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1914年11月19日-1995年1月14日），字燕孙，北京人，祖籍浙江杭州。中国语言学家、语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和书法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八位语言学博导之一，历任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1932年，周祖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其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自1938年起，周祖谟开始担任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副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祖谟前往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任《国学季刊》编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祖谟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1958年，周祖谟与罗常培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出版。1979年起，周祖谟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95年1月14日，周祖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

周祖谟一生致力于汉语史与古文献研究，出版了十余种学术著作，发表了二百余篇论文，研究领域广泛，包括音韵、文字、训诂、词汇、方言、语法、词典编纂、版本、目录、校勘、敦煌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多个方面，尤其在传统语文学典籍的校勘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中国语言学事业、古籍整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4年11月19日，周祖谟出生于北京。1932年，周祖谟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其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7年6月，周祖谟因为母亲病返回北京省亲，7月日本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因为交通阻绝，周祖谟无法返校。

自1938年起，周祖谟开始担任台湾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副教授。1939年，他被北平辅仁大学聘为国文系教员，后续晋升为讲师、副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祖谟前往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并任《国学季刊》编委。1947年，北京大学聘请他为中文系副教授，并兼任文科研究所秘书、图书馆专门委员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祖谟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自1950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两杂志的编辑委员。

1958年，周祖谟与罗常培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出版。1966年，周祖谟的著作《问学集》（上下）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他的代表作。1979年起，周祖谟担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并在多个学术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或顾问。1981年，他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八位语言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同年12月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2年至1984年，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兼研究室主任。1984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同年，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并任《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学术顾问。

1995年1月14日，周祖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

周祖谟的贡献主要在校勘方面。他在弱冠之年已经动手校勘古书，最开始是校订《说文解字》。清代流传的仿刻本《说文解字》有毛晋本、藤花榭本、平津馆丛书本。汲古阁本为明季毛晋所刻，初印本之外，又有后来的刻改本。由于这些版本难定是非，所以段玉裁撰写了《汲古阁说文订》一书，评述其得失。他以段氏书为基础，汇聚各种不同的《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刻本进行比勘，发现平津馆本所据宋刻讹误最少，因此写为校记，辨正是非，使读许书的人知道取舍，颇为教师所赏识，并刊登于《国学季刊》。

1935年冬，周祖谟又受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委托校订《广韵》。校订《广韵》比校订《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要复杂得多。其中不仅文字的形音义三者多有讹误，而且注文引书也很多，时有差错。全书五卷，收字二万六千多，注文十九万一千多，要一一校订，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学识。除了参酌前人已校订的版本外，周祖谟还搜罗南北宋时期详注本《广韵》六种，元明两代所刻简注本《广韵》两种，唐五代残本韵书二十种，进行逐一对校，勘定错讹。1936年8月，周祖谟完成了定本并撰写校勘记五卷。

自1936年开始，周祖谟又先后校订了好几种“小学”书。其中一部是日僧空海遍照金刚的《篆隶万象名义》。经过考查，《万象名义》是根据南梁顾野王原本《玉篇》编纂而成。顾野王的原书每字下的注文极为繁复，现在在日本还有一部分唐宋间的古抄本残卷，可以与《万象名义》对校。现代使用的《大广益会玉篇》是宋人根据唐朝孙强的增字删注本重修的，与顾姓原本大不相同。周祖谟不仅用《万象名义》与原本《玉篇》残卷对校，揭示其异同，还用《万象名义》与今本《玉篇》对校，以显示原本《玉篇》与今本《玉篇》在部次、收字和反切等方面的异同。更重要的是，周祖谟还以《万象名义》与《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对校，纠正了今本《说文》的许多错误。

音韵和训诂是周祖谟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他所著的《问学集》集中展现了他在古代汉语声韵部类及《切韵》性质和音系基础等方面的创见，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评述了中原地区古代众多语言学著作的得失，还辑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为研究汉语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宝贵的线索。他所著的《语言文史论集》包括多篇关于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文。《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是周祖谟的又一部著作，该书详细论述了汉语韵部的演变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受中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唐五代韵书集存》则是一部总集唐五代韵书并考释其源流的大书，是周祖谟多年搜集、整理、考订唐五代韵书的系统总结。

此外，周祖谟还校订了三部训诂书：《尔雅》《方言》和《释名》，统称为“校笺”。《尔雅》《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方言》《释名》四部分类法书是阅读古书、研究文字训诂的重要资料。周祖谟将自己的精力倾注到这些繁难的校勘工作中，对中原地区文字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祖谟在高等学校执教余年，讲授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音韵学、《说文解字》研究、汉语文学语言史、古籍要籍解题等课程 。19世纪50年代初，周祖谟应邀登上对外汉语教学讲坛。不久后，他以语言学家的敏锐观察力和对汉语的深刻研究，写出了《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一文，该文专门探讨了汉语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当时中国学术刊物上鲜见的文章，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首篇。文章中所讨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内容和方法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祖谟一向格外注重教学的针对性，并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贯彻这一原则。他说：“我教书五十多年了，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我总要重新编写教材。”在教授本科生语音课时，他对历届新生的语音情况逐个了解，制作语音卡片。然后，有的放矢地组织教材，从而避免了千篇一律的弊端。他对教学内容还进行精当、周密的安排，分繁简、详略、先后，既分散了难点，也突出了重点。为了加强学生口语和听力的训练，每堂课他还会留出十分钟左右时间，启发学生提问，或引导学生进行互相问答的练习。

1932年，周祖谟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并报考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最终都被录取了，但因入读清华每年需要用300大洋，而周家家境清贫，无力供给，最后他选择去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其中北京大学的国文试题之一是翻译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因为这首诗他在小学曾学过，而且会背诵，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清华的试题则很新颖，有一题是“对对子”，题目是上联“孙悟空”，要求对下联。周祖谟当时想对的：一是王引之，二是胡适。结果就以胡适之为对。因为适者，往也，“适”跟“行”更贴近一些。而且“适之”跟“行者”，在声音平仄上也正相对，因此出题的陈寅恪对他的答卷颇为赞许。得知此事后的胡适对周祖谟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几次约他相见，但周祖谟始终回避。后来，周祖谟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胡适是知名学者，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不与他想见是怕有攀附之嫌。

北大教授中或长于书法，或精于书论，怀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后有：马叙伦、邓以蛰、魏建功、向达、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王力、黄子卿、杨周翰、周祖谟、李志敏、罗荣渠⋯诸先生。他们以器识为先，以人品、学养（学术品位）领字。他们的作品中不是书家、胜似书家，蕴藉风流、韵味醇深的浓郁的书卷气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 评）

周先生在教学工作中勤于探索，善于总结，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汉语教学经验。他认为，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教师具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并且要用现代语言学和教学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自己。在他近年发表的《古籍校刊述例》一文中，他写道：“学力深，见闻广，才能知所去取。”治学和教学都要求有宽厚的功底和扎实的工夫，这一主张始终如一。（《世界汉语教学》 评）

周祖漠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巨大损失，先生的严谨学风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语文研究》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