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1054年—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别名宛丘先生、张右史，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北宋时期文学家、官员，与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

张耒出生于仕宦之家，家学深厚，自幼受文化熏陶和浸染。他十三岁便能写文，十七岁所做《函关赋》，广为流传。张耒在陈州游学期间，获得学官苏辙的垂爱，因而结识苏轼，得到苏轼的青睐并对其赞誉有加。赵顼熙宁六年（1073年），张耒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历任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赵煦元祐元年（1086年）春末，张耒被召试学士院，由大臣范纯仁荐举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先后担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使馆检讨等职位，官至至起居舍人；元佑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哲宗亲政，重新启用变法派大臣。苏轼等反对变法派人士受到打击，苏门弟子受到连。绍圣元年（1094年），张耒参修的《神宗实录》被诬为谤史，政治生涯面临严峻挑战，被朝廷外放，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润州。是年秋，因坐元祐党籍，迁徙至宣州，再遭贬而监黄州府酒税，后徙至复州。宋徽宗即位后，起用张耒为黄州通判，不久又提拔为兖州知州、太常少卿，几个月后出任颍州区知州、汝州市知州；崇宁元年（1102年），张耒再次因坐元祐党籍而被贬职，主管明道宫。苏轼去世后，张耒为他举哀行服，因此遭到言官攻击，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在黄州。

崇宁五年（1106年），张耒辞官回乡，长期居闲；晚年他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政和四年（1114年），张耒去世，终年六十一岁。建炎初年，被追赠为集英殿修撰。词曰：“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这既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其社会影响的褒扬。

张耒一生亲历了多次党争，仕宦经历、个人生活际遇颇为坎坷，他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无论身经何事，身处何地，张耒为官清廉，淡泊平生，始终保持着高洁的品格和坚毅的生活态度。心态由坐党籍初期的苦闷忧郁转化为乐观豁达，文学作品也呈现出张耒独有的风格。他久任地方卑官，更多地深入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民生疾苦体味地更加深刻。因此，他的作品关注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多方面展现了百姓生活苦难，具有浓郁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张耒提倡自然天成、至真至诚的文风，主张文学创作要“以理为主”，努力探索“理”的内涵，为宋代文学批评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作品的独到特点亦为宋诗、词、文等美学风貌的形成，起到了直接地推动作用。张耒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

张耒出生于仕宦之家，家学深厚；嘉祐三年（1058年），年幼的张耒随父在淮安区山阳学官，与词人李之仪相识，后随父迁居杭州市。张耒自幼聪颖，十三岁便作《投知己书》。治平四年（1067年），跟随父亲来到开封市，次年，十五岁的他随父宦游于关西一带。十七岁时，张耒在华州，作《函关赋》。熙宁四年（1071年），张耒在陈州师从苏辙，后来又得以见苏轼，颇受苏轼兄弟的垂爱，因此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熙宁五年（1072年），张耒寓居汴京，为次年参加省试做准备。早年的张耒朝气昂扬，满怀济世安民的抱负，在其七言诗《再和马图》：“我年十五游关西，当时唯拣恶马骑。长大呼人四走，腰稳如植身如飞”的表述中可见一斑。这一时期，张耒主要是读书应举，儒家的进取精神影响着他。

赵顼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张耒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此时，为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执政时期。他于次年赴任临淮主簿，作《八月三日舟行自蔡河赴临淮》；后辗转至洛阳市，任寿安尉；又往淮南市，任咸平丞等职。熙宁八年（1075年），张耒于涟水县令盛侨处见苏轼作品《后杞菊赋》，感触良多，遂作《杞菊赋》以和，这是他与苏轼的第一次文字交往；同年11月，苏轼在密州建超然台，广邀文人雅士题咏，张耒亦在其中。苏轼命其为超然台作赋，既表现出对张耒的高度赏识，也是有意将其引入文坛，视为苏门之士。这一时期，张耒多任微职，辗转于州县之间，游历见闻日益增多，与文人官员多有交流，文学作品较之以往明显增加。有几类题材相对突出：第一，张耒官卑位微，迎拜长官、遭遇辱骂诟责之事在其身上常有发生，作品流露出因怀才不遇、大材小用壮志难酬的伤感和颠沛流离、不得其所的悲凉；第二，其供职于基层，深刻体察百姓疾苦，笔下描写的农家生活和民生境况真实而又生动。第三，因其双亲与妻子先后谢世，使他心情悲痛阴郁，部分作品也抒写了寥落况味和抑郁情怀；第四，也有作品吟咏山川景物、自然风光。在其诸多作品如：《苦雨》《大雪歌》《一亩》《离京后作七首》等中多有体现。这段时光，张耒在政治上并未受到坎坷打击，虽有苦恼和不甘，但心态总体平和，以乐观豁达的精神面对人生。

