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1903.1.3~1975.4.16），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
图书馆学教育家、
敦煌市学家。曾化名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河北
高阳县人。
1903年1月3日生于河北高阳西良淀村。王重民在保定直隶第六中学时就喜欢阅读《
新青年》、《
新潮》等进步刊物。1923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回到保定六中筹设团支部，被直隶省军阀
曹锟发觉，下令通缉，1924年改名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义，考入
北京师范大学（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1928年毕业后，曾任过保定
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和
台湾辅仁大学讲师，他主要工作则是在北海图书馆（今
中国国家图书馆）整理古籍和主持编辑大型书目、
索引。1930年任该馆编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1934年被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图书馆，刻意搜求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1937年4月，在法国巴黎与刘修业女士结婚。1939年受聘于
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
善本古籍。1947年回国后，仍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兼任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主持该系图书馆学组的教学。 1947年在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创办
图书馆学专科(后改本科，他任系主任)。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兼任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于1952年辞去北京图书馆职务，专事教学，除主持系务外，并担任目录学等课程的讲授，为新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1956年任
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主持制定全国图书馆学发展规划。1957年，王重民只因给当年北京图书馆的军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提意见，也被打成右派，与
黄现璠、
向达、
雷海宗、
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到1961年的时候才摘了帽子。
“文革”开始，王重民先生自然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先生在《
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牛棚中，他们这类“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他的意料，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队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季先生写道：“在当时那种阴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王重民一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共有专著、论文160余部(篇)。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和传授目录学。他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中文系主讲《普通目录学》、《
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版本学》、《中国古典目录学》等课程。著有《普通目录学》(1957年)、《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年)、《〈校通义〉通解》(1987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成果六部分收在《论丛》一书中。二是编著和主编大批目录
索引。他编著的《
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年)、《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国学论文索引》初编(1929年)等和他主编的《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1931～1934年)，以及《文学论文索引》初编、续编 (1930～1933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参考工具书。三是搜集、研究和介绍流散于国外的
中原地区珍贵文献。他把1934～1945年在国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国珍贵文献加以整理，并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著有《
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
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年)等，编有《
云谣集杂曲子》 (1950年)、《
敦煌变文集》(1957年)、《太平天国官书》(1936年)等。在他所著的《图书与图书馆论丛》(1949年)一书中，也收有国外访书记多篇。四是校辑整理
文化遗产。经他收集、校勘、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启集》(1962年)、《孙渊如外集》(1932年)、《越缦堂文集》(1930年)等。此外，王重民还著有《
徐光启传》(1981年)、《李越缦先生著述考》(1932年)等。
李贽是
明朝思想家，是“
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
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 《
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
天津市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
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王先生的夫人
刘修业女士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
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忆说，“两校”领导曾指着王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
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
北京大学召开校批斗大会，会
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
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先生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
心肌缺血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
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
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
李贽之事不肯逢迎‘
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还能默默忍受，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