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由中原地区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创作，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的文学理论专著，该书约产生于公元501年前后，其产生受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气的影响，也受到了刘个人经历的影响。

《文心雕龙》全书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篇，讨论了文学活动中的重要问题，如对文学本体的讨论、对文学创作、批评和发展的论述等，推动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该书结构严谨、语言风格多样，也启发了后代的文学创作。同时，《文心雕龙》也保存了关于民间文化、地理历史的记载，在多个领域受到关注。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著作，自成书以来就受到广泛研究，近现代更是出现了“龙学”的专学研究热潮。在国际世界上，《文心雕龙》也具有重要影响，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有专题研究，西方学者也就其中的重要命题进行了讨论。

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将书名拆分为两个词解释，对“‘文心”的解释是“为文之用心”，对“雕龙”的解释是“古来文章，以雕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与文采相关。有关两词的关系，历来有诸多讨论，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两词是并列关系，“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雕龙”是指文学的文采，“文心雕龙”即分别讨论文章的构思与美文问题，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周振甫、赵仲邑、陆侃如、周勋初、王运熙等，这也是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第二种观点同样认为“文心”指为文的用心,但对“雕龙”有不同理解，认为他是指文心的形式，即像雕刻龙纹般地讨论为文之用心，代表学者有滕福海、李庆甲、石家宜、张灯等。第三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周绍恒，他认为“文心”的内涵在于“雕龙”，即要把文章写得像精雕细刻的龙文一样美。第四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刘业超，他认为“文心雕龙”是指以文心作为根本，在此基础上进行雕龙修饰。

《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齐末，这一时期属于“文学自觉时代”的晚期，文化的实践和发展为《文心雕龙》的出现提供了背景。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繁荣，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建安（公元196-220年）之后，文学发展迅速，涌现了大批著名文人，如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等。各种文体也都继续发展，如诗歌领域，五言诗兴盛，《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七言诗在南朝也取得了成果，涌现了大量抒写日常生活情景的作品。除诗歌外，骈文写作也开始发展，并取得了突出成果。这些文人和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人们关注文学理论，推动了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文学理论专著的产生。

同时，魏晋时期，儒、道、释三教盛行，促进了思想的活跃，也推动了《文心雕龙》的产生。一方面，儒家失去了“独尊”的地位，文人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形成了活跃、宽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文学创作和学术讨论。另一方面，儒、道、释三教并行，打破了任何一家的一言堂，三家之间相互辩论，如言意之辨、文笔之辨等，这些辩论既活跃了文化氛围，也提高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为理论巨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文坛复古与革新两股思潮的斗争也为《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环境。文坛的革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用的转变，由重视“言志”转向“缘情”，主张发挥文学创作“吟咏情性”的特点；二是文学审美特征的转变，越来越重视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辞藻语言，出现了讲对偶、重声律、尚丽辞的倾向，如诗歌方面的齐梁新诗体，受南梁时期的永明声律的影响，更重视诗歌的音律美；散文方面的骈体文，重视对偶形式。复古思潮则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排斥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娱乐性质。一方面，文坛新变产生了文学的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学者的总结；另一方面，复古与革新两股思潮相互辩论，在文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利于理论的发展。这一环境极大促进了《文心雕龙》的创作。

此外，魏晋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心雕龙》的产生。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都是讨论文学理论的专著。部分书信、序言和史书中的专篇也涉及文学发展问题，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一方面，这些理论著作的产生开启了讨论文理的先河，启发了刘勰的思维；另一方面，这些理论中的不足也促成了《文心雕龙》的创作，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密而不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辩而无当”，应玚的《文论》“华而疏略”，陆机的《文赋》“巧而碎乱”，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精而少巧”，李充的《翰林论》“浅而寡要”，这些作品都只接触到了文章的某些方面，很少能从大处着手研究。这些缺点也是刘勰创作的重要原因。

刘勰，字彦和，祖籍是东莞莒（jǔ）人（今山东省莒县人），寄居京口区（今江苏省镇江市），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低级军职），死得很早，刘勰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笃志好学，为后来的《文心雕龙》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萧赜永明（公元483-493年）间，佛教徒僧祐到江南讲佛学，刘勰跟随僧住在定林寺（位于今南京紫金山）达十年之久。在定林寺期间，刘勰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僧祐整理寺中所藏佛家典籍，并编制目录，据《梁书・刘勰传》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通晓经书典论，擅长分类书籍和序言写作。僧祐曾编《出三藏记集》，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在这部书的编撰中，刘勰也做出了贡献，部分序就出自刘勰之手。这一工作一方面提高了刘勰的佛学修养，提高了他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也锻炼他分类、编的能力，为了后来编写《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文心雕龙》创作于刘勰居住定林寺的后期，佛寺的氛围也有利于这一理论著作的编撰。

