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Spring and Autumn Period，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即东周政权中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476年姬匄逝世后田氏代齐共295年的历史时段。春秋时期政权属于中原地区中部地区的以华夏人为主体构成的周代，自公元前770年姬宜臼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进入东周时期，共历经周平王姬宜臼、姬林姬林……周敬王姬等共14位君主，在此期间各诸侯国争相称霸，史称“春秋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姬仁继位后，诸侯国彼此征伐，春秋时期结束，中国进入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年，在申、鲁等诸侯的帮助下，周平王顺利东迁，定都洛邑。但因周王室缺乏军事实力支撑，日渐式微，难以号令诸侯，甚至到了需要依附于各诸侯国的境地。至周郑互质、襦葛之战爆发时，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已渐趋丧失，群雄争霸拉开序幕。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齐桓公借尊王攘夷的口号扩张势力，谋图霸业，晋文公则平定周室子带之乱，以践土之盟称霸天下。秦穆公则将扩张之势专注于戎狄，剿灭西戎，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楚庄王经过多年纳贤问政，争霸意图逐渐显露，问周王之鼎，并通过邲之战大败晋军，问鼎中原。与此同时，晋、楚两国也逐渐争霸，在两次弭兵之会中，晋楚势力此消彼长，最终取得平衡，分霸南北。后期吴、越两国势力渐兴，彼此争霸，诸侯国版图也随之扩张。而周王室的领土则逐渐缩减，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直辖领地主要为今洛阳市一带，国土面积约为218万平方公里。春秋时期，华夏族及周边地区人口数量共计1000万人左右。公元前476年，姬匄病死，东周王朝历经14位位君主，王朝势力大幅度缩水，次年周元王继位，发生了“田氏代齐”之事，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中将其视为战国时期之始。北宋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将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周天子所承认视为春秋时期的正式结束。在春秋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君臣秩序混乱，周王室势力难与崛起争雄的诸侯国抗衡，最终走向没落。

由于春秋时期是东周政权的阶段性划分，在政治体制方面，其受西周影响较大，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官制以族长世官制、诸侯卿大夫继承制、五等爵制为主，春秋初期，以“太师”为王官首领，中期时太宰(冢宰)地位逐渐下降，最后成为无实权的尊称，直至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设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经济上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春秋时期东周仍采用公有制，土地制度为井田制，将劳动力束缚在公田上，并且凭借分封制维持对公田的控制。由于初税亩等新的赋税制度的产生，土地对人口的束缚力减弱，加之炼铁技术发展和青铜器冶炼技术成熟，商业贸易逐渐兴起，出现贝币、刀币等货币，但经济活动的发展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春秋时期的文字起源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后演变为大篆，但由于周代衰微，各诸侯采用的文字有较大区别，《左传》《孙子兵法》等为此时期的著作。春秋时期华夏人信仰原始宗教，后演变为儒墨道法等多流派的不同信仰。

春秋作为东周政权的前一时间段，其国号遵从周朝国号。周太王（周文王祖父）在迁都岐山县时，定都“周原遗址”，古称“岐周”，因此将部落改名为“周”。后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则延续“周”为本朝国号。虽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但仍未改国号。关于周代国号来源众说纷纭。《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迁都岐山时，“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说明迁都之前，本部落名称并非周族，而为“豳”族。唐朝张守节对《周本纪》有此注释："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然而，对于隶书记载的周代国号起源，学者何光岳提出质疑，认为周太王姬姓部族早有"周"之名称，迁都岐山县之后，才有"周原遗址"这一地名。有此观点的原因之一是，甲骨文中"原"字本义是源头，周原是周人源头之意，姬姓部族几经迁徙，最终大致迁徙到了帝喾分封周后稷之处，因而将之命名为周原。

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就已出土相关文物，其中带有甲骨文的卜辞显示商朝曾召集部队攻打周国，周国在此时期便已存在。古公亶父改国号为周则发生在武乙期间（公元前1147年—公元前1113年在位），古公亶父占据周原之后继续以“周”为国号，周代的"周"这一国号或来自于地名。而周文王姬昌原为商朝诸侯，受商朝封赏，封为西伯，又称周侯、姬伯。其心怀天下，礼贤下士，颇有认仁德。《论语·泰伯》称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继位第四十四年，文王受命、称王、改元，仍以“周”为国号。文王死后，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今西安西南），国号依旧为“周”。还有一种说法是，甲骨文中“周”字状似“田”形，以“周”为国号，寓意周代对农业的重视。

春秋之称由来史学界并无明确回答，目前来看共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大众学者之观点，认为春秋之称源自于《春秋》一书，因其恰好与春秋这一时期的历史节点相重合，于是便以《春秋》之名指称“春秋”这一历史时期。二是以蒙文通为首的一类学者之观点，他们认为“春秋”在东周前半期不仅是鲁国史官之作，还可视作诸侯国史与大夫家史，可将这一历史的各类事件全部涵盖其中，因此将东周前期称之为春秋。三则是徐连成之观点，其认为“春秋”这一名称起源于战国时期，直至西汉时期方才确定这一历史阶段的称呼。而战国时期之所以称呼前代为“春秋”，则是看到了东周前期诸侯林立、周王式微之特点，且以族、地、王朝三名合一的年代学难以满足春秋这一历史阶段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而以“春秋”为名，可将此阶段特点尽量贴合。

商末帝辛无道，沉迷酒色，拒纳忠言，发动旷日持久的征伐东夷等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外矛盾与统治者之间的斗争。造成穷兵武等后果，招致商朝的灭亡。此时，位于西部的周族借此机会推翻商王朝。周文王首先与周边许多商的部落与方国搞好睦邻关系，结为同盟一同对付商王朝的统治，并平定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芮（今芮城县西）两国因争夺土地而产生的矛盾，后又亲率周兵解决犬戎族之患，消除后顾之忧，直接威胁到了洹水帝都的安全。但灭商大业尚未完成，文王病逝，由其子武王继位，继续灭商之路。公元前1045年，武王兴师“”东观兵至孟津”,通过此次军事大演习，武王确定了“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这一事实，加剧了武王灭殷之决心。

公元前1043年，姬发意识到商朝统治者已丧失民心，百姓对其怨声载道，正是周代揭竿的好时机。周武王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联合微、彭、、羌、庸、蜀等部落，在誓师讨伐后发动伐纣灭商战争。此时，周朝军队因天命所归，士气大振，而帝辛虽人多势众，却不得民心，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27年），牧野之战爆发。纣王将由奴隶罪犯组成的临时军队作先锋，却遭到积怨已久的奴隶们的临阵倒戈，周军在倒戈伤兵的协助下，直抵朝歌城下，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火烧鹿台而亡,自此商朝覆灭，周代正式建立。

西周最后一代君主姬宫湦在经历11代君王后，于公元前795年继位。其在位期间对诸侯便难有掌控之力，周王朝趋进崩溃，又因生性骄奢，喜好美色，最终导致西周覆灭。周幽王之子姬宜臼为申后所生，被立为太子，但后期因幽王宠爱褒姒，废宜臼而立褒姒之子姬伯服，并将宜臼逐出宫廷。申候对幽王黜王后、废太子一事本就不满，接纳被驱逐的外孙宜臼，幽王知晓后逼迫申候交出宜臼，申候不从，幽王便以捉拿宜臼之名欲出兵攻申，但因幽王毫无威信而没有多少诸侯国参与。申候为求自保，与曾国（今河南方城一带）及犬戎族部落联手攻打丰镐遗址，诛杀幽王及其部下，西周宣告覆灭。

