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1932年10月25日 - 2017年2月23日），出生于伦敦，后移居美国。吉德炜是甲骨文研究在西方的先锋，在商周两朝历史研究领域亦是西方汉学界的巨擘。

吉德炜出生于在英国伦敦。1947年，他的家人搬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他毕业于埃文斯顿高中，随后作为本科生就读于艾姆赫斯特学院，1953年获得英语学士，副修生物化学。之后，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在里尔大学学习中世纪法语。

24岁时，他在纽约大学获得欧洲现代史的硕士学位。获硕士学位后，他先在世界出版公司做了三年编辑，又当了两年自由撰稿人。在这两年中，他意识到当今的中国是一处尚待开拓且大有可为的新领域，遂萌发了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兴趣。196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汉语，并逐渐体会到，那些能阐释中国与其他国家差异的关键因素深深植根于中国遥远的过去。于是，他的视野转向了古代中国。

1965年，他搬到台湾台北，在斯坦福中心学习了两年中文。1969年，他以《古代中国的公共劳动：商和西周的强制劳动研究》为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直到1998年退休。

自1969年以来，吉德炜相继撰写了《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书评)》等10多篇评论，《释贞——关于商代占卜性质的一个新假设》《宗教信仰与都市主义的起源》《商代占卜与商代的形而上学——附论新石器时代的占卜与形而上学》《商朝历史时期的年代——中国青铜时代编年史上的一个问题》，《\u003c古本竹书纪年\u003e的真实性》《安阳新发现的甲骨》等30多篇论文。

2017年2月23日，吉德炜在家中去世，享年84岁。

他被推选为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组织“古代中国研究会”的主席，并担任该组织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国》的主编。他的研究成果在《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卜辞》一书中得到了详细讨论，他深入讨论了甲骨卜辞的历史，并通过对这些物理材料的研究，研究了一个特定的字符，他称之为“祈使”。这个字符以前被认为是疑问的意思，然而，通过他的工作和对骨头和贝壳的阅读，他认为这个字符实际上是一个祈祷或意图的陈述。这一发现改变了许多以前对商代卜辞的解释。

论述制度

吉德炜老先生对占卜术中有“习卜”与“三卜”制，宋镇豪曾有论文专门论述这两种制度，认为习卜是指对一件具体事多次因袭占卜，时间上叉开，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数、事类相同的卜辞即属此，其目的是力图求得上帝的意态与人王意愿统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骨”，属异版同辞，“元卜”、“右卜”、“左卜”为此制之表现。文章特别指出，三卜中“元卜”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们将对自然世界的神灵崇拜转化为对人王之绝对服从。文章从论占卜制引申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很有新意。

对“贞”的解释

甲骨学界根据《说文解字》对“贞”字的解释（“贞，卜问也”），将命辞理解为问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在《释贞——商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一文中否定命辞是疑问句，认为命辞乃是“一有关未来的陈述命题”，是宣示某种“意图”或“预见”，释“贞”为“正”，即正之。1974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也主张命辞非问句，释“贞”为“正”或“定”，义近于检验、校正。1982年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皆有文章讨论此问题，与吉德炜意见相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对卜辞内涵的正确理解，1987年安阳市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对此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裘锡圭为此在会上提交了《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的论文，认为只有带疑问语气词的句子才可以确定是问句，同时指出汉语中常有句末不设疑问语气词的问句，而且命辞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词句，但可以确定的不多，同样可以确定不是问句的命辞也不多。由此可知，裘氏这篇论文虽然否定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时在命辞的性质上也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见解。

对“王”的研究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吉德炜曾就周原甲骨中H11：84片上出现的“王”进行讨论；认为在“文武帝乙”庙中祭祀祖先，并“（上册下口）周方伯”的这个“王”，不是周王，应为商王。他还曾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有关西周甲骨研究的专题报告。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也曾根据周原甲骨对商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我国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区的一些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例如，严一萍也曾以《周原甲骨》为题，对这批甲骨的文字、时代和史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由于外服地域各区域单元形成背景的复杂性，外服地域是多元的、不均衡的。美国学者吉德炜（D·N·Keightley）曾引用人类学家的术语称商代国家为Segmentary State，意思是一种松散型的国家体制。与这个松散特点相关联，商朝外服地域的领土景观面貌也不是连续弥合的。王玉哲先生曾恰当地指出，商朝领土是“点”“面”结合的，是“插花”状的。

在商朝的政治体制中，商王对于领土的控制，并不需要划区，而主要是对一批具有现实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地点与方位的控制和占领，就像围棋开盘时的样子。一个个封君的地理范围，不是由大区分划小区而形成的，而是由中心封邑向四周扩展而形成的。因此，对于商朝外服的一个个分封单元，

可以叫地方权力，却不能叫行政区划。

尽管商朝政治地域结构是多元的、松散的、不平衡的，但在观念上，却已经生成了比现实更加整齐的国家领土意识。卜辞中有“四土”，“四封方”，“四戈”这样的对于外服地域的表述概念，这些卜辞概念反映了商人以都城（大邑商）为中心而掩有四方的天下独尊意识。中心与四方位的结合体现了商王统治世界的均衡性与完整性，这无疑是一种理想观念。理想虽不是现实，但它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领土价值观推动着后来国家向一体化的发展。

中心与四方的组合的观念模式具有凝聚力量、整合力量，观念与政治、军事、经济一同创造历史。商周文字中没有“奴隶”和“自由民”的词汇和人口买卖的记录，因此商代社会不像是奴隶制。把商代的人牲看作是奴隶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人在殉葬前被作为奴隶劳力使用，殉人更多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关系和宗教信仰。

吉德炜撰写《商代史料》一书中的见解对甲骨学殷商史学科具有一些独特的贡献。

书中讲述了甲骨学殷商史学科是一门以商周卜甲卜骨、甲骨文、商周考古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语文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人文科学概论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商代及夏、周两代历史文化的交叉性学科。甲骨学殷商史学科是在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产生、形成、发展、壮大的，经过国内外学者100余年的探索与努力，该学科已成为一门具备严格学科规范的国际性“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