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是一部1993年上映的家庭伦理电影，由李安执导，赵文、郎雄、归亚蕾、金素梅、米切尔·利希藤斯坦等主演。电影讲述了来自台湾的男同性恋高伟同和来自上海市的非法移民顾葳葳，为满足高家父母心愿假结婚却真怀孕的故事，表现出代际之间、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碰撞。这是李安的第二部作品，获得了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2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共获得3200万美元票房收入。截止 2023年底，豆瓣评分9.0。

《喜宴》和李安1992年的作品《推手》、1994年的作品《饮食男女》，由于都讲述了中国传统儒家家庭中的矛盾冲突，被合称为“家庭三部曲”。

高伟同来自中国台湾，他和他的同性恋人西蒙一起居住生活在纽约曼哈顿，远在台湾的父母并不知道他的性取向，对伟同催婚不断，希望他早日成家好延续高家的香火。

为了安抚伟同的父母，西蒙提议让伟同和租住他房子的上海女画家顾葳葳假结婚，葳葳正苦于没有合法身份而交不上房租，三人一拍即合。

然而伟同的父母得知儿子要结婚的消息，要亲自来到美国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不得已之下，伟同和葳葳在市政府办了一个简单的证婚仪式。但伟同的父母觉得这种仪式太过草率，高母甚至在全家人合影留念时忍不住哭了起来，对儿媳说“我们高家对不起你”。为了缓和气氛，西蒙提出晚上要请大家吃中餐，然而中餐厅的老板恰好是高父曾经的部下，执意要给“大少爷”伟同办一个热闹的喜宴，不能丢脸丢到美国来。

出乎意料的是，在一番热闹的喜宴和闹洞房之后，假结婚的葳葳竟然怀上了伟同的孩子。赛门得知此事后大怒，三人在餐桌上激烈争执，高父中风发作送进了医院，葳葳也决心要堕胎。伟同再也无法隐瞒了，向母亲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两人约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不让高父知道；高父出院后也常和西蒙一起散步，有天高父用英语来祝西蒙生日快乐，坦言自己会说英语，早已知道这一切，也希望和他保守这个秘密。葳葳最终决定留下孩子，和西蒙、伟同三人一起抚养孩子长大。高父、高母终于放下心来，准备启程回台北市，在离开之前，五人一起翻看喜宴当天的相片。影片最后，伟同、西蒙、葳葳三人望着父母的背影相拥流泪，高父举起双手进入安检。

参考资料：

《喜宴》的灵感来自李安的好友冯光远，1985年，曾经被好友出柜经历震撼到的冯光远向李安提出了拍摄同性恋议题的构想，但当时冯光远朋友的故事冲突不够，李安也不太了解同性恋议题，加上在美国影视圈里这类题材的佳作不少，便搁置了这个主题。1987年的夏天，李安在一次洗澡时，有了《喜宴》剧本的雏形：同性恋假结婚，父母都出席，天下大乱，闹洞房时光溜溜的两个人擦枪走火。这个故事最后成为了李安的第一本长篇中文剧本。

1988年年初，赋闲在家的李安搬到冯光远的住处住了两个月，和他一起创作《喜宴》的剧本，冯光远收集资料，李安写作，很多自家经验成了李安写作的素材。例如纽约市政府的公正结婚、婚礼上的闹酒花招、父亲的训话、母亲的“我们家对不起你”，这些都来自李安自己的故事。

1992年，李安带着《推手》参加柏林影展“电影大观”时，遇到了《推手》的合作编剧詹姆斯·夏姆斯，当时《推手》卖得并不好，二人商议再试一次，如果再卖不掉，就不再拍中文片了，于是，詹姆斯参与到了《喜宴》的剧本创作中，增加了很多同性恋相关的情节。