周幽王死后，西周覆灭，各诸侯为维持周代统治，以申候、鲁侯为主的各诸侯主张立周幽王的废太子姬宜臼为新王，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镐京及周边地区遭战争破坏，又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外族之患等影响，周平王遂借诸侯之力东迁洛邑（今洛阳市），此为东周之始。周平王执政达五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天子直辖的“王畿”面积在戎狄不断进犯下逐渐缩小，最终仅剩下洛阳等地不足200公里的管辖地。同时，由于诸侯国势力日渐崛起，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逐渐丧失。又因其在诸侯势力拥护下称王，在面对拥护其的申、鲁等诸侯时姬宜臼难以与其抗衡。又因周代缺乏军事实力，在面对戎狄等外族入侵时不得不依赖申、鲁等诸侯国军队，加之礼崩乐坏，周天子难以担任天下共主之责任。

公元前743年，郑庄公继位，其野心勃勃，在位期间不断向外拓张，于公元前722年攻打卫国。周平王一直对郑庄公有很大不满，郑庄公假借他国对周王不臣之由大肆率周兵攻伐，导致周王室军费支出上升。且实际上郑庄公也未对周平王心存恭敬，于是周平王便希望借更服从、听话的公取代郑公王朝卿士之地位。郑庄公知晓此事后，以退为进，在公元前720年前往洛邑主动请辞，但周代离不开郑国的武力支持，无奈之下，姬宜臼不得不提出周郑互换人质以维持信任。于是周平王之子王子狐与郑庄公之子公子忽分别前往新郑、洛邑，史称“周郑互质”。

周王之子成为人质后才可与诸侯国达成妥协，周王室的权力下移至周平王时期已十分严重。公元前720年周平王逝世，次年姬林继位。桓王不满郑庄公已久，加之郑庄公公然操纵他国国君更替，公元前712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先后剥夺郑国四个封邑，又罢免郑庄公王朝卿士之职，郑庄公皆放低姿态无所应对。于是周桓王联合卫、蔡、陈等国，以郑庄公不敬天子为由兴兵攻郑。郑庄公在应对之间巧用战术，大败三国联军，此战因发生在繻葛，有被称为繻葛之战。在混战中，郑国大夫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左肩，郑庄公借周天子受伤为由退兵，并派使者前去慰问，周桓王因武力不足无奈宽恕郑国。在此次作战中，由于郑国获得胜利且导致周天子受伤，其霸主地位进一步确立，揭开了群雄争霸的序幕。

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牛耕的普遍推行，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力逐渐提高，原有的井田制被破坏，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私田制出现萌芽，为各诸侯国争雄争霸提供物质基础。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春秋时期，君臣逆位现象突出，西周时期尚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礼仪音乐的制度及作战出征都由天子所决定；此时则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即礼仪音乐的制度以及作战出征都由各诸侯所决定。随着政治经济势力的极速膨胀，各诸侯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展了激烈斗争。一些诸侯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否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而与其他几位实力相差无几的诸侯国共同承担起“共主”之责，随即出现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位霸主，史称“春秋五霸”。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执政后，力图霸业，任用管仲为相，改革齐国政治、经济、军事，使得齐国物质基础颇为丰盈。此时，齐桓公适时推出“尊王攘夷”之措施，借此实现霸业。尊王，即尊崇周代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制度；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各族等进行防御抵抗。自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权势衰微，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尊崇周天子，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以防止侵犯周王室权威之事再度发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之口号，并在此后数次攘斥夷狄。

公元前655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屈服，订立召陵之盟，已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并建立霸主会盟制度，后又凭借尊王攘夷之口号促使本国政治军事实力不断提升，推动齐国势力崛起。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奸，最终死于内乱。《春秋公羊》传如此评价齐桓公：“南夷北狄交，中原地区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齐桓公在位期间整合农业、军事、商业等，提升了军队作战能力，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成为春秋时期实力最为富强的国家之一。

宋襄公（？—前637年），宋襄公讲求“仁义”，在继位之时，虽为继位之人但坚持认为其兄目夷比自己忠诚优秀，更适合作宋国国君，在目夷的坚决推辞甚至逃往卫国下作罢。继位后又封目夷为相，主管军政大权。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图谋称霸，以谋略整合卫、、曹、滑等小国，但最终因不听劝告而失败。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楚兵战于泓水，此次战争中宋襄公又因讲究“仁义”，最终导致宋军大败并受伤，次年因伤痛发作，不治而死。

公元前635年前后，位于南部的楚国势力渐盛，欲图北上称霸中原。而晋文公为晋国国君，也意图与楚国交战以谋求霸主之位。公元前632年，楚国军队到达城濮之南，晋国联合齐、秦等国与楚国对抗。初期，楚国以陈、蔡两国的军队为主组成右军，以申、息两县军队为主组成左军，左右二军由子西指挥，楚军主力由子玉指挥。而晋国先轸则就楚军弱点部署兵力及作战计划，将晋国军队及齐、秦等兵力划分为上中下三军，以分散、联合等势先后击溃楚国左右二军，仅有中军部分势力得以保存。城濮之战以晋国大败楚国而告终，也拉开了晋楚争霸的序幕。

晋文公，即姬重耳（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年），在骊姬之乱中其无奈逃往他国十九年，后在秦穆公支持下回晋并成功夺权。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贤才，如狐偃、先、赵衰等人，积极发展农、工、商业，知人善任，明贤良、赏功劳，改革原有官制，设立三军六卿制度，推动晋国势力强盛。又联合秦、齐两国扫平诸侯之乱，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得到周天子赏识。公元前632年姬重耳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史称践土之盟。晋文公正式成为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公元前628年，姬重耳逝世，其在位时间虽短，但政绩优异，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打下争霸基础，并确立会盟制度，使得晋国霸主地位得以延续。

秦穆公（公元前683—公元前621年），一作秦缪公，其在位期间，精于谋略，善用人才，使得秦国疆域逐渐扩大。在晋国闹灾后接济晋国，但晋国却恩将仇报，使得秦穆公亲率军队前往晋国讨伐，生擒晋惠公，并成功将秦国版图扩展至黄河西岸。后又与晋国多次联姻，时常结盟，史称“秦晋之好”。在图谋发展过程中，秦穆公消灭了多数戎人国家，这一胜利为周天子所认可，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又任命其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公元前621年，秦穆公逝世。

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楚庄王在位期间重用贤臣，善于纳谏。伍举、苏从等忠直之臣，攻灭庸国，楚国势力向西北方向拓展。并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发展经济，充实国力，积极发展农业，积极吸收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并产生北上之志。在周代使者拜访楚国时，楚庄王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流露出觊觎天下的野心，即“问鼎”之由来。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之战中大获全胜，大败晋绥军，声威大振。楚庄王采取联齐制晋的战略，压制晋国发展，楚庄王一战即问鼎中原。公元前591年，楚庄王病逝。

