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是东都时期官修本朝国史的纪传体断代隶书，记事起于东汉刘秀终于刘宏刘宏。由东汉时期班固、刘珍、边韶、伏无忌、蔡邕先后主持带领众人编撰而成。编撰工作从刘庄永平十五年（72年）班固编撰《世祖本纪》开始至刘宏光和元年（178年）蔡等人续修，历经七次编撰，历时一百余年。

《东观汉记》在东汉编撰期间称为《汉记》，因其大部分编撰工作在南宫东观进行，所以后世以其成书地称之为《东观汉记》。据《 隋书·经籍志》记载《东观汉记》全书共一百四十三卷，但随着刘宋班超素有大志所撰《后汉书》的盛行，《东观汉记》逐渐散佚，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已剩一百二十七卷，至元末明初已完全散佚，现存清代《 四库全书》辑本《东观汉记》仅为二十四卷。目前，《东观汉记》基本以清代《四库全书》辑本为主，后又有学者吴树平辑佚并校注的《东观汉记校注》一书。

《东观汉记》在魏晋时期广为流传，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南朝宋史学家范的《后汉书》就是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创作，清朝学者姚之骃称《东观汉记》是诸家《后汉书》的鼻祖。《东观汉记》作为官方修撰的隶书，它的史料价值是弥足珍贵的。

东汉时期修撰国史，历经多次，编撰期间还没有《东观汉记》之名，所修史书称为《汉记》。其主要编撰工作都在西宫东观完成。到了南梁，刘昭注解《续汉志》称《汉记》为《东观书》。北魏时期，郦道元著作《水经注》，引用十二条《汉记》记载的内容并称《汉记》为《东观汉记》，从此后人都以《东观汉记》相称。

《 东观汉记》的编撰历时一百余年，是东汉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晶。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与司马迁并称“班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合称为“汉赋四大家”。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刘庄永平十五年（72年），班固受汉明帝诏令编撰《东观汉记》。

刘珍（？－约126年），一名刘宝，字秋孙，一作秘孙，南阳郡蔡阳（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南）人。刘祜永中初年，任者仆射，受邓太后诏令编撰《东观汉记》。

边韶（生卒时间不详），刘志时，任临颍县侯相，征授大中大夫，元嘉元年（151年）受诏编撰《东观汉记》。再升北地知府，入朝授尚书令。后来做陈国相，死在任上。

伏无忌（生卒年不详），博学多识，继承家学，传习儒业。刘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公元136年(永和元年)，受诏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刘志元嘉年间(151—152年)，伏无忌受诏与黄景、崔寔等人一起撰《东观汉记》。

蔡邕（133年－192年），字伯，陈留郡县（今杞县南五十里）人。东汉时期名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刘宏熹平中( 约174 年），议郎蔡邕在东观续修《东观汉记》。蔡邕撰写了纪、传、《朝会》《车服》以及《灵纪》和《十意》，此后又补列传四十二篇，但《十意》及后补的列传不是在东观撰写的正式史篇，后又历经战乱，因此没有列入《东观汉记》。后因惹怒王允而下狱，不久死于狱中。

据现有资料考证，《东观汉记》前后至少有七次修撰，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刘庄时期、刘祜时期、刘志时期、刘宏时期。

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班固继承父亲班彪遗志继续撰写《汉书》被人举报私自修著国史而入狱，其弟弟班超担心哥哥遭遇意外，于是面见汉明帝刘庄，说明了班固修史的原因。汉明帝赞赏班固的才能，于是令班固修本朝初期的历史，由陈宗、尹敏、孟异、马严、杜抚、刘复、贾逵、傅毅等人协助其修史。此次编撰在兰台完成，修成《世祖本纪》《功臣列传及新市》《平林》《公孙述》《载记》等共二十八篇。

刘祜时期，邓太后喜爱历史学，为补缺前次班固等人修史的不足，下令继续修史工作。据《后汉书》记载，汉安帝永初中（约110年），邓太后令刘珍、刘騊駼、李尤等人在东观编撰《东观汉记》；永宁元年（120年）邓太后再次下令让刘珍和刘騊駼编撰《建武以来名臣传》。由此可知，此阶段编撰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永初年间（107年-113年），所修内容增加了记和表，又新设了《名臣》《节士》《儒林》《外戚》四传。第二次在永宁年间（120年-121年），所修内容为《建武以来名臣传》。经过此阶段的续修，从体例内容上此书都已初具国史规模，内容也越来越齐备，范晔评论此阶段修史为“至是初具国史之形”。

此阶段的编撰对于《东观汉记》成为记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历史学巨著意义重大，刘珍等人继承了班固等人的成果，又有开创性的成果，将刘秀到刘隆刘隆的东汉历史以纪传体的形式编撰，为后续修史奠定了基础。