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驾崩，赵煦赵煦继位。宋哲宗年幼，由赵曙皇后高氏（赵顼之母）临朝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也奉调晋京。元元年（1086年）春末，张耒进京任太学博士。后拔为馆职，任秘书省正字，直到起居舍人。任职馆阁期间，张耒饱揽国家藏书，文学底蕴日益深厚。期间，时常和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人举酒欢宴、同游名胜、作画题跋、诗词相和；同时也与士大夫、文人往来密切，多有诗词交流。

赵煦绍圣元年（1094年），秦观因坐党籍被贬谪，张耒已略感仕途危机。这段时期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却是张耒相对顺遂的人生时光，也是其官职的顶峰时期。他写下《寄子瞻舍人二首》《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八首》等诗作，文字之中不乏欣喜之情。故任职开封市时期的作品多为酬唱赠答之作，围绕茶、砚、石、书画、宴饮等话题展开。

元祐八年（1093年）赵煦亲政，启用变法派。苏轼等人相继被贬，苏门弟子受到牵连。张耒被外放并屡遭贬谪，期间虽被召为太常少卿，做州、汝州市(今阜阳市)知州，但为时间都极短促。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因诏禁元祐党人，张耒坐党籍再次落职为房州长史，安置在黄州府。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宋徽宗以彗星之变，诏毁元祐党碑为由，大赦天下后，张耒监南山岳庙，十一月他离开黄州府，但他仍常念恩师苏轼知遇之恩。

这一时期，张耒动荡漂泊，贫病交加，但作品却愈加丰富。在《感春六首》中有如下表述：“人生如此亦可乐，安用轩冕生光辉。”可见他身处逆境，却无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之感。虽然作品或多或少流露出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但毫无瑟缩之气，表达着张耒对宦海沉浮的豁达情怀。在《问双棠赋》《九月末大风一夕安置火炉有感二首》《食杞》《冬日放言二十一首》其一、其六等作品中多有体现。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宋徽宗以彗星之变，诏毁元祐党碑为由，大赦天下后，张耒监南山岳庙，后他离开黄州府回到故乡淮安市，居住了一年多的时间。于大观二年（1108年）移居陈州，晚年的张耒长期赋闲，衣食不继，贫病交加。继苏辙、晁补之谢世之后，于政和四年（1114年）病逝。

张耒生活在宋代哲学文化思想、文学批评思想、文学创作均极度发达的环境中，本身又勤于治学，拥有极高的思想修养和文学素养。同时，他又与当时许多思想家、利奥六世、文学家如苏轼、苏辙、司马光、曾巩有密切的交往，使其文化素养日益丰厚，加之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其多方面思想和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

文学创作方面，他真实反映现实、阐发人生理想、书写真实情感，主张文以明理，强调“诲人作文”亦“以理为主”，“学者以为至言”。

学术文化思想方面，对宋学多家思想均有直接借鉴和继承，尤其是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成为其学术文化思想的根基，并结合自己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和突破。

文学理论方面，张耒秉持“文以明理”的理念，对理的内涵努力探索，为宋代文学批评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

创作实践上，他的诗文作品体现出独到的特点，为宋诗、宋文独到美学风貌的形成，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张耒与苏轼、苏辙、司马光、曾巩等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加之本人读书孜孜不倦，治学严谨，生活经历丰富，创作展现了平易浅近、清丽淡雅的特点，其学术思想及文化素养扎实而丰厚，对北宋后期思想界和文坛产生很深的影响。

“以文明理”是张耒文学思想的核心。他明确指出，在文学创作时须处理好“文”与“理”两者关系，即“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架。”“理”的内涵丰富复杂，既有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也有对文化思想、哲学思想乃至宗教思想的借鉴，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三者的融合。因此，在张耒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心灵的自由自适与人格独立，也可以读到他修德进业、济世安民的理想人生。张耒讨论最多、做透彻的是“至诚”的范畴，他的哲学文化观与理学家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其主张“顺情性之道”，也表现出他与北宋理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张耒崇尚自然天成、明理为主、文道合一，故提倡自然至诚的文风，反对瑰奇险怪的创作风气。因他生活坎坷，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更深刻地了解民生疾苦，因此他的文学作品内涵现实而广博。

张耒的诗歌溯源于风雅和楚骚，下及魏晋南北朝诸家，在博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其诗歌突出特点之一是自然平易、情真意切。作品多反应现实题材，例如：《劳歌》《食菜》《田家三首》《官粟有感》等。生动地描写了百姓生活疾苦：“忽怜长街负重民，筋骸长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饱儿女。”字里行间彰显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此外，也有大量作品描写农家民生生活、吟咏山川景物、自然风光，表达对友情的热烈渴望，围绕至诚与自然展开笔墨。例如：《临文》《登山望海四首》《荆轲》《项羽》等；但也有部分诗歌作品由于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意而成”，显得粗率质直。

张耒的词作不多见，有《柯山诗存》，现今仅存6首。他的词自有风韵特色。作品风格没有苏轼般豪放的气势，与柳永、秦观相近。代表作有《秋蕊香》，其中“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如旧”词意细腻逼真，情致缠绵。

