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道格拉斯 女爵士，DBE，FBA（英文：Dame Mary Douglas，1921年3月25日－2007年5月16日）。英国人类学家，因其对于人类文化与象征主义的作品而闻名于世。

玛丽·道格拉斯出生时名为玛格丽特·玛丽·陶（Margaret Mary Tew），生于意大利圣雷莫，父亲是吉伯特·陶（Gilbert Tew），母亲是菲力丝·陶（Phyllis Tew）。她的父亲吉尔伯特·特伍是印度文官，曾在缅甸任职，而她的祖父丹尼尔·特伍爵士也是印度文官，曾担任下缅甸首席法官。玛丽和妹妹派翠西亚在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中被养育成人。母亲去世后，姐妹俩由外祖父母抚养，并在罗汉普顿的天主教圣心修院（后称为沃丁汉学校Woldingham School）接受教育。玛丽从1939年到1943年，在英国牛津圣安娜学院读书，受到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vans-Pritchard）的影响，并以二等学位毕业。

她曾在英国殖民地办公室工作，遇到了许多社会人类学家。1946年，道格拉斯回到牛津市学习人类学，并于1949年注册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M. N.斯里尼瓦斯和E. E.埃文斯·普里查德。1949年，她前往当时位于比属刚果的利利人（Lele）从事田野调查；这使得她前往位于开赛河与Loange河之间的区域，过著乡村生活。利利人生活在先前库巴王国的边缘。一场内战阻止了她继续田野调查，但这导致了道格拉斯的第一部著作《卡赛的勒勒人》，于1963年出版。

在1950年代初，她完成博士学位，嫁给詹姆斯·道格拉斯。他也是天主教徒，也出生于一个殖民地家庭（在印度Simla，当时他的父亲在印度武装部队服役）。他们共生育三个孩子。她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将近25年，之后她前往美国任教并写作达11年。她所发表关于风险分析和环境、消费与福利经济学、以及食品与仪式等主题的著作，引起了人类学学术圈以外的人们关注。

在美国纽约罗素赛奇学院（Russell Sage Institute）担任为期四年的基金会文化研究教授（1977–81）之后，她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担任人文科学概论亚维隆教授，将神学与人类学研究连结起来，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三年。1986年，她获得了乌普萨拉大学人文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1988年，她回到英国，在那里她在1989年发表了吉福德讲座。

她的学术声望借由她的书《纯净和危险》（Purity and Danger）（1966）而建立。她与计量经济学家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合写了《财货的世界》（The World of Goods）（1978）一书，被视为经济人类学的先驱作品。1989年，她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她于1992年被任命为大英帝国勋章（CBE）的指挥官，并于2006年12月30日女王新年荣誉名单上被任命为大英帝国女爵士（DBE）。她在2007年5月16日，因癌症并发症于伦敦辞世，享年86岁。身后遗下三个孩子。她的丈夫则于2004年去世。2002年，她的《集大成作品》的十二卷版由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

玛丽道格拉斯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她对于圣经利未记的诠释，以及她在创立“文化的危机理论”所扮演的角色。

道格拉斯的《纯净与危险》一书被认定为社会人类学的重要文本。

在《纯净与危险》一书的探求线路，追溯了在不同文化脉络下，用来指称污秽的字汇与意义。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污秽东西，是被人们认定出自于不合常规的位置（道格拉斯从威廉·詹姆斯的作品拉出这条路线）。她试图澄清在不同社会和时代之中，介于神圣、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的差异。透过对于仪式、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复杂与深思熟虑的阅读，她挑战了西方对于污染的概念，理清了文化脉络与社会历史究竟有多么重要。

在《纯净与危险》，道格拉斯首先提出犹太律法并非如同许多人相信的，是原始的健康规则，或是随机选择的，做为犹太人对上帝许诺的试炼。反之，道格拉斯主张，律法关连到象征界线的维持。受到禁制的食物，就是那些似乎无法干净利落地归入任何一种类别者。例如，猪在自然顺序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因为它们如同有蹄类动物一般，是偶蹄的，但并不反。

后来在《纯净与危险》的2002年版序言中，道格拉斯收回她在最初对犹太律法的解释，说这个解释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取而代之，她提出“这套摄食的律法错综复杂地塑造身体与祭仪彼此交叠的关系，以色列人只被允许食用将成为仪式牺牲的动物；这些动物则是由牧民所决定。因此，道格拉斯提出结论，受到禁制而不被食用的动物，事实上并非不纯净，这是由于“理性、正直与怜悯的圣经上帝，[从不]会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创造出令人厌恶的动物”。道格拉斯在《纯净与危险》一书中，澄清她并非依据各宗教对纯净或污秽的理解，究竟是正面（肯定污秽）或其他，来判断这些宗教究竟是消极或乐观。

在《自然象征》（首次发行于1970年），道格拉斯引介一组相关联的概念，包括“群体”（如何明确定义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处于一个有界线的社会群体之内或之外），以及“网格”（如何明确个人的社会角色是处于社会特权、要求权与义务的网络内）。这套群体与网格模式，后来受到修订与重新用来建立文化理论的基础。

她对不幸、风险和责任分配研究的贡献包括对使用超自然力量导致不幸的个人进行指责：巫术和魔法指控，宗教、罪恶和责任分配，以及现代性和风险，一种新的责任分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