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以人数计，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单一族群，约有14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8%（2014年）。中国大陆汉族人口约为128631万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91.11%。汉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国的中东部，海外分布在东南亚和北美洲较多。缅甸的果敢族、越南的艾族和明乡人，也属于汉族的分支。汉族的通用语言是汉语，属汉藏语系，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主要方言有七种，分别是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语。汉字是汉民族通用的文字。

传说远古时代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是汉族不同时期的先民，故而汉族也自称炎黄子孙。先秦时期，夏商周民族与周边的夷狄等少数民族因战争、民族迁徙等原因不断融合，在春秋时期出现了融合夏、商、周、楚、越和蛮夷戎狄的新生民族——华夏族。秦王朝建立了统一中央集权，实现了华夏民族统一，秦始皇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汉朝建立后，华夏族演变成汉民族，因汉朝之强盛，“汉”也逐渐成为族称。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南迁，黄河流域汉族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南北朝时期继续有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约三百年的民族大融合使得汉族广泛吸收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因素，最终在唐代形成了唐文化，汉民族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汉族也在此阶段被称为“唐人”。安史之乱、唐末藩镇割据以及五代时期的战乱，使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又开始了一轮民族同化。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女真人与金人等少数民族迁入中原，与汉民族百姓杂处，逐渐汉化。元朝时期，在蒙古族统治下的汉人遭受压迫，但元朝统治阶级也逐渐汉化，如开科取士、以儒治国等。明朝灭元朝后，蒙古、色目人大多改为汉姓，汉民族由于从军、屯田等原因移民，与少数民族交叉融合，汉族一度恢复强盛。然而明末清军入关后，清朝建立，满人统治之下的汉族遭遇危机，士人阶级被迫臣服于清朝的统治。清朝末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汉族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汉民族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占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这也奠定了汉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基础。

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中部和东部，这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河流流域和水系生态决定的，汉民族在边疆与各民族交错杂居，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融合了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因素，也有部分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汉族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成为当地的华侨华裔，特别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地区。汉民族在宜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形成当地的唐人街、汉族文化圈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世界影响。汉族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以渔业、畜牧业、手工业为辅，擅于陶瓷和雕刻，汉民族的手工制品制作精美，一些手工制品远销海外。汉族有丰富的口传文学和书面文学存世，书面文学传世的著作较多，许多书籍至今在对应领域发挥作用。汉族有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对后世的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有很大影响。汉族在宗族观念影响下形成宗法制度，并利用乡里制、保甲制等制度巩固封建政权，后期还有里甲制用于处理民间事务。汉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信仰种类较多，鬼神巫术、儒教和道教，是汉民族本土宗教信仰，这些信仰重视祭祀，后又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传入中国。汉民族传统文化较为丰富，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凝结成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此外，汉民族的婚丧嫁娶、日常行止、待人接物等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至今有许多风俗习惯还保留着。

“汉”作为族称，最早源于汉朝约刘彻时期。如《汉书·李广利传》云：“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在与邻国和邻族交往过程中，各邻国和邻族放弃对汉族的旧称（如秦人等），称汉朝的使者为汉使，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两汉之际，“汉人”之类的称呼，主要指汉朝之人的意思。“汉”作为汉族的族称则应不晚于南梁初期。如《南史·杜骥传》：“尝侍刘义隆，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纯结，汉人莫及’。”《世说新语·语言篇》：“高望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唐朝在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中也常自称为汉，与“蕃”相对。在《旧五代史·张砺传》中，张砺自称汉人，《金史·卢彦伦传》中也有“辽朝汉人久为一家”这样的表述，西夏时的汉语对照词典中，有“不会汉语怎么能深入汉人”这样的例句。这些都是汉转变为族称的证据。汉人一词作为汉民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朝有改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汉人隶属八旗的汉军，这都是一种族称的认同。近代，由于民族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传入，汉人也正式改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之称，汉民族族称最后确定。

此外，汉民族还自称炎黄贵、黄帝子孙、华夏民族、华夏儿女等。

在历史上，汉族还有秦人、华人、唐人、中国人、明人等称谓。这些称谓或以地理命名，或以朝代命名，一般体现出特定朝代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华夏民族各支系是由秦始皇统一起来的，于是周围各国称中原地区民族（也即后来的汉族）为秦人，在西汉之时，汉民族仍被周围各国称为秦人。在唐王朝时代，汉民族又被他国称为唐人，这样称呼汉族的，往往是从唐朝才开始与汉民族建交的国家，由于唐朝的影响力很大，唐人也是汉族的一个常用称呼。在当今东南亚一带和海外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而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其他国家和民族对汉民族有不同的叫法，如桃花石（古突厥语𐱃𐰉𐰍𐰲‬‎，Tabγač，Tabğaç）是古代中亚人和西亚人对汉族的称呼，《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阿里马城“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又如Kitad/乞塔惕（汉儿），又译契丹，是元朝时蒙古族对汉族和汉族生活区域的叫法，指北中国、汉地、金朝。蒙古人把中国北方的汉族和久已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族人都称做汉人，中国北方内地则称为汉地。元朝灭南宋后，又根据征服的时间顺序将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南人也叫蛮人、囊加歹、新附人，是指南方的汉人，后元朝取消南北界限，统称为汉人。

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汉族族称也很多样。如女真语称汉人为泥哈；满语称汉人为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古语为Nangiai，源于南家一词；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管汉族叫客家人，布依族管汉族叫布夏，水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对汉族都有ka，ha之类的称谓表述，可能是夏的意思。壮族称汉族为Bouxgun（布官，即官族）。

传说汉族起源于距今约5000年的炎帝和黄帝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从母系氏族分离出来后，炎帝在陕西渭河流域发展，后一部分人离开渭水东迁到中原发展。黄帝氏族中也有一部分人离开渭水东迁到中原发展，久居河南省，在黄河两岸强大起来形成黄帝部落。两帝部落联盟之后很快就发生矛盾，最后炎帝部落失败，黄帝部落取得了胜利。所以汉民族又自称为炎黄世胄；也有自称黄帝子孙，原因就在于炎黄阪泉之战之后，黄帝雄居部落联盟之首。

炎黄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夏部落，进入了黄河中游流域的黄土地带，开启了历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而后随着夏朝的建立，夏民族正式形成，他们虽早已从黄帝部落分出，但一直认同黄帝是自己的祖先并延续祭祀。周民族与留居在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族源关系，其远祖是夏民族的一支。以夏、周民族为代表的炎黄部落后人是华夏民族的主源之一。

东夷历来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夷是指东方的人，以住在炎黄部落联盟东边而得名。东夷是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是个集团。从起源来讲，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在夏末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商部落，它跨进文明的大门，形成商民族，并最终消灭夏朝，建立商朝。商部落与蚩尤部有着母系血缘关系，与帝俊部有父系血缘关系，这种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民族又一个主源。

关于上古时期中国的民族格局，傅斯年提出的“东西夷夏说”颇有代表性。他认为东夷与商民族属于东系，夏民族与周民族属于西系，东西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夏民族从西方而来占据中原，数百年后，从东方而来的商王朝击败夏民族。周民族来自西方，又击败了东方的商民族。这样，东西两方民族长期对峙争斗，争斗后又混合进而发展，成为汉族先民——华夏族形成的根源。综合炎黄部落联盟和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的历史，可以认为华夏族主要是以炎黄和东夷为基础形成的。而后世之所以形成尊夏卑夷的观点，根源在于儒家认为炎黄是周民族的始源，故周是正统，以东夷为始源的商民族和东夷各部是被征服者，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是非正统。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华夏”二字由来说法不一。《尚书·武成》记载：“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五经正义》中解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以上记载，都是以大解释夏，以文采解释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认为：“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即“华”和“夏”本是“中原地区”之意，引申为“中国”，是由地理名称发展而来。“华夏”作为文化概念，所谓“华夏族”是指在文化上形成共同传统的、在血缘上融成一体的、居住在黄河中游流域的古代中国各民族的统称，是多个民族融合的组合体，而不是指代某个单一民族。

同样的道理，汉民族中的“汉”本来指“汉水”，随着汉朝的成立，最后成为民族名称。华夏族的主体后来发展为汉族，汉族的性质与华夏族有相近之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大民族与小民族的关系，而是形成了综合色彩的许多个民族的融合体，与还保持固有色彩的原民族的关系；汉族的文化，也是无数个民族文化经过提炼和融合后形成的统一文化。华夏族和汉族虽然同源一体，但是也有区别，后世的汉族不仅包括中原地区族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了后来历代发展中不断吸收的新元素，如同滚雪球一般。现在说的“汉族”是指在语言、文字、信仰、习俗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主体民族；而现在语境下，华夏或者中华，范围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涵盖更广，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周民族的远祖是古代夏族的一支，周民族是在克商的过程中形成和崛起的。周部落在迁徙过程中生产力日益增长，与其它氏族部落杂居，周部落从血缘关系转化为地缘关系。由部落传到周太王时代，在北方游牧部落的逼迫下迁到周原遗址定居。到王季时，周部落臣属于商朝，后季历伐西伐余，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周部落的贵族成为奴隶主贵族。季历的儿子周文王秘密征讨周围国家，取胜后建立了新的首都，文王成为国王，国家诞生。文王死后，他的儿子武王继位，四方小部落都来归顺。公元前1027年武王伐商，也有更多的氏族军队参加，有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周部落联盟中，瓦解血缘关系，促进了周民族的形成。

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其主体是周民族，但还有夏、商、楚、越等多个民族。楚民族在江汉平原崛起，发展于江南。楚民族最早被人们称为蛮夷，据史书分析楚民族的先祖是周民族。春秋时期，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开始，楚民族进入大发展阶段，春秋时期晚期向江南发展。越民族是从江苏省、浙江省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越国的突起是由于夏民族和周民族的影响和帮助。商周时期，与中源各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于越突起，形成为民族，吴越两国的建立，标志着越民族的形成。此外，周王朝还存在着夷、蛮、戎、狄族群。在民族分布上，夏、商、周三族虽然居中，但是西北与戎、狄交错，东与夷交错，南与楚交错，西南与蛮交错，东南与越交错。交错杂居是周王朝民族分布的真实情况。这种错杂的分布也为民族融合与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70年，姬宜臼被迫将都城东迁到成周，史称东周，进入春秋时期。这一时期，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各民族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发生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但是各民族之间的武装斗争有所缓和，夏商周三个民族之间逐渐融合。其中晋国州兵的出现是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秦晋联姻则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民族的融合还扩展到楚、越、夷、蛮、戎、狄等多民族，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华夏民族的雏形逐渐形成。

战国初期，燕国在东北方与戎人杂居，与赵国一起成为华夏民族在东北方的主流，而秦国、楚国则成为华夏民族在西方和南方的主要支系。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卫国人进行商鞅变法改革，大大发展了周文化，对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氏族血缘关系是摧毁性的，这为华夏民族的统一提供了地域关系的基础。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国，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措施，形成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使华夏民族各支系得以统一，秦王朝的建立，也成了华夏民族统一的标志。秦王朝统一后仅15年时间，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中瓦解。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到了刘彻刘彻时期，汉王朝的国力达到空前鼎盛的局面，华夏民族也随之演变为汉民族。

华夏民族转化为汉民族得益于汉承秦制，汉王朝完全继承了秦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这种中央集权制强化了汉王朝统一性。匈奴人长期侵入汉代边疆，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沟通西域的重要通道。汉武帝两征河西，又战漠北，将匈奴控制在塞外，征服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之后，挛鞮稽侯狦称臣于汉，汉文化逐渐深入匈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匈奴人、大大月氏族人、乌孙族人，奄蔡人等游牧部落在大迁徙中传播汉文化；月氏族人迁移到巴克特里亚王国，将汉文化带入中亚地区，促进了汉文化的西向传播，汉代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向中亚、西亚甚至欧洲辐射。中亚的帕提亚帝国和贵霜帝国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通过与中原的直接贸易、贡纳贸易、转运贸易，或与东南亚远航贸易等方式销售汉地物产，使汉文化影响帕提亚帝国、西亚、欧洲、波斯湾、阿拉伯半岛或埃及等地。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民族逐渐由中原迁徙长江以南。此外，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等南迁至内地，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混杂居住，促成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大同化。进入三国时期，曹操统一了北方地区，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进一步促进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大融合。而在南方和中国西南地区，孙吴政权和蜀汉政权的建立，也促进了汉民族与当地越、蛮、俚、僚等部族的交流融合。

