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史上，取名《国学丛刊》的刊物有四个。它们分别是：罗振玉、王国维1911年在上海创办的《国学丛刊》，王、罗分别写有“序”。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1923年3月在南京市创办的《国学丛刊》。主要负责人是陈中凡、顾实。顾实为创刊号作《发刊辞》。齐鲁大学国学系1929年创办的《国学丛刊》。“国学书院第一院”1941年3月在北平市编辑的《国学丛刊》，《发刊辞》为周肇祥所撰，发行人为潘寿岑。

南京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国学丛刊》的创办主要得力于陈中凡、顾实两人。

陈中凡1911年底毕业于南京三江师范学堂，191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1917年夏毕业后，入文科研究所作研究员(实际上是研究生)。据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所示，陈中凡选修的研究员(生)五门科目和导师分别是：逻辑学史(章士钊)、近世心理学史(陈大齐)、儒家玄学(陈汉章)、二程学说(马叙伦)、心理学(身心之关系)(韩述组)。他同时任北京大学国史编处编辑，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员。1919年3月20，北京大学《国故》月刊创办。设有总编辑刘师培、黄侃，特别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瞿安)、黄节、屠孝塞、林损、陈中凡。另有编辑十人。《国故》月刊和《新青年》、《新潮》形成对立之势。而他自己所著的《诸子通谊》就是在该刊第1至第5期连载的。刘师培为“扬州市学派”的最后一位学者，刘氏家学相传，四代治经学，特别是以治《左传》著名。陈中凡为苏北盐城人，这时在北京大学有机会得刘师培亲教。此时刘师培因肺病加剧，陈中凡为他“借款”，“以救目前眉急”。此事使刘师培“感谢之至”。刘师培于1919年11月不治而死。在刘师培“疾终京寓”时，承陈中凡“照料一切”。刘师培死后，其妻子何殷震精神失常，陈中凡又“鼎立维持，俾死者得正首邱，生者得归故里”⑩。对此刘氏宗亲，特别感动。

1921年7月，陈中凡回母校(原三江师范学堂经南京高师，已经改为东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看成是北京大学《国故》月刊的继续。只是没有像在北京大学那样《国故》与《新潮》的对立。《国学丛刊》同时也有别于东南大学《学衡》与新文化、新文学的对立。《国学丛刊》上所登刘师培的遗稿，是刘师培的小叔刘富曾让师培族亲后人“将丛残稿本寄呈”陈中凡的。

据《国学丛刊编辑略例》所示，本刊为“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同人组织刊行，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体例分为插图、通论、专著、诗文、杂、通讯，计划每年出四期(季刊)。后来体例有所变化，分为插图、通论、专著、书评、文录、诗录、词录、通讯。组稿编辑在南京市的东南大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售。据第1卷第1期的“国学研究会记事”所示，本会的发起是在1922年暑假以后，由国文系的同学发起，本系教授乐为指导，遂出通告，不二日有一百人签名。1922年10月13日召开成立大会，并确立了“指导员职员录”和具体的工作机构。

国学研究会的成员有多人同时也是史地研究会或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的成员。国学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有讲习会、讨论会和编辑丛刊丛书。其中讲习会在1922年10月一1923年1月共举行十次：10月20日吴瞿安讲《词与曲之区别》、10月27日顾铁生讲《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11月3日梁启超讲《屈原之研究》、11月9日陈仲英讲《近代诗学之趋势》、11月17日江亢虎讲《欧洲战争与中国文化》、11月24日陈斟玄讲《秦汉间之儒术与儒教》、12月1日陈佩忍讲《论诗人应具有之本领》、12月7日柳诒徴讲《汉学与宋学》、12月24日江亢虎讲《中国古哲学家之社会思想》、1923年1月9日梁任公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此系列演讲，加上蒋维乔的一讲@，由国学研究会编辑整理为《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和江亢虎的《社会问题讲演录》一并列为“东南大学丛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据《国学研究会记事》所示，研究会各部在指导员的具体指导下，分别举行了讨论会：诗文学部11月15日、12月14日，经学部11月25日，诸子学部12月2日，小学部12月5日，史学部12月9日。同时又开了佛学课和歌曲班。其中佛学课由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竹庄)每周日上午来会讲佛学二小时，并编印《佛学入门》一书。歌曲班由吴瞿安每周讲两次。另外国学研究会还有计划地翻印、编印古书和遗稿(主要是刘师培的)。

首先从时间和实际的学术工作成绩看，南京高师一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所办的《国学丛刊》只有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3月至1926年8月)和三卷共九期的成绩，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工作相比，成绩是弱了一些。尤其是大学本科学生的研究工作，无法和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的研究生的工作相比。他们之间的差距是看得见的。《国学丛刊》上的外稿主要是刘师培的遗著，其余大都是东南大学师生的文章，写文章的教师主要是集中在国文系的陈中凡、顾实、吴梅。由于陈中凡、吴梅都有来自北京大学的特殊身份和顾实留学日本的学术背景，使得国学研究会及《国学丛刊》较少“学衡派”的保守倾向，也没有与北京大学的对立情绪。如果说他们也有保守成分存在的话，那最明显的就是刊物坚持刊登的旧体诗词。

