里运河南北土圩，上置炮台多座，以防捻军。又创建崇实书院，建文庙大成殿，置义学四所。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未赴任，仍留漕督原任，筹划恢复运河漕运，以小粮船岁运四万余石。黄河北徙后，裁河道吏员和河标营兵，改修防为操防，并改隶淮扬镇总兵。黄河、运河和洪泽湖等滩地涸出，试行屯田，‘划予各兵督耕充饷，以自然之利，养有用之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吴棠为漕运及苏北人民作出的贡献。“同治五年调任闽浙总督，次年调任四川总督，镇压川黔边境苗民起义。十年署成都将军。在任拨捐输银赈济灾民，疏呈捐输之弊，要求清政府‘讲求吏治，尤当于序补之先’。光绪元年（1875年）因病乞归，其时已于多年前在滁州城南谯北路建造住宅，称之南公馆。归后不足一月，病卒于滁州市。谥‘勤惠’。并于建祠祭祀”。葬于滁州沙河集东圩村龙山。可见吴棠的一生，是勤政为民的。他实心任事，尊师重教，清正廉洁，后人将永远怀念他。

《清史稿》记载：《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五·列传二百十二》

吴棠世居明光市（原属盱眙县）老三界。咸丰八年（1858年），李兆寿至老三界，焚烧民房数百家，吴氏家族数百人仓皇出逃，依附吴棠，转徙清淮等地。吴棠哀叹“飘零我是无家客。问故巢，而今安在，劫灰凄恻。”吴炳仁也曾有诗记载在淮安市时的困境：

芦屋同居数十人，一盂麦饭派来均。

更挑野菜和根煮，惊恐忧劳度一春。

由此可知三界的吴氏老屋已不存在。同治三年（1864年），李兆寿交出滁、定、盱等地，吴棠在三界建造新宅，后因“后裔寓滁”在滁城另建新居。（汪雨相《嘉山县志》）可以确认的吴棠曾经居住过的有三处：

1、西公馆与约园：西公馆位于滁城西大街75号，共有七进。门匾上书“瞻丰草堂”，潘慰祖（江蘇淮安人，工书法篆刻）书。吴炳仁曾有诗作：“饥驱载困名场，负我瞻丰旧草堂”。1937年，西公馆被日寇烧毁一部分，其余的于1995年拆迁。吴棠侄玄孙女吴绍坪等曾于1993年在故居前合影留念。现匾额和遗留的石鼓等保存在吴棠侄玄孙吴绍宪处。约园是吴家的花园，地点在三古堆，吴炳仁《约园存稿》曾记载“我有约园丰山麓”，并小注“予有约园在滁城西隅”。现已淹入城西水库，据说干旱的时候还能露出来。

2、南公馆：位于南谯北路（中心街）64—72号。古称中心桥街，位于老城区中心地段，南公馆东面临街，西至金刚巷，北至盐局巷，南至人民电影院（含本身），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群。吴炳经的曾外孙王立仁90多岁了，对吴棠故居非常熟悉。他说，吴棠的房子叫南公馆，在人民电影院那一片，房子很高大，很漂亮。中心街是东西向，为了房子门朝南，沿中心街做了一道木栅栏，进栅栏是一个大院子，沿院子北侧开了一个大门，后面是上房，还有很多房子。有一百多间。南公馆的老太太（吴炳采之妻）是我们王家的姑娘，我妈妈吴汝琨（吴炳经的孙女）嫁到王家来，我妹妹王德华又嫁到吴家去（夫吴棠侄玄孙吴绍赣）。我们是亲上加亲。因而，小时候经常到南公馆去玩。

吴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病奏请开缺，朝廷不允，给假两月调养。时过两年，病已渐重，于1875年复请开缺，乃获准允。过去建筑周期长，滁州市新宅上百间房子短期内不可能建好，依此推测南公馆当为吴棠准备告老退休之时在滁州修建，建筑年代当在1872年之前。

1937年抗战爆发，长孙吴公望等逃难去外地。南公馆大门口的院子被加顶盖成大礼堂，宁宗宪主编《中国戏曲志·安徽省卷·滁县地区分卷》记载：“1939年至1940年间，由日伪县长龚玺、区长孙光辉等在滁城商界摊派筹款而建成。原名‘荒兴大戏班（院）’，是为献媚日本驻滁城宣抚班班长‘荒井喜七郎’而起的。”1950年4月，这里用作滁州军分区电影俱乐部。1952年，改为国营人民电影院，翻盖了放映大厅。拆去大门口的院子和客厅等前半部分的房子。1953年，新华书店进驻北面的部分房子，临街的房子改做门市部，后面作库房和职工宿舍，其余的几十间房子在50年代房改的时候充作公房。据滁州市房产经营管理处提供的《滁县房改后房主分户情况登记表》记载：“房主姓名吴公望，住中心街72号坐东向西。1962年5月27日，吴公望出租72号房产两间给李树华，每月租金2.40元。”1972年和1985年，原宽4米的中心街两次拓宽至24米，拆除民房1万平方米。南公馆临街的房子被扩路拆除。90年代末期，临街的房子再次拆除改建成楼房，剩余的房子基本保持晚清的格局，除新华书店职工外，居住的都是收入较低的市民。

