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权的朝代，它存在于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历时四百余年。夏朝的建立者为大禹，共历十七代国君，也有说法认为夏朝的建立者为大禹之子启。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禅让制的结束，中国历史开始走向“家天下”的转变。

上古时代末期，洪水泛滥九州，禹为治理洪水历时十三年，其后又多次征伐三苗，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代替伯益继承王位，将“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启的儿子姒太康继位以后享乐好逸，有穷氏部落的后羿乘机夺取了天下，将太康放逐，而后羿不久后就被下属寒浞所杀。禹的四世孙少康长大以后，励精图治，击败寒夺回了夏朝天下，史称“少康中兴”。少康之后的杼、槐在位期间夏朝的势力发展到极盛时期，东夷诸侯纷纷归附。此后夏朝实力不断衰退，第十七任君主桀即位后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天下诸侯大多背弃桀而投靠商汤，商汤于是起兵讨伐桀，在鸣条之战将他击败后放逐到南方，夏朝自此灭亡。

夏王朝的疆域为今河南省一带，其首都起初位于阳城县（今登封市），后迁移至阳翟（今河南禹州）、安邑县（今运城市）、斟鄩（今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地。夏朝时形成了完善的官僚制度、赋税制度，还建立了军队、制定刑法、设置监狱。夏朝时期不仅出现了五谷和青铜器，还诞生了畜牧业和最早的商业行为。另外还建立了礼制，并且在乐舞、饮食、交通、服饰各方面都出现了阶级分化。关于夏朝的存在与否、禅让制度、文明进程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界陆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煤山遗址等文化遗存，为研究夏王朝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依据。

中国历史第一个朝代被称为夏朝，关于夏朝国号“夏”的起源存在有多种说法： 史记记载大禹是先秦时期夏部族中的夏后氏族首领，夏后氏为姒（sì）姓。姒姓为上古八大姓氏之一，乃上古五帝颛顼（zhuān xū）之后，一共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xún）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zēng）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十二个部落。大禹建立国家时以氏族名字为国号，史称夏朝。唐代学者张守节认为夏朝国号的起源来自于大禹被封于夏（今河南禹州一带），因此建国后以发迹之地定为国号。

现代学者胡华则认为夏是地名，从“大夏”等地名演变为部族名号，最终被定为国号。此外，现代学者胡阿祥则认为夏朝国号与图腾及涵义有关。叶玉森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中发现夏字代表蝉这一生物。在中国古代，蝉有居高鸣远的意思，因此启以代表蝉的夏字为国号。此外，由于夏朝时还受母系氏族时期的影响，在图腾方面往往采用母系氏族的图腾，例如大禹就以母族有辛氏的长蛇作为图腾，而启的母系氏族为涂山氏，而蟾蜍为涂山氏的图腾，蟾通“蝉”，取夏为国号兼顾了母族所信奉的图腾。这一说法较为新颖，且争议较大。

禹的父亲为，是夏部族之人，是颛顼的五世子孙。鲧居于崇地（今河南嵩山一带），因此鲧又被称为崇伯鲧。夏部族为之后，夏部族一开始居住在渭水流域，后来向东迁徙到洛水流域的河南省一带居住。

尧帝和舜帝时期，九州大发洪水，百姓流离失所，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尧在群臣的推荐下任命鲧负责治水一事，鲧用了九年的时间都没有能够治理好洪灾。舜继位以后，他把鲧流放到羽山，任命鲧的儿子禹负责治水。禹在分析了鲧治水失败的原因后，决定改变鲧原先堵住洪水的治水方针，采用疏导洪水的办法。禹领着伯益、契等人，发动四方诸侯，亲赴治水一线，以身作则。禹尽职尽责，没有丝毫懈怠，在治水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决心要完成父亲鲧未能完成的治水事业。禹率领诸侯百姓开辟引水河道，把洪水引导到大海之中。在十三年的治水过程中，禹顺着天下山川河流之势奔走，用度量工具衡量它们，“开九州，通九道，陂山泽，度九山”，最终控制住了洪水，禹也因此被百姓尊称为大禹。

洪水消退后，禹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他让伯益和后稷负责领着百姓们到退洪的土地上耕作，还分给百姓食物来度过收获粮食前的时期。

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了天下，了解到天下不同地方的风土民情。他将天下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市、徐州市、扬州市、荆州、河南省、梁州、武威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依照各诸侯和舜帝所在地的远近将天下划分为五服，并规定好各方的土贡。

禹治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不仅解决了洪水问题，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稳定了天下局势，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为了表彰禹治理洪水的功劳，舜帝赐给禹玄圭，向天下昭示治水成功。

其后，禹奉舜的命令讨伐三苗。三苗是南方氏族的部落集团，相传为蚩尤的后裔所组成，尧在位时期就曾因为作乱而被尧击败。禹借着三苗内部天灾人祸的机会连番击败三苗，并把他们驱赶到远离中原地区的汉水流域，沉重打击了三苗势力，使得他们逐渐消亡在历史记载中。

《史记》中记载：禹凭借着治水和击败三苗的功劳，赢得了天下百姓的爱戴和信任。舜在听取四岳的建议后，把禹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后自己乘车巡视天下，十七年后于南巡途中去世。禹在为舜治丧三年以后想把王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回到阳城（今河南登封）居住。但天下诸侯都不去拜见商均，他们中的一些人到阳城朝见禹，因此禹继承了王位，并给尧的儿子丹朱和舜的儿子商均分封了土地。

但是在《竹书纪年》一书中对禹继承帝位的过程有不同的记载：随着舜的年纪越来越大，禹逐渐从舜手里夺取了权力，并且将舜流放到南方，即所谓的舜乘车南巡。舜死之后，禹继承了帝位。

禹继承王位以后，为了表示遵从禅让制，他一继位就把赢姓部落首领皋陶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协助自己处理政务，并负责完善刑法。皋陶主张教化在先，刑罚在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并且强调刑法的公正。他支持禹的统治，在江淮诸侯对禹继承王位不满时，他多次巡视江淮地区去宣扬禹的品德和功绩。但皋陶在禹继承王位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禹只能改立伯益为继承人。