九期《国学丛刊》的主要作者如教师辈的有顾实(铁生、惕生、惕森)、陈中凡(钟凡、斟玄)、刘师培(申叔遗稿)、陈延杰(仲英)、吴梅(瞿安)、陈去病(佩忍)、易培基(寅村)、胡小石(小石)、章太炎(太炎)、钱基博(子泉)、孙德谦(益庵)、李笠(雁晴)、蒋维乔(竹庄)等，其他都是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史地学会、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的成员(学生)的文章。其中旧体诗词是刊物的一项重要内容。南京高师一东南大学的毕业生，暨国学研究会、史地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的成员，有几位后来到清华大学研究院作研究生，继续学习。如王庸、杨筠如、王镜第、刘纪泽。浦江清、赵万里则到清华学校任职。教师中的陈中凡、吴梅、陈去病，学生中的钱垫新、范希曾、姜子润、陈训慈、徐景、刘文翮、赵祥、缪凤林、景昌极、陆维钊、王玉章、陈旦、郑鹤声、胡士莹、王驾吾等同时在《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上登文章。同时，刊物还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神田盒、大村归堂(西崖)的文章和与顾实、陈中凡的通信在刊物上发表。为《国学丛刊》写文章的作者还有陈衍、李瑞清(遗稿)、李详、聂鸿仁、商承祚、王曾稼、陶鸿庆、冉崇烈、胡朴安、叶俊、李育、李傲、李冰若、余永梁、张世禄、蒙文通、唐圭璋、严惠文、黎群铎、陈兆馨、张右源、樊德荫、陈登元、江圣壤、杭海槎、吴法鼎、王锡睿、王炽昌、徐天璋、唐大圆、段天炯、田世昌、胡俊、姚雏(锡钧)、薄成名等。

顾实和他的同人把“国学”视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化体现，是对“宗国”和“圣学”的“知”和“思”。同时在学术研究中将学问本身与国家观念相连，并且从“国学”中想象和构筑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主体。顾实在《发刊辞》中强调，编辑出版《国学丛刊》是为了表达一种爱国之心和好学之心。他说，“强邻当前而知宗国，童昏塞路而思圣学”。“见兔顾犬，亡羊补牢”。现实的状况是“外学内充，大有喧宾夺主之概”。“海宇之内，血气心知之伦，咸莫不嚣然曰‘国学…。与世界大的发展趋势相衔接，“百学炽昌，是日自由”，“天下文明，是日平等”。海禁既开，异学争鸣，截长补短，获益宏多。《国学丛刊》就是本着这种基本精神。六艺皆重，统名日国学，纲举目张。广求知识于世界，一戒“止争形式，不问思想”。二戒“高谈义理，力追八家，字尚未识，便诩发明”。三戒“根浅薄，辄言沟通”。四戒“倡废汉字，甘作虎怅”，“一切古书，拉杂摧烧”。他要求同人“扫千年科举之积毒，作一时救世之良药”。“不随波而逐流，庶几学融中外，集五洲之圣贤于一堂。识穷古今，会亿祀之通于俄顷”。

顾实在这里把国学的种类定为：小学类、经学类、历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诗文类。

刊物自1923年3月至1926年8月，共出版三卷九期。原定为季刊，年出四期，后因陈中凡于1924年11月应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之邀，离开东南大学到新成立的广东大学任文科学长，而难以继续。

据第2卷第3、4期的“本刊特别启事”所说：自第3卷起，改为不定期，约年出一期，仍有商务印书馆印行。据第2卷第2期的“启事”所示，第1卷4期和第2卷1期的编辑分别是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陈中凡。即轮流编辑。自第2卷第2期开始在指导员陈中凡的具体指导下，由“国学研究会”的会员自己编辑。其中第2卷第2期注明具体编辑为田世昌。在第2卷第4期的《本刊两卷总目并叙旨》说，自第2卷第1期以后，改由本会自办，请陈中凡为指导员。

陈中凡、顾实是刊物的主持人。他们的思想决定了刊物方向，但同时也表现出相对的自由。反对新文学的江远楷在《文学之研究与近世新旧文学之争》一文，提出：“文学之新旧，即文学价值之多寡，新旧文学之争，实文学价值之争，亦艺术高下之争也。”他说：“近年来文化运动之现象，作者深为痛心者也。苟能以艺术观摩文学，则古文学之真者，美者，善者，亦因其新而爱之不忍释手。今13作品之粗俗者，无聊者，亦以其旧而之不使入目。故近世新旧文学之争，实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文学之艺术观，当视此争为无聊。徒增研究文学之障碍耳。”可以说，江远楷个人反对新文学的言论并不能代表《国学丛刊》的立场。1923年12月，《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刊出顾实执笔的半文半白的《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1924年3月15、1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20、1422号作为“专件”分两期连载。南北影响顿时连接。来自北京《晨报副镌》的主要是批评。结果是“东南大学国学院”也没能建立起来。据《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所言，“国文学系学程修毕之后，特设国学院以资深造，为国立东南大学专攻高深学问之一部”。顾实强调，因海禁开放，从知有天下到知有国家，从中西对举之名词而有国家观念。于是中国的许多东西冠以国字，学者问也就有了国学问题。西风重古希腊、罗马学术，而我爱国之士以本国学术精神为重，整理国学，即是研究世界文明源头之一的学问。这也是晚清以来，面对西学而兴的国学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强化的结果。顾实认为治学功效，在于联心积智。旧分心理为智情意三部，不如分主观客观两面为简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观客观俱强也，其学术必昌”。“故本学院整理国学，根据心理，假定为两观三支如左。客观：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主观(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沈按：原文为竖排，“如左”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