此外，刘勰本人强烈的“树德建言”欲望也是他创作《文心雕龙》的动力。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他说：“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刘勰想要靠自己的著作后世留名，而当时注解经书方面已经有汉代马融、郑玄等人取得了重大成就，刘勰难以超越他们的成就，故而选择攥写理论著作，来完成自己留名后代的愿望。《文心雕龙》约成书于公元501年左右完成，由于刘勰社会地位不高，这部书脱稿后没有引起时人注意。后刘勰结识当时文坛上负有盛望的沈约，在沈约的推荐下，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才逐渐为人所知。

参考文献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其中最后一篇《序志》是全文总序，具体讨论文学的篇目是四十九篇，如《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是“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这四十九篇又分为上、下两篇，第一至第二十五篇为上篇，“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对应于书名之“文心”义；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九篇为下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对应于书名之“雕龙”义。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第五篇，是“文之枢纽”，讨论文学的本体问题；第二部分为第六至第二十五篇，“论文叙笔”，讨论文学的体类问题；第三部分为第二十六至四十九篇，“剖情析采”，讨论文学的技艺问题。

“文之枢纽”由《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组成，这一部分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的本原是道，因此需要《原道》；圣人才能体认道，因此需要《宗经》；圣人的道体现在经书中，所以要《宗经》；同时又需要斟酌对纬书的取舍、辨析对楚辞的借鉴与创新，因此要《正纬》《辩骚》。

“论文叙笔”由《明诗》至《书记》二十篇组成，涉及八十一种文体，各种文体按照有韵无韵排列，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明诗》至《哀吊》讨论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篇、诔、碑、哀、吊等文体，为有韵之文，放在这一部分前面。《杂文》中部分内容有韵，部分无韵，《谐讔》中各文体既可归入文，也可归入笔，因此这两篇放在中间。《史传》至《书记》讨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笺记等文体，为无韵之笔，放在这一部分的后面。这一部分的论述也有固定流程，如《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各种文体的论述包括追溯本源、考察流变解释名称、阐发意义、选取例文、阐发写作原则等。

“剖情析采”由《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组成，主要讨论文学技艺，对应书名的“雕龙”。这一部分论述的问题较多，具体篇目又可细分：《神思》《情采》《比兴》《附会》《总术》等篇是创作论，《体性》《风骨》《比兴》《隐秀》等篇是体性论，《体性》《养气》《才略》《程器》等篇是作家论，《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等篇是形式论，《通变》《定势》《情采》《时序》《物色》等篇是发展论，《知音》等篇是鉴赏论，《指瑕》等篇是文病论。

《文心雕龙》的本体论集中体现在《原道》等篇目中。刘勰认为文章的本源是道，他所说的道带有宇宙本体性质，是自然万物之道。如《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日月山川等天文地理景象都是道的表现形式。文章产生于道，各种文章虽然形式内容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世界万物的形貌，是自然之道的表现。而这种道只有圣人才能体会和准确表达出来，因此各种经典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最能反映出道，刘勰由此引申出征圣和宗经等概念。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集中讨论了文学创作各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所要遵循的规律。对于文学构思，刘勰认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并提出了“神思”的概念，《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有“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即由眼前之景联想到与之相关的、不在眼前的景物。关于创作动机，刘勰认为情感的表达需要是文学创作的动机，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情感会触动心灵，激发创作欲望，进而催生出文学作品。不同作家个性不同，因此文章具有不同的风格，包括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刘勰创作论的核心是“风骨”说，“风”，指的是文章的风格，“骨”是文章的立意。“风骨”具体指文章既具有感染人的作用，语言形式上也刚健挺直，具有美感。关于文章的风格，刘勰认为不同文体有不同的风格，如奏、议等文体应当文雅，书、论重在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赋应该追求华美。关于文章的形式与内容，即文采和情感，刘勰认为文采可以使文章更加动人，但文章的主要作用是抒发情感，因此更重视情感的作用。

