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3号、5号和寿比胡同6号。宅第分为3部分：西为洋式楼房，中为花园，东为住宅，住宅部分为五进院落。现存倒座、过厅。正房和词堂、中间花园已全部拆除，西部只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瓜尔佳·荣禄（1836———1903），字仲华，谥文忠。出身满洲瓜尔佳氏，祖上几代为官，军功赫赫。咸丰年间初涉官场，先后在工部和户部任职，因涉嫌受贿被爱新觉罗·肃顺处罚。光绪年间，东山再起，任兵部尚书，掌握了清末最具实力的军队———北洋军。逐步成为慈禧的亲信，后党的核心人物。“百日维新”期间，调任直隶总督，协助慈禧打击维新派，发动了“戊戌政变”。“庚子之变”中，义和团“扶清灭洋”进京，荣禄对各国使馆“明攻暗护”。八国联军进京后，主张议和，促成了“辛丑条约”签订。

瓜尔佳·荣禄(1836-1903)　清末大臣。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爱新觉罗·奕訢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1874年，爱新觉罗·载淳死，荣禄参与确定载(即光绪帝)继承帝位，为慈禧所倚重。1879年，因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政府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硁为大阿哥(皇储)，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1903年去世，谥号文忠。以示其对清代的忠心。编有《武毅公事略》，著有《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荣禄故居：菊儿胡同在东城区西北，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明代属昭回靖恭坊。清乾隆称桔儿胡同。宣统年间改为菊儿胡同。1965年改称交道口南三条，1979年恢复为菊儿胡同。胡同里的3、5、7号旧为荣禄故居。1949年改为阿富汗大使馆。据说41号曾经是寺庙，里面住过一位清朝皇帝的替僧。

府邸基本格局尚存，欧式别墅让人出乎意料 过了人来车往的地安门外大街，走入南锣鼓巷的生活场景，离开了后海周边的王府聚集地，到了灰墙筒瓦的官宅区。从元代北京建城开始，南锣鼓巷和后海这两个地方就被纳入“九经九纬”的范畴内，住过不少朝廷重臣。瓜尔佳·荣禄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故居在南锣鼓巷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之所以出名，恐怕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联合国人居奖”改造工程，胡同中间的一片危旧房被改建成了四合院式的新建筑。

而菊儿胡同3号，荣禄故居的所在地，因为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加入被改造的队伍，保留至今。菊儿胡同3号院：门内发生的“巨变”

记者来到故居门前，那扇挂有三号门牌小门显然是后开的，真正的“原装门”应该是院墙东南角的金柱大门。门上贴着房管局的牌子，还没进院子，就听到里面电钻声大作，门内世界的“巨变”还没有完成，满地的砖头瓦砾断口锋利都是“新伤”。这本来是荣禄故居的第一进院子，现在被隔开，但仍是3号院的门牌。

穿过3号门内的窄小夹道，走上月台的三级石阶，环顾一周。月台上，正房三间、左右耳房都还齐备，只是很久没有粉刷过了，廊柱和窗都显得暗淡。东西厢房和倒座房各三间，倒座房和东厢房外都连了崭新的小砖屋，在这一片暗淡中加入了两块跳动的色彩。通向西厢房的台阶上有几点青草，在过去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内，这间屋子的使用频率必然相当高，所以才会磨损得这么厉害，门坎被踩塌了一块，门失去了支撑有点儿倾斜。院子中间栽一株臭椿，一丛迎春，臭椿尚在冬眠，而迎春的枝条上，已经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小花。贾迎春不过三五年，臭椿看似高大，其实也只有五十来岁，它们都没经历这个院子的鼎盛时期。

菊儿胡同5号院：旧时花园灰飞烟灭

1836年，在菊儿胡同里，瓜尔佳氏门中又添了一个男丁，他就是瓜尔佳·荣禄。瓜尔佳氏是满洲八大家族之首，可谓名门，荣禄的祖辈和父辈又都位列朝班，荣禄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追随先辈们的脚步。1859年，23岁的荣禄得罪了他的上司爱新觉罗·肃顺，差点儿被处死，当时他已经有7年“官龄”了。躲过大难后，荣禄回到菊儿胡同的家闭门闲居，偶尔在花园里走动走动，开始认真思考为官之道。

菊儿胡同5号的位置上，原来是荣禄府的花园。在一本以戊戌变法为背景的小说中有一段“尹教头夜探荣禄府”，演绎了荣禄府的花园，说里面有“西湖阁”、“金陵轩”等亭台楼阁。记者所看到的5号院只有两座六层楼，现为新华社的宿舍。菊儿胡同的老住户回忆，解放前，他们搬来的时候，花园就不存在了。当时，在5号院的位置上盖了几间房，住着普通老百姓。花园灰飞烟灭，亭台楼阁的雅号也无从考证，但相关资料表明，瓜尔佳·荣禄家几代都与西湖、南京市无缘，身为武将，他们习惯于大漠孤烟而不是风花雪月。

