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又名《八十一问》《八十一难》《黄帝八十一难经》。其成书年代及作者的问题未有定论。《难经》以基础理论为主，兼顾分析多种相关病症，内容包括经脉、脏腑、阴阳、五行、病证、营卫、输穴、针灸等，涉及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诊断与治疗。全书共81问，又可细分为6个大类。《难经》文字古奥精省，辨析精微幽深，说理透彻详尽。其中，脉诊最早提出“独取寸口”之法，同时，对经络学、命门、三焦等皆有精当论述。

《难经》在中国古代医学发展中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对《内经》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延展，并对汉以后乃至当代的医学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贡献不仅体现在医学理论方面，而且体现在临床方面。

今天所称的《难经》实际上是《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在古代很多典籍中，提到《难经》，均是称作《黄帝八十一难经》，对此应加以注意。在这之中，“八十一”指的是该书本身的内容，书中就不同的医学问题设问，共分为81小节，每一小节有问有答，或提出一个问题，或提出2-3个问题不等。“难”，读去声（nàn），表示问难的意思。在流传过程中,关于“难经”之“难”的读音问题有很多的争议。各朝各代，均有不少医学家为《难经》作注，其中，杨玄操、黎泰辰、纪天锡等医学家将“难”读为“难易”之“难”。但考证相关史料，一直到隋唐时期，“难”与“问”皆是可以互译的。且《史记》中提及的“死生之说，存亡之难”两句，在《史记·黄帝本纪·索隐》中亦释为“问难”。“经”有二义，一为经典之义，因其为医学理论的重要典籍，故曰“经”；二有“径”义，因为书中所阐发的内容，是习医之人探求医学奥理之门径。

《难经》著者何人，著于何时，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关于《难经》的成书，目前虽没有定论，但形成了几种主流的说法：

晋代皇甫谧曾在《帝王世纪》说到，《难经》乃为黄帝所著，此外，南梁阮孝绪也有类似言论，考传世文献，在隋以前，多将《难经》附于黄帝名下。或是不知作者，或是出于传名的需要，与《难经》附于黄帝名下类似的，古代兵书也颇多附于姜子牙者。

此种说法最早出自唐朝，由杨玄操提出。杨玄操曾在序中说，《黄帝八十一难经》是由渤海扁鹊所写，其医术与以前的扁鹊很相似，所以当时有人将他称为扁鹊，又因为他是出生在卢国，所以有人叫他河南省越人医药有限公司。因此后人误以为扁鹊和卢医是两个人，实际上，指的都是杨玄操在这里所说的秦越人，但此秦越人又非真正的扁鹊。此后，《旧唐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由于杨玄操的注本在后世颇为流行，故此后历代医家持此说者众多。

赵浚谷曾说，传言《黄帝内经》是由黄帝所写，《难经》是由越人所写，其实《难经》不是由越人所写，而是由淳于意所写的。此仓公，即指淳于意。今人何爱华从《难经》的学术特点出法，结合仓公相关诊籍，也得出了一致结论。并以此为依据，论证《难经》非成书于战国，而是成书于西汉。此外迟华基氏也认为《难经》成书不晚于西汉，但他并不认可《难经》出自于淳于意的说法，其认为《难经》当为秦越人所撰。

《难经》在海外的研究也蔚为大观，其中，日本医者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丹波元曾在文章中探讨《难经》的作者问题，得出了《难经》出自东汉名师之手的结论。今人李今庸赞成此说。通过分析研究，他进一步指出，《难经》成书年代下限公元106年。贾得道也支持丹波元丹波元胤的观点。

首倡此说者系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恽铁樵、廖平也从其说,日本人山田宗俊认为，古医籍《八十一难》已失传,今传世版本当为后人之作。万方则更确切地讲到，《众难经》《帝王世纪》中所涉《难经》处,都不出自今流传版本。因而得到了结论，《难经》出于六朝后期。

《难经》将《黄帝黄帝内经》中深奥的中医学理论，归纳为81个问题，进行释疑解难。内容包括经脉、脏腑、阴阳、五行、病证、营卫、输穴、针灸等理论的疑难问题。涉及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诊断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方面，在阐发中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一至二十二难主要论述脉学，介绍脉诊的基本知识，以及正常与异常的脉象。首先提出了“独取寸口”的诊脉法，把古代比较繁难的三部九候等各种诊脉法统一，确立了以手腕寸、关、尺为三部，每部之浮、中、沉为九候的“三部九候”诊脉法。