尽管在1988年就写好了《喜宴》的剧本初稿，但开拍之路并不顺利。1988年，在王献的引荐下，李安第一次和中影沟通，中影提出要和他对半投资，各出资四百万，但当时李安赋闲在家拿不出钱，于是只能搁置。1990年，李安为了赚钱参加了台湾“新闻局”的剧本比赛，提交了《推手》、《喜宴》两个剧本，结果两个剧本分获一二等奖，拿到了24000美元的奖金，回台湾领奖的时候遇到了徐立功，他计划一年筹备三部作品，李安推荐了《喜宴》，“《喜宴》拿的是第二名，我们先从第一名开始！”徐立功这样回应，于是《推手》就走在了《喜宴》前面。

《推手》成功后，徐立功催促李安拍摄新片，但他一直梦想拍武侠片，当时最想拍白羽的《偷拳》，加上之前《喜宴》频频受阻，李安犹豫不决，幸亏徐立功拿定主意，《喜宴》才被提上日程。

《喜宴》中葳葳这个角色，本来是写给陈冲的，但因时间问题没有合作成功。徐立功推荐了当时在台南市拍摄电视剧《爱》的演员高金素梅，李安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骨气，感觉蛮好的，但还有待琢磨。”

伟同这个角色，最早找过汤志伟，但也因为档期问题没能合作成功。当时稍有名气的演员都对饰演同性恋心存顾虑，一直没能确定演员角色。开拍前两个月，刚从华航退休的素人赵文瑄毛遂自荐来报考中影的演员，徐立功就把他推荐给了李安。

因为预算有限，《喜宴》里的很多演员都来自李安的私人关系，比如他的儿子李淳客串了《喜宴》中闹洞房一幕，编剧冯光远也客串了吃错酒席的来宾，喜宴场景里的其他宾客，也都是李安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每天只有十块钱的演出费，靠着人情来拍摄。

李安唯一一次的银幕亮相也是在《喜宴》中，只有一个镜头，一句台词，他在闹洞房前说出了那句让他憋了很久很久的经典台词——“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尽管拍摄周期不长，李安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中影出钱，好机器制作，三方之间的沟通，都由李安一人来承担。《喜宴》在纽约开拍，只拍摄了二十六天，《推手》的很多经验都用在了《喜宴》的拍摄中，例如“镜头不要太多，镜头不能太大，不要啰嗦，只坚持几个别出心裁的镜头和几场戏。”

李安对演员有严格的要求，看高金素梅走路比较“飘”，就在她的脚上绑了铅块来训练走路的分量。赵文瑄之前从来没有拍过戏，李安就让他来到纽约接受训练，训练期间就住在纽约的一间地下室里。伟同在医院向母亲袒露自己是同性恋的那场戏，要讲大段对白，镜头还要拉出来带到西蒙和葳葳的偷听，这场一镜到底的戏让赵文瑄演了六七次。

《喜宴》讲述的是儿子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父子关系、父权的对抗一直以来都是李安电影的重要母题，除了“家庭三部曲”之外，《卧虎藏龙》《与魔鬼同骑》《绿巨人浩克》等影片都有体现这一矛盾。李安父亲属于儒家制度下的传统父亲，希望儿子光宗耀祖，有一份正统工作，然而李安没有考上大学，尽管同意儿子学习戏剧和美术，但始终意难平。甚至在李安拿到金马奖之后，他的父亲还这样说，“这么拍下来你应该50岁能拿奥斯卡，那时候就回来当老师吧。”在李安看来，得到父亲的认可太难了，一靠近家庭，就变得紧张，一出门搞戏剧，越远就越开心，这种拉扯的心情就很像《喜宴》里的张力，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将他拉回来。

李安借用一系列文化冲突来刻画父子关系之中的张力。高父代表的是东方传统儒家文化，在东方文化伦理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儿子的义务，这种义务甚至需要通过性压抑来完成；西蒙代表西方文化，强调人人平等，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特别是经过七十年代美国性解放和女性运动之后，更加凸显个体价值；伟同，一方面要履行东方文化中的孝，一方面又在追求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同性恋这个身份符号完成了强化。

