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本名查良，浙江省海宁人。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与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

金庸出生于著名的浙江海宁查氏家族，读初三时就与同学编写过《献给投考初中者》，但因经常讽刺、投诉校方，读初中时就曾被校方开除，1944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又被开除。1946年进入《东南日报》担任翻译工作，投身新闻事业。1948年供职《大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分社，从此移居香港，撰写了大量文艺专栏、影评和剧本。1955年开始以“金庸”为笔名撰写武侠小说。1959年创办《明报》，发表大量高质量的社论，使《明报》发展成为香港有名的报业集团。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之后，除系统修订以往武侠小说外，还多次前往大陆与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会谈，并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工作。

金庸社会影响力极高，其武侠小说最初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现已被文学研究界高度认可，学界甚至提出了“金庸学”的说法。2018年10月30日逝世于中国香港，享年94岁。

金庸原名查良镛，于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海宁市袁花镇著名的查氏家族。查氏是当地有名的大族，历史上出过著名文人查继佐、查慎行、查嗣庭等。其祖父查文清曾任丹阳同知，“丹阳教案”发生时因放走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被革职回家，其爱国精神对金庸有很大影响。其父查枢卿毕业于震旦大学，继承了家业。其母徐禄也出身于海宁望族，著名诗人徐志摩即其堂侄。还有很多名人都与金庸有亲戚关系。金庸自称“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家族文化传统和长辈的教导，为金庸提供了良好的少年教育。金庸从小就爱读《荒江女侠》等武侠小说，其他中外小说也有广泛涉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查氏家族产业几乎都被烧光，母亲、弟弟也先后去世。金庸来到尚未沦陷的碧湖，就读于新成立的浙江省立联合初中。读初三时，他与几位同学合编了小升初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行销到福建省、江西省、安徽等地，是金庸第一次出版的书籍，在商业上大获成功。

1940年，在浙江联高就读的金庸，由于用壁报讽刺训育主任，被要求退学，转到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就读，继续发挥文学才能，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了多篇文章，因笔锋犀利得到关注，但在学校仍被列为“过激学生”。

高中毕业后，金庸步行前往重庆市求学。先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但因缺乏路费放弃，最后选择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但很快又因不能接受中国国民党训育管制，于1944年被退学。

退学后，金庸先在中央图书馆短期任职，又到湘西农场工作了两年。1946年夏天在陈向平的推荐下进入《东南日报》社，负责翻译外国电台、报纸的新闻，兼做记者、编专栏。

1947年10月底，金庸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就读，同时兼任《大公报》翻译和《时与潮》半月刊的编辑工作，1948年被调往香港，支持新创立的《大公报》香港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庸一度受梅汝璈邀请前往北京，考虑在外交部工作，最后还是重回《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从此定居香港。

1952年，金庸任《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副刊编辑，开始大量撰写副刊文章，潜心钻研电影、戏剧、舞蹈、古典音乐等艺术，每天常与同事梁羽生（笔名梁羽生）谈武侠小说、下围棋，涉猎领域非常广泛。

1956年，与陈文统（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在《大公报》开设《三剑楼随笔》，三人均因撰写武侠小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颇有名气，本专栏则是三人轮流执笔，“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

金庸还同时编写了大量电影剧本，其中由夏梦主演的电影《绝代佳人》1957年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荣誉奖。离职《大公报》后，他一度在长城电影公司供职，担任电影编剧。

香港左派新闻人为促进销量，考虑推进武侠小说，并由此吸引读者，1954年先由梁羽生在《新晚报》发表《龙虎斗京华》，署笔名梁羽生，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

1955年，因梁羽生《草莽龙蛇传》连载完成，《新晚报》要求金庸撰写武侠小说。首次使用笔名“金庸”连载了《书剑恩仇录》。“金庸”即将本名查良镛的“镛”字拆开。连载大获成功，使金庸继续投身武侠小说创作中。到1972年金庸封笔时，已完成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即“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和短篇小说《越女剑》。“金庸”这一笔名的影响力反而超过了本名。

封笔之后，金庸开始系统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作品，每次印行也有单独修订。第一次系统修订完成于1980年，由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于1980年9月推出，1994年正式授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故多称“三联版”。2002年开始，金庸宣布继续修订武侠小说，2008年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一般简称“新修版”。当时为金庸小说博得社会声誉的是“连载版”，得到大陆学者、读者广泛关注、阅读、研究的是“三联版”。“新修版”作为金庸的晚年定稿，究竟能否取代“三联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金庸“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力求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论政思想。1959年5月20日，金庸创立的《明报》正式发刊，以“公正、善良、活泼、美丽”为信条。创刊初期以金庸连载武侠小说作为主要卖点，目标读者为普通市民，但因社评质量较高，逐渐得到文化界广泛认可，逐渐从娱乐小报成长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足轻重的报业集团。

1962年以来，《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日发行量突破4万份，逐渐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大报。1963年，金庸成为国际新闻协会（IPI）会员，多次应邀参加世界级别的报人座谈会，参观世界大报。除《明报》每日发行外，金庸还创办了《明报月刊》（1966）、《华人夜报》（1967）、《明报周刊》（1968）、《明报晚报》（1969）等报刊，并入股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创办《新明日报》（1967）。1976年，《明报》搬入十层高的明报大厦。在《明报》任职或专栏供稿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名家有胡菊人、董桥、三苏、倪匡、亦舒、潘粤生等。1989年《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时，金庸宣布不再担任《明报》社长。1991年改组《明报》，1993年出售个人所持全部《明报》股份并辞去名誉主席职位，从此完全退出。

