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7月21日的那场大暴雨中，下沉式立交桥因为排水不畅成为“夺命池”。之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紧急从福建省购买了10台龙卷风，5台分别派驻在永定门桥、复兴门桥、五路居及紫竹桥等地，另外5台作为后援。

详细介绍

1998年就有专家提出“下沉路段排水是最大隐患”，下沉式立交桥变成了隐匿的杀手。

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城市主要积水点分布》显示，在“7·21”特大暴雨灾害中，北京市共出现29处主要积水点，其中22处在立交桥。广渠门桥、莲花桥、金安桥、双营桥、五路居桥积水均导致交通中断，排水时间多在10个小时以上。

据北京市排水集团公布的信息，目前，北京共有78座下沉式立交桥，其中40多座分布在二、三、四环沿线。五成以上的设计排水能力为1~2年一遇，仅能抵抗35毫米/小时的降雨；一成地区(奥林匹克公园等地)的设计标准为5年一遇，能抵抗60毫米/小时的降雨；有20座设有排水泵站，其设计排水能力为2~3年一遇，能够抵御40~45毫米/小时的降雨。

由于最低点位置比所在路段下游河道还低，下沉路段的排水成了大难题。遇上大暴雨，整条路上的积水都以立交桥下沉点为中心。水泵的出水口被放置在辅路上的下水井盖处，很多下水管道被淤泥和垃圾阻塞，尤其是排水量特别大、压强迅速升高的情况下，沉积物更多，塞得更死，很难疏通。于是，排水工人们不得不频繁更换出水口，边排水，边清淤。

如果按照50毫米/小时的降雨量计算，永定门桥路段的降雨总量应该在5000立方米左右，桥下积水大概是100米长、50米宽、1.5米深，立交桥泵站的实际抽水能力为4立方米/秒。“从理论上说，半小时应该能抽完。”王瑞强计算。

十几年前，就有专家提醒说，下沉路段要建立截水设施，或者建排水渠和蓄水池，防止积水。”曾参与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及建设工作的邱元，对1998年的一次研讨会记忆犹新，“当年全国洪水泛滥，有专家提出，如果北京大量降雨，下沉路段排水就是最大隐患。

当时，曾有专家绘制了排水设施规划图，并计算出了预算资金。全北京的下沉路段都算上，最少也要几千万。然而，此事不了了之。

“关键还是大家都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北京降水量一直不大，不至于为了偶然性事件投资太多。”邱元看到了微博上网友绘制的“北京积水图”，“几乎与十几年前的专家规划图一模一样。”

“不要期望全城大刀阔斧地改一遍，不现实，更多是如何修补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市排水系统一直沿用明清以来的渠道和管网。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苏联的经验，我国按照0.33~1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了最初的排水系统。“当时省钱是第一要务，建设很弱。”邱元回忆说。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排水系统建设提高到1~2年一遇。“但当时改造就已经很难了，主要是新城区出现，管网建设比较好，老城区无法与之衔接。”2004年，排水系统迎来“全城改造”。“主要是维修和保养，无法大面积更换，因为地上建筑复杂，涉及产权问题，改造举步维艰。”邱元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曾有专家说，“国外的大城市，纽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东京、巴黎、伦敦都是10年一遇，最差也是5年一遇，北京标准太低。”邱元回忆说，“当时考虑过全城改造一遍，提到5年一遇的水平，但后来算了一下，总共需要上百亿的资金，只能作罢。”

北京市区地下基本上分成了五块。“明清的主要在老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批分布在市中心老城区，改革开放的一批在三环内，2004年的一批在五环内，2008年的一批在奥运场馆周边。”邱元说，建设区块破碎、复杂，导致管网衔接成为难题。

“7·21”特大暴雨灾害中，三环外的“新城”受灾严重。“新城建设很快，但地下排水系统还是原来的城郊农村设施，无法适应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和排水需要，开放商也不会做地下建设，管网老化和破损尤为严重。”邱元认为，北京城乡区域分布不平衡、城市扩张速度过快，导致配套设施跟不上。

新城脆弱，老城更难。“很多老城区有文物保护、有旧址，无法拆迁修补。很多老城建设情况复杂，老建筑和新建筑交错在一起，只能修补和维护。”邱元介绍说，很多小区的地下排水系统归开发商，但维护归物业。“说不清楚。”

“城区建设使透水能力大幅下降，少有的绿化地为了美观建在高处，超出平均地表层高度，无法有效蓄水，城市蓄水能力太低了。”“北京现在超过80%的路面为硬化道路，就是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城区雨水汇集速度加快，地面下渗能力大幅减弱，河道缩窄。”邱元发现，积水严重的安华桥、知春路等地区都是因为周边社区往桥下搭建支线排水，减少住宅区排水压力，使得桥区汇水面积加大，排水不畅。

河系作为城市水利的血脉承载着蓄水排水的重要作用。“北京有四大河系，六七十条分支河道，就像北京城的血管一样，但随着河道泥沙淤积、污染和干涸的问题，水渠设施被破坏了。”邱元说，北京排水系统建设已基本放弃河道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