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是周朝时期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的诸侯国，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建立，姬定五年（公元前316年）灭亡，前后约有800年历史。

早在公元前21世纪，各支巴族在君的统率下，创造了古巴国历史。约公元前1047年，廪君率巴国军队参加了周武王在孟津的伐商联盟，周武王打败商朝后，巴族因功被封为子国，巴国建立。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巴国在与邓国、楚国等交战中屡次获胜，实力增强，姬班二年（公元前611年），与秦楚联盟灭庸国，国力达到鼎盛。姬匄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开始，巴国与在楚国的交战中多次失利，大片领土被楚国占领，巴国的国力衰落。姬定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等人攻灭巴国，巴国灭亡。

巴国的疆域前后变化很大，西周初年，巴国立国于汉水、大巴山脉之间，到巴、楚、秦联合灭庸三分庸国后，巴国疆域极盛，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市，南极黔(今黔东北、渝东南及湘西一带）、涪(今涪陵地区及黔北）。随着疆域的变化，巴国的都城也有变动，先后以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区），平都（重庆市丰都县），阆中（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内政上巴国君主实行世袭制度，战国时期巴国文、武分职设官；外交上与楚国、蜀国来往较多，与这两国有战有和，与秦国往来较少；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发达，货币使用海贝、桥形币、蚁鼻钱；文化上崇尚巫教、精通占，歌舞富有地方特色。

巴国的族源问题没有定论的。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一条说：“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即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后巴氏务相成为五个氏族的首领，称为廪君。这五个姓氏的氏族形成以“巴”为氏的廪君群体。后来，廪君群体由清江迁至盐阳。在盐阳地区，廪君群体又与盐水神女群体发生族群融合，构成了古巴国的一个主要群体。

周初，巴国与秦国、楚国、邓国为邻，此时巴国的族群结构是比较复杂，《华阳国志·巴志》说故巴国“其属有、、苴（jū）、共、奴、、夷、之蛮”。其中的主要族群是曾被称为“巴”，即曾是巴国统治族群的群体，包括：阆中渝水之巴，其族为板楯蛮，又称賨人；夷水廪君之巴，其族为巫蜑，又称廪君蛮；有涪陵之枳巴，其族为獽、蜑；有汉水中游宗姬之巴，其族为华夏周人。学者孙俊认为这些族群除板楯蛮的族属可确定为氐羌系统外其他群体都有可能为濮、越系统。同时他认为由于巴国主体族群的来源不同，巴国族群的渊源问题也就比较复杂，应把巴国族群看成一个多元的群体。

公元前21世纪，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大氏族在湖北武落钟离山(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清江一带，长期过着狩猎生活。之后，巴氏务相当上了廪君，率领钟离山的巴族种植农作物，发展畜牧，狩猎捕捞，经济得到发展，后在丹淅流域和今涪陵区、忠县、重庆市一带建立了自己部族。各支巴族，在廪君的统率下，创造了古巴国历史。

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巴国称为“巴奠”，巴奠年年向商朝纳贡，服役。约公元前1047年，廪君率巴国军队参加了姬发在孟津的伐商联盟。第三年，伐纣大军从孟津渡过黄河，进攻商都朝歌，巴国军队英勇善战立下战功。周武王打败殷商后，巴氏因功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巴国也被称为巴子国。

由于巴师善战，他们不断扩大疆土，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姬林十七年（公元前703年），巴国派特使韩服出使楚国，请求楚国帮助巴国和邓国建立友好关系，楚王派章楚大夫道朔与韩服一同出使邓国，结果在邓国的地被鄾人攻击，财物被抢，两国使者也被杀。楚王得知消息后，派楚大夫鬬廉领着楚军和巴军围攻鄾地，邓军三次向巴军袭击，都未能取胜，最后败于巴楚联军之下，鄾地沦陷。

姬佗九年（公元前688年），巴国和楚国联军向邓国借道攻打申国，由于路途遥远，没有获胜。过了几年楚国灭邓国后，巴国与楚国第二次联合讨伐申国，仍没有获胜，楚国大夫羞辱巴君，巴君不甘受辱，转而攻打楚国。姬阆元年（公元前676年），巴国率军攻打楚国那处，楚国大夫弃城而逃，巴军趁乱长驱直入，一度进逼楚国郢都的南门。同年冬天，趁着阎敖被处死，其族人作乱之机，巴国又开始攻打楚国，这次战役进行了数月。次年春天，楚文王亲自率兵去迎战巴军，结果在津地（今湖北江陵县南）被巴军打败。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后，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又和楚修好。姬班二年（公元前611年），巴国与楚国、秦国联盟灭掉了庸国，巴国获得庸国的鱼邑(今巫山县、云阳县、开江、奉节县、巫溪县一带）之地，巴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这是巴国最强盛的时期。