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短暂统一，然而西晋皇族在公元291年为了争夺中央权力，导致了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国力就此走向衰落，北方塞外众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羌、氐族等陆续南侵，发生了五胡乱华，陆续建立十多个非汉族统治的政权，与不断南迁的晋王朝形成对峙。公元317年，西晋灭亡，汉族士人衣冠南渡，司马睿退守南方，建立东晋。此时的北方陷入混乱，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拓跋宏推行汉化政策，原本活跃在北方塞外的少数民族大量南迁，并在中原长期定居下来，与原本居住在当地的汉民族融合，他们接受汉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失去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彻底汉化。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汉族再次获得具有主导地位的统治权；不久唐朝建立，取代了短暂的隋朝。然而隋末唐初，南诏、吐蕃、突厥等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崛起，多次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掳掠了大量的汉族人口。而隋唐时期，将犯罪的汉人流放到岭南的习惯，也促进了汉人与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到了李世民时期，唐朝的国力进入鼎盛，中原王朝大一统政权再次形成，开启了万邦来朝的时代。唐朝与西域逐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官方交流进一步加强，大量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内迁，而唐朝以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各少数民族的加入，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将那些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将士等赐姓为李，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份子。

唐末之后，中原地区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发，大量汉族人口南迁。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的相继出现，给汉族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辽朝、吐浑、沙坨等北方部族与汉民族的文化融合。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时期，与宋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有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还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各个政权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与联盟，同时也加强了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交流。

北宋末年，政治腐朽，防备空虚，金兵南下，结束了北宋的统治。北宋末年至南宋，由于金朝进入黄河流域，大量女真人及契丹、奚、辐（史称渤海）人随之进入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公元907年，耶律建立后，大举侵掠汉族地区，为了安置俘获的华人民及其它少数民族，辽国建置多个州县，安置汉人，形成在华北地区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辽、西夏、金三国在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

对统治区域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法建立两套行政体制。在统治时期，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两套机构。金朝规定：“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指汉族）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实口食。”随着女真人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因此，契丹族、女真族及其他南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彼耕此种，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这些少数民族同样逐步被汉化。

汉民放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是汉民族同化的决定因素，杂居的环境给汉民族的同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元朝统一中国后，把中国境内的人公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族，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受汉民族的影响最终被汉民族同化，使汉民族发展得越来越大。汉民族自形成至发展壮大，民族意识在不断的增长，这是汉民族稳定性的表现。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在经历了元朝的异族统治后，汉民族重新获得统治权。元朝灭亡后，明朝时的蒙古、色目人大多改为汉姓。明朝时期，汉族由于从军、屯田等原因，逐渐进入东北、两湖、两广、云贵高原等边远地区，经过迁徙而来的汉族人，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并逐渐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公元1616年，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与南方的明朝相抗衡。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由满族建立的清代统治了中原王朝，汉民族再次遭到异族统治。公元1645年，清政府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强迫汉民族服从其统治。自此之后，汉人的地位始终处于满人之下。清朝在官制上实行的是满汉复职制度， 但汉员班列都在满员班列之下；汉人官员不得担任中央重要职位， 并且严禁汉人补满缺， 而满人可以补汉缺。 地方政权也是如此， 总督一级多由满人担任，知府、 知州、 知县则多由汉人担任。 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 副都统、 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则由满人专任。

清朝末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在清王朝掌握大权的汉官人数不断增多，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广东三元里等地韦绍光揭竿而起的反英斗争，从太平天国起义及捻军起义，汉人的反清斗争逐渐拉开帷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汉族士人推行戊戌变法，最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清代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各民族与汉民族一起再次实现统一，逐步形成了包括所有民族在内的华族实体。汉民族在这一切重大活动中处于主导作用，确立了主体民族的地位。

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汉族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开发民智的作用。而后，以汉族为核心的革命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的解放斗争，旨在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征讨北洋军阀，拉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随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革命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共产党革命人士的反馈，掀起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汉民族作为抗日主体力量，在民族平等的旗帜下，更广泛地吸收各少数民族进行抗日战争，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骑兵团、回民支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蒙、回、朝鲜、满等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1949年10月1日，在经历了与中国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解放战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汉民族也随之成为中的主体民族。

近代以来，汉族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移居海外，广布世界各地，其中东南亚各国最多，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移居海外的汉族，他们有的已入移居国国籍，被通称为华裔，有的仍保留着中国国籍，被称为华侨。目前，绝大多数的华裔、华侨保留了不同程度的汉民族特点，如语言、生活习俗等，特别是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都自称为炎黄子孙。

有一种“雪球理论”认为，汉族的形成和发展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口也在滚动中越来越多。夏民族是汉族的先民，大约有200余万人，到了战国时期，华夏民族有2000万人左右。秦汉时期汉民族人口达到5900多万人，发展到唐朝前期有8000万至9000万之间，北宋时突破1亿人，明朝万历年间人口有1.5亿人，到清朝道光年间汉族人口达4亿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汉族人口有6亿人，20世纪末达到12亿左右。

根据中国政府历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汉族人口数量是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汉族人口增长很大，从1954年至2021年期间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但是汉族人口占比下降了2.29%。全世界汉族人口约有14亿左右。汉族在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是重要的民族构成，如在新加坡占总人口的77%，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占总人口的56%。

汉族人口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徙，他们从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向长江、珠江流域南移。秦统一六国时曾将关东强宗大量迁入关中，西汉也有过类似移民活动，东汉时北方军阀割据，人口开始南移。西晋末年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大规模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及汉水流域。南北朝时期继续发生人口南移，使长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安史之乱之后，唐末又出现藩镇割据混战，至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又一次出现南迁。北宋末年金兵南犯，出现第二次人口南迁的高潮。经过人口大规模的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也形成了南方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的局势。

自秦汉到清朝，历代有不少汉族人民通过屯垦、移民、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移居边疆的汉族人民有不少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唐代的东北渤海人、西南南诏人、辽代契丹人、清初满族人等都因融化大量汉族人民而壮大、兴旺起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汉族的特点，边疆各民族还有一部分在内迁过程中与汉族人民杂处，甚至融入汉族之中。汉族经历与民族境内各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共处迁徙，形成了在松辽平原及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流域，农业发达的地区及城市集中分布，主要集中于中国中东部，在边疆与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还有相当数量人口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地区。其中有的在宜居国生根发展成为当地的华裔，有的则保持中国国籍，成为散布在各地的华侨。

汉族通用汉语，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中国官方语言，也是世界五大通用语言之一。古音是汉语的源头，现代汉语语音由古音发展而来。古代汉语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了书面语文言文，不同时期的口语在语音上多有不同。现代汉语称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汉语语音从先秦时代的上古音，汉魏南北朝时代的近古音，隋唐宋时代中古音、元明清时代近代音、1911年以后至今的现代音共分为五个阶段。汉语的古音、今音、现代音之间相互连贯传承，语音体系高度稳定性。在音韵学上，先秦西汉和隋唐宋两个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前者称为古音，后者称为今音。古音是汉语的源头，后世的语音都是由此发展演变来的。而今音则是在反切创制、四声发现、读破运用、韵书编纂，特别是《切韵》《广韵》的编成，以及平仄律的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古音多齐齿、撮口的细音，今音多开口、合口的洪音。舌音的稳定性，如上古音是[t]、[t‘]、[d]、[n]、[l]，直到今天苏州话仍旧是此五母，北京话中除全浊声母[d）没有外，其余四母也有。汉语现代音的调类与古汉语的调类虽然有“阴、阳、上、去”与“平、上、去、人”之不同，但现代音的阴、阳两声是古汉语的平声分化而来，而古汉语的人声又分别融入现代音的阴、阳、上三声，两者之间也是有着渊源关系的。古汉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成语、俗语、歇后语、对联、谜语等语言形式，具有音乐节奏感，富于声律美。语的分类又分为表述语、描述语、引用语。语的内部成员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

1923年确立国语标准音，当时普及率低，通行的范围是很窄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作为中国第一个法定的罗马字拼音方案，由于字母标调法过于复杂，难以推广，后制订一个新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取代旧的国语注音符号。1955年的两次全国性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汲取了拉丁化拼音方案的长处，它不仅可以用于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还可作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基础，帮助外国人学汉语，并用于音译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以及编制索引和代号等，并大力开展推广普通话工作。现代汉族使用的语言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2000年10月31日，第一部根据宪法制定的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公布。

汉民族的词汇古今相承，像自然现象的词汇如日、月、天、地等，和人体有关的头、脑、手、足等，方位和时令的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等词汇等名词类的，古今相通，在《说文解字》上有9353个字，至今常用的有四五千字，体现出汉语词汇的稳定。

汉语语法从古代发展至今，一直延用主谓宾定状的词序，实语词和虚词的使用也基本没有改变。汉语的修辞现象是世界上其他语言的修辞现象不易有的。汉语的修辞也基本相近，自先秦萌芽以来，经西汉修辞思想的成熟期，魏晋南北朝到元的修辞学发展期，再经明清修辞学的复古期，直到现代，古今一脉相承。

汉民族除了讲普通话，还使用地方方言，共有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语、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语。

汉民族方言使用情况，长江以北的汉族基本上使用北方方言也称官方言，长江以北的汉语基本上都属北方方言，只有皖西南怀宁、岳西县、潜山、太湖等9县以及湖北监利市属赣方言，苏北海门、启东市以及靖江市和通州的部分地区属吴方言。重庆市无论江北江南都属北方方言，但存在f和h（或hu）混读的现象，n、I不分。北方方言的分布区域占整个汉语区的四分之三，北方方言很多区域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下分8个次方言片：北京和东北地区片、冀鲁片、胶辽片、江淮片、中原片、西南片、兰银片、晋陕片，使用人口有超过10亿人使用。

吴方言也叫吴语，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一般“皮”“避”不分,“谈” “淡”不分， “晴” “静”不分， “陈” “阵”不分，主要分布在苏南（南京、镇江市除外）、上海市、浙江等省市，下分6个次方言片：太湖片、婺州片、宣州片、台州片、瓯江片、处片。太湖片地处杭嘉湖平原以北，又称北部吴语，其他各片统称南部吴语，使用人口大约有超过9000万人。

湘方言也叫湘语，以长沙话为典型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有些地区把f读成hu，有些地方还有把f和h两读的，一般“皮”“避”不分，“谈” “淡”不分， “晴” “静”不分， “陈” “阵”不分，长沙话把“男、蓝”都说成男，长益片、衡州片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清音化，又称新湘语，其他片不同程度地保留全浊声母,又称老湘语，使用人数大概有4500万人。

赣方言也叫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南昌话把“男、蓝”都说成蓝，分布在赣北，赣中及毗连地区，下分9个次方言片:昌都片、宜浏片、吉茶片、抚广片、鹰弋片、大通片、耒资片、洞绥片、怀岳片，使用人口超5500万人。

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以梅州话为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没有f声母，没有zh、ch、sh这套声母，分布在闽、粤、赣三省的边缘地带以及湘东南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海南省、台湾等不连续分布的地区使用人口超过7000万人。

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把汉语里一些读h的字（大都是和u结合的字）的声母也读作f，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下分7个次方言片：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吴化片、勾漏片、片、钦廉片，使用人口超过1亿人。

闽方言也叫闽语，闽方言以厦门话和福州话为代表，不能清楚区分声母f和h，f在多数情况下读成b、p或h，没有zh、ch、sh这套声母，下分7个次方言片：闽南地区片、宁德市片、闽北片、闽中片、莆仙片、邵将片、琼文片，使用人口超过8000万人。汉语方言在海外使用人口最多的是粤方言、闽方言。

汉字的起源于六千多年前，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符，龙山文化的陶符，它们有基本的形体，这些符号就发展成为后来的汉字。汉字的使用从商代的甲骨文至周代金文、大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至秦始皇时期，统一文字，汉字从大篆发展到小篆，汉承秦制，小篆简化为隶书，汉字也脱离图画性质，汉字的结构也不再发生变化，字体稳定下来。汉语是一种非形态，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语言，汉字的组成由一个汉字作为一个符号，既表示一个音节，又表示一个语素，还表示一个意义，汉字就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字形呈方块。据统计，《十三经》中累计589283个字，不重复的单字有6544个字，基本可以视作古代汉字的数量。现代汉字，则从《汉字频度表》中可知大约有不重复的单字6335个。汉字稳定、简明，汉民族方言有多种，但是汉字通用。

汉族有原始信仰，以及儒教、道教等本土宗教信仰和佛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信仰，但都不是全民族信仰。

传说在颛顼时代，汉族先民信仰原始宗教，特点是信鬼神巫术，重视祭祀。夏民族时期有孝乎鬼神，大禹自己吃得很差，却把祭祖宗的祭品办得很丰盛；穿得很坏，却把祭服做得华美。由于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产物，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商民族有动物和祖宗元神的崇拜，盛行人祭。常见的祭祀有羌人和牛羊等，人祭的方法有多种。周代是有了对天的崇拜，在楚民族兴起自然崇拜、巫和神的崇拜，称巫为灵，自然界的风、云等成为人们崇拜，还形成了龙和风的崇拜。龙是神物，凤是神灵。越民族有蛇和鸟的崇拜，蛇也是龙，古代认为龙是蛇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远之后，原始宗教因此失去统治地位。