影片中来自台北市的高伟同通过和来自上海市的顾葳葳在美国假结婚，得到了父母的认同，这三个人的归属地，和李安本人的生长经历也有映照关系，李安既属于来自中国内地的台湾外省人，也属于移民美国的外国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内心始终是飘荡不已的，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归属之地。”他根植于中原文化的教养与认同，接连在台湾本土意识抬头、美国求学的过程中产生冲击，让他产生一种飘零的迷惑感。因此，在《喜宴》这个作品里，李安尝试以同性恋的题材做认同上的模拟，伟同既想拥有自我（做自己），又想尽孝道（为人子），无法两全，“这正似我受到文化冲击后的心情反映。”

同性恋是《喜宴》中的一个核心张力点，承担着反抗权威和争取自由的符号作用，但是这部电影并非一部“纯酷儿”电影，李安对于同性恋的角色处理存在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他放弃了对同性恋身份的直接再现，而是通过一系列隐喻的手法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重新编码：影片中伟同处于一种“半出柜”的身份，几乎没有涉足美国同性恋的社交圈；影片中伟同和西蒙之间的性行为，几乎都是通过暗处和阴影的大全景来呈现，避免直接呈现同性恋的交往。李安自己也承认，影片的吸引力在根本上源自它对同性恋身体和同性恋政治的回避。

参考资料：

《喜宴》在柏林电影节放映后，反响强烈，尽管还未公布最终获奖名单，就有很多发行方找上门来，最终，美国的塞缪尔-哥尔德温公司（Samuel Goldwyn Films）以75万美元的价格取得了美国的发行权，这创下了当年的华语片新纪录。

《喜宴》在台湾上映八周，票房冲上1.2亿新台币，全球票房达到3200万美金，成本只有75万美金，成为1993年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高的电影。

《喜宴》这部电影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李安导演生涯的第一阶段，将他推向了世界知名导演的阵营。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一部纯粹以好莱坞的叙述与制作模式，来展现华人生活的电影。它奠定了李安未来的风格基调。（新京报评）

《喜宴》的故事充满着冲突和张力。《纽约时报》的Stephen Holden评价它是一部非常精致的电影。但它最大的优势与制作生产无关。它一部不同寻常的喜剧电影，其中的幽默既来自于角色，也来自于情境。《华盛顿邮报》的影评人 Megan Rosenfeld评价《喜宴》是一个甜蜜而深刻的故事，它描绘了欺骗的代价和家族传承的力量。《芝加哥太阳时报》的影评人罗杰·艾伯特评价《喜宴》不仅在故事设定上很接近《一笼傻鸟》的语境，在构建误解和欺骗方面，也有相似的乐趣。

《喜宴》这部电影涵盖了多重主题。美国学者吉纳·马切蒂(Gina Marchetti)在《反视角：亚洲美国电影批评》(Counter visions: Asian American Film Criticism)中曾这样写道，“对《喜宴》进行界定是困难的，《喜宴》可以容易地划入不同电影类别中：中国电影，美国亚裔电影，华人电影，纽约唐人街电影，‘绿卡’故事，通俗喜剧，情节剧，‘艺术’电影，同性恋电影，‘种族’家庭剧等等。”

《喜宴》上映后，第一个采访李安的是林奕华，身为同志的他当时对李安批评得很重，认为这部作品“推崇妥协精神”，让他很气愤。

学者王艳玲、梁晨认为，李安深知同性恋题材之于艺术电影的魅力，也甚至主流市场对亚文化群体的睨。他在反抗和揭露同性恋所面临的文化宰制和社会规范时，躲在同性恋身份和言谈行动的密柜里，表现出一种妥协。

李安到达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会场时，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然而他只穿了一件略显不合时宜的灰绿色雪衣，有位台湾“新闻局”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阵仗，把李安的大衣一扒，把他自己的呢子大衣披在了李安身上，巧合的是，李安1992年第一次带着《推手》参加柏林影展时，就穿着这件灰绿色雪衣。

李安和太太林慧嘉结婚的时候，李安的父母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接受他们的跪拜，后来这张红床单被收藏多年，成了《喜宴》里伟同和葳葳新婚夜的床单。

因为经费紧张，《喜宴》中使用的字画道具，均来自于李安父亲的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