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绍基（1903年7月～1983年12月），号重光，男，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青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学院。回国后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获文学学士。曾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副主席。

1928年，黎绍基继承其父（黎元洪）业，历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常务董事、驻矿委员、主任委员、驻矿经理、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任职期间，主持兴建东井和连云港市码头，支持克礼柯进行矿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并创办中兴轮船公司。1937年5月，黎绍基在中兴轮船公司发起人会议上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监察人，之后相继担任常务董事和董事长等职，使中兴煤矿公司困境中再度发达兴旺。1938年3月，日本占领枣庄市后强行把中兴煤矿改为“中兴炭矿营业所”，交由日本三井株式会社代为经营，日方提出要黎绍基等主管人员为其效力，黎及其他高层主管人员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表示“决不与日伪合作”，愤然离任。

其后，黎绍基率中兴轮船公司船只往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等地开展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他应邀出席全国交通运输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1950年，黎绍基从香港调回轮船5艘，扩大交通运输业务。1952年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后，他以私方代表身份担任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副董事长。1958年枣庄煤矿改为国营企业后，黎绍基移居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常委、上海市侨联委员、上海市侨联徐汇区工委主任。1983年12月黎绍基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

黎绍基，1903年7月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出生。青年时期赴留学日本，于日本东京学院毕业。1921年，黎绍基从日本回到天津市，遵从父母之命与妻子唐宏律完婚。1923年，黎绍基从日本学成归国后，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并获得了文学学士。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惨案"，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黎绍基参加了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后黎绍基遵从父命不问政治，成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黎元洪过世之后，继承了父亲在黎氏投资的实业公司内的全部职务，在中兴煤矿的资产担任公司董事，还兼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1936年，黎绍基被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聘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山东分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中兴煤矿为日本侵略军所强行侵占。黎绍基避居上海市，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黎绍基立刻就投入到实业活动之中。1948年，国共两党内战时，中国国民党当局还强行征用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上海的海轮，用以驶往台湾基隆港。黎绍基赴台湾与国民党交涉。他以驶港维修为名，设法让一部分船只驶离台湾，停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静观政局的变化。全家亦随之迁往香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黎绍基接到赴北京列席全国交通运输会议的邀请。会议期间，黎绍基受到了南开校友、时任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宴请时，坐在周恩来的身旁。周恩来对他亲切地说道："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在满堂的笑声中，周恩来又向黎绍基问及黎绍芬的近况，并亲切地回忆说他和黎绍芬在南开是同学。会后，着手在大陆重新组织实业活动，决定改组中兴煤矿董事会。黎绍基为董事兼总经理，组成中兴煤矿新的董事机构。将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香港的轮船驶回大陆。黎绍基带着妻子唐闳律和次子黎昌由香港返回上海定居。黎绍基将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驶回大陆的这一义举，对后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51年，应政府的邀请，前往北京商议私营工商业的调整问题。回到上海市之后，黎绍基即与其他董事一起申请将中兴煤矿公私合营，获得批准。黎绍基为新中国煤矿的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贡献。中兴煤矿旗下的中兴轮船公司，所有的海轮都悬挂五星红旗，行驶在中国的远洋集团航线上。中兴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也一并纳入上海航运局的规划之内。

尽管黎绍基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迫害，但他怀着对新中国的信念走了过来。粉碎“四人帮”后他曾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常委、市侨联委员以及徐汇区侨联主任委员，后于1983年12月病故。

1921年，黎绍基遵从父母之命从日本回国成亲，黎元洪和吴敬君为他在天津市的豪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妻子是与黎绍基同岁的唐宏律，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她的父亲是黎元洪首次就任大总统时的南京总统府监印官。两家人私交很好，也颇为了解。黎绍基与唐宏律婚后共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黎昌复、黎昌胤、黎昌懿、黎昌初。

黎绍基的父亲（辛亥革命元老黎元洪）好学、助学、兴学，曾想在武昌创办江汉大学，并为此筹款银洋10万元，但一直未能如愿。1934年4月，黎绍基和弟弟黎绍业继承父亲遗志，致信武汉大学，提出将其先父保管的辛亥革命志士筹建江汉大学的基金10万大洋（中兴煤矿股票）捐款，全部移赠武汉大学修建体育馆。因此，宋卿体育馆成了武汉大学体育馆的正式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