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又称水火灯，有的煤油灯用棉条导引点燃而用玻璃灯罩遮风防火的；有灌气而使火水气化至灯纱内燃烧发光的气灯大光灯。气灯有座灯与吊灯两种，一斤火水（煤油）可点燃4个小时。用煤油灯时，每隔一小段时间气灯须拧高棉芯，吊灯须灌气或加火水。

煤油灯 Kerosene lamp(在英国被广为称作石蜡灯paraffin lamp)，粤语地区称为火水灯，为电灯普及之前的主要照明工具，以煤油作为燃料(有时也会用清油、柴油等）。

早于9世纪的巴格达，已有使用煤油灯的记载，而近代的煤油灯则于1853年由一名波兰发明家Ignacy Lukasiewicz发明。

有两种主要的煤油灯，灯芯灯"wick lamp" 和 压力灯"压强 lamp"，但运作方式不同。

旧式煤油灯使用棉绳灯芯，其灯头通常以铜制成，而灯座和挡风用的灯筒则用玻璃制成。灯头四周有多个爪子，旁边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或下降的小齿轮。棉绳的下方伸到灯座内，灯头有螺丝绞与灯座相配合，故可把灯头扭紧在灯座上。而灯座内注满煤油，棉绳便把煤油吸到绳头上。只要用火柴点着绳头，并罩上灯筒，便完成点灯的动作。现时旧式煤油灯已几近绝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农村家庭大都使用煤油灯照明。煤油灯多为玻璃质材，也有简易的煤油灯制作方法，利用用过的墨水瓶或药瓶，先在盖上打一个圆孔，然后将牙膏或白铁皮制成的灯芯模插到圆孔里，用棉花或布条做灯芯，在瓶内注入煤油，用火柴点上就可照明。

自清末，煤油灯被引入中原地区。美观的灯具，先进的燃料，以及科学的燃烧方式和数倍于老棉花灯的亮度，使它一下子吸引住了中国人的眼球。特别是有些外国的石油公司，把煤油灯作为销售自己石油产品的敲门砖，推向中国的老百姓。他们给中国人提供免费的煤油灯具，甚至免费供应一部分燃油，让人们试用。

在解放初期以及六七十年代没有通电的农村地区普遍使用的还是煤油灯，计划经济时期，煤油要按票到供销社购买，所以细心的女主人会适时调节灯的亮度。只有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才把灯光调亮些。即便如此，在微风中忽明忽暗上下跳动的灯光依旧照不了多远，几个孩子只能围灯而坐。时间稍长，就会两眼昏黑。勤俭的女主人也不会让灯光白白浪费掉，及时支起夹板纳鞋底或缝补衣物。

那时候，各户都很穷。为了省钱，经常几个房间只点一盏煤油灯，做饭时灯在堂屋，一家人便都围在堂屋。做好饭后，把饭端到里屋灯便也跟着到了桌上。

“露出的灯芯只要一小节就可以了，赶紧写完作业睡觉去。”父亲换着煤油灯芯，郑重其事地嘱咐。

“晓得了。”我和弟弟在灯下做着作业，习惯性地回答。可实际上父亲一走开，弟弟便拿出了画本，我也翻开小人书，直到夜深得周围都安静极了，父亲再走进房来，板着面孔望着我俩，我们默不作声，迅速熄灯，睡觉。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家家户户的照明多是煤油灯。我家也是，仅有两盏。

我喜欢煤油灯，每当黑夜袭来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大人在田间劳作还没有回来，幼小的我怕黑，害怕极了。这时候，只要划燃一根火柴，点着了灯芯，“亮——了!亮——了!”屋子里就会昏亮起来，悬着的心也就稍稍安稳了些。万家灯火时，似点点萤火亮闪在村落各处，有的挨得近，一堆堆，有的隔老远才能看见一点点光亮。我家有两盏煤油灯，一盏立在桌上，发出的亮光把兄弟俩的头发丝儿染上了一圈金黄;还有一盏似绕圈的流星，每天晚上在灶台和猪圈边来来回回，跟着父亲和桶，只盼着把小猪养得肥壮。我们就在屋这头听着屋那头的“哗啦啦”“哼唧唧”“呼噜噜”，心中对下学期学费的着落更坚定一分。