二十三至二十九难论述了经脉的流注始终、经络的长度、营卫度数、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及其相关病证。对《灵枢·经脉篇》作了简要阐述，主言经脉气绝之证候。《难经》集中发挥了《黄帝内经》中奇经八脉的含义、内容、循行部位和起止处，以及其与十二经脉的关系、发病证候等。

三十至四十七难以脏学说为主要议题，介绍了脏府的解形态、生理功能、营卫周行。对三焦、命门、七冲门（即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胃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之会为阑门、下极为肛门）、八会理论，皆有阐释。《难经》关于人体消化道由唇到肛门的“七冲门”之论如此精彩，可以说是得益于当时医家在实际解中获得的科学数据。

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主要论述疾病。强调要以四诊八纲为基础辨证，以五行生克关系来阐明疾病的传变、预后。列举伤寒、腹泻、癫狂、胸痹心痛、积聚等，作为辨证的范例。

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主要论述针灸偷穴。重点对五脏募穴、穴以及五输穴主治病证进行深入论述。重视狭义愉穴和一些特定穴位与经气运行的关系，以及与脏腑的关系等。

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主要论针法，如迎随补泻法、刺井泻荧法、补母泻子法、泻火补水法等，以及这些方法的应用、宜忌、注意事项。指出针刺疗法要因时制宜，要着眼于“治未病”。

《难经》原本已失，今天所能见到的版本，皆为诸家注本。

就目前的研究发现来看，三国时孙吴的太医令吕广所注《黄帝众难经》为最早注本。吕广注本到唐代时仍然可见。其后，经唐代杨玄操整理，《难经》的内容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杨玄操曾在序中说，扁鹊曾在《内经》中精选了八十一章加以演绎发挥，内容精要，是治病救人的良方，但直到三国时期，吕广才为《难经》作下注解，而且注解并不完整，只有二十四章。他是在吕广的基础之上对《难经》再作注解的。而且杨玄操特别提到，为使条理清晰，语意连贯，他曾将《难经》进行重新编序排次，所以，我们如今见到的经过杨氏整理的版本，和《难经》原貌已有很大差别。如今，吕广、杨玄操二人的注本均已亡佚，但仍可在《难经集注》中窥其原貌。

最早校《难经》的是王九思，此后，王鼎象、王惟一等人都进行过校正，但此三人的校本均已不再流传于世，可以知晓此三人曾为《难经》作注，是因为在《难经集注》的卷首收入了他们的姓名。

两宋时代有记载可查寻的注释过《难经》的有丁德用、虞度、杨康侯、侯自然等15位之多，但注本大多已亡失，现仅有三家存本。分别是宋䮐《难经句解》、王惟一《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王宗正《难经疏义》。

据史料记载，金元注家有7家,但传世到现在的仅存2家。一为金代纪天锡《集注难经》，一为元代滑寿《难经本义》。滑寿所注《难经》，极具个人特色，是《难经》注本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其曾在书中说，他在为《难经》作注之时，参考过诸多文献，通过《黄帝内经》二卷，他考查《难经》的起源；通过张仲景等后人所撰写的医学典籍，来考查《难经》的影响，而且诸家妙语，均有收录。本书最早的刊本没有留存下来，但由于其影响大、流传广，所以后来又经过了多次刊印。

明代《难经》注本与金元两代相近，有16家作注。其中，熊宗立《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与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影响较大。这两个注本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注解《难经》时，配以图解说明。特别是张世贤所撰《图注八十一难经》，每一难后都配有相关图片，经现代医学家考证，他所绘的“肝有两叶图”“人身之背面脏腑形状图”几乎与现代解剖学完全一致。

清代以后《难经》注本十分之多，达40余家。受人们推崇者有徐大椿的《难经经释》丁锦的《古本难经阐注》及叶霖的《难经正义》。

民国时期注本共存29家。其中张寿颐《难经汇注笑正》、黄竹斋所著《难经会通》是注释较优者，均对研读《难经》有一定帮助。

新中国成立以来，《难经》研究范围较广，著述颇丰。其中包括了《难经》的成书、作者、学术渊源、等多角度的研究。研究专著超过20家，发表论文超过300篇。其中，整理研究主要集中于点校勘正、注解译释、选释讲解、分类研究等几个方面。