为了稳固江淮平原的统治，同时也为了征伐三苗作准备，禹在淮河中游的涂山召集部落首领举行盟会，史称涂山之会。涂山之会的规模盛大，各方诸侯都来参加了，《左传》中记载“执玉帛者万国”。禹身穿法服，手中执掌舜帝赐予的玄圭，在台上接受各方诸侯行礼。禹在这次盟会上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并且让天下诸侯指出他的不足之处，他也因此得到了天下诸侯的信服和支持。涂山之会的成功召开，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

涂山之会结束后不久，禹就继续实行舜帝时期讨伐三苗的政策，他再次打败三苗，将他们驱赶至更远的地区。通过征伐三苗的军事行动，禹不断加强自己的王权，稳固自己的统治。到了禹在位后期，禹开始在诸侯国中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统治。相传禹有一次在会稽召开会盟时，防风氏首领就因为迟到而被禹处死，以此警戒各方诸侯。禹的目的就是要让地方诸侯意识到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而不再是部落联盟首领。

随着四方诸侯上贡的铜越来越多，禹决定效仿黄帝铸鼎的典故铸造九鼎。九鼎象征着对天下九州的统治，有极高的政治价值。禹在位第十年时出巡天下，在巡视到会稽（今绍兴市）时逝世。这十年的时间里，禹更新刑法、设置监狱、建立军队、创立夏历，初步形成了夏王朝的雏形，使天下从部落形式逐渐转向国家形式。

禹逝世以后，作为继承人的伯益为禹举行丧礼，治丧三年。礼毕以后，伯益没有能够继承王位，而是由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关于这场政治变故的发生，史书上有着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出自于《韩非子》，其中记载道伯益虽然继承了王位，但有些部族选择去朝见启，伯益和启之间发生了战争，而启经过数年的时间最终打败了伯益并取得了天下的统治权；第二种说法是出自于《史记》，其中记载的是伯益在为禹治丧三年以后，将天下让给了更得人心的启，自己选择隐居；第三种说法是出自于《竹书纪年》，在其中记载了伯益继承王位后将启拘禁，启奋起反抗后成功杀死伯益，从而得到了天下。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最终的结果都是自夏朝开始，王位的继承制度从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原始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化，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

启继位后，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对启世袭王位感到非常不满，这些诸侯中以有扈氏为代表，共同反对启的统治。启召集军队前往讨伐有扈氏，两方会战于甘地（今郑州西北古荥泽之外）。战前，启向他的军队宣告有扈氏是违背天意、逆天而行，而自己是代天行授、顺天而行。启一开始战事并不顺利，在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后才最终打败了有扈氏，将他们罚作奴隶。

启消灭有扈氏后，他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南）召开部落盟会，向天下昭示着自己的胜利，史称钧台之享。这次盟会意味着启的统治地位彻底巩固，王位世袭的制度正式确立。

启在位期间，与东夷部落多有战争发生。但启也一改禹勤俭的作风，常常举行盛宴。启能歌善舞，《山海经》一书中就记载了启跳舞的情形：左手操，右手操环，佩玉。相传先秦歌曲《九歌》即为启所创，后屈原曾加以改编。

启生五子：姒太康、元康、伯康、仲康、武观。启十一年时，第五个儿子武观被外放到西河（今河南安阳）。启十五年时，武观为了夺取启长子太康的继承权，在西河发动叛乱。启命令彭伯寿率军队平定叛乱，降服了武观。

启死以后，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太康从小跟着父亲启享受玩乐，没有学习治国的本领。即位之后，太康仍然耽于享乐，奢靡无度，整天都是举行宴会玩乐，或者打猎游玩。在太康的统治下，部落纷纷离心，不再服从夏朝的统治。

姒太康长期不理国政，外出游乐数月不归，有穷氏首领后羿乘机夺取了政权，太康只能投靠斟鄩（xún）的斟鄩氏部落。后羿将太康的几个弟弟及他们的母亲放逐，自己控制夏朝朝政大权。太康的弟弟们在洛水北岸希望太康回来夺回政权，但一直没有等到太康，于是作《五子之歌》哀悼国家的灭亡和对太康失国的叹息。

太康死后，后羿没有夺取王位，他扶立太康的弟弟中康继承王位，自己仍然把控朝政。后羿的篡权引起了一些部落的反对，其中主管天文历法的羲氏部落、和氏部落公开违抗后羿的命令。后羿于是宣称羲氏、和氏弄混一年四季和一天时辰的甲乙，派率军队征伐这两个部落，在战前作《胤征》鼓舞军队，最终打败了他们。

仲康死后，他的儿子相继承了王位。相即位之初，夏朝在后羿的主持下出兵攻打了淮夷、风夷、黄夷等部落，相七年时于夷前来归顺。随着后羿的声望越来越高，相只能投奔夏部族中的斟鄩、斟灌二氏。此后，后羿自己做了国君，并将都城迁到了有穷氏的穷石。

后羿上位以后，不善于管理国家，喜好游玩射猎。后羿将朝政托付给寒浞，而弃用了武罗、伯姻、熊、尨圉（méng yǔ）等人。寒浞是伯明氏人，由于好勇斗狠被伯明氏驱逐出去。他投靠后羿后，屡立战功，因此得到后羿的信任。

然而寒浞暗中勾结了后羿的妻子纯狐，与她合谋杀死了武罗等大臣，不断排除异己。等到寒浞实力强大后，他杀死了后羿，立纯狐为正妃，并与她生下来、浇两个儿子。寒浞将戈地封给了豷，过地封给了浇，自己成立了寒国。寒浞还派浇攻打斟鄩、斟灌二氏，并且杀死了相。

寒浞杀相时，相的妻子缗（mín）逃回了娘家有仍氏躲避，并生下来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担任有仍氏的牧正（牧正，官职名称，具体解释见下文“官僚制度”），浇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追杀少康，少康只能逃到有虞氏居住。有虞氏首领虞思任命少康为庖正（庖正，官职名称，具体解释见下文“官僚制度”），并且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封给他城池、田地、军队。