用作新华书店职工宿舍的部分保存较好。有东西正房三间，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硬山顶，小砖瓦。抬梁式五架梁，面阔十二米，进深七米。挂落雕花槅扇窗。还有南北厢房各两间，抬梁式三架梁，面阔两间六米，进深五米。2006年4月，已被市政府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东面临街，西至金刚巷，北至盐局巷，南至人民电影院均为保护范围。

3、北公馆：在北大街25号，吴炳经所建。50年代仲家油坊迁入，已被改造的面目全非。

光绪二年（1876年）吴棠卒于滁城。

据吴氏族人相传，当日为防盗墓，一门出三棺，分葬三处。吴棠真墓在南谯区沙河集的东圩村山许村民组龙山，（《滁州市志》、《滁州市文物志》）文革中被毁，尚留坟；衣冠冢在明光市老三界十字路东北角，已无存。

光绪帝和慈禧都有祭文，并有“御制头品顶戴原任四川总督吴棠碑文”，谥“勤惠”。曾祖父吴连、祖父吴、父吴洹俱赠光禄大夫。吴棠的几位夫人先后都赐封一品夫人。三子吴炳和钦赐举人、刑部员外郎。并下旨吴棠事迹入国史馆（清史稿有“吴棠传”），在清河、三界等地建“勤惠公祠”。清河的“勤惠公祠”仍在，淮安市拨款修缮，已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并新建“扁舟亭”和漕运总督府。三界的故居为吴炳祥“徇乡人请援，允暂捐为吴勤惠公专祠”，（汪雨相《嘉山县志》）1932年嘉山县在老三界成立，县政府就设在勤惠公祠。2000年8月被拆除。

吴氏家族世居三界，离滁城不足百里，迁滁已过百年，自吴棠起都把滁城作为故乡。如他在《滁州新建忠义祠碑铭》中说：“既悲相从患难之无人，又感吾乡风俗好义，能杀贼以卫乡里，凛凛乎有生气焉。”正因为吴棠在滁城作退居之所，故光绪《滁州志》把他作为“流寓”收入“列传”部分。吴炳仁在“喜舍弟吉甫（炳祥）自蜀南旋应试毕住滁待榜”一诗中也写道：“滩经滟愁奔浪，山绕滁阳见故乡。”

吴氏孝敬堂的辈份至吴棠已是十二代，从吴棠的祖父吴钅才起，辈份谱为“金水木火土”为偏旁的字。吴棠又拟十二字为“后之命名者庶有所依”。即“克绍至德继祖扬芳诗书世守福寿延长。”吴氏族谱有《原籍商山族谱》、吴棠于同治十三年重修的《盱眙吴氏族谱》、《皇帝封赠命圣旨》、《清河移建崇实书院记》等四册，保存在洛阳吴检的五代十国孙吴至海处。吴棠侄玄孙吴绍赣和吴绍坪于近年所补修吴氏族谱一册，已由吴绍坪自费印刷。

现居滁州市的吴棠嫡裔可以确认的有吴绍彬一家。吴检有子四，次子炳仁有子十一，吴绍珑等后人比较多。还有吴炳经的曾孙吴绍华等族人。

吴棠服官三十余年，历封疆大吏16年，是皖东清史上的封疆大臣，安徽清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人，中国漕运史上集权总督，在整个同治朝，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等疆臣齐名。

在晚清的官场里，吴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其前半生可圈可点，战捻军、理漕运，锄强扶弱，体恤民情，是一员能吏，也是一员廉吏。但在闽浙任上，吴棠阻挠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暴露了自己守旧的一面。

特别是吴棠入川之时，已是迟暮之年，督川七年，建树甚少。只有创建尊经书院，稍显一点政绩。《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指出，吴棠制军督蜀，一切委署，多系人情，贿赂公行，请托无忌。藩库银两接连两次被盗，省垣重犯，白昼抢夺。儿童走卒，传为笑话，同省官绅百姓，莫不曰“两司木偶人也”。

吴棠不仅是位能力非凡的漕运总督，也是晚清时非常有名的清廉吏。

李鸿章：“天子知名淮海吏”。

钱振伦：“以民慈父，为国重臣。江淮草木知名，天下治平第一人”

文彬《清淮、徐州奏建专祠疏》：“奏为已故督臣功德在民，谨胪陈事实，吁恳天恩，宣付史馆，并准建专祠，恭摺仰祈对鉴事。窃照原任四川总督吴棠在籍病故。渥蒙赐恤予溢，赏及后昆，饰终之典，至优极渥。该故督臣服官江北最久，勋绩昭著，妇孺咸知。闻其仰邀优恤，莫不奔走相告，钦感同声。于是淮安绅民前刑部员外郎李宗晟等，徐州市绅民分省补用道魏邦庆等，各来臣衙门，投递公呈，请将事实具奏。出自逾格鸿慈，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帝：“光绪三年四月初三日，奉上谕，文彬奏，已故总督功德在民，请将事实宣付史馆并建专祠一折，原任四川总督吴棠业经赐恤予谥。兹据该漕督奏称，该故督前在江北，历任州县，以至漕运总督，治行最著，舆论翕然。办团剿匪，亦多勋绩。著照所清，即将吴棠事实宣付史馆，并准于清淮、徐州各建专祠，以彰忠，该部知道，钦此。”

左宗棠：“又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所筹之饷需，所练之水陆兵勇，窃拟为一日之备者，举不可复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