菊儿胡同7号院：洋房竟是主要建筑

从1861年，荣禄重振旗鼓，第二次复出并逐渐成了后党的中坚分子。这个选择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也为他招来了身后骂名。

菊儿胡同7号院里，有一座欧式别墅，也是当年荣禄府的主要建筑之一。解放后，做过很长时间的阿富汗大使馆，后来交给北京一轻研究所管理，现在出租给了童趣出版社。走进大厅，站在扶梯下向里张望，能看到一层会客室里的吊灯和红沙发，像是出自某部古装剧，背景是19世纪的法国宫廷。高喊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瓜尔佳·荣禄竟然有一座欧式别墅？

后人对瓜尔佳·荣禄的看法多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认为他是反对维新，是镇压戊戌变法的帮凶。不过历史专家眼里的荣禄与那些盲目排外的昏聩官僚还是有区别的，他在神机营任职9年，非常了解所谓西方的火器装备；任直隶总督期间，他曾经仿照京师大学堂办了几家新式学校，并在文教经济等领域都取得了成绩。

寿比胡同6号院：祠堂变成了宿舍

出了7号院，绕到寿比胡同6号，这里是荣禄故居后两进院子的入口。铁门紧闭，只能从投信孔窥得“洞里乾坤”，里面还有几幢老房子，和菊儿胡同3号的规格相仿。当年，后两进院子是瓜尔佳·荣禄家的祠堂，供奉着瓜尔佳氏历代的祖宗牌位。如今，这里是煤炭部的宿舍，听说只有一户人家，大部分的房间都空着。

敲门没人应，只好转过身来，寿比胡同口有几株老槐树，至少都有百岁树龄了。真正见证历史的只有这些老屋、古树，关于荣禄的功过是非，恐怕也只有它们最有发言权。

再回来已不见梁上彩绘

杨杰 菊儿胡同3号院居民

1953年我出生在院子里，菊儿胡同3号是我父亲在解放前买的房。我父亲是1949年解放北平市的时候和傅作义一起起义的，他曾经在陆军学校里任职，算是中国国民党的少将。解放前，他从上海市北上，买下了菊儿胡同的院子。当时，这个院子包括一个前院，也就是从1号大门进来的那个院子。在前院和现在的3号院间有两道门，3号院的东西两边还各有一个跨院。解放以后，父亲在林学院工作，他喜欢种花种树，就在院子里种满了桃树。春天可以赏花，到了夏天可以吃果子。这些桃树我小时候都爬过的。这样的好时光到“文革”结束了，大概是1967年，我们搬走了，落实政策回来是1986年的事情了。回来以后，人也老了，觉得房子也比以前破败了很多。倒座房前多盖了几间小屋，院子里的桃树全都被砍了，就连房梁上的彩绘也看不出来了。

住久了才瞧出名人故居的门道

陈小姐30岁3号院居民

我租了3号院的正屋，在这里住了七八年了。印象中，刚来的时候这个院子就是这样，只是没有夹道口的两间小房，那两间房是去年年底才盖的。租这里的房子就是为了上下班方便，没想过以前有什么名人住过。搬来的时候，菊儿胡同东西路口的墙上都挂着牌子，介绍胡同的历史，里面就提到这儿是荣禄故居。看了以后，就慢慢留意这附近的四合院，老房子。现在，还真能瞧出点儿门道来了。

故居洋房不是为考虑舒适而建的

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著名古建专家四合院优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可以脚踏实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地气；二是私密性，四合院通常都是一家人住，进门就是影壁，门一关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这两个优点是西式建筑所不具备的。

西式建筑当然也有好处，可从建筑学的角度上来讲，中式和西式建筑谈不上哪种更显先进。有些人认为西式建筑住起来比较舒服，其实不然，同样在没有自来水，没有供暖系统的条件下，中西式建筑的舒适度没什么差别。而清末的菊儿胡同显然不会有自来水，所以说盖7号院的洋房，不是从舒适的角度上考虑的。

获国际人居奖的菊儿小区的改建工程是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小区内的居民楼从外观上看是中西结合的，而且在布局上模仿了北京的四合院。但实际上楼、房无法继承四合院的优点，相对的两个楼的居民，站在窗口就可以对视，不再有私密性。

保护菊儿胡同3号不是因为瓜尔佳·荣禄

李仅录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文物所所长1986年，菊儿胡同3号院被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因为是文保单位，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的时候才没有动这个院子。据考，院子的规模本来很大。在菊儿胡同开门，西到菊儿胡同中间，东到胡同口，北到寿比胡同。分为三部分，从西向东分别是洋式楼房、花园和住宅。菊儿胡同3号被保护下来，是作为旧宅院，而不是荣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