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晋朝史学家陈寿所著纪传体断代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书典籍之一。蜀汉灭亡后，陈寿入西晋任著作郎期间，结合当时已有的史书，历经十年作成《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至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宋真宗将三本独立书籍收录到一起，统称《三国志》。

《三国志》传承了纪传体断代史叙述方式并加以创新，采取三国并立的模式记录历史，并以魏国为正统，多采取将人物传记合在一起的形式并穿插诏书、奏章等史料以充实内容，给后世的史书撰写和研究提供了正规的范本。

《三国志》完整地展现了从汉末公元184年到晋朝初年公元280年近百年的历史沧桑，被列入史学价值较高的“前四史”之一。因其真实记录了大量三国时期的史实，成为后世《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蓝本，同时也在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家后，成为当地人民了解中国历史的来源之一。

陈寿（公元233年-297年），祖籍巴西安汉（今属于四川省南充市），曾拜谯周为师，精通史学。

陈寿早先为蜀汉后主刘禅卫将军主簿，后迁任观阁令史等。期间因不愿攀附权贵，导致仕途受阻。蜀汉灭亡后，陈寿入晋朝首都洛阳市担任著作郎，开始编史书。此后，陈寿在接触到曹魏、孙吴的史料后，加之自己对蜀国的了解，历经十年完成六十五卷的断代史书《三国志》。

陈寿晚年因秉笔直书，遭到了西晋大臣的排挤和打压，于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逝于洛阳市。除《三国志》外，还著有《古国论》《益都耆旧传》《官司论》等。

陈寿编纂完成之后将三本史书分开，直到北宋赵恒咸平年间，朝廷官方将《魏书》《蜀书》《吴书》合并为《三国志》。

《三国志》文质辨洽，形式与内容、语言风格与历史史实有机统一，并对史书文体进行创造性改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体形式。

《三国志》以人物传记为载体，记述了曹魏、蜀汉、孙吴三个国家的各自历史。书中大部分传记以合传形式存在，或是人物职位相当，或是互相之间有亲属联系。例如《魏书》当中，钟繇、华歆和王朗三个人是曹丕曹丕时期的“三公”，所以他们合在一个传记里面。在人物合传进行的同时，还连带叙述了大量其他的人物。比如在《董卓传》的记述当中带叙了李傕和郭汜两个人。除此之外，魏蜀吴三国历史的记载可以相互补充。比如决定蜀汉生死的孙刘夷陵之战，在《蜀书·先主传》《吴主传》《陆逊传》当中都有相关叙述，并且可以互相作为补充。

《三国志》的撰写改变了之前史学传统纪传体的写作模式，另辟蹊径，采取三国并立的模式记录历史，并以魏国为正统，创新记述的体例，多采取将人物传记合在一起的形式，插入皇帝诏书、大臣奏议等文章内容，并在传记的最后面加上“评曰”的总结形式。陈寿能够在《三国志》当中把三个国家的历史地位平等对待，合为一书，并且突破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既能对魏国正统政权统治地位保持尊重和确定，也兼顾了蜀汉和孙吴两国家的历史继承，可以说是对史书纪传体形式的又一次开拓和创新，为后来史书的编写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借鉴。

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综合采用了各种史书所记载的史料，去掉不可靠的记载，然后进行整理、完善，统一为自己的一家之言。例如魏晋时期有一部《献帝传》在民间流传，作者已不可考，真实性比较高，但是记载非常庞杂繁琐，简单的一件事用了几十篇劝进表和固辞，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陈寿则化繁为简，只用了短短几十字就简明扼要地将汉魏禅让的经过交代得非常清楚，同时也表彰了曹丕的功德。

《三国志》中《魏书》《蜀书》《吴书》的叙事风格各具特点。《魏书》比较宏大宽阔，内容更加广泛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蜀书》的叙事风格是简单奇异，内容比较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蜀国没有专门修史的史官，史料比较匮乏。《吴书》的叙事风格是整齐划一。最主要的是《吴书》的叙事内容比较齐全，大部分参考了东吴时期的韦曜编撰的官方史书《吴书》。从孙吴建立的基础开始，到东吴的灭亡，从皇帝到臣子再到儒生等等，没有省略的部分，都非常的整齐划一。

