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智商测试的结果逐年增加的现象。以詹姆斯·弗林命名的。最早提出这现象的人是理查德·林恩。在1982年的一期《自然》内，他提出了美国人做智力测验的成绩越来越好。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攻克某种疾病，它的居民的智力水平就会得到提升。在过去几十年里富裕国家的智力水平的提升已经被注意到。它被称做“弗林效应”，以它的发现者詹姆斯·弗林命名，1983年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声称，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IQ 指数（智商测试分数）都出现了持续增长。这一发现受到广泛的关注，被称为“弗林效应”（The Flynn Effect）。

弗林是美国人，于1960年代早期赴新西兰奥他高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教授哲学。在1970年代，为了反驳“黑人先天智力低下的”种族主义倾向的观点，弗林开始对IQ测试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他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黑人与白人之间IQ指数的差别是教育环境造成的。为了给这一观点提供经验证据，他开始跟踪美国军队的征兵记录，因为每个在美国参军的年轻人都要接受IQ测试。结果发现，随着教育机会的逐渐平等化，黑人与白人之间IQ指数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这个经验证据支持了他的“智商环境成因论”。但这个跟踪调查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每一代年轻人总是比上一代年轻人表现出更优异的IQ平均指数。具体而言，从1932年至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IQ平均指数提高了14点。但是，弗林效应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首先，主流理论认为，IQ指数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而人类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如此快的“进化”。无论弗林坚持的“智商环境成因论”在政治上多么正确（如反对种族主义），但他必须对“遗传决定论”提出理论上的反驳。

弗林效应的原因一直都是个谜——直到现在。如果埃皮格是正确的，在那些国家通过接种疫苗，清洁水源和妥善的污水处理使得多种传染疾病几近绝迹，这即使不能全部至少也可以部分解释弗林效应。

当弗林和迈哈宁最初发表他们的IQ数据，他们用它来发展他们的理论，证明不同国家的智力水平是他们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的的主要原因。这项研究改变了人们头脑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缺少发展，就会带来许多健康问题，也就会影响智力发展水平。毫无疑问，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贫穷的国家的国家更加贫穷。但是，最新的理论给出一种方法打破这种循环。如果研究者进一步的工作支持埃皮格团队的观点，他们将会给世界带来良好的转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另一个原因，消除传染病应当是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不是事后补救。

现在多数人同意，遗传因素对IQ指数的贡献至少在60%。对此弗林曾百思不解。但在四年前，弗林的一位朋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威廉·狄更斯（William Dickens）帮助弗林给出一种理论解释。想象一下，一个人由于遗传因素在身高上仅占一点优势，在打篮球中稍微出色一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优势使他倾向于喜欢打篮球；等他进了高中，就更可能遇到一位优秀教练来训练他，于是他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个循环甚至有可能把他带入NBA。再想象一下，此人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初也同样享有这一点优势，也进入了相同的良性循环。那么，如果有个遗传学家开展一项对篮球运动员的调查，就会在这个循环的终端发现，两个异地生长的双胞胎都是出色的球员，于是，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优秀篮球手基因”。但事实是，基因仅仅给了他们1%的优势，而这一点优势使他们得到了99%的正面环境支持。相同的原理可用于智力领域，即微小的遗传差异在环境中得到逐步放大，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由此，IQ测试的遗传贡献得到了新的社会学阐释，支持了环境论。

1、生物学因素，近亲通婚减少，营养更佳，人类的颅顶增大。

2、社会学因素：较多人得到教育，社会复杂度提高：当社会更复杂，人们接受的刺激较多。

“弗林效应”与智商悖论

很久以来，人类似乎面临着这样一种窘境：我们每天面对的所谓“真实”，其实并不真实。原因是我们所认知的“真实”，事实上是通过多层“中介”予以间接表述的。这里我借用一下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三个世界”说法，即真正的真实（第一世界）进入人的特定的认知系统后就变成了观念过滤后的真实（第二世界），然后通过语言文字的叙述就变成了我们面对的所谓“真实”（第三世界）。但是通过这样几度“转包”之后，第三世界的“真实”往往与第一世界的真实已全然相异。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真实”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造的“真实”，与真正的“真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近年来西方有不少学者指出，具有“第三世界”意义上的“真实”——就是人类制造的一种观念“真实”，它与“原真实”并无太大关联。

