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创作的12卷本历史著作，首次出版于1934年至1961年。汤因比在书中以文明形态史观贯穿，通过对近6000年来人类历史的比较研究，揭示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他一反过去国家至上与西方中心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并以人的生老病死解释文明的兴衰。

汤因比叙述的19个主要文明，分别是：第一代的埃及、安第斯 (印加帝国)、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印度、墨西哥 (阿兹特克)、尤卡坦；第二代的希腊、中国、赫梯、巴比伦；与第三代的西方、东正教（俄罗斯）、远东（日韩）、东正教（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印度教。有四个「流产的文明」：流产的远西基督教（爱尔兰）、流产的远东基督教（景教）、流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维京）、流产的叙利亚（腓尼基）和五个「被遏抑的文明」：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 (中亚)、奥斯曼帝国、斯巴达，共28个。

阿诺德·汤因比的目标是跟踪世界的发展和衰变文明的历史纪录，对每个文明发展的阶段进行类型化分析，包括文明的起源、发展、挫折、一般状态、衰落和解体。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文明最为先进”的幻觉，去尊重、接纳自身之外的文明，共同进步。

汤因比写这本书的视野极其开阔，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视野。有趣的是，汤因比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开始呢。在那个时代汤因比就已经具备了这样宏观的历史眼界，我们不得不深表钦佩。写这本书的阿诺德·汤因比，胸怀天下、眼观四海。数千年时光加全世界的巨大空间在他的笔下，如乐高、拼图一样，信手拈来，完全不按历史的时间顺序编排。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本简单的讲历史的书，这是一本借助全人类现有历史作题材思考人类命运的书，是一本思考人类未来的书。

阿诺德·汤因比思考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一个基本单位是文明。这是一个视角很独特的着眼点。也是一个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着眼点。塞缪尔·亨廷顿的名著《文明冲突论》一书也是以文明为单位来审视历史并预测未来，不知道是某种不谋而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借鉴。这种以文明为单位思考历史问题的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文明形态史观。

阿诺德·汤因比把世界主要国家按照文明进行了划分，然后根据每一个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过程思考了文明的共性规律。把这个世界上先后存在过的所有人类文明归结为30余种文明形态，其中有七种独立文明和其他从属于这些独立文明的卫星文明。并根据这些文明的共同特征归纳了三个主要模式，分别是希腊模式（文化统一，政治分裂的模式）、中国模式（统一为主夹杂分裂的大一统模式）和犹太模式（有可辨识的统一文化却没有政治实体的离散型模式）。其中，阿诺德·汤因比断言，多数文明的早期历史比较符合希腊模式，而文明的晚期则比较符合中国模式。犹太模式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明模式。由此汤因比建立了一个“希腊—中国”式的文明模型。

在思考文明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汤因比首先否定了种族主义的种族决定论观点，得出一个结论文明的起源与种族无关。接着又下了一个特别结论，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锤炼出文明的火花。这是此前的很多利奥六世和历史学家相反的结论。此前的很多哲学家认为文明应该出现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下，因为环境优越，才有闲暇时间进行文明的探索。且不论这个结论是否绝对正确，但是至少这个结论比简单的闲暇产生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阿诺德·汤因比思考文明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思考文明的衰落，藉以思考未来的人类命运。汤因比看来，文明一旦衰落，通常会有三种出路，大一统帝国、大一统教会和蛮族的英雄时代。大一统帝国是汤因比着力批判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大一统帝国是一种很坏的东西，是寒冬来临前的小阳春，能够扼杀文明的创造力。但汤因比赞扬了大一统教会，尽管承认宗教存在问题，但汤因比对于产生一个高级宗教颇有信心。他相信随着文明的不断衰落，宗教的战车却可以不断挺进，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活动。至于蛮族的英雄时代，阿诺德·汤因比同样报之以鄙视，他相信蛮族本身是有活力的，但是一旦他们成功的击败了更先进的文明，就会马上腐化变质，道德败坏。甚至比他们征服的文明退化的还要迅速。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及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早已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但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卷浩繁，常令众多心仪者望而却步。阿诺德·汤因比在去世前，根据当时历史学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改写了这一巨著，将其压缩为一卷，于1972年由泰晤士·哈德森公司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其1995年重印，翻译出版了这一享誉于世的著作。

