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由唐朝刘知几编著，成书于唐景龙四年（710年），它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作了理论性总结。

《史通》全书二十卷五十二篇，现存四十九篇，分为内篇十卷三十九篇（三篇亡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内篇为全书主体，讲述隶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观点和作史原则，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的成书参考了大量书籍，其中《文心雕龙》对其影响颇大。《史通》对史学理论和史书编撰方法提出了自己见解，并对唐以前史书作了评论，对后世史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其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存在时代局限性，评论史事则存在忽略史情、史意的现象，对史事的评判也有不足之处，同时它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有一定研究价值。

刘知几在《史通原序》讲述了《史通》名称的缘由，是受到《白虎通义》名称以及新朝王莽求封《史记》作者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的启发，清人黄叔琳认为《史通》之“通”有“笺故之义”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两重含义，学者陈光崇则认为主要为“笺故之义”，并无“通古今之变”的含义，历史学者许凌云认为“通”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含义，《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一书认为刘知几将其书命名为《史通》，一是认为《史通》是和《白虎通》一样重要的史著，二是“通”代表着史学求通有悠久的传统。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天宝徐州彭城人（今江苏省徐州市），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喜读历史，二十岁中进士后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主簿，自此更加专注史学阅读和研究。在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调任京城后历任数职，长期担任史官，参与过《三教珠英》《唐史》《则天实录》等书的编撰工作，期间曾被罢职自撰了《刘氏家乘》十五卷和《刘氏谱考》三卷。他在担任史官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的修史经验，形成了自己对历史学的见解和认知。可当时的当权大臣常常以“监修国史”的名义干涉修史的工作，刘知己时常与他们意见不和，不能按照自己的见解来撰修隶书，他便想个人编著一本著作，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研究成果，对过去的正史进行总结、分析，在李显景龙四年（710年），他完成了这部著作即为《史通》，这是刘知几脱离史馆、私人撰史的产物。

《史通》问世之前，从汉代司马迁开始，史学家的传统著作思维仅仅是写作一本反映史实的著作，很少有人从学术的角度对史学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东汉末年史学家荀悦提出了史书编撰的知道思想和原则，但未形成史学总结的体系；《隋书·经籍志》对中原地区的文献典籍做了分类、总结，但它仅是一部文献目录；《后汉书·班彪传》载有一篇班彪对重要史籍的评论，但全篇五百七十字仅对《史记》评论较多，对其他著作仅简单介绍并未评论；南梁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叙述了历史记载及著作的沿革，评论了自孔子起至晋朝的史家，并探讨了史籍体例、内容和编撰方法，但《史传》篇幅也不多全篇一千三百七十字，对历史学论述的也不太全面。直到《史通》问世，才对史学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

刘知几在《史通· 自叙》篇中开列了六部对自己创作《史通》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扬雄《扬子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和刘的《文心雕龙》。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著有中《史传》一篇，专门论述史学的功用、史学的源流、隶书的得失和编史的态度，后人也注意到了二书的联系，明代胡应麟就曾指出：“《史通》之为书，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 ，近代学者傅振伦持有相同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刘知几并不讳言自己对《文心雕龙》的倚重，他也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引用《文心雕龙》， 而且多次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的人。

根据王春南《＜史通 ＞征引古籍及其存佚 》的统计，《史通 》引用书籍共三百七十六种，其中现在尚存者一百一十二种，已经亡佚者二百六十四种，在已经亡佚的书籍中，现有辑本者有一百二十九种。

《史通》全书二十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十卷三十九篇，篇目为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一作因习上）、邑里（一作因习下）、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模拟、书事、人物、校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篇十卷十三篇，篇目为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时，共五十二篇，现存四十九篇。《史通》前面还有一篇刘知几成书时写的小序为《序录》。

《史通》内篇为全书主体，讲述隶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观点和作史原则，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内篇与外篇之间相互关联牵涉。

《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四篇叙述了唐以前历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将唐朝以前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根据正史著作的源流和体例，将其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官话家、史记家、汉书家）和二体（纪传体和编年体）。将正史“参行”的“偏记小说”按内容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和史之杂十一类。《本记》《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对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体例和其内容进行了评论，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严谨，并与内容名实相符，内容应该只记录重要、有用的事迹，其编撰方法应该严谨有序，不能驳杂凌乱。

《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四篇论述了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选用和官修史的弊病。刘知几肯定了官修史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此前历代的史官称职者不多，官修史有五个主要弊端：史官人数众多但敢于任事者不足；史料缺乏，难以编撰；权贵干涉，不敢直书；监修掣肘，难以动笔；缺乏制度导致职责不明。《直书》《曲笔》两篇认为应认真求实的记载史事，对过往一些史学家做了评论。

