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桓惠王（？―前239年），姬姓，韩氏，名然，韩厘王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

韩桓惠王在位时，韩非子多要求推行法治。韩桓惠王二十七年，郑国奉桓惠王之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是为郑国渠。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2年），秦国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韩桓惠王割上党（今山西长治）给秦国求和，上党人既不想被秦统治，又无力抗秦，郡守冯亭率一郡军民降赵。赵国接受上党，并遣名将廉颇麾重兵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市）拒秦，双方发动长平之战。

前239年韩桓惠王，子韩安立。葬于今河南新郑。

韩桓惠王，韩厘王之子，名然。在位时，韩非多要求推行法治。韩桓惠王二十七年，郑国奉桓惠王之命西去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利工程，是为郑国渠。

桓惠王元年，伐燕。

桓惠王九年，秦拔韩陉，城汾旁。

桓惠王十年，秦击韩于太行山，韩上党郡郡守以上党郡降赵。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45年），秦国出兵攻伐韩国的野王。野王投降秦国。韩国上党郡与本国的联系被切断。韩桓惠王惧怕秦军兵锋，决定主动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息战祸。上党郡守却不愿降秦。韩桓惠王于是派冯亭接替上党郡守遂行降秦的相关事宜。冯亭上任後，也不愿降秦。他率众献郡于赵国，意欲利用赵国的力量抗击强秦，以保全韩国。赵孝成王喜出望外欣然接受，封冯亭为芈戎仍为上党郡守，派平原君领5万赵军接收长治市。

公元前261年，秦国派军进攻韩国的缑氏镇、纶，震慑韩桓惠王。派左庶长王龁领兵进攻上党，意欲一举兼并。赵国派廉颇领兵20万救援上党。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

桓惠王十七年，秦拔韩阳城、负黍。

桓惠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卒。

桓惠王二十四年，秦拔韩城皋、荥阳市。

桓惠王二十六年，秦悉拔韩上党。

桓惠王二十九年，秦拔韩十三城。

桓惠王三十四年，王卒，子王安立。

周郝王五十五年（前262年），秦国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省沁阳），韩桓惠王割上党（今长治市）给秦国求和，上党人既不想被秦统治，又无力抗秦，郡守冯亭率一郡军民降赵。赵国接受上党，并遣名将廉颇麾重兵进驻长平（今高平市）拒秦，双方发动长平之战。

前239年韩桓惠王薨，子韩安立。

韩桓惠王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桓惠王实行改革。继续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韩桓惠王时期，推行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韩桓惠王时期的韩国在今天的河南一带，《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也就是说，韩国祖先最初是被封于“韩原”这个地方的。致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不是韩的领土，而是另外一个诸侯国——郑国。《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吾知道，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就是韩、魏、赵的三家分晋。所以，说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应该是郑。《史记》记载韩桓惠王时期韩的疆域范围，韩的领土范围大致应是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是楚地）。

韩桓惠王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取，人取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韩桓惠王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韩桓惠王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韩桓惠王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上》说:“耕者且深，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韩桓惠王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