“用针头挑一下，灯光就会亮一些的。”父亲喂完猪回到灶屋，朝我关心地说，我用针头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结了红籽”的灯芯，把灯结拨落、挑亮，昏暗的屋子里又重新亮堂起来。我趁此斜斜地瞄了一眼父亲，只见他双唇紧抿，眼角的褶子里却都是盼头。

最开始家中的煤油灯是没有玻璃罩子的。一个简易玻璃瓶里装点煤油，一根用布条搓成的灯芯从铁灯头中间的孔隙穿过、伸进瓶子里，煤油慢慢往上浸透、爬上灯头，划燃一根火柴，“哧——”，点着了。小时的我手贼得很，老喜欢拧开煤油灯盖去玩，一不小心煤油弄到手上，便“满手余香”，隔老远都能闻到刺鼻的煤油味儿。

一次，和夫人坐阳台上，闲聊起年少生活的这些事儿，她也笑。小时拿剪刀在一张白纸中间剪一个孔，当成灯罩套在玻璃罩上——那时她家里的煤油灯时尚些，上面有个玻璃罩，透明的，既能防风吹灭，还可以把亮光聚拢来，一齐打在作业纸上，亮锃的，眼睛舒服多了。但纸罩子只能用一个晚上，用久了纸张就会糊，取下来拿在手上轻轻抖动抖动，就发出脆脆的声音，这又是另一种欢趣。她说，给煤油灯做纸罩子套上，如同小孩子做小手工一样快乐。日子虽清苦，但屋子里总有笑声。

外婆家也有煤油灯，但和我家的、奶奶家的都不一样，个头大多了，圆鼓鼓的玻璃罩、密不透风。更新奇的是，外婆家的煤油灯是可以提着走的，不似父亲每天晚上在灶屋和猪圈间来来回回得小心翼翼地端着，生怕给洒落了煤油。我提起有提手的煤油灯，便从这间房晃到那间房，一会儿放桌上，一会儿搭着凳子挂到墙上。晚上外公有事出门到邻舍家去，我也抢着要提着煤油灯走在前面，风都吹不灭的。后来，外婆告诉我，管这等个儿的煤油灯叫“马灯”。我好生羡慕，只盼着家里也能用上那样“豪华”的煤油灯。

再后来，家里的煤油灯终于安上了玻璃罩子，我兴奋了好些天，日日盯着，一旦黑烟将灯罩熏成腊色了，白天我就将灯罩向着阳光，一边哈气，一边拿纸擦拭，“吹毛求”地恨不能将它擦成两面玲珑、晶莹透亮，最后不放心还得拿半干不湿的软布再过一道，这才物归原位。“看，我擦干净了!”我一个劲地拿给父亲瞧，父亲却笑笑，转头向村外望去，原来周围人家早已用上了电灯。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大江南北，暖暖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分得了田地，乡村通了电，煤油灯换上了电灯，有的家里还装上了日光灯。

如今我躺在床头，看着照片中的父亲，充足光源下他的脸一点不遮掩地呈现眼前，我竟生出丝陌生来，父亲的脸原来是这模样吗?而后恍然，小时见的都是煤油灯影里的父亲，在麻石猪漕旁，在小书桌边，在一家人围拢的简陋的灶屋里，总有一瓣隐着，叫我只能瞧见他在光中的笑意。我关了顶灯、打开小台灯，试图再看仔细些，兀地又想起父亲送我的第一盏台灯，还记得黄色灯罩包裹下的光一下打在脸上时，我是蹦跳出一句“亮——了!亮——了!好亮好亮的光啊!”就在那一年暑假，我收到了中师录取通知书。那一年，也是我家正式告别那盏煤油灯的第一年——1986年。

一日，一家人去黄兴故居走走，我又看到了“马灯”，挂在墙上，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成家立业至今，日子越过越甜美，灯也日新月异地变化，现在的家中谁还没个灯带、壁灯和吊灯的混合组呢?只是当初是少不更事的我们攀着父母的手，看着煤油灯便兴奋不已，现在则是父亲站在我们的新房子里，抬头望着既节能环保又经久耐用、各种款式的灯，发出敞亮敞亮的灯光，一边不住地按动着开关，一边情不自禁地感叹着时代的巨变，“这灯好亮啊!”而我照旧坐在父亲一侧，望向他那张被光照得毫无遮掩的脸：双唇紧抿，眼里心里满是幸福。

（摘自散文《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