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1857--1938），被后人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在其律师生涯之中他成功地代理了许多起疑难复杂的经典案件，娄伯和里波路谋杀案就是其中一件。法庭演说是个无底洞，所有接近它的人都必须接受考验。它考验你的良知、信念、智慧以及选择，迫使你检验法律的价值、真理的必要性。这正是法庭演说最迷人之处。

在克莱伦斯·丹诺漫长的律师生涯中，到1924年的暮春为止，他已经替100多位受到指控的杀人犯进行了辩护，但是，这些辩护案件的胜诉，没有哪一件比得上耶森·F·里波路和理查德·娄伯案来得更为艰难。

1924年6月3日，天还没有亮，丹诺就被几位来访者打断了睡梦，他们给丹诺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一个朋友家的儿子已经承认他杀死了一个小男孩，他将要因此而被绞死。

当时，丹诺已经67岁了，他一生坚决反对死刑。这时，他认识到，这么一个名声不好的审判可以让他在公众面前大显身手，他可以向全国的公众展示他是如何反对死刑的。但是，案子不利于无罪释放的因素太多了，证明案犯有罪的证据堆积如山，并且，那两个让人无法同情的被告，已经对他们无谓的杀人行为供认不讳。面对着媒体和公众都强烈要求尽快把杀人犯送上绞刑架的情况，丹诺想出了一个对策，以便淡化这个案子中那些让人气愤的事实。

1924年5月21日，芝加哥警方接到了一位居住在海德公园富人区的居民雅各布·法兰克斯打来的电话，请求他们帮助寻找他14岁的儿子罗伯特，因为罗伯特那天晚上一直没有回家。随后，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法兰克斯夫人接到了一个自称是“约翰逊先生”的电话。在电话里，那人说他已绑架了罗伯特，但罗伯特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那人还说，第二天早晨，他还会给法兰克斯夫人进一步的消息。

第二天，法兰克斯夫妇收到了一封打字机打的署名为"乔治·约翰逊"的信。信上保证说，他们的儿子还活着，同时还要求法兰克斯夫妇准备10000美元，但必须是没有任何记号的旧钞票。这些钱要放入一个盒子，盒子要用白纸包裹，用蜡封口。此外，信上还告诉法兰克斯夫妇，他们以后还会接到电话，电话将告诉他们怎样去送钱。但是，如果他们通知了警察，或是不严格按指示办，那么他们的儿子就将丧命。那天下午，雅各布·法兰克斯又收到“约翰逊"的电话，电话说很快将有一辆出租车来到他家，要把他送到一个杂货店，在那里，法兰克斯将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但是，就在那天上午，在芝加哥南部一块草地上的一条阴沟里，一个铁路维修工吃惊地发现了一具裸体的男孩尸体。在尸体旁，这个工人还同时发现了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虽然罗伯特不戴眼镜，但警方还是打电话通知了法兰克斯先生--这个电话只比这位焦急的父亲收到"约翰逊"的电话晚几分钟。法兰克斯这时顾不上绑架者要他呆在家里等出租车的要求，他迅速赶到现场辨认了尸体，并确认那就是他失踪的儿子的尸体。孩子死于窒息和头部受到钝器击打，并且，极可能死于法兰克斯收“约翰逊"的第一个电话之前。

于是，警察开始着手调查。但他们手上只有两个真正的证据：一个是寄给法兰克斯夫妇的信，另一个则是在尸体旁发现的眼镜。警察首先找到了眼镜的制造商，这是一位当地的眼镜师，他的记录本显示，他只售出了3副与尸体旁发现的眼镜一样的眼镜。在那3个买主中，只有耶森·里波路缺乏令人信服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里波路是芝加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他对鸟类颇有研究，也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当警察来到里波路的住所--里波路的住所离法兰克斯的家只有几个街区远--询问他有关眼镜的事时，他的朋友理查德·娄伯正好来访。娄伯也是密歇根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他的父亲则是西尔斯·罗勃克公司的副总裁。

里波路说，他曾在尸体被发现的地区观察过鸟类。他还说，在谋杀案发生前的那个周末，他跨过发现尸体的那个阴沟拍摄了一些照片。里波路宣称他的眼镜就在家里，但是在一阵仔细的寻找后，他却没有在家里找到眼镜。于是，警察以怀疑里波路和娄伯有作案嫌疑为由，把他们带回警局拘留了起来。

侦探集中审问了里波路，尤其是他在绑架和谋杀那天的一切活动。起先，里波路说他想不起他那天都去了些什么地方，但随后又说，他那天和娄伯开着他自己的车，一起去了芝加哥闹市区吃午饭，下午又一起去了林肯公园观察鸟群。里波路还说，那天晚上，他和娄伯都喝多了，回不了家，于是他们搭载了一些女孩，一起开车去了杰克逊公园。娄伯证实了里波路的说法。