少康在自己的封地上广施仁政，励精图治，收纳夏朝旧部。有鬲（gé）氏的夏朝遗臣靡联合斟鄩氏、斟灌氏的部众投奔少康。少康派出间谍女艾刺探寒国情报，等到自身实力足够强大后，他率众击败了寒浞，恢复了王位。而后少康又消灭了浇，派他的儿子杼消灭了豷，恢复了夏朝中断数十年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杼继位以后，致力于扩大夏朝的疆域。他发明了矛和甲，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之后杼不断向东扩张，征伐东夷，一直打到东海。杼在位时使夏朝达到最鼎盛的时期，深得夏朝子民的爱戴。左丘明在《国语》一书中评价杼继承了禹的事业，因此夏朝人为杼举行报祭。

杼的儿子槐在位期间，夏朝继续往外扩张，先后征服了淮泗流域的九个部落（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使夏王朝的势力不断发展。

槐死后，由儿子芒继位。芒死后，由儿子泄继位。他们在位期间夏朝不再对外大规模扩张，东夷部落逐渐融入夏朝的统治，因此泄给畎（quǎn）夷、白夷、玄夷、风夷、赤夷、黄夷封了爵位。泄死后，由儿子不降继位。不降即位不久，九苑地区发生叛乱，但很快就被平定了。不降在位期间，他的弟弟扃（jiōng）长期协助不降处理朝政，于是不降在即位五十九年后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扃，十年后逝世。扃在位十八年后逝世，由儿子廑（jǐn）继位。廑在位八年后逝世，死后将王位传给不降的儿子孔甲。

廑在位第八年时，天空出现幻日，十日并出。古人不知道幻日是大气中的光学现象，非常惊慌和恐惧。因此孔甲即位以后，改变了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着重于祭祀神鬼。对于孔甲的做法，史书中有着不同的评价。《史记》中记载孔甲迷信鬼神，做出很多淫乱的事，因此导致夏朝衰落、诸侯背离。清华简中的《厚父》记载的是桀弃用孔甲的礼典刑法，不修德行，最终导致亡国。孔甲死后，由儿子皋继位。皋死后，由儿子发继位。发死后，由儿子履癸继位，由于履癸非常残暴，因此后人称之为桀。

桀即位之时，很多诸侯已经不再听从夏朝王室的命令。桀却没有意识到夏朝正在不断衰落，他骄奢淫逸，滥性好杀。桀耗费民力修建豪华的宫殿，从民间网罗美女，夏朝百姓都非常痛恨他。

桀身高体壮、孔武好战，不顾国情常常征伐其他部落，掠夺他们的财富和美女。桀在打败有施氏后，从他们部落得到了美女妹喜。桀得到妹喜后，更加荒淫无度。太史令终古劝谏桀时，桀不以为意，终古于是投奔商国君主商汤；大臣关龙逄向桀直言进谏，桀怒而杀之，从此再也没有大臣敢向桀进谏了。

桀自比为太阳，认为天下百姓没有办法离开自己。面对桀的暴政，百姓们纷纷诅咒桀的国家能够赶快灭亡。

在桀穷奢极欲之时，西边的商国在暗中扩张自己的实力。商国君主成汤是契的后裔，在夏朝不断衰落之时，成汤任用贤人，亲近诸侯，训练军队，为灭夏作准备。具备了一定实力后，成汤开始消灭忠于桀的诸侯，剪除夏朝的羽翼。在成汤准备进攻韦国时，桀下令召见成汤并把他囚禁在夏台。商国臣子伊尹等人收集了许多奇珍异宝、美女进献给桀，于是商汤得以释放。

诸侯们在得知成汤被桀囚禁之后，非常恐慌。等到成汤回到商国后，他们纷纷前往投靠成汤，使商国越发强大。成汤继续消灭那些忠于桀的诸侯，扩张领土。为了试探桀的实力，成汤停止向桀进贡，桀因此号召九夷部落准备进攻成汤。成汤看到九夷部落还听从桀的命令，因此迅速向桀请罪，并上贡大量的财物。

随着桀越来越胡作非为、倒行逆施，九夷部落也背叛了桀。成汤在灭掉昆吾国后，再次停止进贡，桀本来想号召九夷部落讨伐成汤，但九夷部落拒绝了桀的调遣。于是商汤在景毫（今商丘市梁园区）会盟各方诸侯，向他们宣告讨伐桀的行动。桀调集王师，在有绒氏旧地与成汤交战，被成汤击败；后又与成汤军队在鸣条发生战斗，桀再次大败而归，被成汤流放到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夏朝自此灭亡，灭亡时间约为公元前1600年。

夏朝灭亡后，夏人部分随桀南迁。部分人被成汤封为杞国留在旧地负责祭祀大禹，商朝灭亡后，姬发仍保留杞国，负责祭祀大禹。近代以来，学者胡厚宣等人研究后认为甲骨文中出现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人，土方在商朝建立后的数百年期间常常叛乱，直到武丁在位期间才彻底平定。

夏朝是部落形式向国家形式转变的重要时期，夏部族为夏朝王室直接控制的部族，其他部族形成的方国与夏朝王室是附属关系，因此对于夏朝疆土没有明确的划分。夏朝的核心领土为夏部族的活动范围，此外夏朝时各个部落形成的方国的活动范围也应当属于夏朝的势力范围。

夏部族由渭河流域迁移到南洛河流域后向周边不断扩张延伸，主要为现今河南省洛阳一带，向西到达山西省南部，向东到达河南省与安徽省、山东省交界处一带，向北到达河北省南部，向南到达湖北省北部。

夏朝初期，方国多位于河南省洛阳周边地区。随着夏朝军事行动的扩张，夏朝的势力范围逐渐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向北到达河北省，向西到达渭河平原，向东到达东海。

禹治水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今山西、河北省境、辽宁省西部）、兖州区（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角）、青州市（今泰山以东之山东半岛）、徐州市（今淮河以北之江苏省、安徽以及山东南部）、扬州市（今淮河以南之江苏、安徽以及浙江、江西北部）、荆州（今湖北、衡山以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豫州（今河南省境、湖北北部、陕西东南、山东省西南部）、汉中市（今四川省以及陕西省、甘肃省南端）、武威市（今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但实际上，九州只是夏朝的名义领土，许多地区不为夏朝控制，也不属于夏朝的势力范围。