《采撰》一篇论述了史料的搜集与选择，刘知几认为在编撰隶书之前，应广泛的搜集史料，并对史料进行甄别，《杂说中》篇里他就提到了史官要加强自己的学识修养，来提高甄别史料的能力。《叙事》《浮词》《模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讲述了叙事的方法和技巧，他认为不能用华美的词章来掩盖史实，不要机械性模仿古人的笔法，记录人物对话时要用当时人物的口语与方言。《人物》《品藻》两篇讲述了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应该有所取舍，记录重要人物即可，品评人物时要指出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补注》论及了对隶书注文的写作，《鉴识》《探赜》两篇谈到了评论史书时要注意的问题，不能歪曲原作者的本意。《点烦》记录了对于部分史书中的烦文的删改，但刊版时将所点、注者脱失，现已不存。

《疑古》《惑经》指责了孔子著作中的错误和观点，《申左》则专门论述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的优劣，《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四篇记载了过往史书中某些具体记载的得失，和史书编撰和读史、评史方面的意见。《五行志错误》评论了《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专门评述春秋时代关于五行记载的得失。《自叙》记载了刘知几学习、研究历史的经过，还有撰写《史通》一书的动机和感想。

《史通》是第一部对唐朝以前的中原地区史学做系统且全面总结分析的著作，在此之前，只有班彪与刘勰曾经写过关于史学的总结性文章，但都比较简短且不全面。《史通》系统地考察了先秦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从历史观到方法论、从隶书编篆到史学源流 ，涉及史学概论、历史编学、史学史、史料学、目录学和史学批评多个学科，对于后人研究、阅读历史和编撰史书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它也起到了促进史学发展的作用。但《史通》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也有其时代局限性，评论史事则存在忽略史情、史意的现象，对史事的评判也有不足之处。

《史通》直接点明了历史学的宗旨，它认为史学对于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它将“彰善瘅恶”作为研究历史和编纂隶书的指导思想。它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了历史观，它认为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古今的区别是相对的，不必“厚古薄今”，这种观点驳斥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复古论”和“不变论”。它也批评了“天人感应”的唯心史观，历史进程由时势决定，而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体现了中原地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但它认为时势主要集中体现在帝王将相身上，使它对“天命”史观的批判不够彻底，体现了其时代局限性。

《史通·六家篇》将《尚书》《春秋》《左传》列入“ 诸史之作” ，与《史记》《汉书》等隶书并列，在《史通》全书中也始终将《尚书》《春秋》等当做史书来进行研究，这种“引经入史”的做法对后世影响颇大，明代学者胡应麟承袭了这种说法，他曾说：“夏商以前，经即史也。《 尚书》《春秋》是也。”，清代学者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说法。《史通》将史书按体例分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却为后世学者所诟病，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历史学家蔡尚思等都此提出过批评，以现代的学术标准来看，显得不够严谨。

《史通》中颇多有推崇断代史，而贬抑通史的言论，它认为通史如《史记》也存在叙事隔越、重复等缺点，而断代史能更完整地反映一个朝代的兴亡盛衰，编撰所需要时间也较短相比通史更容易一些，这种观点引发的“尊班抑马”论也颇多争议。

《史通》提出史家应具备“才、学 、识” 三长，其《直书》一篇里又对史官的品德提出了要求，认为史官作史要秉笔直书，对以往部分史家“曲笔”恶疾大加批判，还有不可只注重文辞而忽略史实，来其后的史学家也在这一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拓展，宋代史学家郑樵就提到了著述者必须做到“李鼎声直道”的问题，明代胡应麟进一步提出了史官“五长”的说法，批判了唐宋一些文学家参与编史的现象，认为“才、学 、识”还应有“公心”“直笔”，至清代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史德 ”说，反对文人参与修史，明确区分了“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

《史通》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 二篇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学史著作。《史官建置》系统地描述了上古至唐朝的组织机构、史官职称及修史制度的历史沿革，被现在多种史学史著作所引用，其中关于“司马迁是否位高于宰相的言论却颇多争议。同时它将历史学工作分为两个步骤，一为“草创”，主要是书事记言，积累原始材料；二是“经始”，主要是加工整理材料，编撰隶书，它认为史书的编撰是古籍整理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对后世也有影响。

《古今正史》提及史书73部 （不计中辍之作），包括有明确作者但书名不可考的4部，除《春秋》三传外，其他史书从《史记》至唐朝，按史书所记载历史的时代先后为序，叙述了它们的编修经过、思想特点、时间界限、册轶篇幅以及体例、形式、结构等，并给予适当的评价。