本文所要阐述的主题，在相当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智商——是一种人造的、用以判断和定义每个个体智力水平的总称。而智商测试（IQ测试）则是判定个体智力高低的具体手段。人们经常以智商高低来判断一个人的聪颖和愚笨，并以此来决断一个人的未来走向。据悉，至今有些单位和学校依然对应聘者及考生进行所谓的智商测试，把那些所谓不合格者予以无情地淘汰。有的学校老师甚至对那些智商数值不高的学生极端漠视，从而导致这些学生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摧残并贻误终身。

我们知道，心理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有心理学家以做智商测试为名，将任意挑选出来的学生分为两组，然后任意指出一组是高智商，另一组是低智商。数月之后，那组被认为智商高的学生智力果然提高了不少，而另一组的学生智商却果然降低了。另外，美国有一位心理学教授经过多年跟踪调查，发现当年被认为智商不高的一些学生，在其后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远高于那些所谓高智商的同班同学。于是，该教授对用智商所涵定的意义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那么，IQ测试所体现出来的智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不是一种人造的判定标准来取代真实的存在呢？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段历史。

1983年，一位叫弗林的美国教授声称，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智商指数均出现了持续增长。比如从1932年至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IQ平均指数提高了14点。这一发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称之为“弗林效应”。然而，连弗林教授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根据主流理论认为，智商指数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而人类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如此快的“进化”。再者，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感官享乐主义泛滥及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思辨精神及能力严重滑坡。“这种每况愈下的趋势被批评者称为‘弱智化’倾向”，而这种现状“与IQ指数的持续提升很不相符”，“学生的考试成绩并没有看出显著的提高，为什么他们IQ测验成绩反而提高了？”

由此来看，我们必须探究所谓的IQ测试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测试，它所揭示的究竟是属于哪一层面上的真实。其实弗林教授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IQ测试是一种特殊的智力测验，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一系列视觉图像，每一题包含一组图形的混合，答案是要填充一个正确的图形。要解决这类问题是要细查一组变化的图标，寻找其中的规律。”

我们知道，现代化社会的一大显著特点是，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接触媒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现代人来说，“这种类型的思考并不是在阅读书籍、与人交谈或者准备历史考试中所获得的，而恰恰是在设置一个录像机的自动录制程序，或者掌握新手机的界面功能中所获得的……每一种新的视觉媒体特别是交互性的视觉媒体，都对我们大脑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解决新界面的逻辑，追寻线索，判断合适的选择，得出隐含的规律。毫不奇怪，这些正是IQ测试中我们所需要的思维技能。”

至此，我们基本明白了所谓“弗林效应”的真正内涵——这种IQ指数的持续提升，事实上是由于现代性所导致的人对外界接触媒介的变化，并以此所引起的思维方式改变所导致的一种新的认知模式。但问题是，这种智商不断提升之趋势，恰恰是以被学界广泛指责的现代性认知“弱智化”为前提的。那么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就出现了——现代人的智商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也就是说假如现代人智商提升的基础，是对感性、图像和数字的敏感度超越了理性、思考和阅读而获得的，那么这究竟是人类智力的进化还是退化？

依我之见，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所谓的IQ测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单向度”的科学思维。正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的整个历史，是一个日益摆脱我们对外部刺激物的分类、直到它们最终完全消失的过程，这时……唯一恰当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

如果说，智商之真实，只有通过“三个世界”的转换而变成了——只能在几何、图像、数字的描述中成为衡量一个人“真实”的智商，那么原本多样性的“人”，就变成了可以用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机械人”。而这正是哈耶克所严厉批判的：“人类历史是以不计其数的人类头脑互相作用的结果。如今有如此多的人认为它必定遵循着人类头脑可以发现的简单规律，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其实是个多么令人惊骇的主张……”

回望历史，有一个8岁的儿童，曾因老师认为其“智力低下”而被赶出了校门。然而正是这个“智力低下”的小男孩，日后却为全人类点亮了夜空——由于他的发明，人们不再恐惧黑夜，那无边无际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驱散夜色的同时，也照亮了人类的未来——这个“低能儿”，就是托马斯·爱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