夏朝四百余年间并没有真正规定都城所在，夏朝的都城实际上是指君王的居住地，因此经常迁徙不定。

禹建立夏朝时，都城为禹都阳城遗址（今登封市），后迁移至阳翟（今河南禹州）。启在战胜有扈氏后将都城迁移至安邑县（今运城市）。姒太康即位后又将都城迁至斟鄩（今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康在位期间都城仍在斟鄩。相即位后，都城迁至商丘市（今河南商丘睢阳区），相九年时又迁至斟灌（今濮阳市），相十五年时迁回商丘。少康长大后被有虞氏首领分封于纶城（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少康于纶城复国后将首都迁至原（今济源市），杼在位期间都城仍在原。槐在位时，都城从原迁至老丘（今开封市），其后四任君主都将都城设于老丘。廑在位期间将都城迁至夏都西河遗址（今河南安阳），其后两任君主都城都位于西河。发在位期间，再次将都城迁至斟鄩，下任君主桀在位期间都城仍位于斟鄩，直到夏朝灭亡。

夏朝的统治形式既不同于禹之前的部落联盟，也不同于周朝的分封制。夏朝政体是由夏朝王室与各个方国组成。方国是由部落形成的国家，附属于夏朝王室。以下为史料记载的重要方国：

有扈氏，领土为现今河南新乡一带。有扈氏为夏部族的部落，反对启继承王位，其后有扈氏在与启发生的甘之战中落败，因此多数部众沦为奴隶，少数人迁移到关中地区。

有虞氏，领土为现今商丘市虞城县。有虞氏首领虞思在少康复国中大力支持少康，并帮助少康复兴夏朝。

有仍氏，领土为现今山东济宁市。有仍氏为相妻子缗的娘家，相被杀后缗回到有仍氏并生下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曾在有仍氏担任牧正。

有鬲氏，领土为现今河南偃师一带。少康复国时，夏朝遗臣靡在有鬲氏躲藏，后来靡率有鬲氏部众会合斟灌氏、斟鄩氏投奔少康。

防风氏，领土为现今浙江德清一带。防风氏首领因在会稽盟会上迟到，而被禹处死。

有穷氏，领土为现今山东德州一带。有穷氏为东夷族部落。有穷氏首领后羿驱逐夏朝君主太康，把控朝政，后被寒浞杀死。

伯明氏，领土为现今山东潍坊一带。伯明氏部众寒浞曾被驱逐出去，寒浞杀死后羿后建立伯明国，又称寒国。

有施氏，领土为现今山东临沂蒙山一带。有施氏被桀击败后，向桀进献了美女妹喜。

斟灌氏、斟鄩氏，领土为现今河南洛阳偃师区一带。这两个部落与夏朝王室夏后氏同为姒姓，姒太康被后羿夺权后逃往斟鄩氏。寒浞消灭了这两个部落，并在斟鄩氏杀死了夏朝君主相。

东夷部族，领土为现今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一带。东夷部族只是夏朝对东方各部落的统称，包含了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淮夷、鸟夷、莱夷等部落。夏朝前中期常与东夷部落交战，至夏朝后期时东夷中的多数部落才服从夏朝的统治。

商朝，领土为现今河南商丘一带。契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因此赐封于商，后建立商国。契的十四代孙成汤消灭夏朝，建立了商朝。

根据文献记载，夏朝时期就开始对人口数量进行统计，但是由于时代太过久远，现今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夏朝人口数量。

学者宋建豪根据考古遗址用“以城称人”的方法推算出夏朝初期方国的平均人口数量为1500人左右，再根据史料中记载夏朝时有1800个方国，因此算得夏朝人口初期数量为270万人左右。用同样的方法可算得商朝初期的人口数量为400余万人，即夏朝末期人口约为400余万人，相比于夏朝初期增长了约50%。

另有学者王建华通过计算区域内的考古遗址密度和人口密度，最终得出整个区域内的人口密度，从而判断人口数量。根据计算可知，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人口规模为750万人左右，龙山时代晚期大致为夏朝建立前或者夏朝初期；河南省、山西省晋西南地区二里头时代的人口规模为1100万人左右，二里头时代大致为夏朝的中晚期。

虽然研究学者通过多种不同方法推测夏朝人口数量，但是由于各种计算方法都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史学家对于夏朝的人口数量没有明确的说法。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国家，是由部落联盟形式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国家。《礼记》中记载“夏后氏官百”，由此可见夏朝时期开始出现官吏，官僚制度开始产生。从总体上来说，夏朝时期的官僚制度还处于从产生到不断发展的一个时期，并没有能够形成成熟的官僚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本质上还是从血缘关系出发或者从诸侯贵族中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官职。

王，即夏朝的统治者，在夏朝王室的领土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于其他部落或者方国有征调军队、收贡征役的权力。

相，是协助夏王处理朝政、管理国家事务的官职。寒浞在后羿篡位为王时就曾担任相；夏王不降也曾任命其弟扃为相，后因扃能力出众而将王位禅让给扃。

正，是具体负责处理某一事务的官职。少康在有仍氏居住时就曾担任牧正，负责管理畜牧；少康在有虞氏时则担任庖正，负责管理膳食。除了庖正和牧正外，史料中还记载有车正，负责管理车辆；乐正，负责管理音乐。

六卿，是军队中的官职，具体官名缺乏史料记载。启在征伐有扈氏时曾作《甘誓》，其中提到的六卿是军队中的官职，负责统率天子六军。

六事，是军队中的官职，具体官名缺乏史料记载。启在征伐有扈氏时曾作《甘誓》，其中提到的六事是军队中的官职，负责处理军队事务。

太史令，是负责文书、记载史事的官职。桀在位期间，太史令终古因劝谏桀无效而选择投奔商汤。

大理，是负责主管司法的官职。尧舜时期，皋陶就担任大理一职。到不降在位期间，任命方国诸侯彭伯为大理。

农官，是负责主管农业耕作的官职。周朝先祖后稷在尧舜时期担任农官一职，直到启在位时。后稷之子不窋继承农官的官职，在太康期间弃官而去。

司空，是负责主管水利的官职。舜在位期间，禹担任司空一职。夏朝少康在位时，任命商国第六任君主冥担任司空一职。

司徒，是负责主管教化的官职。舜在位期间，契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担任司徒一职。