《历史研究》是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著图书。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历史研究（套装上下册）》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英国著名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名著《历史研究》已为读者所熟悉，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已出版的 《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它收入了支撑作者论点的大量历史例证，保留了更多细节。同时，作为第一部插图本，配合文字说明的各个插图（共计90幅彩图，400多幅黑白串文图）赋予了本书新的内容。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汤因比在本书中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以极其宏大的视角展现了诸多文明的成长、碰撞、融合的历程，在这一令人着迷的历史画卷中，作者以其博大精深的历史学知识和哲学睿智为读者带来了吸收知识和进行思考的快乐。

阿诺德·汤因比在这部著作中，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对已知的至少三十一种文明，汤因比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同时，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阿诺德·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汤因比闻名遐迩的挑战——应战模式贯穿全书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阿诺德·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汤因比在有生之年（1889～1975）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阿诺德·汤因比怀着一颗“好奇心”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人类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此外，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汤因比指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阿诺德·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晚年的汤因比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采用的这种“大历史”的宏观叙述手法，是对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发展的史学界分工日益细化的回应。在本书的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阿诺德·汤因比集中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由于各个文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种试图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中发现人类历史整齐划一轮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次出版的一卷本《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与十二卷本以及D·C·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三卷中译本）相比，篇幅当然小了很多，更加易读，这大大方便了读者。另外，虽说也是一部节录本，但与索麦维尔的版本不同，这一版本不仅是阿诺德·汤因比亲自修改完成的，而且保留了大部分支撑其观点的历史例证以及更多的细节。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大十六开本的著作是一部插图本，共配有四百多幅黑白串文图、地图、图表和九十幅彩图。制作精美的彩图和丰富的串文图、地图以及图表，配有恰到好处的详细说明文字，赋予了该书新的内容和形式。诚如汤因比所言：“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

该书的理论核心是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主要论点是：（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2）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决定的。（3）文化的衰落来自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失和和灵魂的分裂。

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单位问题。他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能够自成体系的文明。历史研究的单位就是文明。接着，汤因比指出文明社会的定义。即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他提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分类，把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归纳为26个文明，然后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文明之间也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汤因比批驳了文明起源的两种偏见，引入中国的阴阳观念，认为文明的起源是“挑战与应战”，是两者互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文明首先起源于挑战。挑战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环境的挑战；另一种是人为的挑战。人类最先的六个文明，是源于自然环境的挑战。而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许多文明，则大多是在人为的挑战下产生的。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文明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安逸的环境。但是，他又认为，挑战要有一个限度，如果挑战过分艰难，文明就不会产生。

汤因比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够顺利成长。他还认为，文明的生长绝不意味着这个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也不意味着技术上的进步，许多文明的技术在进步，但文明却停滞不前。因此，文明的生长就是指这个文明具备“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觉能力或自我表现能力”。也就是说，这个文明应当有“升华”。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这个文明会出现少数一部分人以一种隐退的形式带领大家一起上升。

阿诺德·汤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于伦敦，卒于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5）；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会（191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二次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1943-1946）。1921年他计划巨著《历史研究》，1927-1928年着手写作。 1934-1961年出版了12卷，评述世界历史，注重无文字记载的文明和欧洲以外地区文明，提出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因其他事务1939-1943年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

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被誉为“文化形态史观”的奠基巨著。该书在世界各地出版，其思想广为传播，有些思想还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实施。1968年9月，日本成立了研究、发展汤因比文明理论的汤因比市民之会。他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哈佛大学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的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论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他立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明显带有汤因比学说的烙印。

《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学模式，以全新的视角建立了宏观历史哲学体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式。以整体社会而非个别的民族主权国家或孤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将文明形态看做人类历史的真正载体，试图从探讨文明兴衰中寻找历史演变的规律，阿诺德·汤因比作为宏观历史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开宏观综合治史之先河，推动了此后历史哲学的研究，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理论对于当代社会的持续发展有警示和启示意义。所以说，这部重要著作不仅对于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而且对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任何一个对于文明演进感兴趣的人，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