《史官建置》篇历述史官的职称，必然提及史官的著作， 《古今正史》 篇记述历代的史书，又一定要关联作者的时代和职称，两者相辅相成，清晰的勾勒出中原地区唐以前历史学的源流。

《史通》中提出了“史料”与“史著”的分别，“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即为后世所说的“史料”，“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即对“史料”进行分析得出有组织、有观点的“史著”，郑樵也说过“有史有书”，他所说“史”与“书”则对应“史料”与“史著”，章学诚则在二者基础上提出了，史分记注（或称比类、纂辑）之史和撰述（或称著述与著作）之史，并阐述了两者的性质与特点。同时《史通》主张扩大史料的来源，正史和其他著述中记载的史事都要进行甄别考辩，《史通》一书中就对一些史事作过考证，此外《史通》中所述的一些书籍已亡佚，后人只能根据《史通》的记述来转引，因此它本身也具有史料价值。

《史通·杂述》 将与正史“参行”的“偏记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语、 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和史之杂等11类，专篇分析它们的特点、价值和作用。加上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类，史部共13类，与《隋书·经籍志》所载史部类目数相同，其中有些类目虽名称不同而性质相同。 这种分类法涉及到目录学，它扩大了史部范围，但因有着大量现存书的类目如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未被列入其中，故不被后世所使用。

《史通》中除去上文所说对传统的 “复古论”“不变论”“天人感应”“天命史观”以及“曲笔”恶迹的批判外，它还对儒家的“五经”提出了质疑，《惑经》一篇对儒家圣人孔子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处世也颇多非议之词，同时《史通》对于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制度也毫不顾忌，它认为并不能毫无原则的顺从皇权，《史通》虽然有些批判带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的非议与责难，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反映了其辩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在中原地区古代文史不分家，且《史通》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确认了“史”中普遍有“文”的现象，也就确认了史书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联系，《史通》中提到的叙事细节和叙事观念对叙事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有一定研究价值。

《史通》的《叙事》一篇首次把叙事作为一种方法来强调，并且提出了表现上的四种叙事手法，一是“直纪其才行”；二是“唯书其事迹”；三是“因言语而可知”；四是“假论赞而自见”，这四者合并起来恰好是小说文体的全部，即描写、叙述、人物对话再加上作者议论，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史通》中也对历代隶书所用的叙事手法予以点评，如“预叙”“呼应”“补叙”“互见”，虽然有些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没有认识到这些叙事手法的作用和目的，但也影响了叙事理论的发展和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

《史通》对叙事语言也多有提及，除《言语》一篇是专论，还有《浮词》《叙事》等也涉及了语言问题，它认为记录人物语言应该考虑其时代性和地域性，反对滥用古语，这种语言观与小说的创作相通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史通》提出的“实录直书”“尚简用晦”“言必近真”等著史原则，同样也是其叙事理论，这些叙事理论也适用于中原地区古代叙事文学的创作，如白居易曾倡导诗歌创作“直书其事”“其事核而实，其言直而切”；李贽主张“真情”“真事”；曹雪芹开宗明义宣布他的《红楼梦》是“实录其事”等等。

《史通》也曾极力批判华而不实的文风，否定骈文的体制，成为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清代学者章学诚也说过：“必具记传史才，乃可言文辞”，可见《史通》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便都有是有研究价值的，但《史通》始终是一本史论著作，对语言艺术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对某些文学作品如志怪小说，多有非议之词，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因《史通》一书中对儒家经典及其所载史事提出怀疑和责问，导致此书问世后遭受了大批学者的批判，从而在唐至明初时期此书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史通》在唐朝至北宋以抄本形式流传，至南宋时期开始有刻本传世但现已失传。

明初，蜀藩司曾翻刻宋代蜀刻本，一些学者家里也藏有抄本，但《史通》未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文学家陆深从同乡王舜典处得到了《史通》蜀刻本，对其进行了校对整理后刊行，即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陆深刻本，这也是《史通》现存最早的版本，此次校对后明代有学者开始校勘、重刊、学习《史通》。万历初年，陆深同乡学者张之象得到其友人秦柱家藏的宋刻本《史通》，张之象连同徐虞卿、冯美卿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校对整理后，刊行了张之象万历五年（1577年）刻本。此后长洲张鼎思以其家藏《史通》抄本，与其他抄本和莆田市吴本进行印证、校勘、增删之后刊行了张鼎思万历三十年（1602年）刻本，此版本流传较广，此外明代还有朱邦宪影宋抄本和叶林宗家写本。

至清代有大批学者对《史通》进行了校对、批评，产生了十余种批校本、评校本，如无锡浦起龙撰《史通通释》对《史通》进行校堪；纪昀的削繁本；孙潜夫、顾千里等学者也曾先后校过涵芬楼藏张鼎思本；何焯校过张之象本；卢文弨根据冯舒、何焯、钱曾三家校本及朱邦宪影宋抄本，著《史通校正》详细记载并考辨各本字句之异同疑误；这些校本中以卢文校本较为精妙。