警方随后把精力放在了那封打印信上。据专家确认，这封信是用昂德伍德牌手提式打字机打的。警方就此再一次审问了里波路，但他却矢口认他有昂德伍德牌打字机。随后，警方了解到里波路和他的同学曾一起准备过考试要点，当时用的就是里波路的打字机。于是，警方就那些考试要点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发现这些考试要点和那封发自"约翰逊"的信，实际上出自同一台打字机。里波路的同学告诉警察，他们曾用过里波路的打字机打那些考试要点。面对这样的事实，里波路仍坚持说他没有昂德伍德牌打字机，并说也许是其他的同学有这样一台机子。然而，里波路家的一个仆人证实说，就在两个星期以前，家里确实有一台昂德伍德牌打字机。但警察再次搜查房子时，却没有找到打字机。

就在这时，警察又了解到了另一个重要事实：里波路家的司机在谋杀案发那天，正在清洗和修理里波路的汽车，所以，里波路和娄伯那天不可能开那辆车出去。面对这一新的证据，娄伯供认，为了实施一次完美无缺的犯罪，他和里波路经过精心策划，绑架和杀害了罗伯特法兰克斯。随后，他们两人都向检察官坦白了全部犯罪事实，除了到底是谁给了罗伯特那致命的几拳以外，他们对罪行的每个细节都供认不讳。

那天，当里波路和娄伯开着一辆租来的车寻找作案对象时，他们发现了罗伯特·法兰克斯。法兰克斯是娄伯的一位远房堂弟。当法兰克斯拒绝他们邀其同行的请求后，娄伯诱骗他说，他要和他谈谈网球拍的事，从而把罗伯特骗上了车。随后，两人用凿子敲打罗伯特的头部，并用一块布捂住了罗伯特的嘴。尽管里波路和娄伯两人都指责对方是真正的凶手，但两人都说，罗伯特很快就死在了后座上。

随后，他俩开车前往印第安纳州的格雷，准备在那里抛尸灭迹。半路上，忙乎了半天的他们，因肚子饿了，所以停下车，买了两份三明治，并且，就在车上，在尸体的旁边，饱餐了一顿。天黑以后，他们开车来到了一个里波路常常去观察鸟群的地方。在那里，两人剥光了罗伯特的衣服，为不让人认出死者的身份，又在尸体上倒上了硫酸，然后把尸体塞进了一条阴沟。随后，里波路和娄伯开车回到芝加哥，焚烧了罗伯特的衣服，并清洗了车上的血迹。

第二天，里波路给法兰克斯先生打了电话，叫他立即乘出租车到一个杂货店去。里波路后来对警方说，如果法兰克斯来到杂货店，他原本打算给法兰克斯打电话，通知他带上赎金登上一辆火车。在火车上，法兰克斯先生将得到一张纸条，纸条将通知法兰克斯从开动的火车上把赎金扔向某个指定的地点，而此时里波路和娄伯就在车下的那个地方等待着。

面对这种供认不讳的供词，丹诺感到无计可施。他的两个当事人都承认参与了犯罪，传统的借患有精神病而洗脱罪名的办法(此办法要求被告不清楚他所干的事是"错误的")，在这个案子中也不适用，因为两个被告都很聪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们作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干一件"完美无缺的案子"。

丹诺决定为这两个已承认犯有杀人罪的被告进行辩护，这位颇有名望的辩护律师试图通过他高超的辩护技巧，为两个被告赢得无罪释放。对此，芝加哥人震惊了。

通过让两个被告服罪，丹诺以一种高超的辩护策略，让他的两个当事人摆脱了陪审团可能会因他们的罪行而对其处以重刑的可能性--如果被处以重刑，则极有可能是把两个10多岁的凶手送上绞刑架。丹诺知道，在被告服罪的情况下，伊利诺伊州的法律赋予法官这样的权限：判被告死刑或终身监禁。丹诺还知道，这样他将有机会提出证据，从而缓和这件谋杀案的严重性。他将通过精神病专家的证词，尽力向陪审团显示，里波路和娄伯就像出了毛病的机器一样，他们不应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因此，死刑，对两个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10多岁的孩子来说，尤其不适合。在丹诺的眼里，死刑惩罚永远是不公正的。

在这件号称"世纪审判"的案件中，高潮出现在克莱伦斯·丹诺雄辩地进行终局演说时。通过终局演说，丹诺不仅挽救了两个男孩的生命，同时也使法官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丹诺陈述完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词后，坎乌利法官最终裁定，两个少年犯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两个凶犯中，其中一人的坐牢时间是另一人的坐牢时间的两倍还多，但相比之下，他还是认为自己很幸运。理查德·娄伯在狱中只呆了12年，就被同牢房的囚犯刺死了。耶森·里波路则比他的朋友幸运多了，他在狱中呆了25年后，假释委员会于1949年减轻了他的刑罚，准许他在1953年获得假释。1955年，里波路出狱，并于1971年自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