汉族先民崇拜大自然，土地、天体、山峰、河流、岩石、水、火等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在古代就有祭土地神的风俗。日、月、星辰、云等现象神秘莫测，对天体产生崇拜，太阳带来光明和温暖，对太阳的崇拜影响最大，他们认为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湖有湖神等，甚至石头也有灵性。在《山海经》中有动物神灵的记载，汉族先民是狩猎和采集经济时代，他们从动植物中获得生活来源，力图通过宗教仪式祈求动植物恩赐，对动植物表示歉意和安慰，怕动植物报复。汉族先民认为植物也有灵性，伤害它们要进行礼拜和祭祀。

汉族先民认为人人都有灵魂，人死亡之后，灵魂脱离肉体就成了鬼魂，鬼魂依然会关注与之有关的人，并有善恶之分，先民通过宗教仪式能与鬼魂沟通。汉族先民的丧葬方式也由以前的把尸体吃掉或丢弃至举行隆重的葬礼，有土葬、火葬、水葬等不同葬法，并把对鬼魂的崇拜与血缘观念联系发展成对祖先的崇拜。

氏族或部落的标记和名称称为图腾，图腾形象大多来源于动植物，以动物居多。汉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崇拜龙和龟。传说伏羲氏认为龙呈祥并以龙纪事，创立文字。黄帝黄帝氏的图腾是龟的一种，天。天鼋与轩辕语音相近，并作为图腾徽帜，而龟背圆足方和天圆地方一致，认为龟可通神灵，甚至认为龟先知先觉，用龟来占卜。汉族图腾一龙一凤代表一阴一阳，有变异的龙麒麟等成为汉族先民的原始崇拜。

儒教是汉民族先民尊崇孔子为教主的宗教，它是多神教，以天地祖宗为崇拜对象。儒教有祭天、拜祖、祀孔等宗教性活动。祭天在古代只有皇帝才享有祭祀的特权。儒教祭祀的时间是孟春月七辛日，皇帝亲自到南郊祭天地，冬至时只命令有关部门到南郊祭祀天神，高皇帝刘邦配享，夏至有关部门至北郊祭地，吕雉配享。汉初祭孔只是刘邦个人对孔子的态度，后对孔子的祭祀列入了国家正式祀典。儒教在东汉有郊祀制度，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及四季郊祭五帝制度。

祭孔是祭祀孔子的简称，它是祭祀圣人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儒家历代先贤、先哲的典礼。为了尊崇孔子之道，宋代开始，全国各地县级以上的政府所在地均设孔子庙，以祭祀孔子。祭孔主要在曲阜市孔庙、都城孔庙和地方文庙中进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曲阜孔庙重现祭孔活动，此后有文庙的地方也开始祭孔。现在的曲阜孔庙和衢州孔庙的大成殿中都供奉孔子、四哲等的塑像。而地方文庙中既有塑像、木主，也有画像，还有许多文庙改变了文庙的功能。“四大丁祭”作为孔庙中的隆重祭祀，一般是衍圣公为主祭官，由衍圣公的提调官筹办。由衍圣公主祭孔子、四配，属官分祭十二哲、先贤、先儒、启圣祠、崇圣祠、寝殿、家庙等。

公祭是由皇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祭孔活动。皇帝亲自或专门指派大臣到曲阜或国子监孔庙致祭，地方政府官员都在各地州、县文庙举行，每年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祭孔典礼。孔子诞辰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则举行祭孔大典。祭孔时辰古代和现在有所不同，民国以前的祭孔活动都遵循古礼在夜间子时开始，因为古人认为祭典是神、人心灵交会的一种活动，是阴阳两界的交流，而凌晨正是日夜交替时分，所以选择此时祭祀。民国以后祭孔时间改为早上7时，近年曲阜市孔庙祭孔和全国各地文庙祭孔时间多在早晨8时左右进行。祭孔典礼采用释奠礼，释表示施与或放置，奠意味着极尽精诚、以酒祭祀，释奠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后来规定为祭祀孔子专用。祭典时陈设颂歌、音乐、舞蹈，以及呈献牲（三牢）、酒、果、菜等祭品，以表对孔子的尊崇。祭孔典礼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历代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祭孔典礼包括的内容很多，从建筑到祭器和乐器，从音乐到舞蹈，从祝文到颂歌，从食品到服饰，还包括祭祀仪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道教产生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道教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尊老子为教主，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习神仙家和黄老道的观念和修持方法，形成了包括天神、地和人鬼在内的神仙谱系。以“道”和“德”为基本信仰．认为只要认真修道．就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死。东汉时期主要传教活动是持九节杖、画符念咒、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以治病。早期道教的仪式主要是跪拜首过，请祷天地水三官和朝礼等。后道教主要是中国古代宗教祭天、祭地、祭祖以及灾除邪仪式的继承和发展。道教的主要节日有老君诞辰农历二月十五，玉皇大帝圣诞正月初九，蟠桃会家历三月三，吕洞宾诞辰家历四月十四。

道教仪式有斋醮，由一个地区或道教徒团体发起的，在庙观、聂氏宗祠等地方举行。斋指戒洁行事，醮指冠，娶之礼和祭礼，它主要是为了祈福和禳灾，时间三、五、七日不等。道教传统中区分斋醮仪式分为黄篆、金篆和玉篆三类。黄篆用于拔亡度鬼、消灾集福，黄篆斋醮科仪定的程式和手法、唱赞和音乐、念诵，以及跪拜、拈香、手印等等，传统称之为斋法；金篆用于祈寿禳灾，悼亡度鬼；玉篆用于驱邪度厄，救产保安等。度亡类仪式是超度死者早登仙界的仪式，即黄篆道场。通常以死者家属为主举行，常在死者家中或道观偏殿中举行，时间一日、三日不等。小法事是遇到灾病疑难时，由信徒要求进行的解冤释结，召将驱邪，祈神得福的小法事。通常在信徒家中进行。功课是在庙观中的道士和道姑早晚例行的诵经礼忏功课，以此作为个人修持的重要内容。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民族将印度佛教中国化。腊八节是佛成道日，汉民族民间在宋代兴起效仿牧女熬粥供佛的做法，形成了现在腊八节的腊八粥。四月初八浴佛节也称为浴佛节，在寺院会举行法会。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与盂兰盆节，在佛家会举行盂兰盆会，也是民间盛行的中元节。民间的火葬与佛家火葬一脉相承，放生是受佛家大慈大悲的影响。汉传佛教有食素的风俗，对民间饮食也产生影响。

佛教在民间有忏法、斋会等仪式，忏法是忏除所犯罪过，悔不再犯，以便来日积极修行的一种仪式，佛教宣称以斋忏的方式能驱鬼克邪。斋会时写经、译经、讲论、迎佛骨、祈雨、平乱祈祷、祝贺纪念、谢礼等。佛教斋会在生活中应用广泛，自唐代起就兴就满月斋，是为孩子满月而设的斋会。盂兰盆会在汉民族盛行，中唐以后的盂兰盆会发生了变化，在晚唐水忏出现后，盂兰盆会逐渐加入超度孤魂野鬼和行水忏等法事，盂兰盆会演变为普通民众信仰活动。佛教在祈禳、祈雨、医疗也有仪式，唐代有多次请僧人祈雨的文献记载。在民众生活中，丧葬仪式上诵念佛教经典或在坟地上建立经幢是常见的仪式，比如在做七时要坐禅诵尊胜咒一千遍。在古代，人们认为佛教有敕劝之术，有制邪理痛效果，还有如求子，唐代有专门的仪式。

汉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宗法制、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多种社会组织，它们虽已成为历史，但深刻影响了汉族的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和组织形式等，直至今日，汉族仍有安土重迁、寻根问祖、重视血缘、重视家庭的习俗，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对于家谱、宗庙的重视程度仍与古代一脉相承。

宗法制是在西周时由父权制家长制逐渐发展形成宗法制的，最初的伦理道德是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宗法制中嫡长子为宗子，是大宗，是王位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周王分封诸侯。诸侯、卿大夫、士为各个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依次按照这个方法分封，用封建统治全国，再用血缘关系分封各地，分封诸侯、卿大夫和士，分封土地以此来维护统治，逐层分封。在宗法制中，只能有一个天子，天子的次子们、庶子们为诸侯，按照君臣关系替天子维护团结。宗法制在西周是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妻所生长子才能继承，不考虑是否贤能。《公羊传》中概括，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宗法制中一个宗族中同时有且只能有四个小宗，周王是大宗；其余的嫡长子为宗子，庶子为小宗，周王分封诸侯、卿大夫和士，他们各是自己本支的大宗；另外，还有四个小宗，分统族兄弟、再从兄弟、从兄弟及群弟，为庶子宗，其宗子也就是小宗宗子。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唐朝前期，地权和政权结合，门阀士族地主发展，门第等级出现。宋代人们的宗法血缘观念也逐渐淡薄向庶民类型宗法宗族制过渡。宗法宗族以孝睦为内涵，特别重孝， 孝为百行之源，把孝、睦、同居共财联系在一起引申到三纲五常。朱熹把宗法关系同政治糅合在一起，把父为子纲引申为君为臣纲，强调三纲五常。明清时代的宗法制深入庶民，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在长江以南的农村，宗族组织与地方保甲相结合，把政治内容和宗族组织联系在一起，作为地方行政的辅助。

汉族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观念中，仍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汉民族一直有同姓不婚的传统。在宗法制度下，汉族的亲属是以父系为中心论亲疏。所谓父系单系群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夫妻不平等。父系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祭祀祖宗，不断传承烟火，被认为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无后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这种观念极大地影响着汉族古代的人口观，有所谓“多子多福”的说法。

乡里制度，是指古代汉族地区，县以下乡、里两级行政组织制度，乡下辖里。乡里制度是宗法制与行政制度的高度统一，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乡里制度以对全体乡里居民什伍编制为基础，通过“什伍相保”“什伍连坐”等基本组织形式把个人与国家整合为家国一体结构。里是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小的基层地域行政单位，里吏是里的行政人员，他们履行上级政府交给的基本任务，拥有清查户口、宣布教化、缴纳赋税、征派力役、维持社会治安等职能，同时里吏负责处理里的其他内部事务。

乡里制度初步形成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乡里制度的形成是以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到战国后期，基层乡里两级行政组织建制大备。乡官职位职数设置齐全，分工合作，他们上接受县廷领导，下管理最小行政组织单位“里”，在县、乡、里三级政权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里吏受乡官领导，他们直接和编户民来往，落实一里政务，是社会底层一线管理人员。综合以上所论，乡里两级政权的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这标志着汉族的乡里制度的初步形成。

汉族地区的里甲制度是明朝前期的基层社会组织。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建立明朝之前，在部分地区已设立里甲制度。到了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里甲制度便开始向全国推广开来，成为明代庞大的封建国家机构的基层行政单位和最基本的役制组织。里甲制度在徭役征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后，里甲受到削弱了，但它继续苟延到清代康熙时才算真正消亡。

汉族地区的保甲制度起源于宋代。北宋王安石曾实行保甲法，他把保甲的历史追溯到三代。变法失败后，保甲被取消。明代后期在里甲制度削弱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另谋对策，转而提倡保甲法。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云南省道御史戴用建议在北京城实行保甲，以加强治安。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总督槽运右副都御史李裕等建议在流民时常出没的荆襄上游设立保甲。弘治时期，明朝朝廷批准了兵部关于在全国实行保甲法的建议。明朝后期保甲制虽广泛施行，但里甲并未取消。直到明末，黄册十年一编审在形式上仍按期举行。实际上，明朝后期是保甲和里甲双轨并存的时期，彻底取消里甲是在清代雍、乾时期，由于地丁制度的实行，在全国范围内以保甲取代里甲的条件才完全成熟。

先秦时期，汉民族先民聚族而居，后周公制礼，建立血亲嫡长分封制，形成家长支配下的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结构形式，异子之科制和余子均出制，使秦汉家庭结构缩小。 魏晋南北朝期，战乱频繁，王权式微，土地兼并严重，使豪宗强族的依附人口增多，家庭结构规模逐步扩大。隋唐至清末施行禁止别籍异财制，形成联合大家庭。民国倡导民主科学，家庭开始分裂，结构规模缩小。

家庭的政治功能从先秦时期的贵族宗族到隋唐时的士族宗族，宋元时期的官僚宗族，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族等发展后，政治功能由强变弱。先秦时宗族通过参政、通婚等方式影响政治决策，家庭政治权力交给国家。隋唐宋元时期，科举制度使社会人员流动增强，宗族权力依托科举产生的官僚宗族更具政治力。明清时期宗族民间化，家庭完成政治附庸化，民国之后，民间宗族社会功能弱化为联族自保，家庭失去政治权力，之后宗族被视为封建残余，没有宗族保护的家庭更没有政治权力。

