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自强，安徽上县人，国家文博研究员，原阜阳市博物馆馆长，著名文博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收藏、保护和抢救了阜阳地区境内的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对于阜阳市博物馆的建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参与过汝阴侯墓的发掘，历时10年整理了阜阳汉简，为中原地区古文字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主要著作有：《戴名世遗文集》（合著）、《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题、〈春秋事语〉章题及相关竹简》（以下简称“《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阜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报告》（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另在全国性刊物《文物》、《考古》、《文物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历史文物》等发表文章30余篇。

目录

人物简介

主要业绩

主要著作

韩自强，颍上县人，1936年生，1950年7月参加工作。国家文博研究员，原阜阳市博物馆馆长，著名文博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冒着政治风险抢救了阜阳地区（今阜阳市、亳州市和凤台县）境内的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对保护阜阳的历史、丰富阜阳市博物馆的馆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郭沫若能够亲笔为阜阳博物馆题写馆名，正是基于该馆丰富的馆藏。韩自强主持并参与过汝阴侯墓的发掘和阜阳汉简的整理，为中原地区古籍研究积累了重要的第一手早期资料。经过他整理的阜阳汉简中有13种简书已被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珍贵古籍。主编《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系统介绍了阜阳博物馆、原阜阳市各县博物馆、文管所及个人收藏的带有文字的文物。退休后历时7年编写出《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报告》一书，2013年4月已交中华书局出版。

1、举办“阜阳古代史陈列”展览

1958年，全国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于是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全民改稻，全民除四害，全民办一切事业。文博事业也不例外，“大跃进”期间提出要“县县办博物馆”。当时确曾征集了很多文物。但是要达到“县县办博物馆”还有很大的差距：有的县征集的文物很少，无法或不值得建馆，而文物是历史的真实，又不能向壁虚构，再“跃进”也不能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地增加；有的县虽征集了相当数量的文物，但当时全国的经济条件都很差，文物数量多的县，经济条件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还是建不起符合标准的博物馆，征集到的文物仍然有损毁、被盗的可能。于是，在“大跃进”的狂热过去后，如何保护这一部分文物，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1962年，由专署文教局邓云鹤局长向专署报告，经张剑华专员同意，把各县的文物集中接收到阜阳专区博物馆，以免损毁。

1961年，韩自强由医药公司调配到阜阳专区博物馆，整天和文物打交道，深深地爱上了文博事业。面对各县征集来的大量文物，爱动脑子的他总希望把这些文物拿出来，让阜阳市人了解阜阳悠久的历史，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但是，博物馆定期开放，展出的展品又很少，参观者当然也很少，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如何让文物发挥它们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教育作用，成了年轻的文博工作者韩自强经常思考的问题。

早在1958年，安徽省博物馆第一次搞了一个大型“安徽古代史陈列”（陈列的意思是长期展览，而展览则只是短期展出），全省各地都有出土文物参展。韩自强转行文博后，一次到省馆参观后认识到：文物的价值正在于它的历史价值，阜阳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物蕴藏，像省馆一样，搞一个集中展览，既能发挥文物的作用，又能教育人民群众，岂不是一举多得？他向专区博物馆领导讲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划后，一场名为“阜阳古代史陈列”的大型文物展览于1963年春天开幕了。展览图文并茂，配以实物陈列，给阜阳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直观的地方历史教育课。展览开幕后，先是由各单位组织参观，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就有许多人主动前来参观，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好评，当时参观过陈列的许多青年学生，许多年以后还对这一展览津津乐道，以为受到了不可多得的生动的乡土历史教育。

2、废品堆中拣出个博物馆

韩自强于1961年3月开始从事博物馆工作，他的任务是到各县征集文物。“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初期，“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疯狂举动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几乎所有的历史陈迹都被当成“四旧”给“破”掉了。而且有些“破”得极其荒唐，完全违背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初衷。例如，1938年抗战期间，蒋介石命令拆毁所有的城墙，其时恰逢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处中将处长赖刚来阜阳市慰问抗日军民，他顽固地命令拆毁阜阳城。于是阜阳城的城墙，以及刘公祠（祭祀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刘锜）、白衣楼（敬奉白衣大士观世音）等都毁于一旦，但仍有部分城墙残存，鼓楼也还在。讽刺的是，这些残存的城墙、鼓楼在“文革”中再次遭到劫难，被彻底摧毁，“蒋委员长”没能彻底完成的夙愿被“破四旧”给实现了。同时，所有的文物、古董、线装书都被当成“四旧”处理（当然主要是毁坏、破坏、烧毁或污染）掉了。不仅如此，就连描龙绣凤的衣服、被褥、脸盆，带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日常生活用品等也都被毁坏，许多县城的图书馆被“造反派”砸开，所有的图书不经鉴别一律拿到大街上烧毁——事实上很多书被围观的群众捡走，撕掉封面再装裱一个封面，写上书名的同音字给珍藏起来了（笔者小时候就是靠读这样的课外书籍长大的）。在这样疯狂的举动中，谁胆敢出面保护这些文物古籍，谁就是反动分子，很可能立马被拉到大街上“批斗”，打死活该倒霉，打伤自己花钱治去。虽然到了中期（1968年以后），这种疯狂劲已经过去（因为老祖宗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少可破了），但是，“四旧”仍然是大多数人不敢触碰的“高压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韩自强却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抢救阜阳市的历史文物。他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冒严寒，顶烈日，跑遍了阜阳地区（包括今天的阜阳市、亳州市和淮南市的凤台县）的每一个废品收购点、银行、县公安局库房和水利工地，向社会宣传文物知识，并且安排收购人员，凡是“疑似文物”的废品都不能轻易售出、毁坏，一定要等他来鉴定过后再决定这些“废品”的去留，通过多年的辛勤劳动，他发现、收藏和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其价值不可估量。