夏朝还有负责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仲康在位期间由羲氏、和氏担任，因反对后羿而被指责弄混四季和时辰，其后被后羿派胤杀死。

在地方上，是由方国诸侯负责管理。同时，禹治水时在五个部落之间设置名为“长”的官职，对地方进行协调。

禹根据诸侯距离首都的远近将天下划分为五服，并规定不同服所需要承担的任务。夏朝王室直接统治的地区为甸服，要直接承担赋税，“百亩内纳全割之禾，二百里内纳去杆之禾，三百里纳去颖之，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纳米”；距离都城五百里到一千里范围内为侯服，需要承担保卫夏朝王室的责任；距离都城一千里到一千五百里范围内为绥服，需要承担教化百姓、戍守边疆的责任，必要时也要承担保卫王室的责任；再远的是要服和荒服，名义上臣属于夏朝，实际上脱离了夏王朝的统治，并且由于距离过远没有要求。

夏朝的赋税称为贡赋，是由禹治理洪水后制定。贡是指方国诸侯缴纳的部分，赋是指统治区域内百姓缴纳的部分。《史记》中记载“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可见夏朝的赋税是根据土地的优劣以及产出来规定如何缴纳。此外，禹对于各地的特产也有具体要求，例如冀州进献皮服、扬州市进献矿产、青州市进献盐、兖州进献丝织品等。

军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夏王朝统治的重要工具。

三皇五帝时代，部落间的战争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军队，直到夏朝建立时，禹建立了军队用于征伐三苗。禹通过征伐三苗的军事行动提高了他的威望，同时军队的存在也使得禹的统治力不断加强。相比于当时的方国诸侯，禹拥有一支军队，因此得以震慑了部分反对禹加强中央统治的诸侯，确保夏朝建立和延续。启在位期间战胜有扈氏的原因也是由于启掌握了军队。

夏朝时期军队的数量不多，大多数不是常备军，没有战争时从事农业生产。仅在发生战争时，夏朝王室才会征集平民和奴隶组成军队，并进行训练。但是夏王室有一支常备军队，用于守护首都和保卫王室。

启在征伐有扈氏时所作的夏朝的军事法《甘誓》有提到夏朝军队的组织情况。《甘誓》中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甘誓》中提到的六卿负责统率军队，六事负责处理军中事务，左、右、御是军中将士的名称。

夏朝军队的兵种早期是以步兵为主，加上少量的车兵。在《甘誓》中提到的左、右、御，汉代经学家郑玄认为就是指车兵上的将士，因此另起名称，其中车左负责用弓箭射杀敌人，车右负责用矛戈刺杀敌人，御负责驾车。到了夏朝后期，车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直到春秋时期才逐渐淘汰车兵。

夏朝军队的武器装备早期是以木制武器或石制武器为主，主要为矛、弓箭、刀，身上不穿戴装备。到了杼在位时期，他发明了甲和矛，因此夏朝军队开始披甲作战，并使用矛作为武器。同时，随着夏朝青铜业的发展，军队武器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青铜铸造的刀和戈。

先秦时代舜命令皋陶作刑，传说中国历史第一部法律《狱典》即为皋陶所作。禹建立夏朝时，皋陶又协助禹完善刑法。史料记载皋陶将犯“昏、墨、贼”三种罪名者判为死刑，其中昏是指做了坏事同时窃取他人名字，墨是指贪婪无比的人，贼是指随意杀人的人。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皋陶作刑的内容已不可考。

在禹其后的夏朝时期有关于刑法的《禹刑》，此外还有有关吏治的行政法规《政典》。关于《禹刑》和《政典》的内容难以考证。《禹刑》并非禹时期所创，而是夏朝时期不断发展、不断扩充的法律的总称。东汉经学家郑玄说夏朝时期“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墨各千”，由此可知刑法条例之多，五刑（大辟、膑、宫、劓、墨）也已经出现。除了肉刑以外，夏朝时期还有一种刑罚——象刑，是指在罪人身上绘画或者穿着某种衣服对其进行惩罚，是一种对人的精神长期进行摧残的刑罚。总的来说，夏朝时期的刑法已经初步建立并完善，且法规条例的数目多。

夏朝法律是统治者将有利于统治需要的习惯定义为法律，用于维护夏王朝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在奴隶制社会里，夏朝法律为了维护统治者和奴隶制阶级的利益，在当时迷信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夏朝奉行“天罚”“神判”等观念，假借天上神权，实则用于维护地上王权或者奴隶主的利益。在启征伐有扈氏时所作的《甘誓》中启宣称自己是“行天之罚”，此后后世也多用代天行罚的口号来维护自身行为、证明自身行为的正义性。

此外，夏朝时期已经建立监狱，一般用于关押反抗统治的奴隶或者平民。槐在位期间，有一种名为圜土的监狱出现，是在地下挖圆形土牢、地上用篱笆围住。桀在位期间，成汤“囚于夏台”同样证明夏朝已经有监狱。监狱的出现，证明了夏朝时期司法制度的完善，丰富了夏朝刑法形式。

在整个夏朝历史中，夏朝外交仅存在军事敌对关系。

夏朝建立之初的外交对象主要为三苗，三苗是南方地区的部族，长期与中原地区的部落或国家对抗。禹在位期间，他建立军队并多次征伐三苗，将三苗不断打败，使得三苗不断迁移，最终消失在历史记载。

夏朝早期和中期的外交对象主要为东夷部族。东夷部族是夏朝东边部落的统称。在启在位期间，夏朝开始与东夷部族发生战争。姒太康即位后，东夷部族中的有穷氏首领后羿及之后的寒浞夺取了夏朝政权，短暂取代了夏朝的统治。少康复国以后，消灭了入侵夏朝的有穷氏部落。杼和槐在位期间，曾多次征伐东夷部族，征服了多个部落。到泄在位时，东夷部族已逐渐归属于夏朝的统治。