传统的汉族家庭崇尚五世同堂、四代共饮。在家庭里，晚辈听命于长辈，妻子听命于丈夫，男子是家庭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财产继承权。汉民族有宗法观念，对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宗亲关系非常讲究。五服、九族制度就是家族宗法观念的体现。五服制是丧服制度，后来演变为血亲制度，以本人为基准，向上推四代的直系亲属称祖先，祖先范围内的人称为五服，是近亲，五服以外的人称为出服，不是近亲，是同宗或同姓。所谓九族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起来称为九族。宗族内用字辈谱、家谱、族规家法进行严格管理。

传统汉族的家庭以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为主，仕宦贵族实行—夫多妻制，皇帝则拥有三宫六院。小家庭有父母和几个末婚子女。男子成年后结婚单独组建家庭，由父母分家另立门户，父母一般与长子一起生活。在多子家庭中，嫡长子为长房，是户主继承人。在家庭中，父亲地位最高。春秋以来，在家庭关系中有男尊女卑的观念，至北宋妇女要恪守三从四德，夫死要守贞节，好女不嫁二夫，再嫁很难的观念。家庭分工是男主外，经营生产劳动；女主内，操持家务，织布做衣，养儿育女。家庭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生子以传宗接代。

汉族远古时代的伏羲是汉族渔业的鼻祖，把鱼作为祭祀盛行在商代。春秋战国时人工养鱼已十分流行，汉族民间养鱼主要形式是池塘养鱼。东汉时期汉族民间就有稻田养鱼的风俗。至今仍有四川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江西省等丘陵山区延续这种生产风俗，是在开春后犁田灌水后放养鱼苗。汉族人们吃鱼主要靠捕鱼，出海入河，进湖下塘，其中出海捕鱼最为壮观。

汉族历史上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另兼营家庭副业，这种"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始终占绝对优势。在耕作技术方面，汉族及其祖先，自古以来一贯注重农时、改良土壤、轮休耕地，以及施肥、保、选种、培养新品种、改良农具，同时也不断从国内各民族中甚至从国外吸收新的作物品种和学习耕作技术。

汉民族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谷子、黍、小麦和稻等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种植谷子作业主要粮食，长江流域主要种植稻。汉民族习惯将粮食称为“五谷”，五谷是早出现在《论语》反映当时的粮食作物有五种。最早的解释五谷是汉朝人写的：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指大麻）、黍、稷、麦、菽。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看，共有稻、黍、稷、麦、菽、麻六种主要作物。

稷和禾稷就是小米，是五谷中最主要的一种，是“五谷之长”，它主要产在华北地区大平原和黄土高原，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古时也称为粟、粱。禾是一般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有时也专指稷而言。黍就是黍子，去皮后叫黄米。在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其重要性仅次于稷。稻的生长，需要气候温暖，雨水多，适合种植在长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稻在北方生产较少，较为珍贵，古人往往以稻粱连称。麦有大麦、小麦之分，《孟子·告子下篇》中大麦也称为。小麦有春小麦、冬小麦之分：春小麦在春季播种，到秋季收获；冬小麦在仲秋播种，到孟夏收获。西周晚年周的王畿种的还是春小麦，冬小麦在春秋时代逐步推广。先秦时期大豆是很重要粮食作物，麻因其口感，主要用作炸油。

明清时期原产美洲的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中国。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主要通过贸易、进贡、传教士这三条途径传入。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粮荒的问题。番薯从16世纪后期起，由美洲先传入东南亚，再分多次从东南亚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广两省，并局限于闽广将近一个世纪，17世纪后期开始向江西、湖南等省及浙江省、江苏沿海地区扩展，18世纪中叶遍及南方各省并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扩展。番薯传入中国后，到清乾隆、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在各地推广，发展到清末， 已发展成大田作物。

汉族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就有畜牧业，产品主要包括羊、牛、马、鹿、驼、驴等，其中羊、牛、马的数量最多，羊是用于食用，牛是逐业生产中的主要畜力，也可用于食用，马匹用到骑乘，还有一部分用于战马。占很小的份额，依附于农业而存在，养鸡司晨，养牛耕田，养猪吃肉，饲料来源于种地，饲养牲畜服务于农业和生活需要。

汉族的手工业是辅助行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很多传统手工制品远销国外。

石器自原始社会至商代都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狩猎工具，石器手工制品有杵磨，石磨，在古代修建宫殿时的建筑材料也是石料，至今一些农村还有石匠。

木器在生产和生活中作用一直很大，木器的生活用品，如桌椅、箱柜、中式屏风等，至今任何一个家庭都离不开木器，作为从事木器手工业的手艺人木匠一直都是最吃香的工匠。

陶器和瓷器是先后发展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陶器但直到商代才出现原始性的瓷。在商代以前，陶器主要为生活器皿和祭祀礼器等，瓷器用于生活器皿。商代以后，金属的应用使陶器的地位下降了。但陶器一直是汉族重要的手工业，而瓷器比较精美，是汉族重要的工艺品之一。直到今天，陶器和瓷器还广泛应用于生活中。

汉族最初的纺织业是麻纺，汉族的普通百姓衣着主要材料是麻布，麻纺是汉族历史上重要的手工业。东汉时期，丝织技术提高，纺织的品种增多，有绸、帛、锦、锻、绫、绮、罗、纱、绢、缯等。后纺织业的提花、印花技术不断提高，制作出蜀锦闻名全国。元朝时，棉花在汉族广大地区种植，棉纺业随之出现。直到民国时，汉族广大农村还普遍穿着“家织布”，越是偏僻地区越是如此。

汉族的先民最早是用树皮之类编织衣服，学会种麻之后有了麻编。有了纺织业后，编织手工业主要用于生产生活用品，汉族有代表性的编织业有竹编、草编、苇编、藤编等，有的编织品十分精美，成为艺术品，远销国外。

汉民族的对外贸易早在《穆天子传》中就有徐福东渡的传说。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蜀布之前，已经有民间自发的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与周边进行小规模的贸易。三国时期政权交替，陆上丝路贸易受到影响，孙吴孙权派康泰等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建立南洋航线。后东晋南渡，经济政治中心南移，开始经略海上丝路，广州市成为丝路起点。南朝时期各政权由青海道与柔然、西域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学交往。隋朝政局稳定，海陆两道都恢复，相比于汉朝时增加了一条天山北道，形成南中北三条贸易线，还开辟了东洋航线，与日本交往贸易。隋朝开凿运河大业，之前海上丝路受制于航海技术的线路也得到改善。盛唐时期的六大都护府，创立广州市舶使，实现丝路东、西、南、北全方位畅通的鼎盛时期，设立的都护府保障与突厥、回纥汗国、中亚、西亚、吐蕃、南诏、吐谷浑、尼泊尔、东南亚、新罗、日本、等全线贸易，五代十国时，西北绿洲丝路一蹶不振，但北方草原丝路发展罗好，宋辽之间有“澶渊之盟”茶马互市等贸易往来。宋朝时将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贯通，对外贸易不仅引用唐制的榷场和市舶使制度，还设立博易场，形成海陆两栖的贸易局面。明朝永乐年间曾海陆并举，郑和七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重开西北、海上丝路，打开明朝的贸易大门。到隆庆年间 1567 年开放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全球化萌芽，中国茶叶在欧洲风靡，需求量暴增，茶叶成为大宗商品茶马互市再度崛起。

互市，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特殊的经济交往及沟通方式。互市，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最佳的贸易模式。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各个诸侯因为战争需要从少数民族中获取战马，秦朝建立以后，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易一直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胡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战乱而中断。隋朝统一中国后，和西北的突厥长期保持贸易关系，中原用粮食、布帛、瓷器等物品换取突厥的马匹等。到了唐朝，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兴起，中原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唐代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牧业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宋朝，还订立了“茶博马”的制度，以茶购买马匹，禁止或限制其他物品和马的交易。茶马互市、绢马互市，在中原的邻国持续了千年之久。

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依赖大运河，大运河成为南北货物运输的通道，国内全国各地从事食盐、棉布、丝绸、粮食、木材和书籍等大宗商品，以及矿产、颜料、皮毛、果木等土特产品的经营商人，按地域形成商帮，最初是粤商、徽商、晋商等商帮，后商帮发展，形成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五大商帮”。清朝时以晋商，徽商，粤商，秦商，山东省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主。

汉民族的住房建筑采用斗拱挑檐的木结构，俗称大屋顶的民族形式，它是汉族传统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古代木构架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抬梁式使用范围较广，在三者中居于首位。汉民族的住房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住房建筑的柱网结构、榫卯技术、草泥木柱网结构住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民族经过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建筑技术也在大融合中交流。到了汉朝时，汉民族的住房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它的主要材料是泥土和木材。汉民族建筑布局的特点是平面向纵深发展，分上房下房，正房侧房，内院外院，楼最高不过两层，左右严格对称，是封闭独立的住宅建筑群。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汉民族的饮食以吃素为主，南方以大米为主食，北方以面食为主食。蔬菜是汉民族食物组成的重要部分，种类繁多，总数大约有160种，常见的有100种。汉民族饮食以粗茶淡饭，青菜萝卜为主，青菜萝卜是汉民族蔬菜的代表。汉民族摄取低脂肪和低蛋白营养的食物是大豆，有汉民族奶牛的称号。汉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把大豆加工制成各种豆制品，比如豆腐，豆芽等十多种，是汉民族具有特色的传统食品。汉民族的饮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京、鲁、川、粤、苏、闽、湘、皖八大菜系，每个菜系都有独特的地方风味，并兼具色、香、味、形的特色。各地汉族有不同的农家菜和家常菜，这些地方风味经过提炼而形成餐馆和宴会的地方菜谱，正是这些地方菜谱在人口集中的水旱码头、经济中心、尤其是政治中心，得到了更高的发展，形成了相应的城市菜、官府菜、寺院菜（素菜），甚至宫廷菜，这样便构成相当完备的地方菜系。烤鸭技艺（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汉民族菜系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于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形成的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鲁菜调味纯正，口味以鲜咸为主，具有鲜、嫩、香、脆的特色。擅长使用葱、姜、蒜提味，在爆、炒、、烩、凉拌都会用到，山东盛产大葱，菜肴里面离不开大葱。鲁菜烹制海鲜能动用多种刀工和不同技法将一种海味多种吃法。鲁菜擅长清汤和奶汤的调制，并运用到菜品中。川菜风味独特，口味多样，川菜原材料中水产品较少，注重调味，调味品复杂多样有特色，一般多用辣椒、花椒、醋的运用、豆瓣酱等，形成酸辣、麻辣、椒麻、怪味等多种口味。粤菜选料广泛，口味清淡，味道丰富，讲究清而不淡，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有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甘、辣、咸、鲜）的区别。粤菜按时令来，夏秋清淡、冬春浓郁。闽菜擅长烹制海鲜，有鲜、香、烂、淡并带酸甜辣味，烹制技术上讲究刀法。闽菜的食用器皿多是小巧玲珑、古朴大方的盖碗。苏菜是江苏省风味菜，由扬州市、南京、苏州市三地的菜发展而成。

苏菜的总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制作精细、注意配色、讲究造型，菜肴四季有别。烹调方法擅长炖、焖、蒸、烧、炒，重视调汤，保持原汁，风味清鲜、肥而不腻、浅而不薄。浙菜以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三种地方风味菜为代表。杭州菜重视原料的鲜、活、嫩，以鱼、虾、时令蔬菜为主，讲究刀工，口味清鲜，突出本味。宁波菜咸鲜合一，擅长烹制海鲜。绍兴菜入口香、绵、酥、糯、汤味浓，有乡村风味，擅长烹制河鲜家禽。湘菜是湖南省菜，湘菜品种多，烹饪技法多样，有炙、煎、熬、煨、蒸、脍、脯、腊等，煨的工艺最佳。湘菜风味是辣和腊味，和地理位置有关，湖南气候湿热潮湿，辣椒可以祛风除湿。徽菜选料精良，擅长烧、炖、蒸、炒等，有重油、重酱色、重火工的特点。徽菜常用火腿调味，还利用自然霉变的味道调味烹制菜肴。川菜烹饪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茶最早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中毒得茶解毒。最早茶是作为药用引入的，茶具有解毒功效。在《晏子春秋》中晏子将茶下饭食用。三国时才有茶的饮用记载。唐朝时茶产业兴起，茶的类型有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窨花茶。唐朝时煮茶用姜盐添味，从一沸二沸三沸中形成初步茶道。宋朝点茶，步骤分别是烤茶、碾茶、筛末、煮水、点茶、调膏、击拂、候茶、品茗，根据点茶特点，民间兴起斗茶风气。明清时饮茶采用泡饮法。汉民族茶道是饮茶之道、也是饮茶修道、饮茶即道的结合，茶道讲究和、静、怡、真。中国人结婚就有敬茶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黄帝内经》中有醴酪的记载，在旧石器时代，有自然发酵的果酒、乳酒是最早的人工酒。随着技术的进步，商代有谷物酒。酒是汉族在日常生活、人生礼仪、节日庆典和各种社交活动中的媒介。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红黄酒酿造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汉族的传统服饰被称之为汉服，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这近4000年中所有汉族服饰的统称。汉族的服饰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西夏金元、明清到近现代，都有其鲜明独特的服饰造型，不同的制作工艺和配件。在汉服的结构上，上衣叫衣，下衣叫裳。上衣下裳是汉族最早的服制。