陈寿在写《三国志》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形式，也继承了《史记》的一些语言特点。《三国志》使用了多种形式的言辞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尤其君主形象的塑造最为成功。对于大部分以政治身份为主要身份的历史人物而言，政治的特点会表露的很多，他们的性格特质都可以从相关的政治往来和人物言辞中体现。为了突出曹操和袁绍两个人性格和角色上的不同，陈寿描写了袁绍与曹操早年起兵讨董卓时期的一段对话，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故意打破时间顺序，以这段对话为起因，解释袁绍战败而曹操取胜的最终结果。通过对话和语言表达可以看出，曹操和袁绍两人在政治高度和政治智慧上的差别，还可以捕捉到两个人形象内涵的明显差异，曹操善于捕捉战机，随机应变，而袁绍则短谋不智，应变能力不足。

由于陈寿尊魏为正统，所以《三国志》的皇帝本纪只在《魏书》里出现，而《蜀书》和《吴书》没有皇帝的本纪，都是以列传的形式记载人物事迹。《魏书》的《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这是《三国志》中仅有的四篇本纪，分别记载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六个人的生平事迹。而《蜀书》中刘备只有《先主传》，刘禅《后主传》；《吴书》有《吴主传》《三嗣主传》分别记载大帝孙权、废帝孙亮、景帝孙休和乌程侯孙皓的生平事迹。

陈寿的《三国志》还遵循了之前历史学发展中形成的代言传统，有限的史料必然会与纪传体史书的写作产生冲突。记述历史的史学家必须要发挥主观创造力，以及有限的想象力，细化对部分情节的描写，塑造的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生动。陈寿编撰《三国志》的时间和当时发生故事的人物年代非常接近，所以说对于史学代言的传统，《三国志》做到了很好的传承，虽然没有大篇幅的出现代言的现象，但是却能够直接体现史学大家对于历史人物的真挚情感。

《三国志》加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名教观念，包括维护封建伦理纲常、重视礼乐制度、推崇名与德等内容。陈寿作为西晋的大臣，深受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很自然地就在《三国志》的撰写当中，表达了对儒家君臣观念的极高尊重，在人物的形象描写方式上也明确的体现了这种思想。

例如，在《魏书·崔琰传》中记载，崔琰是曹操次子曹植的亲属，从亲缘关系来讲，应该支持自己的亲戚继承帝位，但是他却维护渊源已久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站在儒家思想的角度主动拥护曹丕登大宝，就体现出了作者对于儒家君臣观念的尊重和贯彻，以及陈寿对于儒家封建正统观念的维护。

陈寿还在《三国志》的撰写上体现了推崇孔子礼乐教化的思想，例如《魏书·袁涣传》中记载袁涣不被当时的罪恶风俗侵袭，洁身自好，严格用儒家的礼乐观念来规范自己，对此陈寿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陈寿在《三国志》的编撰当中也特别推崇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理想的书面表达，陈寿在《三国志》中的《邓艾传》记载，邓艾在做地方刺史的时候给魏国皇帝曹叡提建议，要贯彻实施帮助社会大众生活的富民思想，得到了陈寿的高度赞扬和肯定，邓艾使民富足的思想主张是对儒家提倡用仁义来施政的思想的延伸和深化，是以德治民的正确典范。从陈寿的角度来看，推崇德治和仁政是非常成功的治国方法。

裴松之，字世期，籍贯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闻喜县），刘宋著名的史学家。祖父裴昧是光禄大夫，父亲裴是正员外郎。裴松之八岁的时候，就精通《论语》和《毛诗》。博览群书，生活朴素简约。二十岁时拜殿中将军。晋孝武太元年间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年间担任吴兴故鄣的县令，治理县务颇有政绩。之后做过中央尚书祠部郎、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通直常侍、南琅邪太守等官职。元嘉十四年致仕，被拜为中散大夫、国子博士、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去世，时年八十岁。

陈寿在编纂《三国志》时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其他环境因素所致，使得《三国志》文辞简约，部分人物记载不足。南朝刘义隆在位期间，命时任史官裴松之注解和补充《三国志》。裴松之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对三国的史料进行归纳补充的同时，对史事、人物、史家、史书进行了史评。

