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竞赛(arms race)指和平时期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互为假想敌，从而在军事装备方面展开的质量和数量上的竞赛。

80年代，美国苏联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并已发展到太空领域。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对话，争夺的重点正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

军备竞赛是西方列强的悠久传统，并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通行的行为模式。

军备竞赛是和平时期两个或多个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互为假想敌、针锋相对地增加武器数量、提升武器质量的动态互动过程。

判断军备竞赛是否发生，学界常用的方法是从整体上考察各国的国防实力或军费变动趋势。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指标选取比较客观，分析过程简便易行。但缺点是仅仅考察整体实力可能会忽视国家间在特定军事领域的竞争。本文讨论的是中美在核弹领域的军备竞赛，因此将更多地关注中美在导弹防御、战略核潜艇领域的互动，不谈及两国整体的国防实力。

军备竞赛分为安全困境式军备竞赛和零和博弈式军备竞赛。

安全困境式军备竞赛可以用安全困境理论来解释，即一方为了提升自身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客观上削弱了另一方的安全，另一方被迫回应以恢复自身安全，这又会引发第一方的回应，导致军备竞赛。安全困境式军备竞赛中双方的目的都是安全，双方的互动是非零和游戏。

避免安全困境式军备竞赛的关键在于澄清意图，不要过激反应。为此，当事国双方需要展开对话，及时沟通彼此关切的问题。但是，仅进行对话是远远不够的，双方需要通过限制各自的军事能力表明意图。为了避免军备竞赛，一国所构建的军事能力应该跟所宣称的目的相符，并要尽可能地降低进攻潜力。

零和博弈式军备竞赛中，至少有一方的目的不再是自身安全，而是其他的非安全因素，如领土和国家荣誉等，双方互动更接近“比胆大”的博弈。维持现状国的退让和妥协会被视为软弱可欺，从而引发挑战国更多非分的要求。最终，维持现状国将面临是继续退让还是陷入冲突的选择。

对于零和博弈式军备竞赛而言，自我约束反而会激发对方的扩张行为。因此，应对国要表现出具有军备竞赛乃至战争的能力和意愿，采取毫不退让的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双方国家的目的是零和的，只要双方最终认识到军备竞赛的代价高昂且无望取胜，双方仍然有可能达成军备控制。

“军备竞赛（arms race）”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政治实体间的武装对抗自古有之，但是被学者称之为“军备竞赛”的高强度军事竞争则是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化为武器制造带来革命性发展。欧洲各国的陆军把握住了普及电报与铁路所带来的通讯与交通领域的重大变革，而海军则纷纷用钢铁船体、蒸汽机和螺旋桨取代之前的木帆船。工业生产与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相应而生的是欧洲各国愈发迫切地努力跟上潜在对手的发展步伐。这一急切性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战争（1866—1871）后尤其更加突显，普鲁士通过这场战争向欧洲其他国家表明，当新技术和实行大众兵役制的军队与系统规划相结合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战争带来迅速而决定性的结果。

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之前，国家间军事竞赛十分激烈。军备竞赛作为新的促进战争的危险因素，已经成为大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4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Lord Grey）曾表示：“正是大规模军备扩张不可避免地引导各国走向战争。如果一方进行军备扩张，势必导致另一方扩充军备。当一个国家武装自己时，其他国家不可能在国防上不作为而甘冒遭受侵略的危险，任何一国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会被其他国家注意到，进而引发后者的反制。”

世界上的军人从1914至1918年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在参谋学院中被不断重复：要赢得下一场战争，必须有旨在动员国家的全部工业与人力资源的全面战前规划，还有食品以及铁矿石、煤炭、石油之类关键原材料的自足。换言之，“武装”的定义已被扩展，所包括的不仅有前线军事力量（即：广度备战，arms in breadth），还有整个经济和社会对于从事全面战争的准备程度和能力（即：深度备战，arms in depth）。

在20世纪20年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而言，压倒性的政治动机不是完善战时的集权化国家控制的做法，而是纠正1914 至1918年的总体战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畸变。在20世纪20年代，战后解除动员措施恢复了1914年以前的国际货币稳定和兑换机制，即金本位制。

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打乱了战后解除动员措施的走向。在工业疲软、市场自行纠错失败和金本位制崩溃的作用下，一批官僚、军人和政治人物被推上权力岗位，他们梦想通过对生活的各方面实行国家管控来解决问题。总体战憧憬者的崛起对日本产生了最迅速的影响。由军官和有类似想法的文职人员组成的阴谋团体策划占据东北地区，从而使日本获得原材料，进而获得在未来发动总体战的工业能力。日本在1931 至1932年对中国东北的征服，以及随后致力于将该地区建设成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举动，是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直接回应。

大萧条也与1932年的世界裁军会议在时间上重合。随着1931至1932年间日本对国联的挑战，以及1933至1934年间纳粹政权在柏林的上台，裁军谈判已无成功希望。希特勒在上台之时就确定了德国要通过战争征服欧洲的计划，首先是针对苏联，但最终也针对法国和英国。这就要求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同时动员整个经济与社会以支持一场总体战。

