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1935—2016），1935年11月出生，天津市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南开大学教授，著名曲艺理论家。上世纪60年代薛宝琨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任创作员，先后与侯宝林共事达20余年，在中国曲艺理论研究领域声名显赫。著有专著《侯宝林评传》《中国的曲艺》《中国人的软幽默》《怎样欣赏戏曲艺术》《中国说唱艺术史论》等。2016年2月28日上午8时10分，薛宝琨在天津市黄河医院逝世，享年81岁。

薛宝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著名曲艺理论家。

1948年，他报考商业职校，因为这类学校毕业后可以安排工作。

到1950年，15岁的他，作为知识书店的实习生站了一年柜台，转年复学，到1954年在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采购供应站当会计。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读过许多苏联作品，一心想在这最高学府圆他的作家梦。

1961年毕业分配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分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当编辑，广播说唱团创作员。写歌词、相声、鼓词。在那里他接触了曲艺，结识了侯宝林等曲艺名家，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从1961年至1972年12年中，在他们的熏陶、浸染、刺激、提携下，学到了不少东西，无疑对他日后的曲艺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薛宝琨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东方艺术系教授、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天津市曲协主席团委员，后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

1979年参加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概论》一书的撰写开始便一直深入地研究下去。后来连续写出了《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三本书。

1982年又应黑龙江出版社之邀，与侯宝林联袂北上，仅用两周时间写下了《侯宝林与他的相声艺术》。因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教授林培瑞先生赞誉他是侯宝林研究的权威。

1982年又写了《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一书。

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笑的艺术》。该书将所有的俗文化都收了进去，并建立了一定的体系。同年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祖国丛书》(人民出版社)中由薛宝琨撰写的《中国的相声》一书获奖，嗣后他又写了《中国的曲艺》。

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幽默艺术论》。《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华北五省市文艺论著中获一等奖；《笑的艺术》获鲁迅文艺奖；《中国的相声》获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台湾出版并一版再版。

1992年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丛书中由薛宝琨撰写的《中国文化通志·艺文典·典艺志》(35万字)将在今年出版，并应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丛书》之邀撰写《当代中国曲艺·相声部分》。

除此之外，薛宝琨还为报纸开设专栏，撰写短小精粹的随笔、短论文章300余篇。总之，薛宝琨在曲艺理论园地勤奋耕耘十几年，著述颇丰。他的专著资料翔实，理论深厚，分析精当，个性鲜明，而且文笔优美畅达。鉴于他学术上的成就，1996年英国《剑桥名人录》收入了薛宝琨的条目。

薛宝琨的曲艺理论研究还十分注意宏观研究与微观探讨相互的结合。《中国的相声》与《中国的曲艺》就是相互结合的结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幽默艺术论》这部论文集中，反映了中国幽默艺术史的基本面貌并对唐宋说话，伎艺，说书艺术的“使砌”．民间说部的“书筋”、“情歌”、“歌谣”、“笑话”乃至“笔记小品”、“文人幽默”、《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幽默艺术都有专题涉猎、研究。

颇有影响的《中国人的软幽默》一书，薛宝琨对中国人的幽默性格、人生态度、人际关系做了生动剖析。他说：“中国式的幽默，就表达方式来说，可称之为软幽默，却又软中有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婉而多讽”，“幽默是中国智者眼中的微笑。”

尽管薛教授在中国曲艺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他却淡泊名利，很是超脱。他说：“什么事都无可无不可。平淡是人生最高境界。”

他的人生信条是：逆中求顺，退而善飞。承认人生的苦难与现实的不幸，但绝不屈服于命运而是在矛盾的隙中寻求心灵的自由。信老庄而厌其怠惰、消极、圆滑；喜佛释又绝不以生为苦；崇儒家，更不取其“汲汲乎”之卑琐情态。

尽管薛教授对我笑谈他的人生哲学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追求一种平凡、平淡、平实的生活与心境，他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孜孜以求却时有流露。“逝者如斯”，失去的大好时光不能再来，而珍惜今日的光阴却是现实而必须的。于是他摩拳擦掌，重振旗鼓，文思如“万泉源随地涌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洋洋洒洒，十几年一共写下了三百万字的十五本大作。

人生有时叫人捉摸不透。当一个人遭遇不幸，受尽折磨与苦难，决心远离那段生活时，若干年后，恰恰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生涯反而施惠于他。由此我想，谁说苦难不是一笔财富呢。薛宝琨不愿再回到让他伤心的广播说唱团，可是那里又有他的事业与汗水，有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挚友，让他魂牵梦索，不能割舍。所有这些就都变作了文字流淌于他的字里行间。

值得指出的是，薛宝琨一开始就自觉地将相声当作中国俗文化这一视角去进行研究的。过去人们认为，相声没有历史可谈。为相声作史完全是附庸风雅的空谈。薛宝琨说，任何东西都有历史。相声覆盖了中国的俗文化。在通俗艺术样式中，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往往通过说书唱戏，谈古论今加以表现，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