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东亮著名爱国侨领，华侨大学第一至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曾是国家、福建省、广东省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工商联委员。

许东亮（1914-2008），男，祖籍福建金门，原名许乃昌，后上世纪60年代因印度尼西亚军人政权通缉，改名为许东亮。著名爱国侨领，华侨大学第一至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1938年到东南亚谋生，事业有成，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当地侨社和侨教工作，后转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任华丰国货有限公司、大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旅港福建商会理事长，华侨大学香港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理事长，香港福建中学董事会董事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荣誉会长，香港华侨华人总会荣誉会长，香港侨友社荣誉会长等职，2002年获华侨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04年荣获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曾是国家、福建省、广东省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工商联委员。

许东亮，原名许乃昌，一九一五年出生于福建金门。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轰炸金门县，闽人纷纷背井离乡，逃难到海外谋求生计。许东亮也在当年随友人到东南亚谋生，先是在新加坡落脚，做些小生意。在新加坡的日子里，许东亮积极参与了由陈嘉庚号召发起的活动，为支持祖国抗战捐款捐物。一九三九年，许东亮携妻儿辗转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在巴东东郊的巴雅贡务避难。巴雅贡务是一个很落后的山村，许东亮在那里开设作坊，自制豆腐和酱油。当时，有不少国内的抗日文化志士流亡至南洋，在他们面临日军搜捕时，热心的许东亮倾力相助，使他经营的小作坊成为了避难所。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如高云览、杨骚、汪金丁、郁达夫、王任叔（笔名巴人，首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胡愈之（首任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署署长）、沈滋九夫妇等遭到日军追捕时都曾在许东亮的作坊，以做工来掩饰身份，才得以幸免被关进日军的集中营。

许东亮的长子许丕新回忆说，当年那些文化志士白天就在作坊做工，晚上常聚在一起开会。当时许丕新只有三、四岁，到了晚上，父母就让他趴在门口看有什么动静，如果有动静，就让他喊。许丕新说，他看到日本人在巡逻，但始终没有怀疑，「发现的话，就全完了」然而，有一天晚上，许东亮和其它文化人到郁达夫家开会，一个印尼人叫郁达夫出去一下，结果他一去不复返。事后有传郁达夫已遭日军毒手，但由于一直找不到尸体，使郁达夫之死成为一宗悬案。

在巴雅贡务过了数年惊心动魄的日子，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许东亮带著全家人回到新加坡，一九五○年，全家人又再迁居印尼雅加达。在雅加达，许东亮与友人合股经营「公大行有限公司」，并出任经理。「公大行」原本是从事土特产生意，由于当时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公大行」改变生意，积极寻找各种新中国急需紧缺的物资，冲破难关，打破贸易封锁，支持了祖国。新中国需要外汇，许东亮也兼作外币汇兑、融资投资业务，争取更多的侨汇汇入国内。许丕新说，由于当时是非常时期，所以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有些物资要买通很多关口，走私才能运到中国。而汇钱至国内，也是采取地下钱庄的形式。「为了支持祖国，华侨的心很齐，他们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也没有考虑到生意要赚多少钱。」

一九五五年，万隆亚非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爆炸事件，中国代表团的安危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保证万隆会议的安全，印度尼西亚的侨胞和社团成立「支持祖国委员会」，许东亮担任了委员会的财务主任，负责中国代表团的后勤保障。由于担心代表团的食物被中国国民党特务下毒，许丕新说，当时购买的菜、肉和牛奶等，父亲自己都要先亲自尝试，而侨总妇女会还组织了二十多个妇女，到大使馆给代表团做饭，许丕新的母亲也被选中。除了安保工作外，当时中印两国双重国籍问题正展开谈判，许东亮为双方的谈判代表穿针引线，令谈判得以顺利完成，受到中印政府的高度赞赏和肯定。

一九五九年，印度尼西亚出现排华浪潮，一时间难民大量涌现，中国政府决定租船接华侨难民回国安置。时任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财务主任的许东亮，担起了帮助华侨归国的重任。许丕新说，父亲当时到香港向太古集团以印尼侨团的名义租船，每趟船有几千人，父亲要先组织各地难民到雅加达，然后安排他们上船。「就连公司的仓库也腾出来给难民住，他自己跟船也跟了好几趟。」

到了六十年代，印尼的排华事件仍连连发生，那时许东亮正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观礼，被突发政变的印尼军人政权通缉，他便决定同家人移居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就是在入境香港时，因为担心英联邦互通情报，许乃昌开始化名为许东亮。许丕新透露，父亲当年其实是借用了他儿时的名字。

许东亮先是在港创立了华丰国货，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华丰国货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并成为爱国主义的牌匾。许东亮之后还创办了大众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不遗余力地向外国推销中国的电机产品。「老爷子做生意，有一个特点，出口也好，进口也好，都是以中国的市场和利益放在优先考虑。」许丕新感慨良深地说：「在父亲看来，爱国是人生的一种信仰，从根本上就是人生的一种实践。他常说，大家好好地为国家做事，点点滴滴，就是爱国。」

华侨大学许东亮先生的铜像坐落于春华园内，铜像面向秋中湖的廖承志先生，与廖公遥相呼应，相互交流，共同守望着华侨大学。

许东亮铜像的落成揭幕，可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含义，它与坐落在秋中湖畔的廖承志铜像相守相望，两位对华侨大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人，就这样可以天天关注关爱庇荫着他们为之倾注了半生心血的菁菁华园。

华侨大学是一九六O年在时任中侨委主任的廖承志亲自提议下，获国务院批准创办的。从创办的第一天起，他就担任该校校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中国侨学界，流传着廖公向许东亮先生“临终托付”的故事。许老先生生前回忆：有一次开会，“那是廖公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次开完会合影后，人慢慢走散，廖公把我拉到一个小房间，两人长久紧紧握手无语相望，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复办华侨大学，当务之急就是资金紧缺，廖公深情地重重地说了一句话：‘许先生，一切拜托了’。我只是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那次握手后不久的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廖公离开了人世。 　“一句瞩托，千钧承诺，终生承受”。许老先生说，那是廖公的“临终托孤”，对于身居高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尚如此关心关怀关注华大，并托此重望，许先生也就义无反顾地为华侨大学付出了后半生的心血。许东亮先生一九一五年出生于金门县，青年时期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经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先生在印尼中华侨团总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为中国的侨务事业和外交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移居香港特别行政区后，许先生不仅经营商务事业有成，而且办学育才、开辟义山，更为实现香港回归做了默默无闻的贡献。许先生是华侨大学董事会的创始人之一，从一至五届皆担任首席副董事长一职，到08年五月九十四岁高龄时仙逝。许先生没有辜负廖公的重托，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奉献给了华侨大学，奉献给了华侨教育事业。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一九九O年落成的廖承志铜像朝向为东南四十五度角，了却廖公一生对东南亚华侨关心关爱的心愿。而九月二十五日揭幕的许东亮铜像，则面向廖公铜像方向，两位世纪老人，相携相伴，永远互诉一生的侨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