德国陆军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von Blomberg）将军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与新政府结成联盟，无视德军于1919年战败后国际社会对它的限制和裁军，重新武装德国。当德国在1934—1935年开始重整军备时，英国和法国只能被迫接受裁军谈判破裂的结果——德国军备不受控制地扩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国间施动—反应的升级加快了舰船、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生产。越来越多的金钱、厂房、进口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被投入到大宗军需品的生产中，代价是减少本可带来创收的出口和降低生活水平，这为军备竞赛的参与者带来巨大负担。在参与军备竞赛的过程中，竞争者们发现，他们或自发地，或在日渐加剧的政治、经济和竞争压力下被迫地，要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卷入军备竞赛并非是政治上中立的行为。随着军备竞赛的加剧，进行武装意味着要把整个国家变成精密的战争机器，而这台机器能在食物和工业原材料方面实现自给自足。这就是1914至1918年战争留下的普世军事—政治教训，同时也是驱使军备竞赛不断向前的赶超或认输（emulate-or-capitulate）逻辑。20世纪30年代的军备竞赛的特点在于，它像一台巨大的机器，迫使所有迅速扩充军备的大国愈发剧烈地采取“极权”行为。

1936年是个转折点。比照1933年的较低水平，到1936年全球军费支出已增至原先的三倍。部分地因为军备需求的激增，工业活动普遍地迅速升温，工业产量和原材料价格也随之快速增长。在经济萧条和军备竞赛的先后施压下，政府不得不更有力而持续地干预工业、贸易和社会。

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在1936年3月号召进一步寻求国家的自给自足。这期间墨索里尼的经济官员已经对主要的武器供应商进行了重组，使之成为实际上由国家掌控的工业企业。

日本也是这样做的一个典型国家，它被军备竞赛推拉到一个因其资源稀缺而无甚意义的方向上。尽管日本一直努力将东北地区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未能如愿。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刺激了苏联在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蒙古边境的军备扩张，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亚洲大陆局势。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的爆发为日本采取严苛的动员法令铺平了道路，日本引入集中经济计划，对经济和社会采取进一步军事控制。但是新的多年计划和更有效的资源分配无法克服一个基本问题——日本缺乏足够的工业能力、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与苏联和美国竞争。

德国拥有比意大利和日本更庞大的工业经济，但它成为军备竞赛领跑者的能力总是受限于铁矿石、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进口数量。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宣称，德国人“更爱枪炮而不是黄油”，但德国只能通过出口来偿付进口，不得不向外出售在军备制造中至关重要的钢铁来赚取外汇。这一局限在柏林的军队精英、中央银行家和希望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分一杯羹的企业家之间引发了无休止的争吵。对银行家和企业家来说，军备扩张不过是使德国经济摆脱大萧条并恢复德国政治独立性的临时手段。但是，对格奥尔格·托马斯上校（George Thomas）——最高统帅部战争经济部门的主管——这样的主要军事计划者来说，军备扩张是为了重组德国经济以发动全面战争。阿道夫·希特勒也认同后一种观点。希特勒在1936年8月撰写了“四年计划”备忘录，其中要求德国经济应该通过充分开发国内原材料与人造替代品来实现自给自足。

德国四年计划的公布——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1936 年3月自给自足演讲后接踵而至，并恰逢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末期——说明了驱动军备竞赛的机制。四年计划是体现军事—经济方面的赶超和趋同的深思熟虑行为。

20世纪30 年代，当军备竞赛加速而另一场大战苗头初现时，有这样一种观点广泛流行（尽管很大程度上并不正确）：那些已经践行“极权主义”的国家在大举动员社会和经济力量以准备总体战的竞赛中更易旗开得胜。讶异于德国的军备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扩张，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国不得不解决一个问题：在不屈从于极权主义的同时，如何能够武装自己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极权主义战争”威胁。

在这一政治困境面前法国面临最大挑战，1936年6月，社会主义者莱昂·勃鲁姆(Leon Blum) 作为左翼联盟“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的领袖当选为法国总理。此时，法国不仅遭受着大萧条带来的经济萎缩，还面临纳粹德国军备扩张带来的巨大安全威胁。勃鲁姆在竞选中承诺，将采取类似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在美国实施的“新政”式国家投资计划来扩大就业，并通过裁军谈判维持和平。但是，仅仅上任几个月之后，迫于军备竞赛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德国的威胁，以和平为己任的勃鲁姆启动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备扩张，将许多武器工厂，尤其是几乎全部飞机制造工业纳入国有化经营。同时，勃鲁姆政府还大幅削减社会开支和就业计划。不幸的是，预计法郎将会贬值的法国投资者开始向外输出资本，此举在客观上使勃鲁姆的开支计划化为泡影。爱德华·达拉第（Edward Daladier）在1938至1940年间担任法国总理时，仿效德国和意大利，通过整肃工人和整合大企业来全速扩张军备。

