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原名铜奔马，因郭沫若认为铜奔马蹄下是飞燕而得名“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天马逮乌等，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通说认为该铜马为东汉时期的青铜器，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15公斤，铜马三足腾空、昂首嘶鸣，落下的一足踏于飞鸟之上。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友好交往的象征。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

1969年9月22日，甘肃省武威市新县大队第13生产队的社员在雷台汉墓下面挖防空洞时，在洞右侧发现了坚硬物体，将浮土层清理后出现一块砖头，意识到这里是墙体，村民们拆开砖块后发觉是一个古墓葬。墓葬中有大量的铜车、铜马、铜人和多种铜制品，生产队会计将这批文物搬运到库房保管，队干部们列出了一个入库文物清单，村民选择封锁消息不上交文物。据后来有关报道称，因不久前生产队的两匹马死去，村民们打算将这批铜器卖给废品收购站换钱买马。尽管选择保密，但消息还是传开了。在时任武威市文物干部的党寿山和政法干部张有的努力下，将这批文物运到了武威当地的文物单位保管起来。此后，甘肃省博物馆又对雷台汉墓古墓葬进行了三次补救性发掘和清理，但遗憾的是，历史遗留下的信息几乎已经被破坏尽，如今墓主人的身份和铜奔马的来历仍属于未解之谜。1969年，这批雷台古墓葬发掘出的文物入藏甘肃省博物馆。

雷台是一个高8.5、南北长106、东西宽60米的夯筑土台，台上有年代较晚的庙宇建筑。汉墓发现在雷台东南部的台基下，墓为正东西方向。发掘时发现了盗洞两处：一处是在中室东壁的上部；一处是在墓道中。根据修补和积水情况推测，被盗时间应该是刚下葬不久。墓道为斜坡式，长而平缓，墓室有前、中、后三室，墓中随葬物品在1969年发掘时大多被扰乱，失去原来的位置，部分器物上的附件出土时有损毁。随葬器物丰富，总计出土遗物二百三十一件，其中铜制器物171件，包含稀有的成组铜车马，此外有金器二件，漆器三件，陶器二十五件，银印四枚，以及铁、骨、石、玉、琥珀等质地的器物。铜奔马出土于雷台一号墓，出土后，该文物状态较差，马身多处破损，脖颈处有多个小洞，马头上的鬃毛和尾巴均脱落，后通过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两个月的修复，铜奔马得以变为现在的样子。

铜奔马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15公斤。造型矫健精美、疾足奔驰状。塑造者摄取了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略飞燕的刹那瞬间。飞燕回首惊顾，更加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其全身的着力点集中于超越飞燕的一足上，精准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铜奔马按照良马式的标准塑造，集西域马和蒙古马的优点于一身，特别表现出河西走马秉赋的对侧步特征，铜奔马被认为是东西方友好交往的象征，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铜奔马的姿势来源于马匹真实准确的奔跑姿势, 表现了奔马正处于四肢腾空的瞬间状态。此姿势在出土材料中经常可以见到，属于程式化的造型样式。雷台墓出土的车马俑中共有铜马39匹，大多数是四足伫立，唯有铜奔马单足独立。单足站立最需要解决的是平衡问题，在马蹄下放一块踏板也可以起到支撑作用，但却丧失了奔马四足腾空的意境，而铜奔马蹄下的飞鸟造型简单，立于奔马和地面之间，既能保持整个雕塑的平衡，又很好地说明了奔马正处于四足腾空的状态。这种造型在汉代很多见，传播范围较广，有学者推测造型灵感来源于相马术。

铜奔马头部和颈部、身躯和腿足连接处有颜色深浅不同的铸接痕迹，说明该作品的铸造工艺为陶范铸接法，就是先铸造马的头颈身躯，分铸腿足，再相接在一起，耳朵等细节分别另铸，插入马身上相应部位的洞孔里。马腹内空，腹下存有一椭圆形口。在铸造腿部时，通过浇注铜液、放入铁构件，强化腿部强度和支撑力，通过分析腿足内部的深色条状阴影和右前蹄下外露铁芯，推测是铜腿内部的铁质加强筋。

1973年4月至1975年8月间，铜奔马先后到法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美国共12个国家巡回展出，观众达500多万人次。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2021年年底，甘肃省博物馆宣布，根据国家珍贵文物保护相关规定，铜奔马将于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在“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展出，其余时间在库房进行维护保养。

铜奔马的构造巧妙，利用鸟展开的翅膀起到平衡作用，准确把握力学原理，集造型、速度和力学原理于一体，同时，马的右片后腿内夹铸的卯榫状铁芯骨加强了腿部支撑力，巧妙运用青铜和铁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用当时最为坚硬的金属铁支撑起重量超过7公斤的主体。这种制作工艺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器中曾经发现过，铜奔马在利用这项传统技术的同时，还在腿根、踝关节、蹄足等受力点做了榫卯状特殊处理，使铜奔马主体得到更好的支撑效果。

1971年9月19日，郭沫若先生陪同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宾努首相带领的政府代表团，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在这次参观活动中，他在众多的雷台汉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一眼便看到了铜奔马，并认为这个青铜器就算是放在国际社会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艺术珍品。郭沫若回到北京后，约见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并提出将马踏飞燕这一文物充实到正在故宫举办的全国文革出土文物展。铜奔马在这次展览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1972年至1973年，铜奔马先后前往英、美、法等12个国家展出，这一系列的展览，使得铜奔马名扬中外，并被誉为“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甘肃省博物馆以铜奔马为主题，推出了摆件、玩偶、冰箱贴、饰品、头套、扇子、口罩、冰淇淋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该产品是由甘肃省博物馆文创设计团队设计推出。其中，“神马来了”IP中的一款文创玩偶铜奔马，造型奇特，该产品在6月中旬上架之后，该月销量超过一千单。