楚国自之战大胜后称霸中原，但自公元前591年楚庄王逝世后，新任君主难以掌控局面，导致楚国势力渐衰。晋国则在此时逐渐积累实力，在公元前589年与公元前578年的两次战争中，晋国分别打败齐、秦两国，实力大增。后又与楚国发生鄢陵之战，大败楚国。在晋楚两国斗争中，晋国总体占优，但因其内部斗争严重，又要面对夷狄等外部危机，导致晋楚二国实力此消彼长，互相征伐，争夺霸权，形成拉锯。

春秋后期晋楚两国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此时接连不断的征伐之战给人民带来巨大压力，人民与国家均对战争产生抵触情绪。加上晋楚两国长时间拉锯难以分出胜负，国内矛盾尖锐，两国都希望得到一定的缓和喘息时间。由中立国宋国调和，执政执政元华、向戎先后两次奔走，共召开两次弭兵之会。第一次弭兵之会开始于宋共公十年（公元前579年），宋国执政华元在晋、楚两国之间不断牵线，约两国于宋国结盟，晋、楚两国约定互不增兵、不相攻伐、互通使节、互救灾难、共同讨伐不服从晋楚两国的敌对国家。由于楚国见晋国势力逐渐衰退，为求利益，楚国于公元前575年撕毁弭兵之约，进军晋国北部，晋国立刻予以兵力回击，爆发鄢陵之战，第一次弭兵之会结果以失败告终。

陵之战楚军惨败，又于公元前557年在湛阪（今河南叶县）与晋国开战，楚军仍然大败，势力渐弱。而在公元前579年-公元前555年，晋互国除击退楚国多次进攻外，还举大兵攻打齐、秦两国，并取得胜利。经过此段时间的积累，晋国势力逐渐上升，晋楚两国又渐呈拉锯之势。至宋平公三十年（公元前546年），由宋国执政向戎再次牵线晋楚两国，并约各国代表于宋参加会盟，签订不再作战之盟约，规定除齐国、秦国外，其他各诸侯国需要向晋楚两国朝贡，使得晋楚两国其周围小国都有喘息之机，晋楚两国又取得平衡，分霸南北。

当晋楚争霸渐消时，地处东南的吴、越等国逐渐走向争霸。早在姬贵元年（公元前544年），吴越两国就已存在矛盾。至姬匄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吴国势力强盛，意图争霸中原，按照地理位置则必须消灭越国这一后方大患，否则难以北进中原，因而两国爆发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主动伐越，爆发檇李之战，阖闾由于战争中受伤，不久后便因病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吴王夫差为替父报仇，与越国对战于夫椒(今江苏太湖），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夫差为羞辱越王，命其及其妇为吴王“驾车养马”。

姬匄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意图争霸，率大军北上，置越国大后方于不顾，仅留万数老弱病残看守，勾践卧薪尝胆多年，见此机会便发动水军两千，精英士兵四万，亲兵六千，军官一千，一举伐吴，攻破吴国首都姑苏，大败吴军。吴越两国国力均有不盛，因此两国战争稍平。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越国闻吴国大饥，趁此机会率五万大军伐吴，夫差难以抵抗，最终大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攻破苏州市，公元前473年，夫差求和不得，最终因战败自杀。

春秋末期，由于长期的争霸战争，原先的霸主晋国逐渐走向衰落，曾经支持晋文公的朝臣逐渐演变为是世袭贵族。东晋权力逐渐被范、赵、魏、韩、智等六家掌控。其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在晋国内部斗争中消散，仅存其余四家，而智家势力独大。智氏大夫智伯瑶力图吞并其余三家势力，借计图谋三家土地，仅有赵家不从。于是智氏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家，但被赵家拉拢韩、魏两家，于公元前453年消灭智氏一族而告终。晋国权力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实际上成为三家之附庸。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国，承认其地位。“三家分晋”也被学界多数学者视为春秋消亡，战国初始的标志。

由于春秋属于东周政权的一个历史时段，因此东周政权的疆域领土分布可简要视为春秋时期的领域分布。西周时期，由于采用分封制，政权下共存在100多个封国。后发展为齐、晋、楚、宋、郑、秦、吴、越等十余个实力强劲的大国及周边小国。各诸侯国由于战争、经济发展等因素与边疆少数民族来往增多，疆域变迁较大。

春秋时期周王室因式微，王疆域不断缩减，至平王东迁后，仅保留有洛阳市等地共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此时周王畿之地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又得汝州伊阳县为西部边陲，申（今南阳市）、吕（今河南南阳市西）为南门，虞（今山西解州平陆县）、虢（今河南省陕县东南）为北户。此后，周王室的王畿之地以河南府、怀庆府为主，兼得汝州。但后期历经平、桓、庄、惠诸王，周王室势力渐衰，发布号令往往难以使诸侯听从，将酒泉赐予虢国，虎牢赐予郑国，后期晋灭虢，楚灭申，又历经变换，周王室疆域至春秋末期面积缩减，几乎难以称为国。

而各诸侯国随着势力不断扩大，疆域面积逐渐向外扩充，东面的吴越两国领土直达姑苏、会稽（今江苏省一带）；西面的秦发展至巴蜀、黄河与函谷关等地；北面的燕国东北达辽东，西至云中、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南面的楚国直达苍梧（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由于“国”内人口不断增加，土地面积难以满足人口社会活动的需要，因此春秋时期一些大的诸侯国迫切开疆拓土，向外扩张领土面积。《左传》记载，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败狄于箕……获白狄子”，晋国夺取了戎狄等外族的大片活动区域。至卫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国大力向东扩张，面积扩充至邢、卫故地，河内、朝歌、邯郸等成为晋之封邑。至公元前541年，晋国率军大败北戎于太原，又率军歼灭白狄所建立的肥、鼓等国，势力一度扩张至河北省中部。

晋国在大面积扩张的同时，楚、郑、鲁等国也纷纷开展拓疆运动。楚国一方面北上夺取汉东诸国及外族土地，侵吞罗、蔡、陈、宋等国势力；一方面南下攻打诸蛮；又对东面诸夷不断征伐，使得楚国势力大大提升。郑国则在征战中借新获得的土地修建城邑，借此分散“国”中人口，并利用新增加的都邑扩大统治面积。鲁国曾于郎、成、祝、平阳等地筑城，楚国曾于栎、巢、陈、蔡等地筑城，发展新的聚居地以达到势力扩张的目的。此外，吴越两国疆土变迁也随着战争而逐渐变化。越国原有“千里之地”，因败于夫差而仅余百里，“东至炭渎，西止宗周，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国语·越语》提到，越国疆域“南至于句甬，北至于御儿，东至于，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国，占据了吴国大部分疆域。各诸侯国疆域范围如下表：

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中国约有2200万人，较之春秋初期将近增加一倍，因此春秋时期的人口大约为1100万人。春秋时期，铁农具及铁犁牛耕的广泛使用，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可以承担更多的人口。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也为人口的迅速增殖提供可能。而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取代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也使得小生产者登上历史舞台，个体劳动的需求增加，促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不断压缩，人口数量在劳动的需求下逐渐增加。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如孟子、墨子等也提倡早婚早育，主张增殖人口。