第一，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将《三国志》中记载不详之处，通过引注史书内容来补充完整，不仅包括人物事件，还涉及到文章、政令、制度以及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包含了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据统计，裴松之在《三国志注》当中一共补充了三国人物115位，援引了《襄阳耆旧记》《英雄记》《续汉书》《吴书》《逸士传》等内容。除此之外，裴松之还对《三国志》当中董卓迁都长安的历史进行了补充，把董卓迁都长安焚烧洛阳市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

第二，裴松之不仅对《三国志》进行原文的遗漏补充。裴松之认为《三国志》最大的缺陷在于记载不全面，对于史上重要的相关人物、事件和详细的经过有遗漏的地方。《三国志》中记载简陋或记载不详的人物或事件，还有未记载的人物事件都被裴松之补充到了《三国志注》中。比较经典的赤壁之战在《三国志》原文只是对赤壁之战的过程描写详细，但对于曹操败走华容道之后的情节完全没有提及。裴松之援引了《山阳公载记》的一段，补充了曹操在赤壁战败之后败走华容道的事情，将曹操的人物形象刻画的非常的生动，将曹操败走华容道的狼狈模样和成功逃走之后的得意之色描绘得丰满生动。

第三，《三国志注》对于《三国志》广泛采取不同文献资料的记载。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广泛引用魏晋撰写三国历史的各种史书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考证和取舍，或者批改和进行谨慎的考证。对于陈寿《三国志》所记载人物事件的错误或者各家记载不同的地方罗列在一起，根据自己的史学家客观的判断采用合理的内容，去掉杂乱的、没有依据的描写。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裴松之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来推断历史事实的错误之处，比如历史人物的年龄、历史人物经历的人生轨迹、自己的见闻以及其他史书的记载。裴松之援引了郭冲之的叙述，讲述了在《三国志》当中全无记载诸葛亮空城计，并根据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活动轨迹，否定了郭冲之的叙述，所以，裴松之推断空城计之战是史学家的虚构。

最后一点，裴松之加上了自己关于《三国志》当中历史人物形象和事件的评价。裴松之作为刘宋的朝廷官员，本身的职责就是要总结历史上帝王将相的经验教训，以供皇帝借鉴。在《三国志注》这部作品当中，裴松之就运用了自注自评的方法，对《三国志》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史家的评论进行自己的见解，以实录和考证为基础。比如裴松之不认同《三国志魏书》当中把荀彧、荀攸和贾诩安排在一起列传的方法。他认为人物列传应该以事类相从为原则进行合传，贾诩才智有余、品德差劲而荀氏叔侄智谋和品德两方面都具备，所以他在《三国志》正文的记载后面进行了自己的批注，表示这样的分类方法不符合客观态度。

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易培基先生所做的《三国志补注》是关于《三国志》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这部《三国志补注》是以明代西爽堂私人刻本《三国志》为蓝本，并和其他版本的《三国志》进行对比校勘，补充了陈寿《三国志》的不足，又补充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不足，本着汇集前人研究成果并附上暗语进行对比校勘注释的初心，易培基先生花费和数十年的精力和心血，完成了工程巨大的《三国志补注》，为后世研究《三国志》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政局倾覆，社会动荡不安，《三国志补注》完成的非常艰辛。导致它的内容残缺不全，最后是在艺文出版社和易培基先生的女儿易淑萍女士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本书才得以面世。《三国志补注》全书的精华在于版本校勘方面，与其他版本的三国志进行对比，并且和其他史书典籍中引用的选段进行对比校勘，在《三国志补注》这本书当中，易培基先生注解了大量的避讳字、异体字、通假字和古今字，以及指出了一些讹传误解的词语，还有脱文和衍文的现象。在史实评述、论证和历史学例子两个方面展现了独有的价值，以第三者的视角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论和解释了陈寿《三国志》的创作手法、人物和历史事实。

总体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中国历史上地位较高的正史典籍，是研究三国历史首要参考的资料，并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史书撰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大家褒贬不一，历史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三国志》刚刚成书的时候，晋朝皇帝和政府的高官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晋著名的大臣张华撰写《晋书》时就以《三国志》为榜样，西晋皇室直接将《三国志》收藏进了府库。