姬匄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巴国讨伐楚国，包围楚国鄾地(今襄阳市北），被楚军击败，被迫放弃原汉江中游一带地区进入长江上游地区，与蜀国为邻。姬骄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夺取楚国兹方(今湖北松滋），进而再一次威胁到郢都。楚很快发动反击，在兹方击败巴蜀联军。到了楚宣王时期(公元前369年—前340年），楚国便大举向西进逼，巴国步步败退，接连丧失了今陕南、湘西、川东、黔中的大片领土，长江一线也被迫退守鱼复。

在楚国占领巴黔中的第二年，即姬扁九年（公元前360年），巴国突发内乱无力平叛，巴国将领巴蔓子到楚国借兵平定内乱，因楚国想并吞巴子国而不借兵，巴曼子许诺，如果楚国能借兵给巴国，巴国愿将荆城等3座城池割让给楚国。随后楚王统一借兵，楚国帮助巴国平乱后向巴蔓子索要3座城池，巴蔓子拒绝给城后自刎谢罪。

楚威王时（公元前340年—公元前329年），楚军对巴国大举进攻，很快占领了巴国重镇枳。接着楚以枳作为据点，向西发动猛攻，迅速夺取了巴国的军政中心江州，并北占垫江（今合川区）。巴国君臣只得向北逃离，最后将统治中心移往北部唯一的重镇——阆中。

巴国与蜀国、苴国相邻，苴国的第一代君主是蜀王杜尚的弟弟杜葭萌，但从蜀王杜后开始，苴国与巴国交好。姬定二年（公元前319年）冬，巴国和苴国联合准备灭充国。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巴国灭掉了充国，随即又被蜀国击败，蜀国打败巴国后乘胜讨伐苴国，苴侯逃到巴国，巴国向秦求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墨獾等率领三十万大军援助巴、苴。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了苴、蜀两国，同年，司马错俘虏了巴王，巴国灭亡。秦国灭亡巴国后，在巴地设巴郡，同时仍任命巴氏族人作蛮夷君长，并让这些君长世代娶秦国女子为妻。

巴国的疆域前后变化很大。西周初年，巴国立国于汉水、大巴山脉之间，即在今陕西省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春秋初叶，巴国在楚国、邓国的西边，巴国所据有西陵峡口东枝城市、当阳市、荆门市等地，向北扩展到襄阳市附近。巴国、楚国、秦国联合灭庸三分庸国后，巴国渝东峡江地区疆界向东扩展到奉节县一带。此时巴国疆域极盛，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叙州区(今宜宾），北接汉中市，南极黔(今黔东北、四川黔江地区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涪(今涪陵地区及黔北）。春秋末叶，由于巴、楚联盟的破裂，巴国无法再在汉水、大巴山之间立足，于是南下长江干流，转入鄂西、渝东和川东。 战国初期巴国版图较广，东至清江流域，西至四川盆地东部，南至武陵山区，但随着楚国的壮大，领土的扩张，巴国的疆域缩小，巴国从汉上南移江上，随后从巴峡以东节节退至峡以西。

随着疆域的变化，巴国的都城也有变动。在《华阳国志》中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县，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即江州（今渝中区）、垫江（今合川区），平都（重庆市丰都县），阆中（阆中市）都曾是巴国的都城。其中江州作为都城的时间最长，从春秋时期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江州都是巴国的都城。战国中期到公元前361年前后，平都作为巴国的都城；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前后，垫江作为巴国的都城；阆中是巴国晚期的都城。

巴国君主在西周春秋时代称为巴子，战国时代，秦、齐、燕、楚、韩、魏、赵七国称王后，巴国君主也称王。巴国君主实行世袭制度，战国中叶以后巴国太子称巴王子，也称巴子。春秋时代，从《左传》可以考见的巴国职官仅“行人”一职，专司对外告命聘享。战国时代，巴国设有“上卿”，有卿相之别。军队方面设有将军，看来与列国相同，文、武分职设官。