贾马燕认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彼此征伐，人口作为当时难得的生产力，被各国统治者视作重要资源。一方面，各国连年征战需要大量人口以补充兵源，因此各诸侯均鼓励本国多生、早生，对人口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并主张对外侵略以掠夺人口。另一方面，多年战争又导致人口增长幅度低，难以达到统治者需求。此外，贾马燕认为春秋时期兵种的变化也反映了人口的增加。春秋早期，兵种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主，后期则以步兵为主，车兵的地位相对降低。左传禧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中，记载有“献俘”这一情节也说明在春秋时期人口为各国统治者所重视，保存俘虏的生命也为战后人口再生产打下基础。

于常青则通过推测春秋时期的民兵比例计算人口总数。于常青认为，《左传·闵公二年》中记载，卫国国野之民的比例为730:5000，兵、民比例为30乘:5000。而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此时“鲁赋八百长乘，邾赋六百乘”，而当时魏国五千人之众，共有三十乘车队。一乘车队约170人，晋国有“甲车四千乘”，则晋国民众约有70万人。此时晋、齐、楚、秦、吴、越六个诸侯霸主共约有人口420万人左右。除这几位大国外，春秋时期还存在诸多小国，如鲁国、邾国、卫国、燕国等，经过春秋中期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又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因此于常青认为，此时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口约为600万人左右，但周边的夷狄等族的人口并未计算在内，根据推算，春秋末年各地区总人口约为1000万。

春秋时期中央行政制度继续沿用西周流传的分封制。虽然周天子权势衰落，但分封制依旧存在，这也决定了春秋官制的两个特点：等级制与世官制。各诸侯国官职一般由世官充任，世袭爵位。等级制主要由爵秩表示，爵分为三等，即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又分为上、中（次、亚）、下三级，共三等九级。春秋时期，不同的诸侯国对于爵位也有不同的等级及称呼划分。诸侯国君称公、侯，只有楚、吴、越三国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公事、法事。

春秋时期官制几经变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官吏职能公开化，由先前的臣仆式官吏转化为掌管军政等权力的官员，司徒、司马、司空三司官员被逐渐重视 。春秋前期，王公之长太师上颇受重视，至春秋中叶，太宰或冢宰仅为尊称，实际地位以降低。“三司”之官，鲁国以三家任之，楚国以司马为次于令尹之大官，宋国、郑国六卿中皆有三司，二者对六卿划分有所差异。而三司之外，尚有司寇，司寇为司法之官，地位略低于三司。而在诸侯国中，官制较为特殊的有晋国，晋国以六将军为六卿，齐国则分立左、右二相。楚有莫敖，秦有庶长、不更等。

西周时期，地方管理体制为分封制，将地方基层划分为国、都、邑、郊四大类，其中除郊这一“野人居住区”外，在国、都、邑分别设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对各地分级管辖；而郊之地则设邻长、里胥、酂师、鄙正、县师、遂大夫对乡村进行管辖，也是“长遂制度”，又称“国野制度”。春秋时期，地方基层仍旧延续西周时期的国野之分，实行分封土地等地方管理体制。由于各诸侯国互相争霸，春秋中期一些诸侯国开始逐渐取消或剥夺世袭权利，由诸侯国直接任命官员前往指定区域进行管辖，取消封地制度，在此背景下，郡县制逐渐萌芽。

秦、晋、楚等诸侯国开始在本国内部边缘地区和新兼并的地方或聚集若干小邑推行新的行政单位，称作县和郡。也有尝试“县”即“悬”，因其在悬远之地，故称为县（县乃悬之本字），“郡”字原作一君一邑，即意为国君直辖之邑。晋国首都亦设县，称绛县，另有城县、别县等。《史记·秦本纪》记载，在秦国征伐过程中，也存在灭掉小国后设县的行为。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吴国有郡制，晋国亦然。“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也可见郡县制在春秋时期的推行。汪受宽认为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势力不断提升，无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导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至春秋中后期，诸侯国国君权势随着公卿势力扩张而逐渐下移。《论语》提到，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作为鲁国臣子，却用“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类唯有周天子祭祀聂氏宗祠的句子来祭祀三家祠堂。宋国则受宗法制影响，依靠血缘维护统治，形成世卿公族制。后期公族势力渐盛，与公室矛盾尖锐，出现华向之乱，严重削弱了宋国实力。此外，郑国也出现了“七穆”掌权的局势，罕、驷、丰、游、印、国、良七族把控郑国政权，国君权势难与之抗衡。而齐国也出现内乱，田氏利用公室逐渐壮大，不断收买人心，利用齐国贵族间的矛盾，夺取齐国政权。

西周时期，财政赋税制度已趋近完善，设立有功能齐全的财政机构，并设天官冢宰专门负责制定财政规则，地官司徒则负责收敛贡赋。而西周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邦国上贡、征收赋税、人口税等。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生产力得到较大提升，井田制的瓦解，旧有的封建奴隶剥削制度难以满足各诸侯国正常运转，推动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形成以及新的财政赋税制度的出现，推动各诸侯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由于社会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各诸侯国内部出现农民、雇农阶层（地主阶级）、商人、知识分子等新兴阶级，并成为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经济的发展促进新的赋税制度即实物税的诞生。

春秋时期，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尚未彻底消失，各诸侯国的财政改革以维护世袭贵族统治为主要目的，具体体现在土地征税制度、工商业征税制度和税收制度三方面。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实行财政改革。首先是改革土地分配制度，坚持以农为本，废除公田制，实行“均分地利”“与之分货”的办法，使奴隶从强迫劳动中解放，解放生产力，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其次改革征税制度，实行“相地而衰征”，主张取之于民而用于民，采取盐铁专卖、粮食专营、官山海等举措，积极扩大各类经济收益以丰盈国家财政收入。

鲁国的财政改革也主要从土地方面入手，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制度，按照土地耕作面积进行征税，并间接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推动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公元前483年，又改革军赋，按照每户的耕作面积分摊军赋。尽管各诸侯国借财政改革以期实现收支平衡，但战争频仍使得各国财政支出不断扩大，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依旧不断提高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晋国财政改革自晋文公开始，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于是乎作爰田”，即将土地赏给群臣，有土地公有变为土地私有，承认土地私有制，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又推行“作州兵”，废除按田征兵制。公元前636年，又改革本国赋税，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并改革俸禄制，按功给爵，按爵给禄。

而楚国的财政改革则主要围绕量入修赋这一制度，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蒍掩任楚司马，奉命改革赋税，于是其采取各种方式丈量土地，按照土地实际收入而分摊赋税，征收车马、兵卒、甲盾等军赋。郑国的财政改革则主要有为田洫、作丘赋等，为田洫，即兴修水利，重新划分土地疆界。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子驷推行为田洫等政策，遭到旧贵族的激烈反对。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子产主持国政，进一步推进为田洫等措施，并实施九夫为井、五家联保等举措，子产还推行作丘赋，按照丘中土地征收军赋。

而郑简公时期，子产改革除了以上内容，还对田制、法律、选官等方面分别进行改革。在田制方面，划定不同等级士卒公卿土地疆界，按什、伍为单位对农民进行编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按亩缴纳赋税；编撰刑书，公布成文法以明确法律条例；一定程度上开放建言献策之路等。在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宣布实行初税禾，即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谷物，实行土地税赋按亩征收的田租政策，标志着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被承认。此外秦简公还破除唯有贵族方可配剑的特权，允许百姓配剑，进一步打破了贵族权力。