汉族服饰是在汉代定型，东汉时期女子发式以高髻为主，服装以宽松旗袍或上襦下宽松长裙为主。男女服装由西汉早期的紧身束裹，发展到两汉中后期的合体，至东汉开始变得宽松，直至发展到东汉晚期的肥大，汉代中原汉族服饰完成了一统。服饰的等级区别在面料、纹饰、色彩等方面。

汉族服饰是上衣右的特点，后来经胡服传入，出现短衣长裤，但不管是西汉的“深衣”，东汉的“檐榆”，还是唐、宋的“交领袍”，或是清代的“长袍”，上衣总是以右衽为特点。现代汉民族的中装男以中山装为代表，女以旗袍为代表。汉服的鞋非常讲究，在传统绘画和戏曲中体现出来的履与其它民族的有很大不同，有很厚的鞋底、鞋头往往有翘起的的装饰。鞋头向上翘起也是为了避免人踩到衣服上跌倒。千层底布鞋，是汉民族特色的穿着之一。汉民族的小孩有虎头帽、虎头鞋、麒麟帽、莲花帽，以及各式绣花童帽、童鞋，多是吉祥之意。传统服饰（赣州市客家服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汉族的姓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姓原本是代表母系氏族的族称，是同一女性始祖的后代们所共同拥有的符号标记，氏是姓衍生出来的分支，是子孙繁衍后各个分支所特有的符号标记。先秦时期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秦汉以后，中国的姓氏制度基本趋于稳定，到了汉代，则通称为姓，我们现在的姓就是从那时沿袭而来，主要来源就是先秦的氏。宋代编写的汉族的《百家姓》内收入单姓共408个，复姓共76个。常用姓氏不过200个左右，最常见的单姓只有100个。

汉民族的姓名有姓、名、字、号四项。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不同母系氏族之间的氏族内部不能通婚。名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字是由名演化而来，与名意思相联。号是古代有地位的人自己对自己或者别人对自己的称呼，是受到别人尊敬时别人才会给予称号。

礼的三个本源作用，顺天地之时调理事务，奉祀先祖尊崇荣显君与师，天地、祖、君师为三本。天、地、祖、君、师作为文明人应该尊重他们存在。东汉《太平经》有“天地君父师”。北宋初，正式出现“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明朝晚期民间广泛奉祀“天地君亲师”。清朝雍正初年，诠释并明确“天地君亲师”指明传家之道的序位，凸显“师”之地位与作用。关于中国文化中天地君亲师的祭祀，是敬天亲地，说天尊地卑，其实尊卑也是平等，只是作用不同，以和为贵。在所有群体外部关系中，有君有亲。重要的是，当尊则尊，当亲则亲，亦尊亦亲，都从心由内而外，内外和合一体。

汉民族以座位的朝向决定尊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南面为尊和东向为尊两种排座次。先秦时，汉民族贵族住宅采用的堂室结构是前堂后室，坐北朝南，堂上不住人。堂的东、西、北三面有墙，座次就以坐北向南即南向位为尊，其次是西向位，再其次是东向位，最后是北向位。室内最尊的座位就是东向位，其次才是南向位，再其次是北向位，最后是西向位。

拜礼是表示恭敬客气的礼节，是中国古代汉族最基本的传统礼节。从行礼的姿势上分，古代的拜主要有跪拜和揖拜两种：跪拜就是下跪磕头，表示恭敬；揖拜就是抱拳拱手，表示客气。拜有尊敬、顺服的意思，经常特指跪拜。以行礼的姿势分，有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等分别，是所谓的九拜。以行礼的次数分，又有再拜、三拜、八拜、九拜等分别。再拜就是行礼时，先后拜两次，以表示礼节的隆重。再拜稽首，是连行两次长久的磕头礼；再拜顿首，是先后行两次短暂的磕头礼。三拜指行三度拜礼，表示遍拜，主人招待宾客时，常因宾客众多，不可能一一遍拜，故以三拜礼代替，以示礼拜众宾。八拜指行八次跪拜礼，原为世交子弟拜见父亲辈朋友所用的礼节，后世又用于异姓结为兄弟时所行礼节，至今结拜兄弟为八拜之交。九拜又称九叩，表示最高的敬意。揖拜宾主相见表示客气谦让的礼节。是用手的动作表示的礼节，俗称“作揖”，动作类似现代表示谦让时以手做的“请”的姿势，因此又称“揖让”。跪拜是历史最长、使用频率最高的传统礼节，是臣对君、卑对尊、幼对长表示恭敬顺服的礼节，俗称“下跪磕头”。

汉族通行一夫一妻制，但在中国古代纳妾现象比较普遍，俗称讨小老婆或都娶姨太太，寡妇一般不准改嫁，封建社会后期，规矩更严，有的要终身素服守寡。以前的汉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多是包办。婚姻形式了明媒正娶外，还有买卖婚、表亲婚、换亲婚、转房婚、招养婚（入赘）、典妻婚、童养婚、孝婚、冥婚等。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汉族传统婚礼发展出三书六礼的程序。三书是指聘书，定亲之眉目，在订婚时交换；礼书是礼物清单，列出礼物种类和数量，过大礼时交换；迎书是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接新娘过门时用。六礼是每日由求亲、说媒到迎娶、完婚的手续。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征、纳吉也是过大礼，男方选定一个吉日到女方家举行订婚大礼。 请期是选择一个吉日完婚，亲迎是婚礼当天男方带迎书亲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汉族传统婚俗（斗门水上婚嫁习俗）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汉民族一直重视丧礼，土丧是汉民族葬礼的传统习俗。丧礼分为殓、殡、葬三个阶段。殓是给尸体穿衣下棺，分为小殓和大殓两步，小殓是给尸体裹上衣衾，一般是用布帛裹。小殓一般要把米放在死者口中，称为饭含。古时的汉民族皇帝及皇族入殓时会含玉，也会根据不同身份而含璧、含珠、含瑁、含米、含贝。大殓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棺材给男人用的刻寿字，女人用的刻福字。殡是入殓后停柩于殡宫，殡柩时间，没有规定，长短不一，古代主要是要等待奔丧的人。

奔丧的人要穿丧服，丧服分为五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麻五种，称为五服。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缉边，使断处外露，表示没有装饰，服期三年，为“五服”中最重的一种。斩衰是儿子和未出嫁的女儿为父亲，孙子为祖父，妻子为丈夫服丧时穿的丧服。齐衰用粗麻布做成，缉边，是孙子为祖父母，丈夫为妻子服一年，为曾祖父父母服5个月，为高祖父母服3个月。大功用熟麻布做成，粗细介于齐衰和小功之间，是已嫁女为伯叔父、兄弟，以及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妹妹、已嫁的姑、姊妹服9个月。小功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为远亲服5个月。缌麻，用细麻布做成，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为远亲服3个月。五服都用麻布制成，根据亲疏关系穿不同的丧服，又称披麻戴孝。到现代披麻戴孝一般是胸佩白花，臂戴黑纱，鞋面上包一块白布，但在农村还是有披麻戴孝的情景。

葬是掩盖死者遗体，汉民族古俗盛行入棺土葬，入葬前要看风水。送葬又叫出殡，就是死者的亲人朋友随行到坟地。在古代送葬路上撒纸钱，入葬后要点香火祭拜，用的香火要由长子拿到坟地。到了近现代，死者生前的遗像由长子捧拿在送葬队伍前面引导，其它的都没有具体的讲究。汉族有做七仪式，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哭丧仪式中的哭丧是中国丧葬礼俗的一大特色。哭丧仪式贯穿在丧仪的始终。大的场面多达数次而出殡时的哭丧仪式最受重视。

汉族的主要节日以春节最为隆重，另外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七夕、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但像寒食节、人日节发展至今已经没落。

春节，是农历新年，即正月初一，古代称元旦。元旦的具体月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夏朝在正月初一，商朝在十二月初一，周代在十一月初一，秦秦灭六国之战后则在寒衣节。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后，刘彻在恢复夏历时，定正月初一为元旦。到了近代，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了行夏历顺农时，用公历方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公历1月1日为新年，公元纪年定正月初一称为春节，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民间俗称春节为过年。 民间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说法，腊八过了之后就开始备年货，过年前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掸尘，家里面要打扫卫生，个人也要搞好卫生，干干净净迎春节。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叫除夕也叫年三十夜。这一天旧时要迎灶神祭祀先祖，现今吃年夜饭成了除夕的习俗，北方的年夜饭以饺子为主食，意思是更岁交子，南方的年夜饭以年糕和大米饭为主，菜不能吃完，要留一点，表示年年有余。除夕还有守岁的习惯，子夜时分黎明初起，家家户户放爆竹，表示辞旧迎新。春节期间还有拜年的活动，旧时初一早上孩子早起后穿新衣新鞋给长辈拜年，长辈要用红纸包压岁钱，现在拜年是客人给主人家拿一些礼品，主人拿糖果糕点沏茶招待，这种活动会持续一周左右。汉族春节还有挂年画、贴春联的传统习俗。2006年春节被列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人日节，又称人七日、人庆、人胜节、人生日、人辰日，传说是人类的生日。人日节的起源，有战国说、西汉说、魏晋说，现在学界普遍接受的是魏晋说。《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中式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在南北朝时期，荆楚一带在正月初七有吃七种菜、剪纸、戴人胜等习俗。唐宋时期，人日节习俗有南北差异，南方食用七菜羹，北方则食用熏天饼，民众在这一天大多会外出游玩。宋代以后人日节逐渐没落。

元宵节，又称元宵节、元夕、元夜、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元宵节是春节的最后一幕，在旧时只有过完元宵节，年才算真正过完。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这天叫上元节，上元节有吃元宵的习俗，象征团圆，又称为元宵节。元宵节这天有闹花灯的习俗所以又称灯节。在汉民族的元宵节活动中还有踩高跷、扭秧歌、玩花船、唱大戏、舞狮子、舞龙等。舞龙是汉民族最有民族特色的活动，龙是汉民族古代传说中消灾降福的动物，舞龙活动历史悠久。2018年元宵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寒食节是中国古代汉族过的节日，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节日。寒食节在清明节之前的一两天，寒食，就是要吃冷食，禁烟火。关于寒食节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学者观点，认为其起源于周代的禁火制。古代的生产力不发达，人们便会保留火种，初春时节，天干物燥，存留的火种容易引发火灾，古人会将上一年的火种全部熄灭，这就是禁火。然后再重新钻燧取火，这叫改火，一禁一改之间，不能生火做饭，人们便只能吃事先备下的冷食，这便是寒食节的由来。另外一种说法，是为纪念忠臣义士介子推。汉代以前，寒食节禁火期一月为限，在寒食节期间禁止生火吃冷食。汉代之后，寒食节为清明节的前三天，到了唐朝，寒食节期间禁火吃冷食的习俗盛行，事先煮好冷麦粥、冷饧维持，三天后的清明节才可以钻燧取火。由于寒食节与清明相连，寒食节与清明节逐步融合为一。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节期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清明节源自早期人类的祖先信仰，是汉族最隆重盛大的祭祖大节。清明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传承至今。清明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节、重五节、天中节等，日期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汉族民俗大节。端午节最初为古代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一带的百越地区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战国时期的楚国（今湖北）诗人屈原在该日抱石跳汨罗江自尽，统治者为树立忠君爱国标签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端午节源于自然天文现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央，处在全年最“中正”之位。端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端午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七夕节指的是农历七月的第七个夜晚，是汉族传统的民间节日，它又叫乞巧节、女儿节、姑娘节。七夕节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是乞巧，由男女共同参加，祈求赐予劳动的智慧和灵巧。随着时代的发展，乞巧的仪式、内容在演变并出现地域差异。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乞巧方式多是穿七孔针乞巧；唐代出现了穿九孔针，搭乞巧楼；宋代乞巧不仅有乞巧楼、乞巧棚、巧竿、蜘蛛乞巧等，受异域文化影响，还出现了摩罗、种生、谷板等；元明清承袭宋代乞巧方式也有不同的变化。

