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1891年生于应城市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少年时期其父早亡，叔祖父助其维持生活，舅父供其读书，晚间帮助抄写公文，得点微薄收入。13岁参加清朝末年最后一次考试，中了秀才。邻里誉为“神童”。

李范以秀才资格考入两湖书院。在校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及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被编入学生军，保护武昌官钱局。他为人勇敢，工作负责，立有微功。

辛亥革命胜利后，要他参加革命政府工作，被陆军总长黄兴所器重，打算留在部里任用。他对黄总长说：“我还年青，不愿做官，希望出国留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黄兴深加赞许，当即批准官费去美国留学。

抵美先学经济，后攻无线电，因袁世凯政府管公费的官吏贪污，被取消公费，只得半工半读。当时国内北洋军阀执政，不愿回国，在国外十几年，一直在无线电制造厂工作。

13岁参加清朝末年最后一次考试，中了秀才。后以秀才资格考入两湖书院。

1911年辛亥革命参加武昌起义，被编入学生军，保护武昌官钱局。

辛亥革命胜利后去美国留学。

1926年，范一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广州市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担任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开办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任该校校长，培养技术人才。

1928年李范被调离了南京，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

1930年调李范为交通部电政司长。

1932年李范担任了陕西省教育厅长。

1934年范一被免去南京职务。

1949年9月，李范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事宜的讨论、协商和决定。

1976年4月30日，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926年，李范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广州市参加北伐战争。当时军事上需要通讯人才，任命他为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成为中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首先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员，解决无人才困难。

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仍任交通处长，驻上海市，同时兼任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公学里有些工业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办无线电制造厂，自兼厂长，制造电台、收发报机和收音机，继续办无线电训练班，招收大批学员，又建立国际电台与外国通讯。

在南京，仍担任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开办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任该校校长，培养技术人才。另设广播电台。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

李范想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民用限于有线电报，通讯缓慢，因而力争把无线电开放民用，在各地开办营业所。这一便民好事，与当时交通部长王伯群发生了矛盾，王是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的妹夫，仗势反对开放无线电民用，理由是有线电没有生意了。大吵大闹，得到何应钦的支持。何向蒋介石反映，对李范施加压力。李不顾自己的地位，不畏权势，坚持无线电开放民用，为此被借故调到建设委员会工作。

1938年上半年，为了准备武汉沦陷后在应城市开展抗日游击战，李范和陶铸商量，由许子威在汤池米厂的资金中取出3600元，请董老托人到香港买了24支驳壳枪，李范派许子威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它取回存放米厂，汤池才有了点武器。

后来，李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长江局书记陈绍禹(即王明，那时董老已去重庆市)，向陈说：“日本侵略军快到武汉了，长江局搬到哪儿去？你们是不是离开武汉？我是不走的，准备组织各地人员打游击，怎样打法？先从何处着手？请你指示，拿出办法，我们可以依照去做。”陈说：“靠几个训练班的学生，又无枪支，怎么打呢？你不要抱很大希望吧！”李范非常生气，回到汤池说：“我们抱了很大希望，想依靠长江局帮忙，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他要我和孩子先去宜昌市，自己留下打游击。我说：“你不走，我也不走，同你在一起吧!”他说：“那怎么行呢?。你们在身边，碍手绊脚，怎样打仗呀尸我为孩子着想，和他心酸而别。

当时情况紧急，李范和许子威到处找训练班学员，一个也没找到，与共产党的联系也断了。怎么办？只有先把米厂职工和地方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一支长枪队和一支短枪队，以后成为应城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的特务大队，鲁尔英为队长。这支特务大队在血战中，保护厂应城抗日司令部和应城县政府，完成了一次突围的光荣任务。

一次，郑绍文同志到了襄阳市，在一家小旅馆里碰到了李范。李范告诉他：“毛泽东同志发表一篇文章《论持久战》。我对文中论点十分信服。”又问：“就我们湖北省来看，敌我相持地带应该是什么地方呢?”郑说：“大概以襄(阳)沙(市)为界吧。”李范听了很高兴，他介绍郑到应城抗日游击司令部当了参谋长。

李范在工作中发现中国石油人才奇缺，而中国落后的石油工业又急需人才来改变，他考虑再三，写信要留苏学机械的儿子改学石油科学，直到儿子进了莫斯科石油学院，他才高兴。

李范原来是学的无线电，不懂石油科学，为了做好工作，虽年过半百，他仍刻苦学习石油科学。他到处借书，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经常看书到深夜。好在他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原来学得好，又加上通英文，很快成为石油工业的内行。当时，有许多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作为副部长，李范时常同他们打交道，为了工作方便，李范又开始学俄文。由于我有时要陪苏联专家夫人，李范也逼着我同他一起学习俄文。对于年过半百的人，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见，但他买回留声机，每天坚持学两到三小时，终于可以应付工作需要。

李范生活极为朴素，不像人们想象中留过洋的人，他的吃、穿都是我给安排、购置。他从不挑剔，总是做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穿什么。他自奉薄，对人却厚，有人来看他，带上一点土产品送他，他总是对来人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并叮嘱我：“好好招待，加倍回赠。”如果来人生活较困难，他还要我送一些钱给带回去。

李范十分爱惜公物，他私事不用公车，私差不用工作人员。一次，夏天快来了，部里木工来家修窗纱，见一扇窗的窗纱破了一个小洞，准备整块拆下换新的。范一看到了，上前说；“不要整个换新，裁个小块补上就行了。为个小洞，换整块，太浪费了。”那位木工只得依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