春秋前期，货币并非通用，在《左传》中难以见到货币痕迹。春秋时期，常用的货币以贝币为主，随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兴修水利及手工业的发达，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战国策·赵策》记载，在古代天下各地，即便一座城再大也不会超过几百丈，一座城市内的人再多也不会超过几千户人口……但是现在数千丈的城池、数万户人家组成的都邑已经数不胜数了。随着人口逐渐积累，商业贸易逐渐兴起，工商业渐渐发展。原先的贝币因其局限性难以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金属货币出现。但金属货币取代贝币后，各国货币形制也有较大区别，形成中国古代货币种类最多的时期。春秋时期流通广泛的一般是空首布，其状如铲柄，分有足无足两类。南北方也存在不同的货币流通区域，北方以周国、晋国、郑国为中心，流通货币以“布币”为主；滨海地区则以齐国为中心，流行“刀币”；南方则以楚国为首，流行以“蚁鼻钱”即铜币。

西周末年，教育以官学为主，但因周代衰微，官学已形同虚设。《左传·昭公十八年》，有诸侯公开声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官学在世袭贵族中不受重视，又难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加之春秋时期社会动乱，官学逐渐走向衰败。而此时诸侯国势力强盛，属于平民阶级或新兴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士”阶层的出现也为“私学”产生提供机会。士阶层的社会流动与教育的新的需要都为私学兴起提供机会。在官学衰败后又有一大部分文官学者散落民间，为谋求生存，这些学者不得不以讲授知识、传播教育为生，为私学兴起提供师资。《吕氏春秋·离谓》与《列子·仲尼》中均有列国兴办私学的记载，如郑国之邓析、鲁国少正卯等人。此时出现了一大批教育人物，如孔子、墨子、老子等。

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为区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遂采用国野之制。其中都城内部称“国”，都城百里内称“郊”，“郊”以外即是“野”。“国”及四方百里之地生活的居民都称为“国人”，而生活在“野”地的居民则称为“野人”，“国人”大多为士阶层，是统治者，有参与征战等权利，而“野人”则处于被统治阶层。《孟子》有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最高军事权威不被诸侯所承认，军事权力落入列国诸侯手中，军权下移，但“兵农合一”仍旧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主要特点。

此时，列国间的频繁的战争使得“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难以适应社会需求，改革兵制，扩大兵源成为各诸侯国阖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晋国首先作出军事制度的变革，推行“作州兵”与“作爰田”，鲁国则推行“作丘甲”制度，郑国推行“作丘赋”，二者与晋国的“作州兵”一样，无论百姓身居国、野，都要按照以井田制为基础的村落纳赋，即扩大军队征召范围，将生活于州的野人纳入当兵纳赋的范围中。鲁国后又有“用田赋”，即按照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征收军赋。通过春秋时期军赋的演变，人民需实际缴纳的赋税愈加深重，各诸侯国对人民，剥削日重，军队编制也从“三十人制”向“七十五人制”演变。

西周时期，中国战术已初具规模，出现了总结战术的兵书《军志》，其中提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诗其衰”等战术原则。至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彼此征伐不断，连年征战也使得战术得到实际作用及发展出现了步战战术、车战战术等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春秋末期，《孙子兵法》作为兵学著作，讲述了众多作战方略，如知己知彼、出敌制胜等战略战术问题，并根据多年战争经验，总结出不同地形条件下的用兵要点，详细总结了处山之军、水上之军、斥泽之军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军方式。

而此时的步战战法也更为丰富，军官主要采用翼侧攻击的战法，或两翼同时进攻，或有前有后分别进攻，一改先前呆板的平均分配兵力的全正面进攻，并辅以迂回、诱退、测击、伏击、包围等战法。而春秋时期的车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队形与阵法。不仅出现了中军为主力，两翼相互配合的宽正面横向对形，更有由左、右两阵或左、中、右三阵相互配合的阵形配置，如《左传·桓公五年》所载的郑国鱼丽之阵“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将二十五辆战车组合成一个战车编队，并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配置在两战车间稍后的位置，以提高战车编队的驱动速度。

周代已出现甲胄盾等防御武器，但总体来说，华丽有余，实用不足。至春秋时期，制兵之术愈发精炼，但防御武器仍崇尚华美外观。据《鲁颂》记载“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蒸徒增增。疏，以贝饰胄，其甲以朱绳缀之。”可见此时鲁国的防御武器多加饰品点缀。而保护身体的盔甲则多以犀、鲛之革所制，其坚如金石，能够很好的保护步兵的身体。而《礼论》中，也提到肩甲胸甲腿甲三甲分别以三种革制成，且在作战过程中，重要将士还会有头甲（盔）以保护自身安全。《周礼·冬官·函人》记载甲胄分为犀甲、兕甲、各甲三类。而春秋时期，盔甲多以革制者为主，铜制者虽也存在，但数量极少。《考工记》中记载的攻击类武器则有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等。

西周时期，周代及诸侯国均设有外交机构，并存在掌管外交事务的一系列官员，主要负责接待诸侯、上卿及各诸侯使者，并充当使者访问诸侯国。春秋时期，王室衰弱后，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外交往来日渐疏远，而列国之间的外交往来愈发密切。春秋初期，各国在征伐中大多祭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外交活动多停留在初始阶段，将外交事务作为礼尚往来的政治联络手段，即便涉及实质性问题，也多以道义观念为基础展开交涉。至春秋中期，外交活动受战乱影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春秋时期，除各诸侯国内部形成彼此外交的格局外，各诸侯国还有外族有一定的外交联系。

此时期外交活动以会盟、朝觐、聘问、联姻等为主。其中会盟原为由周天子主持，各诸侯国共同参与的政治活动，但因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下移，会盟成为各诸侯国为解决外部纠纷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其中较早的有齐桓公作为霸主汇集鲁、宋、曹等国召开葵丘之盟。此外，还有由晋文公主持，召集齐、宋等国开展的践土会盟、宋国主持，晋、楚两国为主要参与者的弭兵之盟等。朝觐在西周时期为各诸侯国朝见周天子的政治活动，但至春秋时期，朝觐同会盟一样成为各诸侯国开展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至春秋中后期，一些小国为求自保，开始频繁向各诸侯霸主进行朝觐。《左传·文公十七年》记载了郑国作为小国多年间数次朝觐大国晋国的情形。此外，聘问在春秋时期成为各国间进行友好交流的主要外交活动，与朝觐不同，聘问不仅需要小国聘问大国，大国也常需聘问小国以达到礼节周全。春秋时期，鲁国派出聘问使者前往各诸侯国聘问高达五十余次，诸侯聘问鲁国也达三十余次。

春秋时期的外交礼仪基本延续周代礼仪制度的传统，外交礼节程序繁多。此时，各诸侯国的外交人员有专职官员，也有临时兼任的大臣，被称作“行人”“行李”“使人”“使者”等。使者的使命除了常规的聘问活动外，还有借使者彼此沟通交流以达成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的拜谢使臣、征召使臣、假道使臣等，这些使臣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礼仪规范也同样如此，一般来说，使节出使需要有前期准备工作、过邦假道、受聘国之礼仪、举行聘享之礼、君臣享宾、使者归国仪式、归国后礼仪等诸多仪式。《礼记·经解》有云：“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如果参与者在外交礼仪中存在失误，必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谴责。