这些文物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

1、茨淮新河工地上发现的淮河古象骨架

1971年水利部淮委决定开挖茨淮新河，由阜阳市茨河铺（今属颍泉区）起，东经利辛县、蒙城县、凤台县，到怀远县入淮河。整个工程由阜阳地区茨淮新河指挥部负责全盘指挥，全部民工都从阜阳地区各县抽调。施工期间，阜阳地区博物馆十分关注出土文物的动向，派出人员沿工地逐个公社、逐段工地询问、查看。当怀远境内发现两具几十万年前淮河古象完整骨架化石时，韩自强及时赶到现场，做好化石的保护和发掘工作，并尽快收藏到阜阳市博物馆。今淮河古象化石主要骨架已由安徽博物院安装陈列，阜阳市博物馆仅存两副巨牙，长约2.5米。

2、发现战国时期楚国金币

阜阳市在春秋战国时代属楚国，楚国王室、贵族、统治集团在本地留下了大量的活动轨迹，有关的地表和出土的文物不胜枚举。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韩自强征集的在临泉艾亭、鲖城，阜南三塔出土的三批战国时期楚国金币，总重量超过3公斤。不仅因为其重量大，价值高，而且其中有一块完整的龟壳形的金币，在全国是首次发现，证实了我国古代曾经使用过贵金属龟币，填补了中国钱币史上的空白。

3、涡阳大王店出土的东汉四层陶戏楼

在涡阳县大王店出土的东汉四层陶戏楼，是我国最早的戏剧舞台造型，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演出形象。同时，该陶戏楼还表明我国的戏剧演出在汉代就已经走出朝堂和官僚贵族的庭院，出现在大街上，成为面向人民大众的舞台演出艺术形式。而在此之前，国内出土或存世的戏剧类文物最早只到宋代，详细的文献记载也是在这个时期。文献中虽有李隆基入梨园演戏的记载，但梨园仍是皇家教坊，并不能说明戏剧表演已经走上街头。此陶戏楼的发现，把我国戏剧舞台公开演出的历史提前到了东汉，彻底改写了中原地区舞台戏剧的历史。毫无疑问，此陶戏楼属于国家级文物，现上缴国家博物馆收藏。

韩自强还收藏了一大批商周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如分裆鬲、、角等），还有一大批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玉器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品如此丰富、在国内地位如此之高的阜阳市博物馆，几乎就是韩自强一个人从废品堆里、从成千上万人的水利工地上抢救出来的。

3、整理阜阳汉简

1977年6月，原阜阳市城郊公社罗庄生产队社员在双古堆（今阜阳师范大学新校区教学主楼一带）西南部取土烧砖时，挖出了施彩的灰陶马头数件，随即上报当时的阜阳地区博物馆。7月16日，由中共阜阳地委宣传部部长杨士林挂帅，组建了“双古堆清理领导小组”，下设发掘清理组，韩自强主持清理工作，县文化局干部王襄天等任领导小组成员。经过清理发掘，一座汉代夏侯婴夫妇合葬墓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对出土文物铭文的释读，人们知道了这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的墓葬。