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四大祭祀节日之一，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元节的叫法源于道教，民间又称中元节与盂兰盆节、七月半，佛教称其为盂兰盆节。中元节节俗在古代有秋尝祭祀的古老习俗，是为了祭祀农神来感恩收获、祭奠先祖以缅怀亲人。在古代时从皇家到寺庙至家家户户都恭敬祭祖、焚纸锭、放河灯的活动，在现在被删去了大部分仪式，甚至在城市生活中被遗忘。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拜月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代。中秋节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古老的渊源。祭月作为民间过节的重要习俗之一，逐渐演化为赏月、颂月等活动。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重阳节是在农历九月九日，是华族传统节日，《易经》中阳爻为九，九为阳数。两九相叠为“重九”，故名“重阳”。重阳节又称登高节、重九节、茱萸节。重阳节的产生有西汉说、东汉说、唐朝说等多种说法。从历史学角度考察，重阳文化的真正起源应追溯到九月九习俗，而九月九习俗的起源应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秋收丰庆敬天祭祖的民俗。九月是秋收季节，丰收后举行敬天祭祖仪式活动，成为秋祭民俗，至今有些地方重阳节仍叫秋节。重阳节在各地有登高、赏秋、赏菊，一些地方还有喝重阳酒、喝萝卜汤吃重阳糕、吃螃蟹等饮食习俗。 1980 年以后，重阳节定为 “中国重阳节”“敬老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重阳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冬至是在每年的 12 月 22 日前后 （12 月 21～23 日），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 “亚岁” 等。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冬至来了，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来的。冬至过后就开始数九，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在古代还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冬至各地有不同饮食习俗，如吃冬至团、吃馄饨、吃狗肉、吃火锅、吃饺子、吃甜丸等。

道教禁忌分为四个层次：戒律，斋戒、清规、一般禁忌。道教的戒律分戒和律。戒是禁制，不得放逸，主要戒杀生、戒坐姿、戒奸淫、戒说谎、戒烟酒等。律是律条，标准不一。斋戒是在祭祀前沐浴更衣，不饮酒 ，不吃荤，以示诚敬，称为斋戒。清规是道教对违反戒律的道士的惩处的条例。一般禁忌主要是教徒在日常生活和祭祀仪式上的规范禁戒。道教发展于民间，禁忌与民间信仰有共同之处。

汉族立春忌挑水和掏灰，清明节时忌讳天阴、下雨和刮风。汉族民间有清明日戴柳的习俗，清明不戴柳成为禁忌。立夏日忌吃米饭之类散碎状的食品。夏至禁止诅咒，戒剃头，忌有雷雨。有俗谚说夏至有雷，六月旱，夏至逢雨，三伏热。立秋禁人在田间行走，否则秋收不佳。立秋忌雷、雨、风，俗谚说立秋一雷波万顷。山东省西一带，禁忌立秋日洗澡。冬至为一年间最冷的日子，汉族民间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浙江省一带忌吃白米饭。冬至还忌无雨，忌出嫁女人夜宿娘家。

汉族以黄色、紫色为贵色，而以白色、黑色为凶色。父母在时子女忌穿白衣、忌戴白帽。西北地区的汉民在穿衣方面禁忌短小，上也不一般都要过膝，裤脚达到脚面，服饰款式方面有国不露脐女不露皮的禁忌，汉族忌反穿衣。汉族民间忌讳将妇女和小孩子的衣服在夜间凉置在室外，小孩子的衣服忌搭在高处。竹竿尾忌晾挂衣服，放衣服时忌男衣放在女衣之下。新娘的鞋忌放在新郎鞋子上。汉族不能用手抓吃的，吃饭时忌抛撒米粒。忌用一支筷子扒饭，吃饭时忌看镜子。汉民族的饮食对象上的禁忌很少，狗肉是汉民族忌食的，认为狗肉上不了席。汉民族有些地方禁食牛肉。汉族注重子嗣，屋门与家门一致，民间忌讳常关屋门。门坎上忌坐、踏、站上面，更忌用刀砍。睡觉时忌讳头朝窗户，忌讳头枕窗台，门槛。汉族民间重视建灶，火门朝东西，犯了烧东西的忌讳，朝南也不好，只有朝北才是好的。汉族有搬家先搬灶的说法。日常行为中忌向火中、木柴或烧过的炭末谷灰小便，忌小便后小洗手，忌在坟地大小便，忌将两把扫帚放在一起。

汉族同姓不同婚配，五不娶，三不去，违律婚的公禁。女有五不娶：逆家子不娶，乱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恶疾不娶，丧妇长子不娶。三不去：尝更三年丧不去，贼娶贵不去，有所受而无所归不去。违律婚是指违反婚律规定的婚姻。汉族讲究生肖的和谐，古人将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配成十二种属相，忌娶寡妇。

汉族的丧葬死者的寿衣忌讳用缎子，谐音断子，怕因果报应，以奇数为好，一般是五七九件不等，忌讳双数。寿衣不能用皮毛制作。汉族崇尚用松柏制作，忌用柳木、松柏象征长寿，柳树不结子，寿材不能随便移动。汉族有埋随葬品的遗俗，禁用金银器随葬。汉族孕妇不能吃兔肉。生的孩子男孩子怕不足月女孩子怕延期。

汉民族以农业为主，农业靠天吃饭，顺从自然，一方面得不误农时，另一方面要定期祭祀，以求助神灵的护佑。祭祀期间，不得从事农事活动，害怕神灵以为祭祀者不专心和不虔诚。春节是祭祀拜神活动最频繁的时期，汉族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为过年，忌耕作，耕作冲犯神灵，一年百事不顺。汉族敬奉雷神，忌雷期间不能犁田，耕地，播种，如果违犯会导致雨水不宜，庄稼歉收。春雷常在正月下旬，二月上中旬的早春寒潮还在晨，这时过早翻地下种，会导致冻伤春苗。汉族开秧门有多种禁忌，插第一行田时忌开口，扎秧把时秧把合拢处忌不留缺口等。

织绣是汉民族的传统工艺，汉族的先民早在黄帝时期就开始养蚕织帛，商周已民经能够织出各种几何图案，并掌握染色技术，战国时期有自己的风格。绸缎不仅是衣料，也是工艺品。唐朝织工、染工的技艺有大发展。清代康雍乾时期，纺织工艺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松江区、上海市等县，不分男女家家纺织。纺织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形成南京、杭州市、苏州市、成都市等产地的不同艺术特色；刺绣工艺与纺织工艺相伴相生。

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用于祭祀的礼服共有12种图案，其中有六种是彩绘、六种是刺绣，这种礼服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以针引彩线，刺绣各种图案在织物上面的一种工艺，是汉族历代妇女的女红之一。唐宋之时，刺绣的技艺盛行，花卉毛、山水人物都可刺绣。明清时期，刺绣工艺更加普及，创造许多新针法，并开始用在家庭生活用品边饰和各种陈设品。绣品图案多姿多彩，色调鲜艳明快，纹理层次分明。湖南省的湘绣、苏州的苏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各有特点，称为“四大名绣”，享有国际盛誉。汉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早在汉朝就出现蓝印花布，它是把油纸刻成花板，蒙在白布上，然后用生石灰、干生粉和水调成防染粉浆乱印，晾干后，用蓝靛染色，再晾干，刮去粉浆而成的花布。到了明朝和清朝时普遍流行，有蓝底白花，白底蓝花，风格各异。在农村喜欢用作被面、帐子、门帘、围腰以及衣料的一种传统民族花布，现在在国际上也开始流行，制成各式时装衣裙，成为有汉民族风格的服装。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玉雕自华夏民族开始，汉族就把玉视为神秘珍贵的宝物。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就有玉制工具。商周时期制玉成为一种专业，玉器成为礼仪用具和装饰佩件。在古代玉被当作美好物品的标志和君子风范的象征。汉族爱玉，崇玉，因此，汉族的玉雕工艺品精美且有民族特色。玉雕的品种很多，主要有人物、器具、鸟兽、花卉等大件作品，也有别针、戒指、印章、饰物等小件。多地玉雕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兵马俑是秦朝时制作的大型的泥塑群，规模庞大。两汉时有壁画创作，主要用于宫廷、官府、寺观及贵族、官僚宅第等建筑物上，坟墓壁上也会绘制壁画。同时还出现了彩绘帛画，它是将器物或墙壁上的绘画分离出来，成为另一种艺术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随之出现了石窟艺术，云岗、龙门、敦煌是最著名的三大石窟。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是汉族的民族工艺，早在约公元前8000年到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至今约有一万年的历史。经历母系氏族公社时代发展，仰韶文化的彩陶、黑陶都很精美，唐朝唐三彩的制陶工艺又是汉民族的一个高峰。制陶工艺的砂陶由江苏省宜兴创制。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是用瓷土作原料，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700多年问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已经进入新时代。唐代的青瓷，邢窑白瓷为代表，世称“南青北白”。宋代的瓷器制造业发展很快，出现了独具风格的瓷窑体系。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全国的瓷器制造中心，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的独特风格闻名，以烧制“青花瓷”著称。

剪纸古称剪彩，俗称花，是汉族的传统民间工艺。在南梁时就盛行剪纸，用来装饰房屋和头饰。唐代剪纸处在发展时期，到了宋代，造纸术成熟，纸品种类多，剪纸的运用范围扩大。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油纸板雕镂成纹制作蓝印花布等，明清时期剪纸走向成熟。人们通过剪纸传达祈求丰衣足食，健康长寿等，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有多种剪纸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木制的，木料的表面涂油漆防腐。建筑以走廊等形式将多个庭院串联起来，形成庭院式组合，花园是必要部分，这种庭院式组合布局是典型的轴对称建筑，庭院式组合一般都具有纵横轴，在古代把主要的建筑放在纵轴上，次要建筑排放在两边的横轴上，有前序、高潮、尾声的空间序列。中国古代建筑上有装饰纹样，比如青龙、白虎、朱雀、神龟等动物，还有各种花类、神兽、祥云、人物等内容雕刻于古建筑物之上，将文化印刻在建筑物上，传承并记录文化。中国古代建筑惯用大面积的原色——黄、红、青、绿、蓝、黑、白，色彩的分配是非常慎重的。房屋色彩受气候、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多用白墙、灰瓦和黑、墨绿色等颜色的梁柱,形成了与环境相调和、秀丽淡雅的格调。

汉民族的绘画叫中国画，简称国画，素材有人物、山水、花鸟、动物等。汉民族绘画艺术中的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逐渐成熟。晋朝的顾恺之是最早的画家，善画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画等从隋唐之际，形成独立的画科。唐朝出现不少著名画家，如阎立德、阎立本、吴道子、王维等。阎立本的《壤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及吴道子的《吴道子＜送子天王图＞》等画作非常著名。明清至近代，人物画和山水、花鸟画都有发展。汉民族的国画是以画、诗、书、印融为一体，王维既是画家又是诗人，他的山水画被誉为画中有诗。宋朝以后，画家常在画面上题写诗文、题名落款，并盖以朱色印章，于是诗、书、印配画，四为一体，诗、书、印的水平和风格，直接影响画的身价。

书法是汉民族汉字书写艺术，讲究书写理论，也讲究美感。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其形体由点画、结构、章法三者组成。书法经历了五个阶段演变，即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秦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是李斯，创制了全国通用的小篆。小篆字体修长、线条均匀，为历代书法家所喜爱。钟繇被后人称为楷书的鼻祖，他将隶书扁平型转变为方正型。行书最早是由东汉书法家刘德升所创，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

行书的第一大家魏晋南北朝时期王羲之，他的书法继承了钟繇的楷法，他的行书作品《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书法家王献之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他的书法继承了父亲技法与风格，创造性提出了“破体”，打破了楷书与草书的界限，王献之传世行书有《中秋帖》《鸭头丸帖》等。

初唐时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将魏晋时期南北两种不同的楷体有机统一起来，并且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楷体。“虞欧褚薛”四人的书法风格不尽相同，各有特色。盛唐时期，书法家颜真卿将“虞欧褚薛”的风格综合起来，形成了楷书艺术的最高峰——“颜体”。颜真卿以后，柳公权的楷书又形成了另一种风格，“柳体”成了后来汉字发展的基础，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基本上脱骨于“柳体”。唐代书法另一成就是草书，张旭和怀素的狂草最为出名，“张素”二人将草书推向另一个新的高度。

北宋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苏黄米蔡”，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法史上把他们四人合称为“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集中体现了唐代追求法度向宋代追求意趣的书法风格的转变。在中国书法史上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书体——“瘦金体”。瘦金体是北宋的宋徽宗所创，其硬瘦锋利，笔法转折分明，别具一体。

明清诸家开创在画上题字的是赵孟頫 他力倡“复古”且长时间专研“二王”与“颜柳”的书法，综合各家优点自成一体。明代书法工整但呆板，形成“台阁体”，明中叶以后，祝允明、董其昌开始了对个性的追求。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中国书法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书法家如徐渭、张瑞图等，他们冲破局限，创作出许多有新意又奇特的作品。清晚期书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大发展、大终结的时期。

汉族的口传文学包括谚语、民歌、中国神话、口传史诗、民间故事等 ，《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白蛇传》是四大传说，通过民间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并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鄂西北地区流传的神话诗史《黑暗传》，是在打澧州大鼓时唱，内容主要是描述盘古开天辟地结束帝江黑暗、人类的起源以及社会的发展等历程，融会了混沌、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等一系列神话传说。在中国北方流传说许多的神话传说，我们现在熟知的有《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在南方也有许多民间故事流传下来，如《妈祖》《三娘教子》《绍兴八怪》等，人们通过口传相传，有些是表达美好愿望，有些是表达精神寄托。