在中国邮政史和世界邮政史上，自1973年至2014年的四十多年间，国内外先后发行了九种以铜奔马为主题或主体图案的邮资票品，包括普通邮票、纪念邮票、小型张等邮品类型。第一个与铜奔马有关的主题邮票是中国邮电部1973年11月20日发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其中一张上的文物是铜奔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邮政机构先后发行了以铜奔马为内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展览日本》小本票、中国友好观光年纪念邮资明信片、联合国普通邮票——铜奔马、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马踏飞燕”普通邮资片、“丝绸之路”系列邮票——大漠雄关、“马踏飞燕”个性化邮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英国展览期间，《泰晤士报》及《星期日泰晤士报》赞助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纪念章，正面图案为铜奔马并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和“中英友好”字样；背面为伦敦皇家学会外景及“CHINESE EXHIBITION 1973—1974”字样。中国香港也曾发行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纪念章，正面图案为铜奔马，下方有“香港·1978·HK”字样；背面图案环铸一组敦煌飞天造型。

学者孙机认为，雷台古墓的行制具有晋代特点，墓中所出土的陶器、铜叉等和敦煌晋墓出土物类似。因此，铜奔马年代为晋朝时期，其主要依据是墓葬和部分随葬遗物的年代晚至西晋。例如，雷台墓出土的小型五铢，直径与东汉时期的五铢差别较大。也有学者认为，铜奔马所代表的艺术风格展现出了东汉时期的时代特点，同时，雷室墓出土包括铜奔马在内的铜马共计39件，其中有8件有铭文，这些铜马与铜奔马年代相同，通过铭文中“左骑千人”这一官位是只见于东汉的官职。这就证明铸有这类铭文的铜马属于东汉时期的作品，与其伴出、形制相同的铜奔马的年代也应属于东汉时期。

有学者认为，铜奔马所踏之物为金乌，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汉代墓葬文化中对亡灵升天的观念浓郁，墓中并没有其他形象能够代表汉代墓葬中的神仙世界，金乌的存在则是墓主希望死后亡魂升入天界的象征；第二是该鸟的造型与金乌相似度较高。有学者认为，铜奔马所踏之物是，因为该鸟体形似燕，双目似鹰，尾羽又不分叉，符合隼的形态特征。还有学者认为，铜奔马所踏之物并非实体物，铜奔马所踏之“鸟”实为“乌”，即“乌鸦”，但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乌鸦”，而是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即“太阳”。

针对铜奔马的主人是谁这一问题，学界众说纷纭。根据墓葬信息可知，墓主人是武威郡左骑千人官的张姓官员、二千石以上秩张姓官员，故有了张江、张奂、张猛、张贡、张绣、张轨、张骏等多种推测。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持“张江说”意见的学者认为，武威市雷台东汉墓墓主人即武威太守张江，张江是铜奔马的主人。但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史书记载张江为四川人，雷台东汉墓墓主人籍贯为甘肃省，张江为西汉末年人，但墓主人应为东汉末年人。持“张骏说”意见的学者则从张骏墓被盗的历史记载与雷台1号墓现场情况吻合、张骏一生三次受“将军”称号且生活豪华，与墓内大量的陪葬品情况相匹配。持“张轨说”意见的学者认为，从墓葬出土的四枚印章文字来看，墓主人是同时拥有“安西将军”“镇西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四个将军印章的人物，而从东汉至晋代，与武威和武威郡相关的人物，只有张轨符合这一条件。持“张绣说”的学者认为，通过分析墓葬规模和大量随葬品情况，并排查东汉末年河西地区二千石以上俸禄的官吏名单，只有当时武威郡的张绣符合条件。

学者顾铁符等人认为，铜奔马是相马用的马式。因为铜奔马的造型与相马术所说的良马特征完全吻合，但反对者认为，马式中的马匹形象应该是一个端正站立的姿势，而非奔腾的姿势。但根据唐朝记铜马式的文章推断，存在奔腾的马式形象。

关于铜奔马命名问题，学界存在多种观点。“铜奔马”是文物界和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质地、特征、器形信息，符合文物定名规范。郭沫若先生认为铜奔马蹄下是飞燕，飞燕是鸟中飞速最快的，而且古代也曾以“紫燕”作为良马的名称，所以给它起名为“马踏飞燕”。学者牛龙菲认为，铜奔马是已被董卓熔毁的东汉平乐观“飞廉并铜马”的“副本”，“马超龙雀”刻画的正是“行空天马超越风神龙雀”的瞬间景象，这一观点后被《人民日报》记者概括为“马超龙雀”。学者曹定云认为，铜奔马蹄下之物为“乌”，但“乌”指的并非鸟类，而是太阳，故马在太阳上奔腾，乃天马，“逮”意为“到达”或者“逮住”，无论是哪种含义，均表明了该马速度之快，故应命名为“天马逮乌”。

有学者认为，铜奔马之形体兼有西域马和蒙古马种特征，乃汉武帝后引进西域马杂交改良之结果。这种改良马属于乘兼用、军民两用，善于走对侧步的特征。还有学者认为，铜奔马的原型是来自大宛国的天马或汗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