汝阴侯墓虽然早已遭到盗掘，但是，墓中还是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计有金、银、铜、铁、陶及漆器等文物390多件。尤其是其中的竹简和漆器，对于研究汉代及先秦的文献、文字、天文学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刚出土的时候，这些竹简都胶结在一起，根本无法揭开，更不要说释读了。国家文物局经过研究，决定把这批竹简拿到北京，交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研究所揭取，揭出的竹简交古文献研究室，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河北定县炭简、吐鲁番文书等等文物一起进行整理研究（当时送到北京时，其它出土的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已经接近尾声）。阜阳市参与整理这一部分竹简的，只有韩自强一个人。整理的方式是：先将这些竹简揭开，就是在不损伤文字的前提下，把每一片竹简从粘连在一起的简块中剥离出来。这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一不小心就可能揭坏或揭断。在古文献研究室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的精心指导下，韩自强很快就学会了揭开竹简的技术，能够独立操作了。竹简逐条揭开后，接着就是进行编号、释文，即对揭开的每一片有文字的竹简进行编号，以记录每一片竹简剥离的次序，然后进行释读。释读古代原始文献，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和语文学的功力。阜阳汉简的释读，是先由古文献研究室的于豪亮释出239号后，由韩自强释出388号。下一步是拍照，即把每一片竹简的文字用照相机记录下来，防止字迹变形，并能准确地将实物和释读文字进行对照，防止释读时出现错误。在一批竹简全部揭开后，再根据文字内容进行分类和第二次编号，即把记录不同文献的竹简按文献内容重新进行分类，并找出某简出于传世古籍的某章、某节、某句，然后再进行排列、编号。经过重新编号的竹简才是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大致还原了原简的面貌。由于竹简经过了2000多年的地下埋藏，字迹已经很不清楚，加之残缺严重，进行研究时阅读非常吃力，也不便于整理印刷，所以这些竹简还需要进行临摹。这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当时先后请了阜阳市著名书法家顾祖英、历史学家刘奕云进行临摹。顾祖英临摹时，由于是用毛笔临摹，进展缓慢，而且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生活全部需要自理，所以顾祖英只干了2个月就回阜阳了。刘奕云坚持了半年，仍然没有全部临完。最后是由古文献研究室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陈平先生用钢笔临摹完毕。截止到2013年8月，所有出版的阜阳汉简的印刷品，都是陈平先生临摹的。

韩自强在北京整理阜阳汉简整整用了10年。当时即使在北京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北京夏天比阜阳市热，冬天比阜阳冷，对于年轻力壮的韩自强来说，这都还不是问题。难就难在初去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中午在工作地点的食堂里吃一点，晚上回到宿舍就要自己做饭，又做不好，经常吃夹生饭；最难过的是洗衣服。那时旅店里没有洗衣服务，即使有，洗衣的费用也不是一般工作人员所能承担得了的，只有自己洗，又不会，洗棉裤、袄，也不知道拆开把棉胎拿出来，就那样囫囵个儿捺到水里洗，多少天都晒不干，只好湿着穿身上。当时的艰苦真是一言难尽！就这样，经过10年的艰辛工作，汝阴侯墓陪葬的竹简最终清理出来，编号为3809号，存字16427字，残293字；木3件，511字。通过对阜阳汉简的揭剥、清洗、整理、释校，阜阳汉简已整理出的文献典籍有《诗经》、《周易》、《吕氏春秋》、《庄子·杂篇》、《楚辞集解》、《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算经》、《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五行》、《干支》、《星宿》、《辰星》、《春秋事语》、《儒家者言》、《汉初闰朔表》等20余种，多系亡佚千年之久的秦末汉初的珍贵文本，其中的《诗经》、《周易》、《庄子·杂篇》、《楚辞》、《仓颉篇》、《年表》、《大事记》、《春秋事语》、《儒家者言》、《万物》等13种简书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珍贵古籍。

在韩自强到北京整理阜阳汉简期间，1980年，前任馆长刘景新病故，当时文化局向宣传部推荐新馆长人选，提名韩自强任副馆长，而由另外一女性（部队家属）任馆长。但是，当时的阜阳地委宣传部部长施培毅觉得韩自强热爱文博工作，又爱钻研、敢负责，遂力排众议，直接任命韩自强为博物馆馆长。这既是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为阜阳市博物馆曾经作出奉献的一种酬劳。可以说，施培毅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人善任的领导者之一，他让韩自强担任馆长，充分发挥他的特长，为阜阳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韩自强在积极工作的同时，也勤奋笔耕。他与王树民、韩明祥共同编校了《戴名世遗文集》，200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独著《阜阳汉简〈周易〉研究》，2004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主编《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系统介绍了阜阳市博物馆、阜阳市各县（含今阜阳市、亳州市各县市区和淮南市的凤台县）博物馆、文管所及个人收藏的文物。此书本已与出版社达成出版意向，但因须花钱买书号，而韩先生一生清廉，无能为力，最后只好由某企业赞助印刷，作为内部出版物印行。中国版权制度之妨碍学术进步，于此可见一斑。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并不影响这本书的实际价值，相反，在史学界和文博工作者眼中，这部书是无价之宝，印成以后就得到了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现在已是一书难求。退休后，韩先生历时7年著《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报告》，2013年4月已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除了系统著述外，韩先生还在全国性刊物《文物》、《考古》、《文物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历史文物》、《东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这些著述和文章，奠定了韩自强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博界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