巴国与楚国关系紧密，战国时曾经与楚国有过联姻。从春秋时期开始，巴与楚虽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相邻的两个大国，但仍被中原各诸侯国视为蛮夷之国，所以巴楚常结成同盟，来维持地位获得利益。巴、楚结盟后，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江流域诸国，如公元前688年，巴、楚联师伐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姬班二年（公元前611年），两国又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今竹山县一带）的庸国。很长一段时间，巴国与楚国虽偶有摩擦，但大致保持着同盟关系。直到姬匄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两国的联盟关系彻底破裂，两国之间征伐不断，巴国处于劣势，后在楚国的攻伐下，巴国势力最终从汉水流域消失。

巴国与蜀国地域相邻，两国是联盟之国，大部分时间和平相处。在文化和经济上往来密切。如杜宇杜宇在位时教蜀地百姓务农，发展了蜀国的农业，巴国也学习杜宇的方式教巴地百姓务农，除了农业，古蜀国文字也东传于巴。战国初年，巴国入主四川盆地东部，与蜀相敌，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征伐不断，直到两国被秦所灭。

春秋以前，巴国与秦国交往很少。史书中最早的记载是《史记·商君列传》中，书中记载秦穆公早期百里奚为相时，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巴国与秦国、楚国联盟灭庸，战国时期，秦惠文王与巴国、蜀国交好。贾大泉、陈世松等学者认为巴国与秦国的友好往来是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巴国受楚、蜀夹击而远交于秦，有借助秦势以制约西方蜀国和东方楚国的意图。秦与巴交好，则是因为巴国有精兵，又据长江天险，能够凭借巴国的地利“浮大舶船以东向（伐）楚”。

巴地农业发展较早。早在新石器时代，在今三峡地区已经有同中原地区媲美的原始农业，巫溪大溪遗址发现了在陶器上遗留有稻梗和谷壳。《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杜宇杜宇教百姓务农，传到巴地后，巴地也重视农业发展的情况。春秋战国时，“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农业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

巴人制造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熟练，将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巴国青铜器进行金相分析，与《考工记》所规定的合金比例接近，可见巴国工匠掌握了合金的配方比例；当时在中原被视为尖端的错金、错银等装饰技法，巴国工匠也都运用上了。如在涪陵小田溪一号墓出土的十四枚铜编钟，钟面上饰以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钟架上的虎头饰件则饰以银错云纹；三号墓出土的一铜壶上用错银的技法，制成云水图案。除此之外，脊薄刃宽扁径无格而形似柳叶的巴式剑、圆刃折腰式或月刃式的、平顶带虎纽的錞于及错金装饰的编钟等，都是巴人青铜器成就的典型代表。

制盐业是巴国一项重要的、传统的手工业门类。巴人长期在巫巴山地，以后又逐步控制了三大自然盐泉，贩盐、售盐是巴国最重要的经济收人来源。在巴国时期，巴人主要采用三种方式制盐。第一种是直接取水煮盐制盐，此法适用于山上流出和陆地上涌出的盐水形成的盐泉，如巴国黔中之地的郁水（乌江支流）边的郁山镇伏牛山的盐泉，巴国东部巫溪宝源山盐泉等都有自流的盐泉。第二种是用围桶法取盐，此法适用于从地面淡水河底涌出来的盐泉。第三种是煮石盐。由于地下水浸入岩石，使岩石带盐，当地百姓便煮石以取盐，水竭盐成。

丹砂矿业是巴族的一项重要的矿冶业。丹砂矿的开采利用，在巴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表明早在商、周之际，巫山地区巴地诸巫已经掌握并施用“不死之药”——丹砂了。巴人立国以后，丹砂的主要产地——涪陵区，成了巴国的重要市镇，丹砂的开发、利用也成了巴国百姓的一项重要产业，由此不少古籍中称丹砂为“巴砂”。

随着巴境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一定的剩余，酿酒业也发展起来了。巴乡清酒是巴国所酿制的酒类中的名牌产品，是向周代交纳的贡品之一。巴乡清酒因其产地为鱼复县巴乡村而得名。秦并巴国以后，秦昭襄王在处理迁移来的秦民与土著巴人的关系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即秦人侵犯了巴人，罚黄珑玉佩一对；巴人侵犯了秦人，罚清酒一壶，从中可以看出巴国清酒的名贵。

