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原无题名，又可名《纪年》等，由中国战国后期魏国史官编，是晋朝太康初年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战国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墓地中发掘出的竹简古书之一。

荀勖、和峤、束皙、卫恒等西晋著名学者，将出土的文言文摹拟作隶书共十三篇，即“古本”《竹书纪年》。“古本”早已散佚，如今辑佚出约四百条，内容始于夏、商、周，终于魏今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按年编次，在夏、商、西周时期纪年使用夏历，东周时期用晋纪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纪年。

现存的《竹书纪年》即“今本”，是后人重编的版本，包括两卷，上卷包括黄帝、五帝以及夏、商的帝王，下卷从周武王伐纣直到周隐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用周王纪年，从东周平王开始记录晋国史事。

《竹书纪年》，尤其是“古本”《竹书纪年》，是中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它对晋唐间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也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并能与传世、出土书籍进行补充互证，尤其是它与《史记》传统儒家历史记载的区别，进一步揭开了历史真相。

《竹书纪年》本无书名，根据其按年编次的体例，出土当时的整理者将它命名为“纪年”。或又根据书写载体，称之为“竹书““竹书纪年”“汲冢竹书”；或根据出土地，称之为“汲冢纪年”“汲郡竹书”“魏郡竹书”“汲冢书抄”；或根据文字，称之为“汲郡古文”“汲冢古文”；还有“书纪年”“纪年篇”等称法。但最通行的称呼还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书名繁多，尤其是古时各家所述，往往各随所便，没有定式，汲冢所出之书皆可称为“竹书”或者“汲冢书”，浑言不别，即在笼统的称呼上相同，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斟酌鉴别、辨析异同。

中原地区晋朝初年，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人不准在战国魏襄王（一说魏安僖王）墓地中发掘出一大批的竹简古书，史称“汲冢书”，其中就有《竹书纪年》。竹简早已散佚，原用战国文字书写，荀勖《穆天子传序》称之为“文言文”，即《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三体石经等所保存的六国文字资料，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之为“科斗文字”，则是古文的别名，这是因为古文的笔画一般写得前粗后细，或两头细中间粗，形状像蝌蚪的缘故。

关于具体的出土年代，隶书记载并不统一，主要存在咸宁市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太康八年（公元287年）这四说。现在一般持太康初年的说法。

《竹书纪年》出土年代的不同说法及相关记载

汲冢竹书的出土受到了当时的重视，经过了荀勖、和峤、束皙、卫恒等当时著名学者的整理，写定成书七十五篇，共计十余万字。《竹书纪年》十三篇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传世文献如《隋书·经籍志》、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汲冢书的出土与整理经过有所记载。司马炎时期，汲冢竹书出土，但由于发掘者不以为意，竹简散乱无序，字迹漫不清，已经不能辨认，在传抄中讹误益多。于是中书监荀、中书令和峤奉命对其展开编次工作，并用“今文”，即隶书书写，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共十三篇。

《晋书·荀勖传》记载：“及得汲郡冢中文言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这是说，汲冢书经过整理编次后，还被荀勖列入了中国第一部四部分类法体系分类目录《中经新簿》丁部之中。

由于竹简文本的残缺、文字转写的讹误、古文理解的困难等诸多原因，初释本的内容解读也存在诸多争议。《晋书·王接传》与《束皙传》记载，武帝下命编次隶定工作以后，司马衷时，任秘书丞的卫恒也展开了对汲冢书的考正释义，但未完成而遭五胡乱华，于是佐著作郎束皙接续完成了义证。卫恒、束皙相继对汲冢书展开了考正、释义，是为考正本，又称“卫束本”。

《晋书·王接传》还记载了在卫恒、束皙之后，还有一代代学者参与了整理工作，比如，时任东莱太守的王庭坚，与束皙一样，也对汲冢书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他们二人皆亡故，散骑侍郎潘滔支持并劝说王接继续开展论说，解决二人留下来的疑问与纠纷，王接于是开始著述论证，其成果得到了对汲冢书有所研究的挚虞、谢衡的赞同。《儒林传·续咸》记载西晋的文臣续咸也有著作《汲冢古文释》十卷。

《竹书纪年》的出土整理过程中，在统治者命令下，荀勖、和峤进行编次隶定，束皙、卫恒进行考正注释。后续过程中，还有王庭坚、王接、挚虞、谢衡、续咸等学者自发参与了汲冢书的考释与讨论。当时《竹书纪年》流传甚广，学术界对其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但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等变故，最初的十三卷本，在《宋史·艺文志》仅存《竹书》三卷，元代以后连三卷本也失传了。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与体例和一般列国史书有很大的不同。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对《竹书纪年》的性质有扼要的说明：“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下至魏襄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竹书纪年》是一部始于上古夏商周三代，终于魏今王（或称哀王、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即秦秦灭六国之战（公元前221年）之前78年的通史，是魏国的史书。

