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语阳秋》二十卷,又名《葛立方诗话》,是宋代葛立方所著的中国诗歌理论著作。该书主要评论自汉魏至宋代诸家诗歌创作意旨之是非,内容广泛,涉及风俗地理、书画歌舞、花鸟鱼虫等。
葛立方的诗论旨在求风雅之正,以事理为要,而不甚论语句之工拙,格律之高下。《
遂初堂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均有著录,其中《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誉其为宋人诗话之
善本。
据徐林《韵语阳秋序》:“
隆兴元年(1163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于是《韵语阳秋》之书成。”明 年葛立方卒,则知为作者晚年绝笔之作。作者《
自序》则谓不耐经注政论,“独喜读古今人韵语,披咏纳绎,每毕景忘倦。凡诗人句义当否,若论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若背理伤道者,皆为说以示劝戒。书成,号《韵语阳秋》。昔晋人
褚裒为皮里阳秋,言,口绝臧否,而心存泾渭,余之为是也,其深愧于斯人哉!”书名源此,亦可见其用心良苦。所受传统
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可见。故徐序谓“今欲求《风》《雅》之正,探本而遗末,读常之之书,庶乎进子是哉”。
大概作者以为明定类例反而有窒碍难通之处,所以不示人以明显的编排体例。但是据各卷内容仔细考察,亦似略有类聚区分。如
郭绍虞《
宋诗话考》分析:“大抵一二两卷论诗法诗格,三四两卷则论诗之本事,五六两卷重在考证,七八两卷多涉用事,九十两卷则多评史之作,十?卷论仕宦升沉之况,十二卷述死生达观之理,十三卷重在地理,十四卷多论书画,十五卷则述歌舞音乐,十六卷则述花鸟虫鱼,十七卷述医卜杂技,十八卷则论人识鉴,十九及二十卷则岁时风俗饮食妇女之属附焉。”其中议论失当或疏讹失考之处,颇有所见,但就总体而论,如《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其就诗歌故事发微抉要,略作评述,而见其理论主张。这就为后世的知人论世、评价诗人诗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理论借鉴,富有理论启迪意义。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在
江西省诗风犹盛之时,立方受时风熏染,论诗推尊
杜甫和
苏轼,多言江西诗法,肯定了
黄庭坚和
陈师道“点化”、“换骨”诸法,不脱江西诗派臼。但是他又能跳出江西诗派之外,批评其故作拗折而刻意求奇诸弊。在当日诗坛,此论具有补弊纠偏的现实针对性。
二、针对
南宋国土沦丧、偏安东南的现实,发挥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高倡观物感兴的美刺寄寓宏论。,虽承前人之言,但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如卷二云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他以
杜甫《莴苣诗》为例,说明“皆兴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据此而言感兴,谓“始可以言诗矣”。
三、在诗歌的艺术美学探索方面,也颇有心得,启人至深。如开篇即引
陆机《文赋》“谢朝华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二句,盛赞创新精神,最终归于平淡自然诗风,而反对雕琢形似之伪。又如倡言“诗思”,已接触到艺术思想中的灵感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心理特征。卷十六云:“人之悲喜,虽本于心,然亦生于境。”肯定了心境相生的说法。又曾记录欧欧
欧阳修两首《啼鸟》诗,一作于外贬的滁州州州,一作于应召回京之时,客观鸟啼同声,而主观感受不一,产生了移情作用,因而艺术效果迥异。因此断言:“盖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则对境之际,悲喜随之尔。啼鸟之声,夫岂有二哉?”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文艺心理的奥秘。
《韵语阳秋》二十卷,又名《葛立方诗话》,主要是评论自汉魏至宋代诸家诗歌创作意旨之是非。《
遂初堂书目》著录于集类文史类,《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集部文史类,《
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誉其为宋人诗话之
善本。此书内客广泛,主要评论汉魏以来至宋代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涉及风俗地理、书画歌舞、花鸟鱼虫等。其诗论旨在求风雅之正,以事理为要,而不甚论语句之工拙,格律之高下。
《韵语阳秋·卷二》云:“
咸平、
景德中,
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
杨大年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
李商隐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
其后持此说者颇多,如清人汪诗韩《诗学闻》云:“逮宋而杨大年与钱、刘号江东三虎,诗宗
李义山,谓之西昆体。大年复编叙十七人之诗为《
西昆酬唱集》。”
其实这是错误的,“江东三虎”之名是在杨亿死后二十多年的
庆历年间才出现的;它不是指诗风,而是指为政;不是指杨亿与
王鼎、王绰,而是指杨亿之侄
杨纮与王鼎、王绰,根本与杨亿无关。《宋史·杨传》载:“纮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闻者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之官。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
《韵语阳秋》的版本包括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4年影印的宋刻本,以及明
正德二年谌重刊本。丛书中有《学海类编》《艺圃搜奇》《常州先哲遗书》等版本。目前通行的是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
历代诗话》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