书面文学包括如诗、赋、散文、戏剧、小说等，体裁种类丰富。

诗歌早期以四言为主，语言质朴，《诗经》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战国末年，屈原等人创作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称为楚辞，楚辞句子长短不限，适合抒情，代表作有《离骚》《九歌》等。东汉末年出现五言诗，代表人物有曹植、王粲等。魏晋南北朝进期，诗歌创作有了重大突破，出现了七言诗，诗歌开始格律化，代表诗人有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唐朝时，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高峰，诗歌格律严谨，注意对仗，诗的种类也较多，有抒情诗、山水诗等，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唐朝的诗人也有很，比较有名的有李白，杜甫等。至两宋时诗歌创作也很发达，有名的诗人有苏轼、陆游等。至近代，出现了新体诗，格律和句形字数没有限制，并逐渐取代中国古代诗歌。诗和元曲也是诗歌形式，词能吟能唱，代表作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元曲是在元朝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它分为单曲（小令）、组曲（套数）著名的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

赋注意词句，精雕细琢，没有诗歌的格式，它是两汉的代表性文学创作形式，代表作家有贾谊、司马相如、班固等，魏晋南北朝时的赋内容上丰富多彩，形式上讲究对偶和排比句，著名作家有左思、潘岳等，代表作品有《阿房宫赋》《子虚赋》《洛神赋》《前赤壁赋》《哀江南赋》《上林赋》等。

散文在先秦时质朴，比如，《墨子》《孟子》《韩非子》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散文追求形式，华而不实，后发展成骈体文形式，注重句式整齐多为四六对仗，讲究用典，容易上口，比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至唐宋时，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出现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唐宋八大家。近代散文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发展，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有较大的成就 。辛亥革命前后，散文创作通俗化，使用白话文，陈天华和章太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五四运动后，鲁迅、舒适成为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代表人物。

汉族小说出现晚于口传文学，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第一部小说集。而后作品慢慢增多，至明朝前期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清朝有代表性的小说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耳中人》，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五四运动以后，小说基本用白话文创作。

戏曲又称元杂剧，产生于宋代，是在宋杂剧和金朝院本基础上形成以音乐、说、唱、舞蹈等多种艺术为一体的杂剧。元杂剧作品丰富，关汉卿是元杂剧创作最多的作家，代表作有《窦娥冤》。与关汉卿齐名的是王实甫，他的代表作《西厢记》。明朝流行的戏曲称为传奇，代表作家有高明，他的代表作有《琵琶记》《荆钗记》等。汤显祖也是传奇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牡丹亭》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民族古代有五音：角、徵、宫、商、羽是最基本的声音，是古代的五个音阶，相当于现代简谱中的1（do）、2（re）、3（mi）、5（so）、6（la）。古代还有七音的说法，是在五音基础上加入变徵与变宫两个音，变徽是简谱的4（fa），变宫是简谱的7（xi）。律管是古时的定音管，用来正音，用竹、玉或铜制成，古代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半音，所以表示半音的律管共有十二个。各管按音阶由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之中，奇数律称律，有六律，偶数律又称吕，故有六吕，合起来称为律吕。

汉民族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乐器，发展至今，种类繁多，汉族吹管乐器有：埙、笛子、箫、笙、唢呐、管子等。弓弦乐器有：二胡、极胡、高酬、京胡、坠圳等。弹弦和打弦乐器有：占琴、琵琶、筝、阮、三弦琴、柳琴、月琴、扬琴等。打击乐器有：鼓、板、梆子、木鱼、锻、云锣、大锣等。古琴也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琴在孔子时期已经盛行。古筝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为流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阮在汉时称为“秦琵琶”，因东晋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善于弹奏得名。

汉族的音乐成果方面，《乐记》是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西周初年创作的大型乐舞《大武》，描写了周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大武》以外，当时还有很多民间乐舞和其他部族的乐舞，称之为“散乐”和“四夷之乐”。它们反映的题材更为广泛。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现今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广大地区，约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曲。因此，又称“十五国风”。而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际。后世汉族的音乐成就也有很多。《广陵散》就是楚汉旧声的实例。在唐朝的《琴诀》中说古琴产东以了观风教、摄心魂、悦情思、静神虑、壮胆勇、绝尘俗、格鬼神，它可以陶冶和表现汉民族的性格功能，民族气节。

汉民族舞蹈是农耕经济上形成的舞蹈，因地域不同，形成不同风格，汉民族中原地区的舞蹈多为俯首、含胸、微微屈膝、动作幅度不大等的舞蹈姿态。动律均匀，动作空间小，情感表达也很含蓄。山区及半山区的舞蹈身体有登山的前俯后仰、摆手、脚踏地的动作。汉民族的舞蹈种类有秧歌、腰鼓、龙舞、狮子舞、灯舞，绸舞、剑舞等。

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主要有流行于黄河以北各省的秧歌，流行于南方各省的花灯、花鼓、采茶和流行于西北的二人台与在东北地区流行的二人转。秧歌起源于插秧等劳动，是由宋代的村里乐发展起来的，其动作大方，在北方流行，也体现北方汉民族人民性格特点。秧歌分为东北秧歌、河北省秧歌、山东省秧歌、陕北秧歌、山西省祁太秧歌等。它是一种集歌、舞、戏为一体的艺术形式。秧歌分地秧歌和高跷两种，地秧歌是在地面上歌舞，而高跷则是表演者双脚踩在缚以腿部的木跷上歌舞，又叫“踩高跷”。秧歌的打击乐有自己固定的锣鼓点子，它的使用加强了节奏感，烘托了气氛，更突出秧歌的地方特色。

花灯主要流行于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湖北等地。除汉族以外，花灯在当地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花灯按地方分有昆明市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贵阳花灯、安顺市花灯、遵义市花灯、秀山花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灯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灯、南坪花灯等。按流行地区分为湖南称对子花鼓、茶灯、耍灯、玩灯等。贵州称地灯、红灯、小唱灯等。根据演唱的时间和内容，又有贺灯、元宵灯和愿灯之分。采茶流行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湖南、湖北、福建省、浙江省、贵州等南方省区。采茶在各地有采茶，唱茶歌，茶篮灯，灯歌，采茶灯，茶花灯，茶箩灯等，采茶歌舞来源于茶农唱的茶歌，将茶农的劳动动作进行加工，伴以茶歌 ，边歌边舞形成舞蹈。花鼓灯的表演是载歌载舞，跑旱船北方称水船，南方称采莲船。早在唐朝就开始流行。主要在春节和喜庆活动中表演。用木条或竹片扎成框架、蒙布，系在女子腰间，男子持木桨划船，两人边歌边舞。

汉族各民系还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曲艺形态，比如昆曲、豫剧、川剧等，汉民族的戏曲兼具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六项艺术，集唱做念打于一身，载歌载舞于一身。戏曲是早是先秦的优伶，它是古代以乐舞唱戏为业的艺人，又分为倡优和俳优两种。倡优是以乐舞为主，俳优是表演为主。汉朝时百戏兴起，汉族民间演出的歌舞、杂技、古彩戏法、武术、戏曲总称为百戏。唐朝时参军戏广为流行，内容以诙谐笑谑为主。

汉民族的戏曲集唱做念打于一身的典型代表是京剧。它的角色分配是男扮女，女扮男。京剧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生又分为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四种，旦分为大青衣、花旦、花衫、刀马旦、武旦、闺门旦、玩笑旦、泼辣旦、贴旦、老旦等，净谷称大花脸，分铜锤、架子、武花、摔打和二花脸等，丑谷称小花脸，分文丑和武丑两类。脸谱是汉民族戏曲夸张性的化装艺术。是把绘画和表演统一在演员脸上的专门艺术。脸谱一般有黑脸、红脸、花脸、青脸、蓝脸等不同颜色，不同颜色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赤红示忠勇，黄色见猛烈，白色多奸诈，黑色主粗直，青色是妖邪，以分辨忠奸善恶。行头”是戏曲服装和道具的通称。汉民族曲的行头有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服装色彩鲜明，着重装饰性；其道具多数是虚拟的、象征性的。经过历代戏曲艺人的不断创造，已成为戏曲表演艺术极富民族特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程式是汉民族规定的舞台动作的套子和格式。如上马下马，上楼下楼，开门关门，以及喝酒、写字、坐轿、睡觉、昏迷、苏醒等，都有一套规范化了的套子。甚至表演各种表情，如悲号、快乐、哭、笑等，也有一套格式。这些“程式”来源于生活，是经过提炼、加工、美化和规范了的舞台动作，正是“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

武术分为拳脚功夫和器械功夫。拳术是兴于北方齐国，它便于近战，练习也很简便，因此在汉民族中广泛流传，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拳、形意拳、华拳、通臂拳、少林拳、炮拳、太极拳、红拳、猴拳、六合拳等流派。拳术练习时身法活便，手法利便，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等特点，发展成武术的基本功。杨露禅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奠定了一百零八式的太极拳路。霍元甲用他的武术曾赶走俄罗斯大力士，吓跑英国武术师奥皮音，击败日本柔道高手。

器械功夫主要是利用兵器，人们常说十八般兵器，它们分别为：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十戟、十一鞭、十二铜、十三槌、十四\u003c十五叉、十六耙头、十七绵绳套、十八白打。剑术从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一直流行在汉民族，它使用方便，利于近战，是百兵之君。岳飞是枪法的代表人物，他还左右开弓的射箭。关羽，凭借手中的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纵横沙场，成就了“武圣”的美名。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据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汉族有301项民间体育项目。汉族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有竹竿比赛、碧秀（响箭）等，竹竿比赛、摔跤、高跷等，反贼壶、蹴鞠、布打球等。高跷俗称高脚子，民间庆祝胜利表演的一种民间舞蹈，在脚上绑以0.5米到2米高的木棍。木棍顶端有一横梁，有10厘米到15厘米，以固定踩脚和绑脚，主要技巧是在行走中保持身体平衡，重要节日会有高跷表演。蹴鞠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起源于齐国，汉代在军中流行，蹴鞠由一种下层人民的运动提升为一种贵族运动。唐朝分队比赛，对抗的两队，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为胜，并且还出现了女子蹴鞠，女子蹴鞠不射门，而以踢球的技法显胜，这被称为“白打”。及至宋代，蹴鞠变得更加兴盛，球技发展出成套的花样动作，可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身体的各个部位球不落地。

早在远古时代，汉族就有专门观测天文现象的官吏执掌天文。历代天文观测设观星台、观象台、司天台、司天监、钦天监等机构观测天象，推算历法。汉族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关于日食、月全食、恒星、彗星、太阳黑子的天象观测记录。汉代的天文学家提出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汉代天文学家耿寿昌、贾逵等发明了以赤道为坐标系的天文观测仪器，称浑仪或浑天仪。

唐代的一行用正午的八尺之竿测量出经线的长度，得出子午线是129.22公里，比现代的数据差了111.2分里，但相比外国早了90多年，并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相比张衡的浑天仪，僧一行的浑天铜仪增加了星官，仪器的动力是用水力运转，运转一周是一昼夜，与天象相符。黄道游仪的用处，是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的坐标位置。利用这两种仪器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多次测定了二十八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从而发现恒星在运动。他用标杆测量日影，推算出太阳与节气的关系。他的《大衍历法》也是比较先进的历法。

汉族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历法。相传在先秦有古六历，它们分别是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汉族形成以来，有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太明历、大衍历、十二气历、统天历、授时历、时宪历、天历等。其中十二气历和天历是阳历，其它的历法都是阴阳合历。到现在，汉族仍然使用传统的阴阳合历。

中国传统历法俗称阴历，始于夏朝，又称“夏历”。历法是安排年、月、日，配合和区分四时节气的方法，根据太阳和月亮（太阴）的运行规律。如果以月亮运行为根据，以朔望月为单位，这叫“太阴历”，简称“阴历”。阴历是以月亮的圆缺来分月的，每月一日是新月，十五日是圆月，一次圆缺约二十九天半，十二个朔望月累计相加，就是一个阴历年，共有三百五十四天。如果以太阳运行为根据，以太阳年为单位，这叫“太阳历”，简称“阳历”。

在阳历中，平年三百六十五天，闰年三百六十六天。一个阳历年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一日不一定是新月，十五日也不一定是圆月，这是阴历和阳历之间的最大区别。中国传统的农历，既非阴历，也非阳历，而是阴阳合历，即同时考虑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变化，以太阳年为一年（阳历），以朔望月为一月（阴历），而阴历和阳历一年之间相差的日数，以若干年添加一个闰月的方式来弥补。由此看来，将农历称为“阴历”是一种误会。古人将每月一日叫“朔”，每月十五日叫“望”，由于农历以月相的变化来确定一个月的长短，因此，朔日为新月，望日为圆月。只有在农历中，“十五月圆”的说法才能应验。在农历中，一年之始叫“岁首”，岁首之月叫“正月”，古代的历法有多种，如夏历、殷历、周历、颛顼历（秦历）等，其差别主要就在岁首的月建不同。

