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伊（1850年—1909年），字莘伯，江苏常熟人。清代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

光绪一年（1895年）授御史，杨崇伊可以说在戊戌政变中是立了头功的，叶赫那拉氏也曾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而杨也曾以首功自居，风光无限。也许他的人品实在连慈禧也看不上吧。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省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市，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博尔济吉特·瑞澂参劾，驱逐回常熟市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爱新觉罗·奕劻奕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引发了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其在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是瑾妃和他他拉氏的老师。杨崇伊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戊戌变法时，李鸿章被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待在北京贤良寺冷眼观世，对变法派很不以为然。这当然也影响了杨崇伊。

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显然怀疑它是太后党的一个阴谋。据史载：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瓜尔佳·荣禄与爱新觉罗·奕劻奕劻，参加者包括叶赫那拉·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叶赫那拉氏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

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朝臣和宦官们并不愿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让奕劻带着奏折直接赴颐和园上奏。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在《新太平世家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市，向瓜尔佳·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并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市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有溥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叶赫那拉氏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是有作证资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凯师爷，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政府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爱新觉罗·奕劻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端康皇贵妃和他他拉氏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叶赫那拉氏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