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暨南大学原副校长、著名教育家，1903年12月生于兴宁市农民家庭。他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数十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师从陶行知。曾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山大学教务长、暨南大学副校长、华南师范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1年2月26日10时05分因病逝世，享年108岁。

1920年兴宁市兴民中学毕业。

1921年考进南京东南大学，师从陶行知。

1926年起，先后在梅县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

1930年王越进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从事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中国学术史。

1933年至1946年，先后担任广东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1940年撰写了他中年时期的教育研究力作《教学原理》一书，作为大学生用书正式出版。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

1948年到香港，参加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

1949年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东江游击队。加入广东大鹏湾解放区。

广州解放后，王越同志作为军管会联络小组副组长参与中山大学的接管工作。

1952年任中大教务长，为中大的各项教学工作尽心竭力，深受广大师生的尊重和爱戴。

1957年，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和广东省委要复办暨南大学，招生面向海内外的侨生、境外生和内地生。当时他已54岁，他放弃在中大熟悉的工作环境和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受命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以强烈的责任心承担复办暨大的艰巨任务。在省委书记兼校长陶铸同志领导和支持下，与梁奇达等校领导以及全校教职员工一道，齐心合力，克服各种困难，筹备一年便开始招生。“文革”期间，王越同志受到冲击，但依然相信党和国家，坚持原则和信念。

1958年重建暨南大学，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他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受命组建暨南大学，为暨南大学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协助陶铸校长，肩负重建暨南的重任，使暨南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1970年暨大停办，王越同志转任华南师范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在此期间，他领导学校翻译组的教师译出《关岛全书》，还译出几百万字的联合国英文文献。粉碎“四人帮”后，已经70岁高龄的他被重新任命为暨南大学副校长，经过他的多年努力，暨大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经、医四个学院的综合性华侨大学。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四届、五届副主席等职。

1978年，王越以75岁高龄再次参与暨南大学的又一次复办，他面对“文革”后的复杂局面，想方设法、四处奔波、邀请八方的优秀人才，为建设百事待兴的暨大可谓是呕心沥血，为暨大的再次复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王越功成身退改任学校顾问。

1993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颓龄皓首镜中看，百载沧桑岁又阑。表里山河萦梦寐，沉浮身世上毫端。”2003年，王越在百岁生日时所赋诗词或许能概括他丰富而厚重的一生。

2006年，王越被授予暨南大学特别贡献奖。

王越于2011年2月26日逝世，享年108岁。

诗歌则是王越的终生爱好。王越的次子王思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父亲常说，古体诗像浓茶，越品越有味儿。”王越喜欢的诗人是杜甫、李白、苏轼和陆游。最爱吟诵的是陆游的几首名作，以及李白的《静夜思》。“后来父亲的记忆衰退，很多诗都不记得了。但只要我们念‘床前明月光’，他便可以接上下一句。”王思明说，到父亲离世，还有几篇文章未写完。“他列了一个提纲，是计划完成的文章，也没能完成。”

著有

合作英文著作《Theageoffreephilosophicalcontention》，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  等。发表了《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墨翟新考》等30多篇论文，并与友人合作用英文编撰了《国际学术教育论文选》。

王越同志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广东省民盟副主委；此外，曾担任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副主席，全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一届副主委，广东嘉应学院名誉董事长等职。

王越同志生活简朴、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学生，都把他看作是良师益友。他始终追求真理，从一个农家子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教育家、诗人、忠诚的爱国者和知名学者。

王越一生敬仰陶行知先生，并以陶先生为榜样。他对贫苦工农大众有炽热爱心，解放前就在广州市举办民众教育馆，力使工农及其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在白云区的长村办农民夜校，与中大师生一起在村里进行文化和进步思想教育。

在暨南大学，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学生，大家都将他看作良师益友。很多人都记得，在暨大“文革”后复办期间，王越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四处奔走。他的“礼贤下士”，深深感动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者，一定程度上抚平那场“运动”落下的心灵伤痕。

爱国书生教书育人并走上革命之路

1903年12月，王越出生在兴宁市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受完小中学教育，1921年考入东南大学教育科。教育科包括三个系：教育系、体育系、心理系，当时科主任是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淳朴坚毅的性格和循循善诱的教育风格深深影响了王越，引领他走上了教育工作之路。

年轻的王越在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东南大学度过了大学生活，也在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下树立了一生的理想与价值观，“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他的教育事业之路从此开启。

1926年起，王越先后在梅州师范学校和兴宁兴民中学任教，1930年至1933年先后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多位名师指导下从事教育心理学和国学研究。1931年撰写了《人格测量》一书，这是他早年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33年至1946年，王越先后任中山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教授。他目击时难，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与腐败，非常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地下党员，联系进步青年，并不顾个人安危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了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抗战胜利后，王越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他不惧反动政府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领导中山大学师生罢教罢课，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

1952年，王越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对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均作相应调整，以期符合新时代之要求。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

暨南大学最需要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1958年，国家决定在广州市重建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经上级任命，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被陶铸从中大“挖来”任暨大第一副校长，王越受命组建暨大，为暨南大学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广州重建暨大，犹如在白纸上画图，又逢“大跃进”时期，其艰难可想而知，学校办学条件差，基础薄弱，根据陶铸校长的意见，学校成立了建校委员会，由当时广州市长朱光任主任委员，王越副校长是副主任委员之一。当时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课的偏向。1959年，暨南大学领导班子提出：“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王越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改善校园环境，王越、梁奇达、史丹等校领导身先士卒，挑泥巴、运砖瓦，带领师生员工利用课余时间修建人工湖，用两个月的时间挖出了一汪风光迤逦、垂柳依依的明湖，明湖至今仍是暨南校园中最令人流连的风景，暨南校友汪国真就曾在湖边沉思、写作诗歌。暨大还于1963年成立了董事会，在当时，暨大是设立董事会的唯一一所内地大学，至1966年，暨大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暨南大学在文革中被迫停办，王越改任华南师范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主要任务是组织若干教授从事翻译工作，协助高等教育部编写教育大辞典，王越在此期间与人合著中国教育史。这段时期暨大的教师散落各处，不少人认为前景不乐观，但王越坚信总有一天暨大能再铸辉煌。

197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75岁的王越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尽管是高龄老人，但王越还是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住在校外的他每天徒步走到暨大，参加会议、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为了引进人才，他四处奔走、“三顾茅庐”，感动和争取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来暨大工作，如暨大医学院创办者、药理学家罗潜，骨科学家公道，寄生昆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等。

暨大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曾是王越的助手，他回忆王越道：“老校长最为令人心仪的，是他那种由斯文儒雅的学者气度、温文宽厚的长者风范构成的让人可亲可敬的人格魅力。身为副校长，他还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但从来没见过老校长打官腔、摆官架子。印象中，我从不觉得他像官员，而是一个学博思深的学者、一位慈祥忠厚的长者。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时让老校长去动员那些在‘文革’中伤透了心的教师们回暨大，有不少老教师回来了。我想，这恐怕也与王校长的这种人格魅力的影响有不小关系。”

在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时，年逾百岁的王越谈起当年复办，深情表示：“暨大当时是白手起家，我有责任尽力使它健康成长。特别是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一语道尽这位教育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