刘志元嘉元年（151年），刘志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继续修史，编撰了《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设《外戚传》记录安思等皇后，以及《儒林传》记录崔篆等人。崔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撰写了《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记。至元嘉二年（152年），侍中伏无忌和谏议大夫黄景两人编撰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汉书地理志》。此阶段编撰工作仍在东观进行，与上一阶段刘珍等人的编撰成果相结合，共计编撰一百一十四篇。

刘宏熹平中( 约174 年），光禄大夫马日䃅、议郎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在东观续修《东观汉记》。蔡邕撰写了纪、传、《朝会》《车服》以及《灵纪》和《十意》，此后蔡邕又补列传四十二篇，但《十意》及后补的列传不是在东观撰写的正式史篇，后又历经战乱，因此没有列入《东观汉记》。至刘宏光和元年（178年），议郎蔡邕和郎中刘洪补修《律历志》一篇。自此，东汉第一部纪传体隶书《东观汉记》修撰完成。

《东观汉记》体例为纪传体，有纪、表、志、列传和载记五部分，记录了东汉光武帝到刘宏期间的主要史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东观汉记》共一百四十三卷，但至元末明初此书已完全散佚，一直到了清代才重新辑录出现辑本。

因《东观汉记》原书已完全散佚，内容不可考，现在只能从现有辑本中可以看到残缺内容。其中以吴树平的《东观汉记校注》最佳，全书二十二卷，《纪》三卷、《表》一卷、《志》一卷、《传》十五卷、《载记》一卷、《散句》一卷。

《纪》三卷，主要以帝王更迭为体，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运用编年体叙事的行文逻辑记录了东汉光武帝、刘庄、汉章帝、和帝、殇帝、刘祜、顺帝、刘炳、质帝、刘志、刘宏等11位帝王的主要言行政绩和各统治时期的重要事件，并以此为全书总纲。

《表》一卷，共六表，分别为《诸王表》《王子侯表》《功臣表》《恩泽侯表》《百官表》。六表中前五表内容已全部佚失仅存目录，仅剩《百官表》以列叙的形式将东汉官制及变化录之于书。

《志》一卷，有《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天文志》《汉书地理志》《朝会志》《车服志》八志组成，志的排列主要参考了《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所注的《东观汉记》诸志的次序，同时也参考了《续汉书》八志的次序。

《传》十五卷，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列，但遇到同属一族或者同类型、有关联的人物，则打破时间的界限，前后归在一处。少数人物时代不明，一律记载在传的最后一篇。

《载记》一卷，主要记载一些盗贼和叛逆之人的史事。载记是纪传体隶书的首创。

《散句》一卷，则是辑录了那些不知归于何章节的散句。

其中纪传各篇之后有“序”，与一般序文不同，相当于史书中的论赞。

《东观汉记》的官方编撰性质决定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对东汉政权的神化，对最高统治者“功德"的颂扬，来宣扬其统治的正统性。

东汉时期谶（chèn）纬之风流行，也影响到史学领域，表现为史家对谶纬的推重和史著中宣扬君权神授、神化统治者的大量符瑞灾异记载的出现。《东观汉记》作为官方编撰隶书，以谶纬之学宣扬君权神授天命观的色彩更加浓厚。其中对于刘秀的记述“是岁不死鸟来集济阳区，故宫皆尽凤凰。圣瑞萌兆，始形于此”便能很好反映出这种思想。

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就提出了所谓历史朝代的变换是按土德、金德、火德、水德、木德顺序相继更替、周而复始“五德终始”循环相生的观点。东汉时期的统治者仍然遵循“五德始终”之变换规则，并且影响到史书的编撰。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后，确立了东汉承袭西汉德运，“火德”为东汉的意识形态。所以《东观汉记》根据“火德”宣扬东汉政权建立是对西汉政权的复兴。

后世对于东汉历史的研究，多基于《东观汉记》的史料记载。如三国时期的谢承和晋朝的薛莹、华侨、谢沈、袁崧以及刘宋班超素有大志、南梁的萧子显七家的《后汉书》，晋朝司马彪的《续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都是取材于《东观汉记》进行撰写。《东观汉记》作为东汉官修隶书，对于史料的记载准确性和可信度都非常高，对于后世诸家编撰后汉书提供了基础，体现了较高的文献价值。同时可以对范晔所撰《后汉书》互补互校，补充范书存在的简、缺、漏等不足。现代学者吴树平在《东汉汉记校注》中写道：“虽然随着范晔的《后汉书》问世，《东观汉记》的历史学地位受到挑战，但是至唐宋时期《东观汉记》仍然流传不绝，不少著书的人仍然引用其内容。因此现在流传的古注、类书中，仍保留了不少的《东观汉记》的片段。”南梁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到“后汉纪传，发源东观”，可见其史学地位。