在英国，阿瑟·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931至1937年担任财政大臣以及1937至1940年担任英国首相时，坚信他已找到避免采用极权主义手段的办法。在张伯伦看来，威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英国重整军备之初，张伯伦就主张建设一支庞大的空军作为威慑手段。主要依赖空军力量以防止战争，会使英国的经济不会在陆军军备扩张的重压下崩溃。然而，空军建设从未起到张伯伦所设想的全面军备扩张安全阀的作用。尽管英国空军大幅扩张，德国扩军却从未停止，英军的参谋长们亦不断敦促加快军备建设，国家也开始干预经济，这一切合起来挫败了张伯伦想要控制军事开支的尝试。1938 年9月，英国内阁意识到，英国已经达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和平时期所能实现的经济与政治的极限。正如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所说，英国无法在军备竞赛中与德国匹敌，“除非我们变成另一种国家”。

193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这标志着阿瑟·尼维尔·张伯伦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与德国开战的尝试走到了尽头。危机爆发的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以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身为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受到捷克统治者迫害为由，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边境地区割让给德国。随着危机在1938年9月开启，法国陆军和英国皇家海军开始进行动员。1938 年9月29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齐聚德国慕尼黑，同意将德意志人占多数的捷克领土移交给德国。次日，希特勒与张伯伦签署协定，同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欧洲争端。

慕尼黑协定并未迎来和平与裁军的新时代；相反，这次会议激化了军备扩张和政治冲突。会议结束几周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的军备扩张骤然升级。由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有限战争因法国和英国的战备以及阿瑟·尼维尔·张伯伦的外交而受阻，阿道夫·希特勒感到愤怒，并下令加快海军、陆军和空军建设。到1939年春天，阿道夫·希特勒才意识到德国的经济不足以应付军备扩张，而在此时，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都在加快自身的军备生产。当希特勒意识到德国无法在军备竞赛中取得胜利时，他决定铤而走险。与20世纪30年代的正统观点——关于未能用武力抗击独裁者的道德说教——相反，事实上德国的对手很早就开始备战，并有足够的资源赢得军备竞赛。

1937年底，德国的军备扩张陷入停滞。希特勒开始意识到，德国通过更早和更快扩军而取得的优势很快将被那些抵制德国扩张的国家不断加速的军备扩张抵消。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军备竞赛是如何驱动世界走向战争的。和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军备竞赛不时发生。它们一经启动，早期行为的各种并非出于本意的后果就不可能被抹掉，不可能退回初始状态。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会很快侵蚀掉领先者的优势。

美国卷入欧洲和亚洲危机的事实表明了军备竞赛是如何对自身的升级和战争起到推动作用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呼吁欧洲裁军时，美国只维持了海军和空军最低限度的增长。直到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军备扩张。罗斯福命令大力扩充美国空军的规模并提升飞机制造能力。根据1938年11月一次白宫会议的记录，罗斯福显然想推行遏制战略。他希望通过向英国和法国出售它们所需要的飞机来威慑希特勒。当战争爆发时，罗斯福决定让美国置身于外，但美国将出售盟国获胜所需的战略轰炸机。

核弹是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因素，以核竞赛为代表的军备竞赛成为冷战最突出的表现。1949年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苏核军备竞赛由此而始。苏联驻美大使（1962—1986）阿纳托利·多勃雷宁（А.Ф.Добрынин）认为，军备（主要是核军备）控制问题构成了战后苏美关系的核心。

美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抢在纳粹德国之前占得先机，那么苏联研制核武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美国核垄断，维持战略均势。1945 年苏联“核计划”的出台是一项“历史的合力”推动的结果，是苏联政治决策、军事需要和科技实力共同促成的产物。

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张育林中将2014年3月6日接受新华通讯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军队坚持以实战化标准发展武器装备，不跟他人“比宝”，不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

“着眼未来战争需求发展能打仗、打胜仗的装备，比一味追求指标领先更重要。”张育林说，“实战化”意味着装备从设计、研制、生产到试验鉴定的全过程，都要按照未来战争的战场环境和作战流程进行，把部队和装备相结合，力争发展出能够突破强敌作战体系的装备。

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物质技术基础。张育林认为，脚踏实地瞄准实战的同时，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还必须在前沿性、战略性的新技术领域寻求突破。

“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都是由新技术、而不是常规技术的突破带来的。军事领域同样如此，只有突破新技术，才可能实现战斗力革命性的提升。”张育林说，“这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说，人民解放军加快高新技术装备发展，改善武器装备质量结构，基本建成以第二代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

针对外界把中国军队近年来一系列新装备亮相称为“井喷式发展”的说法，张育林表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军事装备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而装备优良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军事力量强大。

“世界战争史一再证明，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在武器装备，而在于人。”张育林说，能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战法甚至创新战争，能否真正实现人与武器的结合，才是战斗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