《文心雕龙》的文学批判观讨论文学鉴赏和批判的文体。对于批评者自身素质，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认为一个好的批评者要做到“博观见异”“深识鉴奥”“心敏目瞭”。“博观见异”指博学、博识、博练，能够发现作家、作品不同寻常之处。“深识鉴奥”能深入文章的骨髓，深刻的鉴赏作品，并能捕捉其中的奥妙之处。“心敏目瞭”指批评家应当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心理感应力。对于文学批评的标准，刘勰提出了“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好的文章应当情感深切真挚而不虚诡；风格朗清而不杂乱；用事用典真实可信而不荒诞；义理正确而不邪僻；体制风格简约而不繁杂；文辞雅正而不淫滥。对于文学批评的方法，刘勰提出了“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即研究文章的体裁、文辞、继承和创新、艺术风格、用典、音律等方面的问题。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集中在《时序》《通变》等篇章中。刘勰认为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展变化，即《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说的：“时运交替，质文代变”。文章风格的演变也受到时代特色的影响，即《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发展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即“通变”的观念。

《文心雕龙》整体结构严谨，全书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总序，总论部分统驭全书，起到了“文之枢纽”的作用，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对文学创作中具体问题进行论述，总序部分收束全文，与总论相互照应。每一部分内部也条理清晰，如总论部分，第一篇《原道》指出儒家之道是为本源，第二篇《征圣》接着指出是圣人阐发了儒家之道，第三篇《宗经》中认为圣人的话保存在经书之中，第四篇《正纬》辨明经书价值，第五篇《辩骚》讨论源于经，能够体现部分道的骚体，整体以原道为中心，由道引出圣人，由圣人引出经书，环环相扣，条理清晰。每篇文章内部也有条例，每篇正文之后都有“赞曰”部分，这一体例源自刘向、刘歆父子《列女传》中的“颂曰”，同时也受到了史赞与佛教偈颂的影响。“赞曰”采用四言八句的骈体结构，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能够总历本意，围绕文章的中心文意进行总结说明，《文心雕龙》中的绝大多数“赞曰”都起到了这一作用；二是阐发新意，补充正文内容并对某些问题进行新的阐释；三是表明态度，即刘勰对某些现象的态度，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刘勰“赞曰”体例的安排促进了“赞”体文的发展，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如《二十四诗品》也继承了这一形式。

《文心雕龙》的语言艺术精妙。首先是对偶艺术的使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将对偶分为言对、事对、反对、正对，言对即只进行言辞的对仗，如《文心雕龙·神思》篇的“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事对即列举多对人所经验之事，事与事对，代表如《文心雕龙·论说》中的“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前句写苏秦挂六国相印，后句指张仪被封五座城池；正对即所写内容虽不同，但主旨意义一致，如《文心雕龙·附会》中“驱万塗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前后两句都意在强调文思一致的重要性；反对指所叙之事相反，但意义一致，如《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同时，刘勰虽重视对偶技艺的使用，但也追求自然协调，奇句和偶句、骈句和散句交替使用，使文章具有灵动之美。

其次，《文心雕龙》全书征引广博，常引用五经和各代作家作品中的内容，据学者研究，《文心雕龙》中引用《周易》94条，《尚书》88条，《诗经》100条，《礼记》47条，《左传》79条，或者直接引用，如《文心雕龙·物色》中直接引用了《诗经》中的“灼灼”“依依”等词；或者进行化用，如《文心雕龙·原道》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一句化用自《周易·小畜·大象》中的“君子以懿文德”。同时，刘勰也多使用典故，明用典故和暗用典故结合，使文章风格含而不露，婉转曲折。

此外，《文心雕龙》中也多使用比喻句、排比、对比、反问句等艺术手法，使语言丽雅华贵而又含蓄委婉。全书中又倾注了刘勰的理想，具有磅礴气势。总体而言，《文心雕龙》一书既有典雅的形式美又具有刚健的风骨美。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影响，如学者曹顺庆曾说：“如果说,世界古代文学批评史由西方、印度及中国三大源头组成，那么这三大源汇成的漫漫长河中耸立着三座巍巍高峰。它们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三部著作,成为整个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几乎不可企及的典范。”《文心雕龙》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并对各种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论。《文心雕龙》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虚静、情采、意象、隐秀、风骨、奇正、通变等；讨论了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如文学本质问题、文学的风格与体裁问题、文学的欣赏与批评问题、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文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作家的才能与修养问题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推动了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后世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维形。如唐宋“意境说”中主张的言外之意、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文心雕龙》一脉相承。再如公安派的“时变”说和叶燮的“正变”说，继承了刘勰的“通变”说。

