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浮桥是浮桥的一种，浮桥的构造和架设，一般是用几十或几百只船艇（或木筏、竹筏、皮筏），代替桥墩，横排于河中，以船身作桥墩，上铺梁板作桥面。桥与河岸之间用挑板（古称板）、栈桥等连接，以适应河水的涨落。舟船或者系固于由棕、麻、竹、铁制成的缆索上，或者用铁锚、铜锚、石锚固定于江底及两岸，或者索锚兼用。浮桥要适应江河水位起落，随时可以调节，正如宋代大诗人苏轼描写惠州东新桥诗中所写：“机牙任信缩，涨落随高低。”

调整的方法，中小河流一般用挑板，大河用栈桥；对年水位落差大的季节河，采用拆卸或增装船节。宋朝唐仲友在浙江临海做官时，要在兴善门外修建中津浮桥，临海距东海很近，潮汐使灵江水面一日涨落常常相差数米。唐仲友在建桥前，先制成了1∶100的桥梁模型在水池中试验，然后再开始建造。修建中采用一端固定于河岸，另一端用可随水位上下而升降桥面的多孔栈桥来衔接浮桥与河岸。其原理与形式已与现代浮桥大同小异了。唐仲友的《中津桥记》，对浮桥作了详细描述。

架设军用浮桥，速度第一，这就要有周密的筹划和相应的施工方法。北宋在采石矶架设长江浮桥以前，先由名叫樊知古的能人用小船带着丝绳在采石矶江面上往返丈量几十次，准确地测出了江面宽度；赵匡胤又命令预先造好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gēng耕，竹制缆索]运至石牌口试架浮桥。正由于筹划周密，所以才能在三日内“不差尺寸”地架好一千多米长的平坦浮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在1852年12月30日攻克汉阳后，为攻取武昌，当天晚上就在鹦鹉洲至白沙洲、南岸嘴至大堤口之间架起两座总长近三千米的长江浮桥，速度空前。

架桥方法是，先在汉阳江岸把二艘、三艘或四艘船联成一段一段浮桥单元，然后衔尾徐行江中，组拼成桥。这样能使众多的人员同时操作，大量作业在江岸进行。架桥的材料，是鹦鹉洲的木条、汉阳城的板障，就地取材。浮桥固定的办法，开始仅采取在两岸固定，后因大风奋发，江水喧逐，加用重三、四十斤的铁锚固定于江中，而不用难以取得的巨型缆索，千方百计加快建桥速度。他们还在江中急流之处以筏代舟，以减少迎水面，降低桥身水压。筏用大木排数层纵横交叉组成，四面用牛皮、木板构成围墙。墙上可以开设炮眼枪洞，以供对外射击。筏上设有“了楼”，以便观察敌情，建有简易房屋，以供兵员住宿和储存粮食、武器之用，备有大桨数十把，以便在江中游动。筏牢固坚实，迎水面比舟舰小，太平军称它为“龟船”。用它来组成军用浮桥，是一种创举。1854年11月在广济田家镇的长江上，太平军利用南岸突出江中的半壁山农场驻扎营垒，同时横江架设浮桥一座。浮桥的江中部分也用了三个大木筏，桥两边用木板民船作桥脚，筏和船与横江四道铁链、七道篾缆相连。筏和桥面上安炮，船上置枪，以阻截自武汉顺江东下的湘军船队。为了防止炮弹引火烧桥，桥面上铺了沙，船中贮了水。这样山上、桥上相互配合，使来势凶猛的敌人数日个能攻克。

军用浮桥作为一种军事交通工具，敌方要破坏它，自己要保卫它。古代军用浮桥多用木船组成，因此毁桥的一方常用火攻，东汉江关浮桥就是一例。抵御火攻的办法很多，有在桥面铺沙，舟中蓄水的，有在浮桥上游或上风方向设置铁索等障碍物的，也有用战船阻截敌方火攻船只的。南北朝时，西魏与东魏交战，西魏的纵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来烧东魏的浮桥。东魏用装有长锁链和钩钉的小船上百艘阻截，将纵火船钉牢锁住拖向岸边，使浮桥安然无恙。唐朝史思明叛乱，唐名将李光弼和他战于河阳。史思明采用火攻来焚毁唐军战区中的浮桥，唐军事先用大木、长竿、铁叉等组成拦截工事，待史思明纵火船靠近浮桥时，将纵火船统统叉住，使之不能前进，很快自焚，保卫了浮桥。破坏浮桥也有用潜水凿船方法的，如南宋初年，金兵南犯，筑浮桥于淮河上，运兵渡河；宋兵挑选了一批善于潜水的战士，潜游到浮桥船底，将船凿沉，破坏了金兵的浮桥和原定的渡河作战计划。此外用陆军强攻破坏对方浮桥的战例，也比较常见。

军用浮桥的军事作用不言而喻，就是地处交通要冲的浮桥也多具有军事作用。如明朝洪武初年（1368年）在今兰州皋兰县西北建成的镇远黄河浮桥，一直是去西北的要冲。明马文升曾上言道：“陕西省之路可通武威郡者，惟兰州浮桥一道，敌若据此桥，则河西隔绝，饷援难矣。”即镇远浮桥一旦失守，甘肃河西走廊等大片领土就会丧失。因此，历代王朝对重要浮桥，除雇工维修管理外，还派兵守护。如清王朝对东北的辽河、大辽河、太子河、苏子河、大小凌河等河流上的浮桥，都派有几十名水手守护，隶属于水师营管辖。对黄河、长江上的浮桥，州府官员还要经常向朝廷及时呈报情况。宋朝皇帝还主张奖励维护浮桥有功者，惩罚防护浮桥不力而被水冲毁者。宋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赵佶曾下诏规定，使桥毁坏的将官等要判徒刑二年发配一千里，对官渡桥不修整者要打一百板子；他还在宣和三年（1121年）对黄河上的天成、圣功两座浮桥卫护失职的官员作降职处分，并对失职的人员各打一百大板。以上种种，可见浮桥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