张耒的散文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既继承和发扬了前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又为后代散文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经验。行文谨严持正、纤徐从容。文章既融合了自己的阅历，也突显了自身个性，以叙议结合作为主要表达方式，理性色彩浓烈，但又能借物寓意、以喻明理、委婉中和，这在苏门中皆为独具。

其杂论短文：《讳言》《书五代郭崇韬卷后》《润州谢执政启》等题跋，文辞也都自然畅达，甚至通俗易懂有如口语。

张耒精通医药，在《明道杂志》中描述了河豚的鲜美味道并阐释了吃食河豚的危害即食后中毒的救治措施，并告诫世人不要因贪食河豚而中毒。但《宋史》对此记载不详，所幸地方志和医学史籍填补了史书之不足。所著《药戒》以高深的医学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把痞证的成因、临床症状及治疗均有描述。

“文以明理”是张耒文学思想的核心，《宋史·本传》说他“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他认为“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的论述，大抵皆以文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答李推官书》)。这实际上是对欧阳修“文以明道”、“理胜者文不期而至”等文道关系的继承和阐释，但也有发挥，即在以理为主的前提下也重视“情”。他从诗歌的产生和作用来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古之言诗者，以谓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诗之兴，出于人之情喜怒哀乐之际，皆一人之私意。盖天地虽大，鬼神虽幽，惟至之诚能动之。彼诗者虽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发于诚而后作。

张耒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以诗歌的成就最高。集中今存诗歌一千七百余首，题材比较广泛，其内容可分为抒情遣怀的个人愁叹、关注民生疾苦和西北边事、田园风光和寄赠唱和之作几个主要方面。

张耒一生坎坷，在贫穷中生，在贫穷和孤独中死。为宦期间长期担任下层官吏，颠沛流离，后又三贬黄州，长期废斥。因而诗中多写生活的清苦贫寒，颠沛之中的孤独伤感，多抒有志难伸的抑郁和悲愤。这一点，颇类孟郊。

北宋文学家苏轼赞誉：“张耒的文章肆意洒脱，淡雅简朴，文章令人惊叹不觉，俊秀杰出的文风终究不可被掩饰。”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评价：”他的品格光明高洁，不因外界影响而有丝毫改变。还未认识便想一睹他的风采，分别后常常将他思念起。”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评价：“张耒乐于修身，保持美好的品德，他性格刚直、学识广博，世人无可比拟。冬日雪花纷纷，天寒地冻，而松柏保持翠绿。所以黄庭坚曾和我说这是明月般高贵的品质。”

北宋文学家陈师道评价：“张耒内心没有一丝世俗的杂念，笔下可洋洋洒洒地写下众多篇章。”

南宋理学家、利奥六世、思想家朱熹评价：“张耒下笔写的诗句，虽不太注重重意、重字的使用，然而文笔确实极好。”“张耒笔下的好诗很多，但十分率性，常常使用重复的字。”

元朝脱脱盛赞：“张耒才能出众，文章气势雄浑，特别是于骚词写的出众。”

南宋诗人吕本中评价：“张耒的诗自然奇逸，其他人难以企及，例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塞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等描写水平，远超当时的文人。”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评价：“晚年喜爱张耒诗的自然秀美，遣词用句何时有过粉饰雕琢的痕迹呢？春天的花、秋日的月、冬季的冰雪都是自然天成，无须用古人、古书的上话语描述，只要根据现实生活触发的创作激情，自然描述展现即可。”

南宋文学家周紫芝评价：“在本朝乐府诗词中，张耒的作品可排为第一。”

清代词人贺裳在称赞：“在苏门六君子中，我是最喜欢张耒的，他的七言律诗中有很多优美的文句。”

张耒体态魁伟，身材肥胖，被成为“肥仙”。师兄弟们因此常常戏语他。陈师道曾描写其为“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黄庭坚戏谑他“六月火云蒸肉山”。生动地将其描述为“布袋和尚”：“形模弥勒菩萨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但张耒毫不恼怒，却自得其乐。

张耒喜欢吃螃蟹。特别是晚年的他体胖又患有风痹，理应禁食蟹肉。他虽内心矛盾，却还是被螃蟹的鲜美味道所吸引，依然吃食螃蟹，大快朵颐一番，他曾在诗中写到“书生自信书，俚说徒营营”，描写他既爱吃螃蟹又患有疾病不得吃蟹的矛盾心态。

张耒曾问参知政事张方平：“司马光直言王安石不懂事，当真？”张方平回答：“你要去读一读《字说》，就知道了。”张耒回答：“我读过，但是《字说》的内容只有有二三分不合道理。”张安平说：“看来，你是有七八分不解事呀。”大家都笑了起来。

张耒和晁补之读阅朝庭文书，看到苏辙官职是由中书舍人转任户部侍郎。没有升迁，属于平级调动。晁补之说道：“苏辙的调动就好似果肉和果核未分开啊。”张耒笑着说：“那也胜过你这个枝头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