由于春秋时期政局错综复杂，各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十分多样。在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下，外交辞令的产生与应用显得十分重要。《左传》《国语》中对外交辞令有较多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外交辞令大量存在于崇尚周礼的鲁国。外交辞令主要分为口语和书面两种方式，口语辞令即是在外交使者面对面沟通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刘知己形容春秋时期的辞令“…郁郁乎文。大夫行人，犹重辞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齐，子产献捷……魏绛对戮杨干是也。”明代学者王鏊称:“《左传》害二百四十年列国诸侯征伐会盟，朝聘宴享，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盖烂然焉。”而书面形式的辞令更加遵从周礼规范，形式更为贴合礼法。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图谋霸业，边境戎狄也逐渐开始扩张势力范围。此时期尚有强大的诸侯国在边境镇压，因此“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原地区不绝如线”的局面并未出现。边境民族中，以狄、楚之势最盛。狄分三类：赤狄、白狄、长狄，据清人顾栋高所言，狄处晋东，实际上晋国西、北、东部均有狄人生活，即今陕西渭水东北、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等地。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强西有河西与秦地接壤，北有狄。而戎族分布较杂，有戎、北戎、犬戎族等部族，平王东迁之时并于蛮族，其多为后来的迁移者，大部分位于河、洛之地，因处于北晋、南楚、西秦之间，逼近周畿之地，又被称作西戎。其主要分布于今山东省济宁、菏泽市、河北一带及渭河流域。

而蛮族部族众多，多出于楚地，大致种类有卢戎、群蛮、百濮、巴等。卢戎多地处今湖北南漳县。巴则指今四川江北县。楚地众人本为东方夷族，周人西迁后，其蹿居南土，故为较强大的族群。后至周衰，不断吞并周边小国与蛮夷部落，楚国渐盛，后成为春秋大国。吴越亦蛮夷之族，顾颉刚先生提到，旧说吴为周之后代，越为夏之后裔，但其认为此说并不可信。吴越两国实际为楚之分支的后代，即东南夷。地处江苏省、浙江省一带。而夷族大致可分为夷、黄夷、白夷等，《论语》有注“东方之夷有九种，若畎夷、黄夷、白夷之属”。在《春秋》《左传》中，也提到东夷之国有淮夷、介、根牟等。其主要分部于今山东胶县、黄县、沂水县等地及淮水流域。

春秋时期，东周王室及齐、鲁、晋、郑等诸侯国称为“华夏”“诸夏”或“中国”，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民族被称为夷狄。传统的夷狄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被视作少数民族。为防止外敌入侵，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开始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此时期长城修筑规模较小，多以军事防御为目的。在日常备战中，于烽火台与防御城堡之间修筑高大宽厚的墙体，将二者联合起来，形成难以跨越、易守难攻的防御体系——长城。《春秋·襄公十八年》中记载，“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同围齐”。“围齐”表明了齐国在春秋时期已修筑长城，并在抵御晋、鲁等国进攻时发挥了一定作用。而此时期诸侯国与夷狄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也逐渐增多，华夷界限逐渐模糊。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将原本夏之后代杞称之为夷，“杞，夷也”，而本为东夷之国的须句，却因“服事诸夏”而在《左传》中成为“夏”。南宋罗泌在《路史·国名记》中提到“《春秋》用夏变夷者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春秋之际，晋、赵等地也多与周围夷狄等族频繁通婚、联姻，夷狄与华夏的外交往来也日渐频繁。

春秋时期，出现了初税亩、初税禾等农业赋税政策，部分国家已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但井田制在此时并未完全废除，多数诸侯国仍实行井田制与其他土地私有制相统一的土地政策。且此时由于手工业、商业发展并不未发展完善，难以取代农业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国家仍重农业。主要体现在铁犁牛耕的使用、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等方面。在吴越等边陲国家，由于农业的原始性，其农业生产的粮食作物还不能完全解决物质生活的需求，采集鱼猎仍占据重要地位。

在铁农具农业的应用方面，春秋时期列国出现了新式农具如铫、、锹、等，推动耕作方式发生改变，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国语·齐语》中记载了铁农具在农业方面的使用状况“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恶金即铁。加之井田制瓦解，私田增加，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力度减弱，各诸侯国纷纷采取改革措施承认土地私有以鼓励农业生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牛耕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农业产量大增，但此时各国的耕作制度仍以休耕制为主。

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也促进农田水利的大规模兴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有由夫差于公元前486年修筑的沟，它连接长江、淮河，拥有航运、灌排等功能，为江淮地区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打下物质基础。此外，楚庄王在位期间，任命官员孙叔敖主持修建芍坡，魏国曾引漳河灌溉邺，齐、赵等国均曾在黄河修建水利工程防止黄河泛滥，各国也有专门负责组织水利灌溉的官员为农业发展进一步提供便利。

春秋时期中国仍属于农耕社会，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占一定比重，饲养的家畜家禽有牛、羊、马、猪、鸡、狗等，饲养技术以放牧、圈养为主。而春秋中期，马匹作为不可或缺的战争资源，在畜养家畜的比例中日渐提升，其次是牛的畜养，其可以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耕田，又可以作乘车工具，便利交通。但总体来说，春秋时期的畜牧业受战乱影响较大，逐渐丧失原有地位而成为农业的附属，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也逐渐减少。

官府手工业，即由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管理，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手工业。此外，王室手工业也是春秋时期官府手工业的一类分支。但伴随周王室实力衰弱，王室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也大幅度下降。《国语·晋语》记载“工商食官”便由此而来。而《周礼·质人》也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而为官府手工业服务的“百工”，据《礼记·王制》记载，其“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土齿”。春秋时期的官府手工业主要以冶铁、冶铜业为主，生铁冶铸技术等为官府手工业所控制。

冶铁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提供便利，也推动了工业的变革，各类铁农具的使用为工业生产的技术提供机会，工业范围逐渐扩大，此外，青铜冶炼业也成为官府手工业把控的技术之一，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更是实证了春秋时候冶铜技术的成熟。春秋中期出现金银镶嵌、错金等技术，东周时期出土的形制精美、雕镂纹饰华丽的青铜器也从侧面印证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

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度的出现与封建依附关系的产生，奴隶制的官府手工业逐渐衰弱，部分官府手工业奴隶离开了官府的控制，成为私营手工业者与私营商人，封建性质的私营、家庭手工业逐渐增强。春秋时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以妇女从事的纺织业为主。《管子·小匡》记载:“（齐桓公）伐楚，使贡丝于周。”楚国在齐桓公时期已经有生产的丝，且丝之珍贵足以将其当作贡品上贡给周代，因此楚国在春秋初期，丝织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左传·僖公二十年》记载，楚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1年），晋国晋文公在离开楚国去往晋国时，曾提到楚国的丝织品颇有盈余:“子女玉帛，则君有之……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而除纺织业发展迅速，楚国的刺绣工艺也有明显提升，出现了绣有精美图案的丝织品，《史记·滑稽列传》记录楚庄王曾为座下之马“衣以文绣”。