夏朝后期的外交对象主要为反叛的诸侯和商国。桀在位期间，有缗氏、有施氏等实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反抗桀的暴政，后被桀所镇压。商国在商汤的领导下，实力不断壮大，消灭了多个附属于夏朝的方国，最终夏朝与商国之间发生战争，夏朝被商国灭亡。

农业文明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开始出现萌芽。到了夏朝时期，农业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农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夏朝时期的土地制度没有明确记载，学者肖东发、李玉梅等人认为在夏朝时期开始出现井田制的土地制度。少康在投奔有虞氏后，有虞氏首领虞思分给少康“有田一成”。《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地方一里为井”“成方十里”，因此虞思分给少康“十井”，这也是学者认为夏朝时期出现井田制的重要证据。井田制的出现，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夏朝时期的水利技术开始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相传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水井。此外，禹治水期间也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论语》中记载禹“尽力乎沟洫”，沟洫的意思就是田间水道。

在农作物方面，夏朝时期有谷、黍、稻、粟、稷等。在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黍壳和稻壳；在更早时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粟粒。

在农业工具方面，夏朝时期用于耕作的有石犁、石铲、耒，用于收割的有石刀、石镰、蚌镰，用于垦荒的有石斧、石、石铲，用于加工农作物的有石磨盘、石磨棒。其中夏朝时期的石器农具相比于原始时代已经经过长期的改进，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在农作方法上面，夏朝人采用后稷创立的畎亩法，即地势高的田地种在沟里，地势低的田地种在垄上，两垄之间就是沟，畎亩法的耕作技术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此外，夏朝时的农业耕作是根据夏历进行，方便了人们的农事活动。

夏朝时期的畜牧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夏朝时期出现了专门负责畜牧的官职——牧正，少康居住在有仍氏时担任牧正的职位。夏朝时期也有专门负责畜牧的奴隶，启战胜有扈氏后就将他们罚做专门畜牧的奴隶。从考古遗址中也可以发现夏朝已经开始对家畜进行豢养，且六畜（鸡、牛、羊、马、猪、狗）的畜养都已经具备。

在夏朝时期，社会生产出现了一定的分工现象，其中在手工业内部的社会分工表现较为明显。

夏朝时期最为普遍的手工业为石器、骨器、蚌器、木器的制作。石器、骨器、蚌器、木器在原始时代就开始使用，到了夏朝时期仍然是最为普遍的工具。夏代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出土了大量用于耕作的石制品、木制品、蚌制品，用于捕鱼的骨叉、骨鱼钩，用于狩猎的骨镞、蚌镞，用于打战的石矛、石刀等。从这些出土文物中可以发现上述手工制品的技术之成熟，例如石铲中间挖孔用于安装把柄，钻孔技术非常熟练；此外，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些石器半成品，可见夏朝时已出现了独立的生产部门。

夏朝时期的陶器是人们生活的常用工业制品。陶器由于易碎的特点，应用范围较少，多用于生活场景，如罐、、鼎、杯、瓮、盆、钵等形状。夏朝时期的制陶技术更为成熟，烧造时采用灌水还原法，造型时采用了快轮工具。陶器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得陶器的形状种类和纹饰类型更为丰富多样，在出土文物中发现有方格纹、竖篮纹、横篮纹、镂空、指甲纹等多种纹饰和数十种陶器形状，并且这些陶器有黑色、灰色、红褐色等多样颜色。从陶器制作的水平来看，夏朝时期应当出现专门的陶器生产部门。

夏朝时期的玉器多用为礼器或者装饰用品。在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玉器，有玉、玉圭、玉板、玉柄、玉刀等。夏朝时玉器制作技术具有一定的水平，制品精美。

夏朝时期的青铜业还处于发展阶段，且数量较少。考古学家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铜渣和碎片，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铜刀，还有甘肃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公元前1600年的铜镰，这些文物的发现证实了夏朝时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因此可以认为夏朝时期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目前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少量的铜刀、铜锥、铜爵等，且铜爵使用多合范法铸成，由此可见夏朝时期青铜业已经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足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但是青铜器造型简单，且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铅、锡含量低，可见当时的青铜冶炼工艺还不够成熟。总体上夏朝时期虽然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还处于早期阶段。

夏朝时期的纺织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禹在涂山之会时身上穿的是法服，可见夏朝时期已经根据礼法出现了服饰的不同，也说明了纺织业的发展。但纺织业的规模较小，这是由于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已经满足了平民的需要。因此纺织业的存在主要是用于服务王公贵族。夏朝时期丝绸纺织已经出现，相传桀的妃子妹喜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听丝绸被撕开的声音。但夏朝时期麻织品、葛织品才是最为常见的纺织物。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夏朝时期出现早期的商业行为——商品交换。商国第七代君主王亥开创了以物换物的商业贸易行为，因此被后人称为“华商始祖”，后世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因此被称为商人。虽然目前未能证实夏朝时期出现货币，但是在《盐铁论》中记载有“夏后以玄贝”，并且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海贝，以及骨制贝、石制贝，因此夏朝时期也有可能出现货币进行商业活动。

在中国的考古研究中，由于没有找到夏朝文字的确凿证据，一般认为中国历史最早的文字是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但是学者郭沫若、戚怀亮提出夏朝时期是有文字的，甚至还有图书典籍。

戚怀亮认为夏朝的文字称为夏篆。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而甲骨文的形成必然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从这一点推测，夏朝时期是有文字的。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很多刻画符号，它们的含义难以弄清楚，但这些刻画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起源，而最早的刻画符号是出土于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中。

2006年时，考古工作者又在距今5000年的平湖市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两件石钺上发现了原始文字，其刻画方式较为规范，且不像刻画符号一样为单体的存在形式，这些原始文字是相连成组的，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在夏朝时期登封王城岗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其字体是会意字的阶段，已经超过了象形文字的发展阶段。虽然目前没有能够证实夏朝文字有完整的体系，但夏朝时期存在成熟文字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从考古材料方面分析夏朝是否有文字外，还可以通过历史文献来探究夏朝是否存在文字。在历史文献中，屡屡可以看到引用夏朝文献，如《夏书》《夏礼》《夏令》等。《左传》一书中就引用了15次《夏书》，可见夏朝时期存在图书典籍。此外，《尚书·胤征》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中也记载了廑在位期间发生幻日，这些夏朝时期异常天象说明了夏朝时期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和记录，并且通过文字记载流传到后世。《吕氏春秋》说太史令终古投奔商汤时带走了图书典籍。从这些流传到现在的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夏朝时期是有图书典籍的，也说明了夏朝时期存在成熟文字用来记录。

