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割台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爱国主义的壮举。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日本侵占祖国宝岛台湾的斗争中，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分彼此，同呼吸，共命运，相互支持，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瑰丽诗篇。

按照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清朝将辽东半岛和台湾省割让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出面，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清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也想把台湾要回来。5月2日，日本对俄、法、德三国让步，放弃割让辽东半岛，但对清政府提出的退回台湾的要求则坚决拒绝。

5月8日，清政府全权大臣伍廷芳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东在烟台市如期完成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震惊哗然，群情激愤，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割台爱国主义救亡运动在神州大地迅速兴起。

反割地斗争早在慈禧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之日起就开始了。太傅翁同龢、翰林院编修黄绍箕、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御史王运鹏等30余人，纷纷上书慈禧太后，反对对日割地，但均未被慈禧采纳。割台噩耗传来，首先是在京台湾省举子和台籍官员，满怀义愤，立即到都察院联名上书，坚决反对割让台湾，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只要朝廷组织抗敌，台湾人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国效命”。这血泪的控诉，悲愤的誓言，引起了正在北京市应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共鸣，纷纷上书，要求废除割台条约，一时间在都察院排队上书的队伍长达一里多。特别是广东省举人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四处奔走，组织集会，动员各省举人响应。康有为连夜赶写出洋洋洒洒近二万字的奏文，反对和约，反对割台，要求清朝“变法图强”，参加连署签名者达千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将反对割台与国家“变法”结合起来，将反割台斗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到5月8日烟台市换约，22天内先后有3000多名举人上书38次，在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斗争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在台北市，割台的消息传来，“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在自己不能主宰的情况下，被腐败的清朝出卖给日本，台湾省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全台男女老少、市农工商、贩夫走卒，鸣锣罢市，涌入省府，愤怒抗议朝廷的割台行为，决心誓死保卫台湾。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守军“誓死守御”。一年之后，即1896年，丘逢甲还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情：“四万万人同声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