杜预所见荀和本《竹书纪年》起自三代，如今的“古本”《竹书纪年》则辑佚出了五帝纪部分。五帝纪内容简略，不如“今本”有规整的脉络，因此其是否应该属于正文，学界仍存争议。朱右曾、方诗铭等学者就认为，编年纪事始于三代，五帝纪别为一编，将其视作夏商周纪的附录。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在夏、商、西周时期，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正月”，使用夏历，记叙的重点是王室世系与年代，并不涉及王室下属的列国；东周时期，叙事重心转移至晋国，用晋纪年；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也是晋烈公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为诸侯后，“晋国灭，独记魏事”，开始专详魏国史事，用魏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时代及其君王顺序

“古本”《竹书纪年》在内容方面存在与传世史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载，可以进行对比考证，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例如，《史记·五帝本纪》对尧舜王位继承过程的记载十分平和：“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尧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足以胜任，于是将舜推荐给上天。“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舜称自己继承王位是上天的安排。《史记正义》引述《竹书纪年》则指出“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通过囚禁尧获得王位。

又如，对于禹的儿子启得到王位继承，《史记·夏本纪》记载为“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竹书纪年》则记载殊异：“益干启位，启杀之。”《竹书纪年》这一记载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中有相近的说法，与《史记》的传统说法形成抗衡之势，《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也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故时而引用《竹书纪年》对《史记》有所补充。

“今本”《竹书纪年》包括两卷，上卷始于黄帝，后有五帝，以及夏、商的帝王，记载了夏、商每任君王的即位年、卒年以及相关史事。从尧元年（公元前2145年）开始有系统的编年，各王元年有天干地支纪年。下卷记载了周代从周武王伐纣直到周隐王（周郝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期间每一任君王的即位年、卒年以及相关史事。用周王纪年，从东姬宜臼开始记录晋国史事，不再记录周王即位。

“今本”《竹书纪年》卷次及其所记君王顺序

记载时代上，“古本”始于夏，“今本”始于黄帝，“今本”推前了时代的上限，有更丰富的夏朝以前的六帝的资料。

格式体例上，“今本”相比“古本”增加了注释。

采用纪年上，“古本”春秋战国时期采用魏、晋纪年，“今本”改为东周王室纪年，并且从尧开始增加了甲子天干地支纪年。

记事内容上，“古本”记事偏重东周以后，“今本”则在东周以前更加详细，“今本”所记史事基本涵盖了“古本”的内容。

“古本”“今本”《竹书纪年》与《春秋》对比

从古之视角来看，《竹书纪年》对晋唐间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申左》通过引用束晳之语，给予了《竹书纪年》高度的评价：“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史通》还指出，杜预援引《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互证，干宝以《竹书纪年》为师范，《竹书纪年》在未散佚时，流传甚广，被视为信史：“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竹书纪年》客观上推动了晋唐间古文经向史学的转化，以及历史考证学与疑古精神的发展。

从今之视角来看，作为一部编纂于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补充了上古历史史料的空缺，还可以和其他已有的文献记载进行对比互证，纠正纪事之误。

《竹书纪年》为上古历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竹书纪年》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也是最早系统记录夏商周三代的传世文献。而在此之前，文献中只有西汉刘歆《三统历世经》、晋朝皇甫谧《帝王世纪》和汉代所传殷历，这三类文献记载了商周的积年（天文学上的纪年方式），而《竹书纪年》提供了有别于这些资料的夏、商，盘庚迁殷到殷亡、西周的积年。

作为出土的汲冢书之一，《竹书纪年》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价值也被王国维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孔子壁中书、汲冢书，以及甲骨文、敦煌汉简、敦煌唐写卷、内阁档案，这大三类文献被并列为“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如今，“孔壁汲冢”常并称，除了实际含义以外，还可以用来代指先秦古文，或用以比喻珍贵的古代文化典籍。

《竹书纪年》可与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比，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传世文献中，《竹书纪年》可与先秦秦汉历史典籍对读，如《春秋》《史记》等。例如，对于夏启即位的这段历史，《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这与《史记·夏本纪》“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之记载殊异，但与《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的说法正相合。又如，帝太甲因暴虐被伊尹放逐桐宫，最终又回归帝位，关于这段过程，《史记·殷本纪》称帝太甲“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迎回了太甲，“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则皆记载为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竹书纪年》出土于晋朝时期，《史记》的撰写并未受到它的影响，且西汉时儒学思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与儒家正统相悖的历史记载也就难以见于史籍。《竹书纪年》可以进一步为抛开儒家叙事模式来了解历史真相提供证据。