金庸与大陆、台湾政要往来密切，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与香港回归中国，“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看到两岸统一”。

1981年7月18日，金庸前往北京，得到邓小平接见，两人对中国政策及未来发展的问题展开了坦诚的长谈，此后又多次与中央领导人见面。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前途的《联合声明》。金庸受邀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港方政治体制小组召集人，为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发展前途做出了贡献。

晚年金庸还悉心研究中国历史。1999-2004年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并在历史系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200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0年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

武侠小说作为特殊的类型小说、通俗小说，此前不受重视。将文人情怀、爱国热情、古典文化寄托在小说创作中，是金庸小说的典型特色。1957年开始连载的《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小说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倪匡评价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金庸中期作品逐渐在人性、历史深度展开挖掘，《倚天屠龙记》开始的武侠小说逐渐摆脱简单的正邪两分法，避免脸谱化人物，塑造了一批性格丰满的小说人物形象。1963年开始连载的《天龙八部》代表着金庸小说的又一高峰，此书在结构的复杂性上远超此前作品，将佛教哲理与对武林霸权、爱情、仇恨等问题的反思结合起来，达到“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深度，主角萧峰的自杀则将小说的悲剧色彩推向高潮。

金庸后期作品如《笑傲江湖》《鹿鼎记》则进一步反思政治、权力问题，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作为一部“反传统武侠小说”，写法与此前不同，“转向对宏大叙事与侠的消解。”

金庸小说大量使用了“偷意”的手法，即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小说、戏剧、电影作品的优长，但写作时加以化用，不着痕迹，因此格外引人入胜。如《雪山飞狐》的讲述方式就受到《天方夜谭》和日本推理小说的启发，其中有关复仇的情节则来源《基督山伯爵》等西方名著。

金庸一生撰写社评大约七千余篇，以观点犀利、善于预测政局著称，“历任港督都要读他的社评，据说美国国务院、台湾的政要都剪辑他的社评，作为研究和参考。”办《明报》期间，金庸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促进港台及海外读者了解大陆新闻，对中国政治变化常有敏锐嗅觉。与《大公报》的多次笔战，也为《明报》提升了知名度和认可度。

作为新闻人的金庸，成功将《明报》打造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报业集团，也是一位成功的报业家、文化企业家，被称作是“富有人情味的老板”。金庸的社评及其办报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新闻历史学意义。

1994年，北京大学王一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选中九位小说大师，将金庸排名第四，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而在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并评价“他的现代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在文化境界上的崭新拓展，并在总体上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推动了现代中国小说类型的丰富和发展。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独一无二，第四席位无可怀疑”。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召开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意味着“金学”开始进入国际汉学界较高层次的视野。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是当代不可绕过的文化现象，未来也必然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但“经典”仍需长时段的淘洗，突击提拔是违背文学基本规律的。也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不过是通俗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当下有高估其文学水准之嫌，且其小说经过多次修订，仍有漏洞和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金庸用武侠小说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并用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结合的方式，塑造了诸多深入人心的侠客形象，使“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契合。金庸小说中的侠客与传统公案小说大不相同，有学者指出金庸是在传统章回体的框架中注入了新的价值追求。这也是金庸将通俗文学提升到严肃文学水准的表现之一。金庸小说入选大、中学语文课本，证明其价值观念、文学技巧都得到了更高认可。

对金庸作品的研究，常简称为“金学”，或为避免与研究《金瓶梅》的学问混淆，称“金庸学”（Jinyonology）。金庸本人对“金学”持谦虚态度，但从学术方法的特殊性看，“金庸学”并非现代意义的学科，但就影响力来说，不管是金庸作品本身还是相关研究均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学术现象，“‘金庸学’有成‘学’的合理依据，金庸小说业已成为当代的文学典范（或部分学者表述的“经典”），并在文学史上有其立足之地。”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述。研究金庸小说的版本文字变迁、文化源流熏染，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都比一般的作家专人研究更加复杂。以后研究的难点是：如何既凸显金庸小说和金庸研究的特殊性，又避免局限于金庸作品自身，割裂通俗文学、武侠文学的文化大背景。

金庸是一位在全世界华人范围内都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两岸如邓小平、蒋经国等都喜读其作品。《笑傲江湖》连载时，“胡志明市的中文报、越南语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

金庸小说被译成英、法、日多种语言。

金庸小说翻译情况举要：

金庸的艺术创作、文化传播、社会活动等贡献得到广泛认可，曾获得世界杰出华人奖（2005）、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2009）、法国“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92）、“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2004） ；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1996）、荣誉博士（2005）；日本创价大学荣誉博士（1996）等荣誉。

金庸的小说创作、社会活动都与家国情怀密切相关。“毕生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如之笔，书家国情怀，著作等身，成就非凡。”

金庸善于判断政局走势，董桥称其方法是“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李敖则从负面角度批评金庸有“伪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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