春秋时期商业的发展离不开货币流通体制的更新。由于原先的贝币具有难以携带等缺点，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加上冶铁技术进步，各国纷纷铸造金属货币以代替原有币制，为商业的发展极大提供便利。在山西侯马上马村，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中出现铜币达1.6万枚，可见商业贸易的发达。春秋中期各大城市逐渐兴起，城市的主要职能由政治转向经济，市场成为大城市内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商业贸易提供便利。后期商人的出现与商人阶层的形成更证明春秋时期商业的繁荣。商品贸易种类繁多，其中纺织品、农产品、工业品为主。

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掌握国家大权，对于工商业虽持提倡态度，但在不少方面也存在管制措施，坚持“强本抑末”，此时工商业整体呈现“工商食官”之特点，“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自由企业。”对工商业进行管制，既可以满足贵族阶级对于奢侈生活的需要，又可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为国力强盛、争雄称霸提供机遇。春秋时期已出现“市”，用以买卖、交换商品，但国家同样对“市”加以监管，据《礼记·王制》记载，戎器不可上“市”，此外还设有专职官吏以管理市场秩序，但在一系列管制措施下，工商业依旧蓬勃发展。

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天”的作用产生怀疑，天命观念动摇。《诗经·小雅·雨无正》中就有对“天”的责备：“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斩伐四国。”此时贵族与平民阶层均不再重视鬼神之说，士阶层的产生及不断发展又为人民意志的发掘提供动力，各诸侯国思想观念纷纷由重“天意”改为重“民事”，将“神”与“人”二者的联系切断。据《左传·昭公八年》记载，春秋中期，郑国梓慎发出警示，言道未来郑国或有火灾发生，此时裨灶提出用宝物祭祀火星，以消除火灾的建议。子产却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惑信。”认为人的力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非天道之力难以捉摸。

而除阴阳五行家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孔子墨子老子等为首的思想流派，墨子主张对于人与社会，应保持无差等的爱，视人如己，爱人如己，推动“天下兼相爱”的实现。认为“春秋无义战”，主张“非攻”，并提出了崇尚贤能和大同思想的“尚贤”“尚同”等主张。墨子提倡“形劳天下，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家学派整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格。聚集众多徒弟进行讲学，讲求身体力行，主要反映了社会下层阶层的要求，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莫迪死后，墨家分为三派，至战国后期化为两支，即后期墨家与秦汉的游侠。

道家学派又称“道德家”，与老子有关“道”的学说作为学派的理论基础。老子作为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认为万事万物均以“道”为发展核心，不应对事物发展规律多加干涉，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以及变化。道家认为天道无为，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之说。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清净无为，以柔克刚。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有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等。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为法家的先驱，而法家前期代表人物子产则重视法度纪律，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周礼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以“法”代“礼”。在经济方面，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则主张废分封，设郡县，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在思想方面，则主张禁断其他诸多学派学说，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思想在战国时期得到诸多法家代表人物的认可与承袭。各家各派相互批驳，百家争鸣局势初现。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为孔子，其目睹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深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遂奋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阐发各类思想，主张维持周礼，讲求仁义，也因其拥护周礼旧制，孔子欲对当世各类不正确的政治主张“拨乱世而反之正”。在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旧制度的崩坏并不以儒家及孔子的拥护而稍有停歇。虽然孔子对于春秋时局的政治见解略微守旧，但其道德哲学却自成体系。孔子认为为人处世应以“仁”为核心，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季梁认为“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神权迷信下降，人权地位上升，春秋时期思想走向大解放，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观念也渐渐交汇融合。《国语·郑语》中提到，“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剸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国的子罕提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兵家代表人物为孙武，其著有《孙子兵法》一书，重视寻找战争规律及作战技巧，反对空谈仁义。

春秋学派思想表：

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下移，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文学、教育逐渐在民间流传，推动文学观念发生改变。而此时文学发展离不开思想潮流的渐兴，又受周代的传统特色影响，文学著作多与历史学联系密切，缺乏明显区分，著作形式以历史散文为主，较为突出的文学著作有《国语》《左传》。二者均与儒家思想联系密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国语》，别名《春秋外传》《左氏外传》，国别体史书，记载了周鲁齐晋等八国的历史。《左传》别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赵悼四年（公元前464年）共258年的历史。两书皆相传为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所著，而现代学者则一般认为其为战国初期列国史官所作。两书在文学方面成就颇高，对后世具有较大影响。

春秋时期，列国处于氏族国家时代，信仰还处于最原始的鬼神信仰阶段，信仰的宗教为原始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在沟通鬼神方面，存在与鬼神搭建沟通桥梁的“巫”，春秋早期巫者具有重要的权利地位，但至后期，巫已经成为氏族国家的专业官吏，主要作用演变为组织盟誓立约、主持祭祀、预测、祷告等。在《左传》中存在大量有关鬼神卜的活动描写，其信仰也具有体系性，一为“天”，即天道所化的至高神；二为“神”，即自然神；三为“鬼”，即祖先死后所化的祖先神。各诸侯国内部并未产生新的宗教信仰，总体而言仍以原始宗教信仰为主。

春秋时期天文历法得到长足进步，据相关史料记载，古人已经观测到流星、陨星及哈雷彗星的存在，在《春秋》一书中，对于日全食天文现象的观测高达三十次之多，并确定了星宿名称，为战国时期天文学发展提供基础。春秋后期，确定了“四分历”的判定，推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5日，一个朔望月则为29.53085日，成为世界上最精准的历法之一。而随着天文历法、农田水利的发展，数学水平也逐渐得到提升，出现了算筹与筹算、九九乘法表、四则计算方法、沟三股四弦五等与数学有关的运算工具及法则，而《考工记》《老子》等中也存在对于数学问题的讨论，其中还包含部分物理学知识，对摩擦力、浮力及杠杆平衡问题均有提及。此外，医学也逐渐脱离巫术而单独存在，出现了扁鹊、医和等名医。

春秋时期的书法艺术受西周时期大篆影响较大，字形结构呈现出工整对称、稳重肃穆的特点。又因各诸侯国内部风格差异较大，书法艺术向艺术化、装饰化发展，大致可分为长江流域的楚系书法、黄河流域的齐系书法、中原地区的晋系书法以及北地各诸侯国书法艺术。其中楚系书法总体来说结构稳定字体工整，线条流美，代表作品有《楚公豪钟》《王孙遗者钟》等。齐书书法则不同于楚，整体字形偏瘦削空灵，至春秋中期，齐国金文大篆开始潦草简率，代表作品有《齐萦姬盘》《子孟姜湖》等。晋国由于地处中原，书法风格受周王室影响，并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书法风格也向曲线化发展。

春秋时期中国绘画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早期绘画图案多应用于壁画、章服、青铜器、玉器、牙骨雕刻、漆木器等作装饰图案。其中以楚国的绘画艺术更为突出，在建筑、刺绣、染织、器艺、瓷绘、皮影、剪纸、木板年画、社火脸谱中均有体现，具有抽象、动感、组合造型的显著特点。在青铜器中，绘画内容主要分为采桑、射仪、宴乐三方面，春秋晚期叙事性图画在各诸侯国均有出现。

礼乐制度是西周时期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等级而作的，而音乐作为与礼制密切相关的外化表现，其在春秋时期也打破社会禁，成为各诸侯乃至部分臣子均可享受的娱乐。而由于春秋时期各国交流往来增多，音乐作为提现政治地位的一种形式也被列国作为主要交换内容彼此展开交流。由于南北方差异较大，各国音乐也存在明显不同，其中以北方的燕赵之地的音乐最为发达，以“胡乐”为主，南方地区则不甚繁荣，以“吴声”为主，后伴随社会流动而不断融合。