此外，《竹书纪年》还可以与《史记·六国年表》互为补充，纠正魏、韩、赵、楚、燕、齐六国纪年的混乱。例如，《史记》记载有三位魏王，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襄王在位十六年，哀王在位二十三年，但据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魏惠王三十六年后改元纪年，于是又从一年开始，直到改元十六年，这三十六年与十六年皆是魏惠王在位。

在出土文献中，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都是战国时期所撰的史书，与“古本”《竹书纪年》体例有相近之处，在西周部分的史实上也可以互相印证。

历代学者对于《竹书纪年》存在不同的评价，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古本”、“今本”的真伪性质问题。而随着文献证据的不断发现，各种观点又有不断的修正与补充。

历代评价及其代表学者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焦点，并且有过两段重要的研究时期。

清代少数学者，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认为“古本”“今本”皆伪，汲冢原书可能就是晋人作伪的；一些学者笃信“今本”为真，并常引之为史证，如顾炎武《日知录》、戴震《水经注》校本、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等；还有不少学者主张“今本”出于“古本”，如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赵绍祖《校补竹书纪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订竹书纪年》、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等，他们认为“今本”并非出于杜撰，可以和经史互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受到此说影响，将“今本”《竹书纪年》译成英文出版。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古本”为真，“今本”为伪。此说影响最大，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成为主流。清代官修解题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崔述《竹书纪年辨伪》、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等，皆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作。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朱右曾的基础上又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二书，其中《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逐条证明了“今本”《竹书纪年》伪托之迹，彻底否定了此书的真实性。这是“今本”《竹书纪年》真伪问题讨论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这一观点被海内外研究者广泛地接受。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青铜器等考古实物的不断出土，器物铭文等出土文献的释读，让学界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进行不断的修正与补充。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坚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他们除了继承发展王国维的辨伪方法和观点，还进一步从“今本”的岁名干支、列王年数、思想倾向、著书体例等方面进行阐发。与此同时，海内外一些学者对王国维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作，它虽然经过了后人的篡改和增饰，但与“古本”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四川大学陈力《论别本〈竹书纪年〉》，还有美国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今本竹书纪年论集》，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然而此两说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竹书纪年》仍待新的研究与发现。

当今学界一般将《竹书纪年》分为“古本”“今本”。这个说法源于清代朴学大兴之际，当时的学者认为，晋朝时出土的原本《竹书纪年》十三篇在两宋时期逐渐亡佚，称为“古本”。而通行的《竹书纪年》为“今本”，或称“今书”“近本”。

也有个别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认为《竹书纪年》应分为“原本”“今本”“古本”：“原本”可能早已亡佚，“今本”来自晋人对汲冢出土竹简的整理本，“古本”是近人辑录古书所引用《竹书纪年》而成的辑佚本。

按照主流的分法，《竹书纪年》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晋朝出土的《竹书纪年》竹简早已经散佚，晋代学者所作的整理、释文也逐渐失传。

晋、唐间，引用《竹书纪年》的典籍众多，因此“古本”《竹书纪年》辑佚的文献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历朝官私所修的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二是对前代古籍的私家注释，如郭璞《山海经注》、郦道元《水经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以及《史记》注文，如徐广《史记音义》、《史记》三家注（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剩下的专书总归为一类，如皇甫谧《帝王世纪》、干宝《搜神记》、道宣《广弘明集》、瞿昙悉达《开元占经》等。

清人朱右曾开创《竹书纪年》“古本”辑佚之先，作《汲冢纪年存真》；在他的基础上，近人王国维进一步搜集各家类书、古注中所引《竹书纪年》佚文，进行整理、汇辑、校订，从而形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在海内外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人范祥雍对王国维《辑校》进行订补，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这三部成果前后相继，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本中影响显著。此外，还有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

现存的《竹书纪年》即“今本”，是后人重编的版本。

由于《竹书纪年》在明代刊刻众多，清以来学者往往以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人所编。范钦《范氏奇书》、赵标《古今逸史》、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汪士汉《秘书廿一种》、吴宏基《史拾遗闻》校本、孙承泽《五经翼》校本，皆可见“今本”《竹书纪年》。其中，范钦的天一阁刻本是现存较早的版本。

天一阁本及大多数今本《竹书纪年》系统的版本，卷端都题有“梁沈约附注”，其实是后人重编过程中大量抄录了梁朝沈约所撰《宋书·符瑞志》。

清代雷学淇在其《考订竹书纪年》中言曾见一部元明间的刻本，今所未见。洪颐煊又在《校正竹书纪年》中指出“罗泌已见今本”，指的是南宋时期罗泌所撰杂史《路史·国名纪》中，引用了《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与“今本”全同，将“今本”的出现时间进一步提前到南宋时期。

关于其确切的版本源流，至今仍限于推测，未有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