纺织业是巴国一项非常普遍的手工业，巴人擅长栽桑养蚕，种麻织布。作为家庭副业，家家农妇皆能操持。巴县冬笋坝巴人墓葬，曾发现麻布和绢的痕迹。战国后期，巴境内一些民户以布代赋，称为责布或稼布，其交纳量或一匹，或两丈，或八尺，或八丈二尺，年交八丈二尺，即可抵全年赋税。

制漆业也是巴国的传统工艺业，漆器制造也达一定的水平。在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等地的巴人墓葬中，均出土有相当数量的漆器，有漆盒、漆盘、漆、漆梳等，颜色多为红黑两色。有的漆器还加有铜足、铜盖或铜，精美异常，成为高级用品。巴人的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轮制方法已较普遍。从出土的陶器看，陶器的器形比较复杂，种类较多，炊器、食具、装饰品都有。

在农业、手工业的推动下，巴的商品交换有了发展，出现了商品的定期交换地——集市。《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国）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龟亭，即今天的小南海，龟亭北岸的铜罐驿（冬笋坝），就是巴人立市的“新市里”，即是巴人的物资集散地。巴国在江州东面长江边上筑一城，设为关津，以便督收往来过境之税，包括长江之中舟船运载的课税，它也是巴国的一大财政收入。

巴国所用的货币有海贝、桥形币、蚁鼻钱。贝币是最开始使用的货币，随着商业的发展，巴人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即桥形币。桥形币为青铜制，形如或，因此也有称之为铜璜者，在古巴国的涪陵区发现了这种桥形铜币。后来，随着巴楚之间交往的不断深化，楚国的蚁鼻钱一种类似于铜贝的货币，也开始在巴地流通。

巴国人崇尚巫教，古代巴人的宗教习俗表现形式较多，主要表现为图腾崇拜、祭彼崖和信仰鬼教等，这在巴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巴人一直保持着对图腾的信仰，如清江流域一带的白虎巴人部落群世世代代崇祀白虎，龙蛇巴人则以蛇为图腾进行祭祀崇拜；獭祭彼崖是先秦巴人郊祀中的一种祭法，即用獭作祭品，祀奉祖先，故名獭祭。“獭祭彼崖”就是向在崖穴中栖息的祖先灵魂献祭；信仰鬼教是一种极粗浅的原始宗教，是由巫师举行一些巫术而已，巫鬼源于古代巫、巴之地的对先祖的崇祀形式，以击鼓、歌乐、号跳为主要特征。

巫术是巫师运用某些特殊的法术，借助于各种法器或咒语，以达到与神灵沟通，贞问人间吉凶祝福的一种手段。巴人巫术多占筮，而占筮是由专职巫师掌握的。《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巴地有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即十位著名的巫师，他们居住于灵山（灵山即是巫山），交游人神。其中巫咸在许多书籍中皆被称为占筮的发明者。占筮是用筮草占卜，后发展为多种方式占卜，如龟卜、瓦卜、鱼卜、竹卜等。巴国占卜用域广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盐、军事、丧葬等诸多领域。

巴国的音乐舞蹈有两类：一类表现勇猛剽悍的武舞，需着戎装舞干戚，临战之时，配以震天憾地的鼓声和歌唱声形成磅礴的气势，用以鼓舞士气，震慑敌人。一类是娱乐性的舞乐，舞者手牵着手，前后摆动，边唱边跳，故叫“跃歌”“跳歌”，这种形式的直接延续便是土家族的摆手舞。

巴人的歌唱形式也很独特，是一种一人引唱，众人合唱的形式。在《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就记载了有歌者唱《下里》《巴人》，和者有数千人。《巴人》是巴族人民创作的一首反映巴族生产、生活的一首民歌，通俗易懂唱法简单易会，故和者可达数千人。巴人还有种特殊的歌谣形式就是唱竹枝词或唱竹枝歌。竹枝词是一种随编随唱的一种七言二句、七言四句不讲平仄对仗的通俗的韵诗，简短易懂，好学好唱，多哀婉、悲凉的内容，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即是。

关于巴国的灭亡，在传世文献中有秦灭巴和楚灭巴两种记载，学者为此争论不休，现在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秦灭巴。在《华阳国志·巴志》《史记·张仪列传》中都有记载。当代学术界也有学者持此观点，如学者杨宽认为在公元前 316 年，司马错等人灭巴 ；学者田敏认为巴人最终亡族是在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之战之后；学者熊贤品认为《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秦灭巴的记载与出土的包山楚简中的相关记载相吻合，即秦国在秦惠文王前元九年（公元前 316 年）灭巴。