通过夏朝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夏朝时期的建筑出现了分化，有宫殿和民居两种建筑类型。

夏朝宫殿一般由殿堂、庭院、围墙、廊庑、大门五部分组成，并且都有大型的夯土台基。殿堂是由木架支撑，黏土包裹而成。廊庑环绕殿堂，庭院设在殿堂与大门之间，最外面是围墙。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两处宫殿遗址都大致符合这些特征。

夏朝民居分为平地起建式、半地穴式、窑洞式三种类型。平地起建式为长方形的土木结构，有夯土台基，面积较大。半地穴式是以坑壁作为墙壁，面积较小。窑洞式是挖掘而成，一般在山地地形，面积极小，且非常简陋。

礼制是对人们进行规范和划分的体系，对人们的言行、祭祀、墓葬等都进行规定。夏朝的礼制称为夏礼，随着朝代更迭已经失传。《论语》中记载孔子对弟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意思是说对于夏礼孔子还可以讲一讲，反而夏朝后裔杞国已经算不得懂得夏礼了，可见夏礼到夏朝时期就已经近乎失传了。由于夏礼失传，考古学家只能从文化遗址和历史文献中找寻夏礼的踪迹。

夏朝时期的礼制最为重要的就是祭祀神灵。在夏朝时期的人们认为万物有灵，如太阳、大地、风等都有相应的神灵，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夏朝人通过牺牲、跳舞等方式祭祀神灵，钧台之享时启就通过跳舞的方式来祭祀神灵。夏朝人也非常注重对先祖的祭祀，禹、杼等君王都曾被后人祭祀，启所作的《甘誓》中提到的“祖”“社”都是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此外，夏朝时期还出现了占卜，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一些卜骨，但目前还不能证明夏朝时的占卜是否加入神灵。

夏朝时期的音乐与舞蹈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古代的乐是由歌、舞、伴奏三部分组成，并非单指现在意义上的音乐。

夏朝时期的君主中也有擅长“乐”的。启在位期间就常常举行大型宴会，载歌载舞。《竹书纪年》说舜在位时创作了《九韶》，而启在钧台之享时曾“舞九韶”，《九韶》的美妙让春秋时期的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夏朝乐舞水平之高。启在位时还创作了《九歌》。《吕氏春秋》中记载了禹在位时则命皋陶作《大夏》，以纪念禹治水之功。桀在位时创作了“灿漫之乐”，《管子》中记载桀在位时“女乐三万人,晨噪於端门,乐闻於三”，虽然有些夸张，但可见夏朝时期歌舞规模之大。

除了存在于社会上层建筑的雅乐外，夏朝平民中更多的是以民歌作为娱乐形式。“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夏朝平民诅咒桀早日灭亡的民歌。此外，近代学者陈中凡对《诗经》中的《豳风·七月》进行考据，最终得出这首诗歌很有可能是夏代的文学作品。

总的来说，夏朝早期的乐舞是存在于社会上层中，且带有宗教的因素，常用于祭祀活动。随着乐舞的不断发展，才慢慢在社会下层中以民歌的形式发展。

夏朝时期的农业和畜牧业都有所发展，使得夏朝人们的饮食更为丰富。

夏朝人的食物种类丰富多样。夏朝人可用于食用的农作物有稻、黍、粟、谷、稷、豆类等，从考古遗址中也都发现了这些农作物遗存。夏朝人还通过捕猎、畜牧的方式食用鱼、牛、羊、鸡、狗等肉类食品，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夏朝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储藏食物，相传后稷就是粮仓的发明者。

夏朝时期除了食物外，还出现了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酿酒业，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用来盛酒的陶器。到了夏朝时期，酿酒业已经相对发达，禹的大臣仪狄是酒醪的发明者，相传夏朝君主少康是秫酒的发明者，在夏朝时期的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酒器。

夏朝时期还使用盐作为调味料。相传早在炎黄时期，夙沙氏就掌握了海水煮盐的方法。到商朝时期，甚至设置了专门负责盐的官职。由此可见盐在中国历史的悠久。

夏朝时期的平民是直接将谷物煮成粥食用，肉类一般只有祭祀活动才会食用。夏朝社会的贵族除了粥之外，也有机会吃到饭，以及饮酒。夏朝时期，烹饪技术从原始时代的“火食”不断进步，在夏朝文献中出现了煮、炮、炙、烙、蒸、爆、烧等多种烹饪术语。

夏朝时期的交通方式有可能出现了车和船。

根据史料记载，夏朝时期有专门管理车辆的官职——车正。奚仲是禹的臣子，在《左传》《说文解字》中都记载了奚仲造车的典故，他也因此被禹封在薛地。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双轮车的痕迹，轮宽大约40厘米，而轮距为1.2米，说明了车的形状较小，不是牛、马等动物所拉，更可能是更小的动物所拉，且具体的功能尚不清楚。

原始时代人们的水上交通工具是独木船或者竹筏，简陋且危险性大。在治理洪水时，禹发明了船，并且禹还发明了安装在船上的帆。

在夏朝时期，人们学会使用骨针、骨梭、纺轮等纺织工具来纺织衣服，除了皮质衣服外，人们开始用植物纤维制作衣服。夏朝时期已经出现了丝绸，但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麻织品和葛织品才是夏朝平民最常用的纺织物。

夏朝时期最为贵重的是冕服，由冕衣和冕冠组成，上面有十二章的纹样，一般帝王只有在重大仪式上才会穿着，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是礼仪性服装；玄端是帝王和大臣贵族的日常服饰，上面没有纹样装饰，因此称为玄端；深衣是上衣下裳的衣服，是上下分开裁剪后再缝成一件，是王公贵族的日常衣服，也是平民阶级的礼服；襦，是一种较短的衣服，如果是较为粗糙的布料织成又可以称为褐，襦是条件较好的平民所穿，褐是劳动人民所穿。