《难经》以问答的体裁，辑为81难。《难经》问答之体，是从汉大赋的主客问答体发展而来，经唐朝杨玄操整理之后，严格形成一问一答的形式。作为一部医学典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此外，《难经》文简意，文义深奥，发挥颇难。《难经》文字既有典雅之美，也有难许结憾，在现代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不少出版社针对这一问题已出版相关注本和译本，这也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便捷之法。

《难经》中存在许多量化性语言描述概述，如《四十二难》中说：“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这些量化性语言描述体现了《难经》作者在判断邪正消长的量值变化时明定量思辨的过程。

《难经》中的时空观非常值得注意，其将时空的概念应用到了脉诊的过程之中，充分阐释了独取寸口，尺寸与上下，脉之阴阳中的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充分体现出了古代时空观，反映了中医整体观与时空观的密切关联。

《难经》贯彻了人与自然界内外环境相统一的观点。在生理上，脉象与季节相应。天时有时令季节的不同，脉象在当令之时呈现旺脉。一是四季旺脉。在病理上，疾病与季节相关。在诊断上，记述了脉逆四时的病脉、死脉。认为脉有胃气为平脉，脉少胃气为病脉，脉无胃气为死脉。在治疗上，针刺治疗应与经气之季节变化相应。如进针深浅应与时令季节相应。

《难经》中多处体现了辩证防治观，尤其突出的是在运用五行生克规律，通过五行调和之法，指导针刺的防病治病原则，更是《难经》首创。在生理上，人身的经脉及俞穴都具有五行属性，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在病理上，常以五行生克规律为指导，阐明疾病的发生和传变规律。疾病的发生，有本脏本经受邪而生，也有他脏他经传变而得。在治疗上，根据五行生克之理，制订补泻法则，提出种种防病、治病原则。

寸口诊法首次出现不是在《难经》，而是在《素问》，《难经》对此之所以有独道贡献，在于其首次提出了“独取寸口”的诊脉之法。《一难》中说，分布在人体的经脉一共有12条，这12条经脉在特定的部位都会有搏动。之所以独取寸口脉，原因在于寸口是十二经脉的总汇合处。

因此，仅通过寸口脉象的变化即可诊知十二经脉、五脏六腑的情况。《难经》这一理论提出的可贵之处在于，“独取寸口”将《黄帝内经》中全身遍诊简化为了寸口的三部九候。一方面，这大大简化了诊问流程，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是对古代伦理纲常的一种适应和保护。后世包括王叔和、李时珍在内的诸多医学家关于诊脉之法的理论建树都是在《难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独取寸口”这一诊法至今仍在临床上被使用。

《素问》中曾把伤寒作为外感发热疾病的总称。《难经》则将伤寒病证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在《五十八难》中，作者将伤寒细分为五种，分别是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每一种症状有所不同。

在如何区分热病和伤寒方面，《难经》对《内经》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内经》仅将“伤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难经》在《五十八难》中则明确指出，热病脉，因热而病，寸尺脉都浮，热与心通，心主血，见脉滑，热为阳脉浮，外盛则里虚，里气血皆有不足，可见散涩脉，温病脉，因属疫病之气，归经无常，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或针刺或用药各归其经。从而将热病和伤寒从脉象上加以区分。《难经》中此类论述，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产生了启迪，提供了理论根据。[30]

在预防疾病方面，《黄帝内经》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难经》则在此基础上对“治未病”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在《七十七难》中，作者便举了一例来说明“治未病”的情况。如果患者得了肝病，那么根据五行运行的规律，则可以推断这个病将会向脾转移，如果能够提前对脾脏进行保养，那么将会抑制病变的发生，此所谓“治未病”。

此后，张仲景受《难经》启发，在其著作中对“治未病”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一套系统的肝病补脾论。后来，叶天士根据温病伤及胃阴虚之后病势进一步发展往往耗及肾阴的病变规律主张。这些者是《难经》“治未病”思想在临床上具体运用的成功范例。