第二种说法是楚灭巴。《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唐梁载言《十道志》记载：“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蜀中名胜记》卷一八引《郡国志》记载：“巴城在汉南江，是楚顷襄王灭巴，封其子为铜梁侯，故有此城。 ”

第三种说法是秦楚所灭非同一巴。如学者沈仲常、孙华认为楚国在楚怀王之前灭巴，即“姬扁七年（公元前362年），楚自汉中市，南有巴、黔中”。 楚国占据了巴、黔中之地以后， 巴国的宗支就逃到四川省东北地区靠近秦蜀的中间一带，另建了一个巴国。 后被秦所灭。学者赵炳清认为秦灭巴后，没有立即设立巴郡，而是扶持巴人大姓来牵制楚国，到公元前280年楚国才灭巴。学者王煜认为巴一直都是氏族联合体， 没有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巴国存在。 所以存在两种灭巴记载。

关于巴人后裔的分化，主要有如下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巴人后裔很多被汉族同化，成为黔、 湘、鄂、陕、渝交区等地的汉族之一。

第二种说法是巴人后裔主要是苗族，约四百万人，主要由巴人后裔西迁发展而成的。从西系苗族与巴人同样把赋税叫做“賨（cóng）”和都有依山横埋的葬俗可以判断。如学者田玉隆在《巴人索源及后裔探讨》中就有相关论证。

第三种说法是巴人后裔是土家族先民。例如20世纪50年代，潘光旦先生在参与土家族族别认定时，提出了土家族源于古代巴人之说。 他认为，巴人之所以成为土家族人的祖先，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迁到了今天土家族的聚居地——湘、鄂、渝、黔数省 （市） 交界地。并且从族称发音相同，都有对白虎神的崇拜， 语言中有相同的词汇，姓氏相同四个方面论证了巴人演变成土家族的依据。

潘光旦之后，学者们大多主张萧公权的后裔是土家族。其中又分巴人后裔说和巴人主体说两种。巴人后裔说认为，居住在湘鄂渝黔的土家族是巴人后裔。以林奇、邓少琴、陈启文、廖子森、卡澎等为代表，他们从考古资料、巴渝舞文化研究、王任叔的一支、廪君五姓遗裔、巴人的迁移等不同角度展开其论述。巴人主体说认为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而形成的，以彭武一、彭英明、李绍明、陈国安等为代表，他们从历史渊源、实地考察、史料研究等不同角度支持论证巴入主体说。

香炉石遗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地处清江北岸，上距盐水20公里。该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00余米，总面积30000平方米。该遗址1983年发现，1988年、1989年和1995年先后三次发掘，共完成发掘面积467平方米。该遗址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被研究者命名为“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

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文物很丰富，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其中西周文化层出土的文物最多，有石器、陶器、骨器、铜器、贝币、印章和甲骨等，共2966件，其中陶器最多。此外还出土大量兽骨及一些鱼骨和鸟骨等。学者朱世学认为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在西周时期，巴国的制陶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小件青铜器和贝币的发现，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中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和铜器等，共2264件，其中以陶器最多，占96.7%。这一时期的陶器以陶釜为主，同时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学者朱世学认为从这些器物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巴楚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罗家坝遗址位于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渠江支流中河、后河交汇的一级台地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距达州市市区60公里。总面积约123公顷。罗家坝遗址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巴文化遗址，它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完整的巴文化堆积。“罗家坝遗址”共发现遗迹130余处，其中墓葬65座、灰坑64个、房址1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1200余件，各类文物标本3000余件。

罗家坝的巴文化遗存以春秋战国时期最为丰富，且以墓葬为主，墓葬形式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陶器的基本组合为圜底罐、釜、平底罐等，铜兵器的组合为柳叶形剑、矛、戈、钺、斤、箭镞等，同时还包含少量的铜釜、铜等。铜器主要包括：鼎、、鉴、敦、盒、豆等青铜器，青铜兵器主要有：戈、剑、矛、刀、箭镞等，青铜生产工具主要有：斤、斧、锯、凿、锥等，玉石骨器主要有磨石、骨珠、玛瑙珠等。从所出土的器物来看，铜器包含三种文化因素，即鼎、豆等代表的中原文化、簋、敦等代表的楚文化和戈、剑、矛、刀、斤、斧、锯、凿、锥等代表的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