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采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布局——街区——
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
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
北京市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
《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
国家体育场、
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
安德鲁、
贝聿铭、
雷姆·库哈斯、
埃尔·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王军生长于
贵州高原的开阳磷矿，1987年来到
北京市就读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1年毕业后成为新华社记者，先后供职于这家通讯社的北京分社和《
瞭望》新闻周刊。
2003年，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
城记》，这本书耗去了他十年的时间，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文献档案和口述史料，追述了19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政治风云和思想分歧，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的情况，并对单中心城市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
中华读书报》将王军评为“2004年度人物”时说“因为《城记》，使更多的北京人乃至外地人开始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关心城市建设和城市历史文化，关心城市与人的和谐。”
这是《
城记》之后的城记，一部用脚写下的记者之书，一声对城市意义的追问。它直面现代造城之弊，以生命的坐标，锁定城市的方位。它以简单的方式，暴露复杂的世相，探索现象的本质。街道的宽窄疏密，屋宇的兴衰存废，生的悲欢起伏，激荡的城市戏剧。它视城市为生命，而不是规划师笔下的荒地。它是对20世纪的反思，对21世纪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