《东观汉记》创作历时百年，记录了东汉时代的语词真实面貌，是人们考察中古时期语言的重要依据之一，是研究中古汉语词汇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透过对《东观汉记》副词系统的研究，可以观察中古汉语副词的基本使用情况，看出汉语副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大部分词汇被继承并被一直沿用，同时又有新的副词产生，不断变化丰富。同时，《东观汉记》的部分人物对话保留了当时的口语特质，能很好的反映语言的时代性。

刘宋史学家班超素有大志在《后汉书》中写道：“当世（东汉孝章帝时期）甚重其书（《东观汉记》），学者莫不讽诵（争相阅读）焉。”

清代康熙年间姚之骃编撰《后汉书补逸》写道：“《东观汉记》是诸家《后汉书》的鼻祖！”

《四库全书总目东观汉记提要》评价此书：“虽残断壁，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

现代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在《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中写道：“晋时以此书（《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

现代学者钟书林评价《东观汉记》“东汉创制，历史学肇兴，穷近二百年之力，四度下诏驭众，历班固、刘珍、伏无忌、蔡邕，四代人才荟萃，乃成《东观汉记》，竟一朝之伟业。虽然无法瞻及《史记》《汉书》，但自晋代开始，与《史记》、《汉书》并为三史，人多习诵。六朝及唐初人著书习文，颇多征引。直至李贤注解的范晔《后汉书》出，才被取而代之，实亦属史学盛事。”

东汉时期，在《东观汉记》编撰过程中就开始流传。刘庄在永平十五年（72年）就曾将班固等人编撰的《光武本纪》赐给了刘苍刘苍，刘苍还为此献上了《光武受命中兴赋》。此时，《东观汉记》还只是在上层统治阶级流传。东汉后期，随着《东观汉记》的不断完善，其学术价值凸显，吸引了大批文人志士来阅读此书。

三国两晋时期，《东观汉记》已成书，由于它是了解东汉历史的主要书籍，所以广为流传。随着《东观汉记》影响力的增加，人们将其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虽然这一时期也又很多人撰著东汉历史的书籍，但是都没有能取代《东观汉记》。

南北朝时期，很多人编撰的东汉隶书问世，出现了《东观汉记》与诸家后汉书并立的局面。其中刘宋范晔所撰《后汉书》不管在内容还是体例上都有很大优势，对《东观汉记》的历史学地位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后世不断流传中最终取代《东观汉记》成为东汉的正史。

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东观汉记》共一百四十三卷，此时《东观汉记》相对比较完整，没有散佚。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东观汉记》共一百二十七卷，而《旧唐书·经籍志》抄自毋唐开元年间的《古今书录》，由此可见，在天宝开元时期《东观汉记》就有所散佚。

北宋赵光义兴国二年（977年），李昉奉命编撰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其中征引了大量《东观汉记》条目。因此，北宋初期《东观汉记》散佚还不是很多。但到了赵顼时期，《东观汉记》已成为罕见之书，官方和民间都搜寻不到。到了南宋时期，此书更是严重缺失，仅有八、九卷列传传世。

四库馆臣认为《东观汉记》在元朝已经全部散佚，而学者余嘉锡认为此书至明初仍存。后有学者吴树平根据史料推断，认为四库馆臣的观点更可信，所以《东观汉记》在元朝已经完全散佚。

《东观汉记》至元朝已完全散佚，直到清代才出现辑本。

清朝康熙年间姚之编撰《后汉书补逸》，辑集了散佚的八种有关后汉隶书，其中便有《东观汉记》八卷。但是姚之骃搜集《东观汉记》佚文时，范围有限，造成其遗漏了大量重要的材料。另外，姚之骃辑录时不按次序、杂乱无章，并且不注明材料出处，使人无从稽考。

清朝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也辑录了《东观汉记》，此辑本共二十四卷，同时编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续又有扫叶山房刊本、桐花馆刊本、《四部备要》本等。《四库全书》辑本在内容完备和编排方面远超姚之骃辑本，但是仍然有不少错漏，同时也有不注明材料出处的问题不便考证。

基于姚之骃辑本和四库全书辑本的不足之处，学者吴树平在前人的成果上，又重新查阅了大量古籍，编著了《东观汉记校注》一书于1987年出版，此书在内容上更加完备，编排更加科学合理，更能反应《东观汉记》全貌，注释较为详细，为读者阅读《东观汉记》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