《难经》是首部将命门作为内脏提出的医学典籍。在第《三十六难》中，作者首次提出，我们常说的两个肾，其实并不是两个都是肾，其中，左边的我们称之为肾，右边的则称之为命门。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理结构中的重要性，由此开创了命门学说。此后，明代赵献可、孙一奎等人在《难经》的基础之上对命门进行了更为深入地具有理论性的探讨，但追本溯源，仍在《难经》。时至今日，前贤们对于命门的多方面探讨仍在临床医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黄帝内经》中有涉及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但毕竟还不全面。《难经》则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对人体内部诸多器官的形态、功能等进行了详尽、丰富的论述。

比如在《四十四难》中，作者便详细解答了七冲门的位置。所谓的“七冲门”即指飞门、户门、吸门、贲门、幽门、阑门以及魄门。飞门指的是双唇，此门管理食物的进出；户门则是指牙齿对于进食的把控；吸门则负责在食物下咽并通过食管与气管的交叉口时关闭气管口，以防止食物进入气管；贲门管理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则是管理食物从胃部进入小肠的通道。阑门则是分别大便与小便的关口；最后的魄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肛门。

再如《四十二难》中，作者对胃、小肠、大肠、肝、脾、胆、膀胱、嘴唇、牙齿、舌头、肛门等的外形、大小、周长、容积都作了详尽的说明，并采用了通俗易懂的方式。以大肠为例，大肠周长四寸，直径一寸半，长二丈一尺，可以容纳谷物粮食一斗，水七升半。大肠的末段周长八寸，直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可以容纳谷物粮食九升三又八分之一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距离今日如此遥远的时代，《难经》的作者在面临着严峻的客观条件之时,其作品中能够对人身体内部器官作出这样精确的描绘,无疑是我国解剖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跨越。在《难经》的基础上,清代医学家王清任对人体解剖学也作出了更加广泛地探讨。

《难经》在针灸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给当代针灸临床以极大的启发。虽然《黄帝内经》提及了人体内部的脏器、穴位。但并未进行详细的论述，也没有对各穴位的主治病证做出明确的说明。而《难经》则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补足。

比如在《六十八难》中，作者不仅明确了井穴、荧穴、输穴、合穴等的位置，还进一步说明了井穴主治肝木病，荧穴主治心火病，输穴主治脾土病，经穴主治肺金病，合穴主治肾水病。这些都为后世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又如在《七十八难》中,曾介绍精于针灸的人能用左手按穴位,但不通之者只会用右手。这一先见充分肯定了左手在针刺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对针灸临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059年，《难经》传入朝鲜。1986年，再度传入德国。遍观国外对于《难经》的研究，日本尤为突出。不仅研究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成果颇丰，仅流行的研究著述就多达18家。

其中，藤万卿所注《难经古义》，对《难经》进行了重新编次处理，参考价值较高。此外，丹波元鼠所撰《难经疏正》也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他在注文中说，自己以王氏所注为底本，参考诸家注述，另加以补充个人见解，严谨考查经文，找寻出处意指，旁征博引，作为佐证。丹波元鼠对《难经》进行了详细谨严的考证，所而使得全书言而有据，训释得当。

值得一提的是，加藤宗博所著《卢经哀腋》，今本虽流传不广，但其内容兼采诸家之长，加以总述和图解，所收资料之丰，实属罕见，可谓研究《难经》极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难经》是中医学理论中的瑰宝，其成书年代甚早，记录了中国早期先民的医学智慧，展示了在当时极端不充分的医学条件下，古人所能取得的伟大成就。全书不仅内容极为广泛，而且论述精当，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对三焦和命门学说，提出了新论点，并较系统地论述了奇经八脉的循行、功能与病症以及五前穴、原穴、脸穴和募穴在针刺治疗上的作用等。故其对深入研究中医理论，更好地指导临床，有着重要意义。

限于时代的局限性，《难经》也有某些牵强之说。从内容上看，《难经》是对《内经》的进一步阐释和申发。故其胜在实践性强，但创见性较小。同时，由于文字古奥，阅读具有一定难度。此外，《难经》虽不能明确具体写作时间，但根据唐朝杨玄操作注一事可以推断，《难经》当为唐前作品，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医学水平，不可否认的，与今天有较大差距，故而当中也有不少需要摒弃的学说和方法，在阅读之时，应当结合今天的知识，对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由于《难经》衍生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

由于《难经》衍生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