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1942年5月9日—2016年5月31日），男，蒙古族，江苏南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编辑、组长、部主任、编辑委员、秘书长、副总编兼秘书长、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2016年5月31日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4岁。

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保育钧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自此一直工作到1996年调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历任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从1966年到1996年，这30年正是中原地区大地铁马金戈的变革年月。从毛时代的革命激情主义到邓时代的全面改革开放，很难知晓保育钧先生作为新闻人有怎样的感悟。

告别新闻界，保育钧调入全国工商联。他坦言，工作变动之大，实在难以适应。当时的大背景在知名政论家凌志军和马立诚所著的《交锋》中有过详细介绍：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中国正处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中，堪称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保育钧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任职时，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这些都是政界的敏感词汇，曾有友人劝他，工商联乃是非之地，务必要慎重对待。

“民营企业最现实的出路是用好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政策，在这些项目中寻找机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29日在杭州市表示，民营企业要抓住当前国家安排投资拉动内需的机遇。

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主办的“中国长三角对策峰会”上，保育钧分析说，国家出台了十项措施，以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这4万亿元投资又拉动了明年20万亿元的全社会总投资。民营企业不要误以为这些都是政府投资与己无关，而是要找好位置，完全可以通过生产原材料、设备等方式承接这些建设项目。

在4万亿投资中有1600亿元资金用于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尤其要注意这一项资金。“产业结构调整说时容易做时难，现在国家有了资金支持，正是民营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时机。”

对于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保育钧建议，除了抓住国家加大投资的机遇，积极开拓新市场，加强成本控制和管理之外，民营企业还要顺应行业内部兼并重组大洗牌的趋势，主动寻找合作伙伴。

商会，顾名思义，就是商人组成的协会。保育钧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缺少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商会。他说，商会最早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的壮大，商人们意识到要实现一个行业的发展，光靠个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同行团结起来，于是商会就应运而生。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行业权益、规范同行竞争、调解同行矛盾、培养行业人才的职能。

保育钧介绍，清朝末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工商业者为了抵御洋货的倾销以及朝廷的压榨，开始组建自己的商会。在民国时期，商会一度成为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势力。但是，解放前的商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各级工商联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更多的角色定位是党联系民营经济的桥梁，经济色彩不足。因此，中国至今还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商会。

“这几年我参加过许多省、市一级的活动，像华强北电子市场这样基层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保育钧说，他这次来深圳市，主要是出于对华强北商会的浓厚兴趣。

“华强北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草根’商会。”保育钧认为，中国现存的大多数商会、行业协会缺少经济性和民间性，带有很浓厚的官办色彩。

可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企业需要一个“家”，怎么办。企业就自己组织起来搞商会。保育钧认为，华强北商会就是这样一个由企业自发建立的商会，它在华强北发展过程中，多次代表华强北商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强北商圈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会。“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商会，搞市场经济，离不开这种真正的商会。”保育钧说。

真正意义的商会要做哪些事情。保育钧说，商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代表同行业企业，与各种势力进行博弈，包括与政府博弈，为一个行业、一个商圈争取平等待遇，争取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构建社会基础秩序的需要。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沸沸扬扬的KTV版权费风波，各地的娱乐行业协会代表歌厅向国家版权局据理力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了博弈，最终才会有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果，才有和谐可言。”保育钧说。

保育钧认为，商会的另一个职责是，规范商家的行为，制止不正当竞争。只要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协会建立起来，建立严格的行规，谁一旦制假售假，立即开除，市面上谁也不敢跟它合作，谁还敢搞假冒伪劣。

保育钧认为，深圳市在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上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不但出现了华强北商会这样全国首创的“草根”商会，而且实现了行业协会与政府的脱钩，实现了无主管部门、无行政级别、无编制经费，原有的各种商会、协会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商会、协会转变，这将对深圳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规范发挥作用，也为全国的商会、行业协会改革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