不过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不少人对于《三国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东晋著名的史学家习凿齿认为，陈寿在《三国志》的撰写当中存在“曲笔回护、尊魏抑蜀”的问题，所以他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三国历史的时候，以蜀汉为中原的正朔，反对曹魏政权。

刘宋著名的史官裴松之也对《三国志》的完整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三国志》失之于略，记载的历史事实有许多缺失的地方。所以在刘义隆的支持之下，裴松之撰写了《三国志注》，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南宋的理学家朱熹也是采取肯定习凿齿的观点，尤其是他的《四库全书纲目》发行之后，很多读书人都唯朱熹的观点马首是瞻，否定陈寿《三国志》的尊魏态度。

陈寿的《三国志》对于国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史学研究方面，其传承的纪传体断代史叙述方式，给后世的史书撰写和研究提供了正规的范本，影响了中国二十四史的撰写。其次，《三国志》也影响了后世的说唱文学和演义小说，包括宋元时期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传播了三国历史的故事，丰富了民间文学。

陈寿的《三国志》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是将自己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海外。国外受《三国志》影响最大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人最早接触到《三国志》是在日本奈良时代天平宝字四年（公元760年），当时有一部小说叫《藤氏家传》中间有记述说——苏我入鹿的暴政与董卓暴政很像。

20世纪初，当时的日本国民级作家吉川英治所写的《三国志》小说，就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底本改编的，给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起到帮助作用，至今仍然是日本的学生必读书目。

朝鲜也深受《三国志》的影响。朝鲜高丽朝的李榖（1298年——1351年）曾经阅读过《三国志》，并且在自己的诗作《稼亭集》中写有《咏史》二首，分别引用了三国蒋干和吕布的故事，还有朝鲜的士子金时习援引史料《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写成了一部《诸葛亮传》。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在后来的近2000年的时间里，曾经流传过不少的版本，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有官方和私人印刷编修的版本。

首先最初的就是《三国志》早期的手抄本，也就是陈寿本人的原作。西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陈寿在洛阳市病逝，当时的武威郡尚书郎上表请求皇帝采纳收录、刊行印发治书侍御史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可以用来劝诫教化。于是晋惠帝司马衷下诏，命令河南省尹华澹和洛阳令张泓在家中抄写陈寿的《三国志》，这是《三国志》写成之后最早的流传版本。在陈寿去世之后，世上至少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陈寿的原稿，一种是官方要求传抄的版本。传抄版本完成之后，被送到了西晋的档案府库之中正式收藏，之后历代的《三国志》版本都是以西晋官方政府传钞的版本为蓝本的。而西晋的版本今天已经遗失。

北宋咸平四年，赵恒下令国子监重新校勘印出《三国志》，这是宋代第一次对《三国志》进行再一次的校正和印刷。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三国志》版本已经成熟，并且被皇帝颁发赏赐给大臣。北宋仁宗赵祯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再一次诏官吏校正《三国志》。北宋校勘本的问世，基本上结束了史书抄写形式流传的历史。随着北宋新刊本的流传，使得宋代之前的抄写板本逐渐失去了作用。目前已经遗失。

南宋建国之后，中国的印刷出版行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浙江省、福建省、四川省等地成为全国书籍出版的中心城市。在史书记载当中，四川出版行业有著名的“眉山七史”之称，以出版《三国志》而出名。南宋中央朝廷除了官方刊印的新版本之外，还不断地对北宋的旧版本进行校勘、翻印和修补。南宋版本的《三国志》主要有两个版本——衢州市本和建刻本，州本因为是在南宋绍兴地区重新勘印的，又被称为绍兴本。之后，南宋在赵扩（公元1195年——公元1224年）时期，由建阳区房间私人刊印的《三国志》版本，是《三国志》早期的私人刻本，建刻本的避讳方面不如衢州本严格。目前已经遗失。

元朝中国的出版行业延续了宋代的繁荣，但是由于蒙古族的统治不重视汉文化，科举制度荒废，文人转向杂居戏曲创作，人才凋零，所以导致《三国志》的刊印数量和质量都不如宋代优秀。现存元代刊本的《三国志》为八百六十八条。元代唯一一次对《三国志》进行刊印的刻本就是元朝大德年间池州路刻印的《三国志》版本，流传的范围不广，而且错误百出。一般认为刊印的具体年份是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但是元朝三国志的刻本著录比较混乱。目前已经遗失。