春秋时期，由于政治局面混乱，给了民间工匠自由表达的机会，加上缺少阶级差异压制，青铜器雕塑特点转变为活泼、轻盈。青铜器铸造工艺得到更新，出现镂空、鎏金、金银错等新式工艺，及“失蜡法”这一精密制作方法，装饰纹样上则出现盘龙纹、勾莲纹、卡通动物纹等。除青铜器外，漆器、陶器等制作工艺也得到提升，形制多种多样，装饰纹路以龙纹、凤纹等动物纹及几何纹为主。各国由地理环境因素差异较大，雕塑风格也较为迥异。

春秋时期，政局混乱，出现了诸侯、卿大夫用礼乐的现象，推动了经济、科学技术等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建筑艺术受到人民的普遍重视。春秋早期，建筑艺术受西周影响，大体形制较为俭朴。至春秋中期，受思想文化影响，建筑多融合多方面文化，艺术形式多样。主要装饰图案按照内容差异可分为动物图、植物图、几何图、叙事图、人物图等，屋顶多采取鸟形装饰。春秋时期，瓦当运用十分普遍，其样式多为半圆形素面绳纹瓦当、兽面纹瓦当等，不同国家的瓦当类型存在差异，建筑房屋的门窗称“”，整体以方形为主，多以红、黄、黑三色为主色调进行装饰，铺设砖石以青色石砖为主，砖石图案也有所更新，较前代有较大改善。

春秋时期，虽战乱频仍，但各诸侯国的娱乐活动却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丰富。由于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局面出现，原本属于周王室及贵族才可享受的祭祀之舞、礼仪乐歌、君子骑射等均走向社会，成为寻常百姓也可进行的娱乐活动。春秋时期，投壶是古人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通常发生在宴请宾客之时，其中包含的“礼仪”味道较为浓厚，因此主要在上层社会发生，真正的投壶娱乐发展于两汉之际。蹴鞠也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娱乐活动，又称踏蹴、踢圆等，关于蹴鞠的最早记录，见于《史记·苏秦列传》:“林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踏蹴者。”蹴鞠主要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白打三大类，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下层民众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

牵钩，即我国古代的拔河运动，最早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国境内水路颇多，因此水军存在不可忽视，楚国水军发明了一种名为“钩拒”的武器，当敌方船只想要撤退时，便用钩拒使得敌方难以逃脱。后来流传到民间，演变为拔河比赛。六博，又称陆博、六簿，其出现时间约在春秋时期，由6支箸与12个棋子组成，游戏规则类似于象棋。春秋中叶，围棋成为社会主要娱乐活动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中，“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可见围棋的对弈特性在春秋中期得到重视并普遍流传。

春秋时期由于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娟、绨、罗、锦等多种纺织品，，百家争鸣也使得服制礼仪更为自由，推动春秋时期服饰产生极大变化。春秋早期的服饰受商周影响，整体风格以严肃、庄重为主，纹饰则多呈对称结构，花样以几何纹为主。春秋中后期，服饰品受社会因素影响，整体呈现活泼、灵动之走向，纹饰多以曲线为主。而服装多以袍类服装为主，最常见的有直裾袍和曲裾袍，直裾袍特点为交领右，侧面垂直至下摆；曲裾袍则衽侧面为三角形并绕至后背，腰间以丝带扎紧。春秋时期对于配饰的需求增加，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也推动发冠、佩玉、耳饰、颈饰等均出现多种样式。而列国由于地理环境社会风俗的不同，各国服饰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楚国服装多以衣、袍、裳、袴为主，多数服装均绘以彩画，纹饰则以菱形纹、动物纹、人物纹等为主。

春秋早期，人们的饮食习惯受前代影响较重，遵从严格的饮食等级制度。《礼记·王制》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而此时下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饮食差异就已出现。春秋时期，社会下层的餐制仍是一日两餐，第一顿称为“早食”，即“”，指在当天早上八点至十点这一时段的饭食；第二顿称为“食”，又称“”，指在当天下午三点至五点的时间段进食。而社会中上层一般为一日三餐制，即在两餐在增添夜宵。《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齐景公白天因喝酒未尽兴，于是将酒宴移至晚间进行。

春秋时期的人们的食物主要有主食类——粟、稻、菽、黍、麦等，蔬菜类——葵、藿、等，肉食类——豚、牛、羊、鸡、犬等，整体饮食较为俭朴清淡。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在食物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贵族阶层饮用食物种类众多，其中肉类最为丰富，有牛羊犬鱼等多种肉类，而平民阶层的食物，多以豆饭藿羹为主。春秋时期的饮食方式以分餐制为主，大家族或贵族宴会中，各人席地而坐分餐而食。《礼记·曲礼》有言:“共饭不泽手，毋抟饭，毋放饭。”进食工具则以手、箸（筷）、匙等。筷子的发明最早可追溯于商周时期，在春秋时期筷子也作为饮食工具而存在。此外还出现煮肉的汤锅—，切肉的工具——匕等。

通过春秋时期列国的交涉、作战、会盟等国家往来，不难看出此时各国交通十分发达。以齐国、晋国、楚国等大国为例，齐国“齐鲁大道”与“滨海通道”的沟通促进了山东省、中原、江淮平原及江南地区的联系；晋国的“安高干线”“中条山通道”等的开辟，使汾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渭河流域联系更加紧密，推动燕国、赵国等地的经济发展；吴国又在春秋时期积极发展水路交通，充分发挥了江南地区水陆交通的双便利，推动吴国加入争霸。

楚国由于郢郑干线、郢宋干线的开辟，推动了荆湘地区的发展，连接了江南、岭南等地区。姬佗八年（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移至郢城遗址，利用前代留下的极为便利的水陆交通，建立多种交通要道，将影响力扩大至中原地区，最终形成了北通上国，西达巴蜀，东达海滨，南至岭南的全国交通体系。楚国的交通同样分为官道与民间小道两种，官道即大道，在大道上楚国设置有馆、亭等，供来往使者歇息，而小道则无人管理，多是由人们往来形成的道路。纵观春秋诸国，交通工具多以陆路的马车、牛车为主，水路为辅大多数百姓交际往来仍依靠人力。

关于春秋时期的消散节点，即战国之开端的时间年限，于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认为春秋结束时间为公元前480年的。持有此观点的人有周谷城、刘泽华、杨宽等，认为“战国时代始于姬匄四十年，即公元前四八〇年”。这一观点主要源自《春秋》一书。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春秋结束时间为公元前475年（或作公元前476年）。持有此观点人有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朱绍侯等。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其中提到战国的开始年份为公元前475年。

三是认为春秋结束时间为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持有此观点的人主要为金景芳等，其认为“由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荀瑶而分其地，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共232年，是为战国时期”。将公元前453年看作是春秋结束时间的观点则最早由西汉刘向所著《战国策》提及。四是认为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世卿为诸侯，标志着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端。持有此观点的学者有范文澜、白寿彝、翦伯赞等人。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则将公元前403年视为战国之始。

春秋时期周代君王年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