《文心雕龙》由骈文写成，词藻优美，结构严谨，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崇高地位，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清代学者阮元在他的《研经室集·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认为《文心雕龙》是四六文的典范，带领了骈文的创作。此外，一些文学著作也学习了《文心雕龙》的体例，如钟嵘的《二十四诗品》，继承了《文心雕龙》的“赞曰”体例。再如“桐城派”末期代表人物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其结构、体例都有意模仿了《文心雕龙》，姚永朴的弟子张玮曾指出此书“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在民间文化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它保存了关于占卜祭祀、中国神话、人生仪礼、图腾崇拜、民间信仰、语言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物质生产民俗等的记载，如《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的河图洛书、丰隆求洛神、鸩鸟媒女、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士伯三目等神话，是研究上古神话的宝贵资料。再如语言民俗，《文心雕龙·谐隐》篇主要讲隐语，即一种民间语言形式。总体来说，《文心雕龙》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也具有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该篇章中保存了大量的史传作品，即历史散文，讨论了史书的体例与题材问题，对史书的编撰与修订提出了见解。除观念外，《文心雕龙》页也直接保存了关于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山川地理等的记载，历史人物如“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狭之志也”一句，讨论了伍子胥的品质；历史文化如“王言崇秘，大观在上”一句，讨论皇权的威严；山川地理方面如“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涉及山、河的特征。这些记载有利于后世的学者研究。

《文心雕龙》在后世广为流传，有多个版本。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是现存的唐朝版本，也是《文心雕龙》较早的版本。据学者考证，该本成书时间早于李隆基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也有可能出自初唐人之手。该本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在敦煌市鸣沙山千佛洞第288石窟被发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遭到匈牙利人马尔克·斯坦因盗窃，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宋代的《文心雕龙》版本，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有“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该本已失传。此外，北宋时期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御览》和南宋王应麟《玉海》中也保存了《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后者的宋本也已失传。《太平御览》中收录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心雕龙·原道第一》《宗经》等二十三篇的大部分内容，共计九千八百六十八字。

元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由刘贞刻于嘉兴郡学的《文心雕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刻本。书前有署名为“曲江钱惟善”所作的序，序中说：“侯(刘贞）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痒，令余序其首。”指出刘贞刊印《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推广宣传此书。

明朝《文心雕龙》版本较多，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的冯允中刊本是现存最早的明刻本，也是明清许多版本的祖本。此外，还有梅庆生音注本系统、冯舒手校钱允治本等。其中，梅庆生音注本系统影响较大，后世很多版本也多依据此版。该本卷端有“杨慎先生批点文心雕龙”的字样，主要有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公元1609年）音注本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第六次校定本两个版本。

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有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有《四库全书》收录本，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有张松孙辑注本，爱新觉罗·旻宁十三年（公元1833年）又有纪昀评本、翰墨园覆刻芸香堂本，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有湖南思贤讲舍重刻纪评本、陈鱣校本、传录郝懿行校本、张尔田临校胡震亨本等。其中黄叔琳《辑注》本是“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该本广泛征引，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也改正了前人的谬误，对于《文心雕龙》原文做了实证，是一本资料科学可靠，便于研究的版本。

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作品成于民国时期。其中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补注了一百三十四条项目，共计三万多字，有不少有价值的注释资料。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依据黄叔琳本，立足前人研究，纠正了部分错误。范文澜本影响深远，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基础。

现当代时期的《文心雕龙》也有较多版本，如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收录了黄叔琳和李详的注释，又补充了大量资料，受到学者的好评。再如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逐篇阐释了《文心雕龙》的内容。还有大量的《文心雕龙》今注今译本，如周振甫的《文心雕龙》选译，陆倪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郭晋稀的《文心雕龙》选译等。

隋唐时期，《文心雕龙》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逐渐受到关注，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中就说：“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但这一时期的学者大多是引述句子或部分段落，总体研究较少。

宋元时期，《文心雕龙》初具影响，征引者众多，如王应麟，他的《困学经闻》中约有14处征引了《文心雕龙》。有对于《文心雕龙》具体内容的讨论，如晁补之和张，讨论了其中的《文心雕龙·辨骚》一篇。也有对于《文心雕龙》的评价，如黄庭坚认为该书“所论虽未极高”，认为《文心雕龙》存在不足。元代的《文心雕龙》研究除了征引、采摭外，还有附于元至正本卷首的钱惟善的序，该序对《文心雕龙》进行了整体性评价。