夏朝时期的人们用玉、骨、绿松石等材料制成首饰。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玉项饰、玉手镯等饰品，并且还有龙形和凤形的形状，制作精美，琢磨精致，可见当时的雕琢技巧之高超。此外，人们在各自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绿松石珠、骨、象牙梳等首饰。总的来说，夏朝时期的首饰已经多种多样，且制作较为精美。

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等考古学者在河南省陆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岗文化遗址等多处考古文化遗存。1959年后，徐旭生等人对二里头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考察，发现这一文化遗址的存在时代大体在河南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但关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性质归属，考古学界有很大的争议，分为了两种看法：考古学者赵辉、许宏等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部分或者全部属于早商文化遗存；而邹衡、李伯谦等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文化遗存。

在刚刚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之初，徐旭生将其认定为商文化遗存，并且判断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可能是商汤都城，其理由是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在的偃师区与一些文献记载相符，例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正文中有一条这样的批注：尸乡，殷汤所都（汉代称呼偃师商城一带为尸乡）。但后来的考古教授方酉生等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有可能还是夏朝都城斟鄩，《尚书》中记载“姒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因此他提出太康居住的地方靠近洛水，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在洛水边上，因此与文献记载相符。

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让高炜等原本支持“二里头商都说”的学者转而支持“二里头夏都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以后，人们利用碳测定等方法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碳14、地层都进行了更为科学的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存在年代在距今约3800-3500年前，处于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之间。其中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文化遗存与二里岗文化年代相同。所以邹衡等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一二期遗址应当属于夏文化遗存。

但许宏仍然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没有出现“夏”字可以证明其属于夏文化，因此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可能是夏文化，但也有可能是早商文化，甚至他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有可能是早商都邑的假说。另外，考古学教授赵辉也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一二期和三四期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他认为一二期和三四期的区别是属于时间更替，而不是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剧烈变化。

在清朝以前，由于《史记》《竹书纪年》等史料中都记载了夏朝的存在，因此古人没有对夏朝存在与否产生过争议。

1921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界开始采用西方科学考古的研究方式。在西方疑古思潮的影响下，部分历历史学者，如顾颉刚、郭沫若等人开始质疑夏朝是否存在，他们认为在考古发掘中一直找不到夏朝的文字记录，且有关夏朝的史学文献都是在夏朝数百年后所作。因此，这部分学者提出来夏朝不存在的观点。

在国际上，很多外国的历史学者，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等人也试图否定夏朝存在。他们认为夏朝时期的文字记载都是后人所作、缺乏夏朝历史遗迹，因此一直否定夏朝存在。但是也有倪德卫等西方学者认为夏朝是真实存在的，他们认为《竹书纪年》等历史典籍的记载是可信的，因此支持夏朝存在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发掘中不断发现在时间上要早于商朝的文化遗址，例如洛阳王湾三期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等，安金槐等历史学者在对这些文化遗址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文化遗址对应的时间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夏朝、地点也与史书记载的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文化的观点。

另一方面，甲骨文的发现被用于佐证商朝存在，而考古学家杜勇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多数史料中对商朝的记载。杜勇等学者提出既然商朝的史料记载大多符合甲骨文记载，因此他认为夏朝的史料记载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000年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仍然没有得到夏含夷等学者的认同，他们还是质疑夏朝的存在，其观点主要为：“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朝活动可信度存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文字，难以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王朝文明。

禅让制相传是中国上古时代权力传承的一种制度。尧在位期间将帝位禅让于舜，舜在位期间将帝位禅让于禹，禹在位期间将帝位禅让于伯益。它存在于公天下的时代，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中正思想，被认为是原始时代实现政权更迭的有效手段，也是孔子、孟子极为推崇的政治模式。

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禅让制是否存在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韩非子》《竹书纪年》等历史典籍中提出禅让制并不存在，并且指出来舜逼迫尧而夺取帝位、禹流放舜以后夺取帝位、启打败伯益后夺取帝位。

近代以来，对禅让制是否存在也形成了两种看法，郭沫若、王玉哲、范文澜等人认为禅让制是存在的，郭沫若就曾在《中国史稿》一书中说：“这一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情况”，他们认为禅让制是以部落联盟形式为基础，禅让制的实质是各个部落首领将领导权赋予部落联盟的首领。而顾颉刚、杨向奎、张松辉等人认为禅让制并不存在，他们认为禅让制是墨家、儒家为了构造“尚贤主义”而杜撰出来的。

关于禅让制是否存在，史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对于禹、启和伯益之间的关系，史学界也有多种看法，分别为《史记》记载的伯益主动让位的说法、《竹书纪年》记载的诸侯选择归附启的说法、《韩非子》记载的启杀死伯益后夺取天下的说法。由于启在位期间发生了有扈氏叛乱、夏朝与伯益所属的东夷部族交战等事件，因此姜惠发等学者分析认为启得位不正，有扈氏叛乱是由于诸侯并不认同启得到王位，与东夷交战有可能就是因为启杀死了伯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界不仅对夏朝存在与否具有争议，而且对于夏朝文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关于夏朝是否有文字、是否进入青铜文明，这些问题在史学界中一直争论不休。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开始对历史遗迹、历史文物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古，挖掘出了很多有关夏朝存在与否的材料，并且也提供了更多有关夏朝文明进程的文物。

考古学者夏鼐等人认为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来看夏朝时期已经进入青铜文明时代。考古学家赵芝荃等人在二里头文化遗址、洛阳王湾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铜渣、铜制品，由于这些文化遗址的存在时期与夏朝存在时期相近，因此夏提出这些考古发现可以作为证明夏朝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而先秦史专家王玉哲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指出这些铜渣的发现是在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遗址，而三、四期遗址又被认为是属于早商文化，因此只能证明商族很早就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在这些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甚至有些刻画符号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左右。由于刻画符号的数量较少，现在还未能掌握这些刻画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学者戚怀亮在结合了夏朝之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和夏朝之后的商朝文化遗址进行对比研究后，他判断夏朝时期已经出现文字，只是这些文字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先秦史专家王玉哲不认同夏朝时期出现文字这一看法，他认为既然这些刻画符号的含义未能弄清楚，那就不能认为是夏朝人发明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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