在春秋时期，汉族人以太阳经过二十八宿的时间划定一年四季。二十八宿在天球的北极圈附近，战国时人们将它分为四块，每块七宿，称之为三垣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分别是东方七宿46个星座，北方七宿65个星座，西方七宿54个星座，南方七宿42个星座，全天283个星座计1464星。并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现在天文工作者，以木星为岁星。木星运行一周为十二年。天文工作者将其分为十二星次：星纪、玄相、嫩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这就是现代人的一年12个月。

汉民族地图的制作出现不迟于春秋战国时期。晋朝的裴秀提出制图六体理论，对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多项技术的处理有论述，他的制图方法一直沿用到明末清初。晋朝的《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专著。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世界上石灰岩地貌（又称喀斯特地貌）进行大规模考察并作详细记录和深入研究。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地区约20个省的无数山川，将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后人将他的笔记整理成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典故、中国神话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风水术又名堪舆术、地理术、青囊术、相宅、青乌、形法等，用来指导人们选择、处理住宅和墓葬的位置、地势、朝向、布局、营建等，是选择居住环境、营造建筑物、利用地理地形进行趋利避害的一种数术。民间认为风水与住者或葬者一家的吉凶祝福有关，藏风得水的地理为佳。风水术与建筑业一同出现，风水术同占卜术一起，风水先生同时又是巫师。风水术从总体看是迷信，但它又有地理学、建筑学、地质学相关内容。

早在秦汉时期，汉族就有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数学著作，取得了开平方、开立方方法，一元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数学成就，比西方的同类算法要早出1500年，书中还提出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方法。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用内外接正多边形的逼近法，求得圆周率介于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值精确到小数后七位的记录，一直保持了1000年。《宋元算术》中的一次同余式解法和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成就。

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纺纶捻线，使用绕线杆和锭子，将毛纺成纱线。西汉之前已经出现了手摇纺车，一个人可以一只手摇车一只手抽纱，后来慢慢出现了两根纱纺车和多根纱纺车。东晋时期就发明了脚踏纺车。在元代出现了水转大纺车，用来纺麻纱，它装有32枚木制的锭子。原始织布机用手挑起经线，再用纬线来回穿梭，后织布机向卧机方向发展，改用吊综来上下提动经线，甚至可以用脚来控制，这样双手都可以用在引纬、打纬上。周代在织机的两端加入了卷舒经线的机轴，经线的长短可以不受机长的限制，可以织成几丈长的织品。秦汉时期织机已广泛使用脚踏板装置。商周纺织品出现提花，提花织机的记载出现在公元前一世纪。在商代和周代都有提花丝织品出现，因而可以说，当时已有能提花的先进的织机。纺织品的印染术如缚染、镂染、蜡染技术也出现得相当早。

造纸术在中国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了，只是产量低质量差，不能用于书写，直到东汉时期，蔡伦改革了前人的造纸术，用麻做原料 ，添加树皮等含纤维的东西，用石灰碱蒸煮的加工技术，提高了纸的产量和质量，此后纸张开始代替简帛推广使用。造纸术在六世纪后传播到外国。

书籍出版的需要催生了印刷术，六世纪初的隋唐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它用木材为原料，先在实木板上刻反字，后给字板涂上墨，印在纸上，是早期的印刷术，由于节省工时，在宋代盛行。在1041-1048年间，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他用胶泥做成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用这些活字排版，不仅节省费用，还能缩短时间。元代王祯又将胶泥活字改为木活字，创造转轮排字架，后来还出现了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的活字，进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从13世纪后传到外国。

火药是在炼丹过程中发现的，炼丹家用硫磺、硝石与木炭混合燃烧，发生剧烈反应，唐朝发明了以这三种物质为原料的黑火药。宋元时期改变药物配比，用在军事上，出现最早的火炮、火枪、火箭、地雷、炸弹等火药武器。火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14世纪后制造火药武器的技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

汉族先民最早发现永磁铁和磁铁会指向南方，利用这一特点制作了司南和指南针。指南针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当时是将天然磁石磨成勺形，放在光滑的地盘上，用以指南，称为司南。到了宋代后期，发现钢铁在磁石上磨过后会产生磁性，于是就出现了指南针，指南针能在阴雨天辨别方向。元代航海时靠罗盘指南针指引方向，指南针技术从阿拉伯传到欧洲。

浑仪（浑天仪）是汉代天文学家耿寿昌和贾逵等发明的以赤道为坐标系的天文观测仪器。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创制的浑象（浑天仪）是用来显示天文现象的仪器，和现在的天球仪很象。它是最早用漏壶滴水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用来测算天象并能准确显示出来。唐代天文学张遂和梁令瓒在浑仪和浑象的基础上制成浑天铜仪，它增加了报时装置，每到一刻自然击鼓报时。宋代天文学家苏颂用机械原理制造了水运仪象台，每到一定时刻就有木人报时。

汉民族先民制作的器具有钟、鼎、刀、剑、盘、匝、喻麋、侧理等，用于生活的器具如剪刀、瓢、钵、灯、钩、镜等物品 ，种类繁多。汉民族制造器具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的《考工记》，就记述了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此后，汉民族手工业不断发展大约战国是出现了《管子》，它不仅是一部科技著作，还包含了农学、地图学、物理学、计量学、矿学等方面的科技思想和科技知识。到17世纪，出现了《天工开物》，它是关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中医看病的方式用手按脉，又称切脉，这是汉民族一项独特的诊法。它根据人体脉搏跳动的轻重快慢，判断患者得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得这个病。东汉时期脉诊已广泛用于临床，中医主要是通过运用切脉的方法给人诊病，在中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医学文献，如《素问》《灵枢》《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伤寒杂病论》《脉经》等著作，都体现诊脉是汉民族中医独有的。

中药主要是各种动物、植物、特别是植物，汉民族称为中草药。汉民族的药学著作早在东汉就有《神农本草经》，书里将365种药物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到了南北朝时有陶弘景写成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730种药物，药物公成草、木、粮、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类别，并且沿用了1000多年。天宝时的《新修本草》是汉民族古代的药典。到了明朝时，李时珍将汉民族的中药学编成了《本草纲目》，书中记载了1892种药物。汉民族的中药有理论体系，按属性分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四种。四气就是寒、热、温、凉；五味就是辛、苦、咸、酸、甘、升降、浮沉就是指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趋向。对药物的加工方法也有讲究，一般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共制3种。水制是用酒泡、醋泡、水漂等。火制是用炒、焙、煅、炙、煨、炼等17法。水火共制就是蒸、煮等。通过不同方法的“炮制”，药物的性能往往出现一些特殊的变化。

针灸在汉民族中源远流长，它的前身就是原始社会的“砭”。“砭”就是“泗水砭石”，把石块磨制成尖石或石片，用以治病。后发展成用金属做成的针。“针灸”就是“砭灸”。战国时的医书《黄帝内经》就有针灸疗法。扁鹊不仅以诊脉出名还精通针灸。自秦朝开始，针灸的医学著作也有很多，宋朝的王唯一编著的《铜人穴针穴图经》开创了世界医用人体模型的先河。针灸疗法也多种多样，针刺方法就有火针、温针、梅花针等；灸疗方法有药饼疗法、灯火燥法、艾卷等。解放后进一步挖掘、继承、发展，出现了耳针、鼻针、电针、头针、穴位结扎、磁穴疗法等。几千年来，针灸疗法始终是汉民族一项重要的医疗手段。

中原地区是农业大国，兴修水利对农业的发展很重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民族就注意水利的兴修，在沿河建筑堤防，或开凿运河。魏国的引漳灌邺工程，改变了邺（今河南安阳市以北）的落后面貌。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当时为了灌溉农田，魏国在黄河与中牟县泽（今郑州市东圃田一带）之间开挖了一条运河，从荥阳市引黄河水向东南流，浇灌田地，这就是鸿沟。鸿沟流到圃田泽后继续向东,一直延伸到了魏国的首都大梁（今开封市），然后向南流入颍河，再经水下流注入淮水。鸿沟开凿之后，使济河、颍河、淮河、泗水县和黄河互相贯通，构成了鸿沟运河系统，灌溉农田发展农业。

都江堰水利工程以无坝引水为特征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古时岷江流经都江堰，由于河道狭窄，古时常引发洪灾，而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又阻碍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秦昭襄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他们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为了进一步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在分水堰与离堆之间，又修建了一条溢洪。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郑国渠是引泾河东流入南洛河，从当今的礼泉县东北地区谷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向东入洛水。郑国渠充分利用了自然的地形特点，渠道开凿在高处，形成了一套自流灌溉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渠道的作用，扩大了灌溉面积。

汉民族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孙子兵法》《六韬》等兵学经典著作；注重兵家思想，策略的代表作有《三十六计》，吴起的《吴起兵法》，书中讲述的是如何用道、义、礼、仁思想治理军队和民众；《黄石公三略》结合儒、道、法、墨诸家思想，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专论战略。《李卫公问对》《纪效新书》《司马法》等也是古代军事学专著。汉民族还大量修纂类书，在文献学上卓有成就。如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永乐大典》是古代最早的百科全书，类书的代表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书不仅影响汉民族，对其它民族均产生影响。

汉民族注重史料的记载和编撰，从司马迁开始编撰《史记》，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形成《二十四史》；并编有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国别体史书以《国语》《战国策》等，另有大量记载城市风貌、市井民情、少数民族情况的史书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这些史书记录了历史，形成中国历史的体系，从而得知历史。

汉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多部著作流传至今，比如《星经》《大明历》《梦溪笔谈》《山海经》《大唐西域记》对汉民族的天文地理发展留下重要的资料，记录农业农事的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农学著作的代表作。汉民族在大同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流传至今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管子》是先秦典籍中保存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盐铁论》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著作。

汉民族在近现代人口不断的增长，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布局不协调，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形成了许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的民系，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加挑战。随着汉民族居民收入的增加，进城务工、定居，加快城市化的同时，家庭的结构也在变化，家庭成员居住分散，家庭功能弱化，导致现当代汉民族人员在婚姻、生育、养老出现新的问题，如子女随母姓的情况增多，传统的几世同堂的观念淡化等。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中西方经济、贸易、社会、教育、科技等交流，汉族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摒弃旧风俗，如反对封建迷信，打击冥婚等民间糟粕。此外，汉族不仅通过移民等形式产生国际影响，在生活上、思想上都有一定的吸收西方文明的迹象。

汉民族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经济、文化经过历史上几次民族大同市化，汉民族融合成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民族。但在汉民族内部，不仅有地域的差异，也有文化的差异。到1930年后，广东省学者罗香林认为，类似汉民族这种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产生分化，形成了有微小差异的亚文化群体，这种群体，罗香林称为民系。这些民系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环境、地理位置等原因，他们对某一特定的事物有着认同感，形成民系内部有共同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同一个民系的人生活在相同或相近的区域，有着相同的区域认同。区域认同往往成为民系的名字，典型的例子如潮州民系。林立的汉族民系成就了现当代汉族文化丰富多彩的面貌。

在汉族诸民系中，客家民系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以客家民系为例，客家民系来源于中原汉民族，不以地域命名，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客家民系具有中原情结，不忘自己的根本，把汉民族的“根脉”文化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客家民系旧时多战乱，先后五次向南迁，迁到南方变客人。客家人重视族谱，闽、粤、赣客家族谱、族图能为客家人寻根问祖，族谱记载着本族的世袭渊流，支派辈分，是客家人寻根问族的重要途径。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他们会举全家和全族之力培养孩子读书。

近代以来，汉民族随着不断移民，对世界各地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汉族人在新西兰、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地，都对当地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许多汉族人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李小龙将中国的武术融入美国的电影中，展现华族追求民族独立的气魄和武术精神，他在电影展现的功夫形象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符号，功夫已然成为海内外华人强大的“底气”来源。

成龙是唯一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电影人。成龙的电影含有大量的中国元素，他以独特的功夫表演形式、幽默的艺术表达方法，展现正义和勇敢的华人平民英雄形象，创新了华人对外话语表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值得借鉴的部分相融合，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作为代表中国人形象的一个文化符号，成龙塑造着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积极建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连接中西方文化，影响着国际影坛。

杨振宁是一位科学大师，是一位融通了中西文化精华的科学家，他对物理学和数学都有重大贡献。杨振宁从小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身体里循环着父亲的血液，中华文化的血液。杨振宁渴望中华民族复兴，他的愿望和理性思考再结合他的中国情怀，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史观，也见证了华族的成长。

华人钟亚瑟1970年成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亚洲地区以外首位华裔总统。1972年6月27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与中国建交。第一届五年任期满后，钟亚瑟顺利通过民选获得连任。这期间，圭亚那一直对华友好，钟亚瑟还曾于1977年4月访问中国。1980年10月，两届总统期满后，钟亚瑟是至今为止圭亚那历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