明清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集中在评点上，明代较有名的《文心雕龙》的评点家如杨慎，这也是现存最早对《文心雕龙》作评点的学者，其特征是多圈点少评语。曹学佺侧重于对“心”和“风”概念的探讨，对《文心雕龙》的构架和体系也有所探索和概括。清代著名学者纪昀也对《文心雕龙》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研究“集文字考证与理论批评为一体，使《文心雕龙》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后世‘龙学’的形成，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近现代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经历了六个时期。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时《文学雕龙》研究的奠基时期。代表性成果有黄侃的《世纪文库：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前者从校勘、注疏、释义等方面入手，阐发义理，是对《文心雕龙》研究的“革命性之调整”。后者“对《文心雕龙》作了详赡的阐发”，“是一部迥拔诸家、类超群注的巨制。”

1949年到1966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代表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以及《刘勰论创作》、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等，在校注、理论研究、今译方面都著有成果。

1966年至1976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第三个时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段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陷入了停滞阶段，仅有的少数研究也多从批判角度入手。

1976年至1989年，是《文心雕龙》研究即“龙学”的兴盛与繁荣时期，研究成果众多，可以分为六类，第一类是校注，代表作如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第二类是译释，如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第三类是理论研究，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第四类是美学研究，如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有一章专讲《文心雕龙》；第五类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如王元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第六类是综述研究，如朱迎平的《文心雕龙索引》。

1989年到2000年，《文心雕龙》研究进入到了沉寂期，著作多以总结为主，如杨明照的《文心雕龙学综览》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等。

二十一世纪后，“龙学”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一是出现了大量专论著作，如刘业超的《文心雕龙通论》、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等。二是“龙学”成为国学必修课，在大学课堂上占据越来越重的地位。三是产生了大批新的研究者，如权绘锦，代表成果《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心雕龙〉》，为“龙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

此外，台湾地区的《文心雕龙》研究也成果颇丰，代表学者如张立斋，他的《文心雕龙注订》于1967年出版，是台湾中最早的的一部“龙学”专著。再如李景溁（yíng），著有《文心雕龙评解》和《文心雕龙新解》，前者从理论和鉴赏角度对《文心雕龙》逐篇解说，后者则对各篇章进行了白话文翻译。王更生是台湾“龙学”的领袖人物，他的研究著作分为三类，一是系统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研究》；二是校勘注释类研究，如《文心雕龙范注驳正》；三是普及、导读类作品，如《文心雕龙读本》《文心雕龙选读》等。此外，还有黄锦𬭎、李日刚等学者，在学术、教育方面对《文心雕龙》做出了贡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龙学”也颇有成果，产生了不少著名学者，如饶宗颐，著有《文心雕龙与佛教》《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等文章。再如陈耀南，他《文镜与文心》论文集中的《\u003c文心・神思\u003e篇新译》《文镜与文心》等篇讨论了《文心雕龙》，对于《文心雕龙》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

《文心雕龙》的国外研究也成果颇丰。在亚洲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地都有《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传入日本历史悠久，但研究却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奠基人是铃木虎雄，曾校勘过多个版本的《文心雕龙》，著有校勘记。其后又有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文心雕龙札记》，吉川幸次郎的《对\u003c文心雕龙札记\u003e的评价》、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等。翻译作品如兴膳宏的《文心雕龙》的全译本、目加田诚的全译本、户田浩晓的全译本等。韩国的《文心雕龙》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品有车柱环的《文心雕龙疏证》、崔信浩的全译本、李民树的全译本等。此外，韩国还有以高丽大学为中心的“文心雕龙读会”和各种研究会。新加坡的研究成果有吴元华的《文心雕龙骚、诗、乐府、赋文体理论的探讨》《文心雕龙与文笔说》等。

西方的《文心雕龙》研究也有所进展，除了各种翻译外，西方学者重视《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如法国朱丽安的西方“艺术模仿自然”说与《文心雕龙》的“自然之道”的比较、西方“想象力的产生”与“神思”的比较等。

《文心雕龙》中以儒家之道为本，保留了一部分保守落后的思想，但总体来说仍是一部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它系统总结了文学创作的经验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中国古代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以赞赏为主，如明人张文象就在《文心雕龙·序》中说：“至其扬摧古今，品藻得失，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认为《文心雕龙》评论作家作品准确可信。同样是明代的学者孙梅在《四六丛话》中称赞《文心雕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对《文心雕龙》的内容给予了高度评价，又说《文心雕龙》“自陈隋下讫五代十国，五百年间，作者莫不根抵于此”，对《文心雕龙》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清人章学诚也说“《文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对于《文心雕龙》的结构、内容都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