明代不仅有南北二京国子监刻印的《二十一史》，也有明末藏书家、出版家等私人刊印的版本。

明代官方政府修订的《三国志》刻印版本就是著名的南监本和北监本。南监本的底本就是刻印衢州本的宋元两朝修补三国志书版修补刷印，明朝嘉靖南监本《三国志》分为嘉靖和万历两种，明万历南监本《三国志》的版本是明朝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国子监本。而明代的北监本则是明代万历皇帝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公元1595年到1606年）北京国子监的刊印版本。南监本源于宋元旧版本比较多，比北监本好。北监本错误百出，很多地方都忘记修改，受到学者的批评。

明代出现的《三国志》私人刻印的版本，其中明代万历年间吴中西爽堂刊印的《三国志》版本，得到了许多学者和藏书家的高度评价。明代天启年间，陈仁锡也刊印了一版《三国志》，是明代私人刊印《三国志》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崇祯元年到十七年，汲古阁主人毛晋用三十年完成了十七史的刊印，其中就有《三国志》。毛晋是明末清初江南藏书家中的名人，价值极高，流传范围很广。今天依然存在

清代中国的出版行业发展到清代已经非常的繁荣，《三国志》的各种版本，包括抄写本、刊印本、活字印刷本和重新翻印的旧版本多达十几种，其中以清代中央朝廷的出版机构武英殿刊印的《三国志》宫廷版本为清代最重要、最著名的版本，不仅流传最广、而且影响最大。武英殿的版本刊印开始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吴兴的刘氏嘉业堂影印的刊本《三国志》为晚清时期私人刻印的上等作品。

《三国志平话》这部《三国志》衍生的文学作品，其实是三国传说故事中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中国民间社会就已经流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三国人物故事，主要是口头流传、非文字形式传播。《三国志平话》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写出来的，而是将历代民间社会流传下来的三国故事，放入到三国历史的大背景当中，形成了一部按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三国历史的文学作品。以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斗争为历史背景，将各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统一起来描述，属于典型适合普罗大众的文艺作品，同时也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礼信等儒家信条。

这部文学作品颠覆了陈寿《三国志》的创作思想，以蜀汉一方的成败兴衰为重心，强调反对曹魏的中心思想，重点刻画蜀汉英雄人物形象，将它们塑造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传奇人物。在内容上给予了后世小说《三国演义》创作者思路上的启发和结构上的借鉴，并且人物故事情节都被后来的《三国演义》小说所承袭。

《三国志平话》在人物塑造方面传承了《三国志》中人物性格特点的一面，在此基础之上将人物形象刻画的更加鲜明生动，贴近人民大众，塑造成广大百姓阶层当中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拉近老百姓与三国人物之间的距离。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蜀汉人物出身平民阶层，都代表正义一方。拥有汉朝皇室血统的刘备是贤良之君，诸葛亮是务农的庄稼汉。关羽和张飞都明显带有贴近平民大众的性格气质，张飞的性格和特点也体现了大众阶层想要建功立业、实现伟大理想抱负的愿望。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罗贯中所创作的《三国演义》，实际上是三国题材演义小说最成功的作品，并且做到了将三国故事推广到全社会的巨大影响。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要创作来源是陈寿所写的正史《三国志》、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三国历史部分，从中选取有史学价值、文化内涵和文学底蕴的精华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并且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成为最贴近人民大众，并展现中国社会生活全貌的文学作品。

同时，《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吸收了《三国志平话》当中民间故事集合的部分，将其融入到本身的作品当中，形成有机统一的文学作品。这其中包括唐诗、宋词、元曲当中引用的三国故事题材，也包括杂剧三国戏中的表演内容，这些都是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维启发和情感来源。

1985年，日本光荣制作的一款历史策略类型的单机电脑游戏《三国志》，游戏是一整个系列，分为很多部分。游戏的主要内容是三国时期的真实人和历史故事。这个系列中的每一部游戏都有不同的风格，都是对上一部游戏的升级完善，主要分为武将领域和君主领域两大主题。作品以对三国历史严谨的考究和生动的三国人物群像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