民国时期有四部丛刊本和世界书局影印圈句本问世，1961年，中华书局根据张之象万历五年（1577年）刊本出版影印本，197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求放心斋初刊《通释》本出版了标点排印版本。

2008年以来，第一批至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收录了三部《史通》，分别为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陆深刻本 （黄丕烈跋，孙毓修校并录何焯、顾广圻校跋），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顾广圻校并跋，邓邦述、叶景葵、洪业、 顾廷龙跋）”。，《史通》还被列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作为第三批图书正式出版。

日本史学家增井经书曾将《史通》译为日语，1966年由平凡书社出版，这是《史通》唯一的外文译本。

《史通》问世以来，唐朝对其颇多批判，唐代便有柳璨著《史通析微》批评其“议驳经史过当” ，专记《史通》的缺失。在宋代《史通》也不受重视，宋人对《史通》的研究，多以零散文章为主，又多对《史通》加以批评，如孙何著有《驳史通》十余篇，有一些著作借鉴了《史通》的理论，引用了《史通》的文章，但几乎不提刘知几和《史通》。

明清时期是《史通》的研究发展的兴盛期，以注释、校勘、续补者多，明清对《史通》进行校勘的有孙潜夫、顾千里、冯舒、何焯、钱曾、卢文弨等；对其进行续补者有陆深《史通会要》、汪之昌《补史通》等；明清注释《史通》学者有很多，最早有明代李维桢、郭延年的《史通注释》，后来陈继儒作《史通订注》及王唯俭的《史通训故》，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训故补》，后浦起龙撰博采众家之长编撰了《史通通释》，在清代《史通》也常被用于科举考试的出题。经过明清两朝学者们的研究，扩大了《史通》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

近现代学者有些在《史通通释》的基础上进行了补注，如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月《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补》，评论《史通》的则有吕思勉的《史通评》、张舜徽《史通评议》、程千帆的《史通笺记》，今人注本最完善的则是张振佩《史通笺注》。

《史通》在20世纪初年并未引起历史学界的关注，零星出现的一些研究文章还是针对文字校勘工作，如孙毓修的《史通札记》、姜殿扬的《史通札记补》。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以近代批判研究眼光和学科方法整理传统史学成为当时的史学主流，对于《史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史通》的补注与评论，而呈更多元化发展，如傅振伦学者开始撰写刘知几年谱；续写《史通》的有宋慈抱的《续史通内外篇》等；对《史通》所引文献的考证如姚永荃《史通引书考》等。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史学成为大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门类，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多达30余种，这些著作多涉及到对《史通》的 评价，和以《史通》相关论述阐述其相关史学理论。

1949—1965年间，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对于《史通》的研究也就侧重于其哲学思想、历史观和进步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内容。1966—1976年间，《史通》因其《疑古》《惑经》二文，被认为是“法家”代表而遭到批判。1978—1998年年间，因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史学史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对于《史通》的研究更为全面，主要集中于《史通》提出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及其编撰宗旨与方法，其学术渊源、流传情况及影响，《史通》的史料学思想及其历史文学理论，还有其编撰成书年代的学术思想和作者刘知几学术思想的矛盾。近现代学界对《史通》的研究数量呈现上涨趋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截至到2020年，关于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论著不少于 500 篇（部）。

《史记》和《汉书》同为中国古代纪传体隶书，《史记》为通史，《汉书》为断代史，《史通》在分析纪传体史书时，首先肯定了《史记》的开创之功，但它又多有推崇断代史，而贬抑通史的言论，使得《史通》中对于《史记》《汉书》评价表现出很多矛盾的地方。后世很多学者认为《史通》是推崇班固的《汉书》，而歪曲和贬抑司马迁《史记》。南宋郑樵说：“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明朝郭延年称《史通》是“诃马迁而没其长”，近代学者金袱和翦伯赞也持相同意见。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通》是否“尊班抑马”产生了争议。刘文英、许凌云等学者还是认为《史通》总体上贬低了司马迁而抬高了班固，但历史学家施丁认为《史通》是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的，它对《史记》是有褒有贬，而且是以褒为主的。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关于《史记》《汉书》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杨绪敏也说：“（刘知几）对《 史记 》《 汉 书》的批评总的说来还比较客观 、公允 。他没有抱着偏见来故意尊班而抑马。”

关于《史通》“亡篇”的说法，较早的来源于宋元之际王应麟的《玉海》一书，此后明清一些学者郭孔延等在校勘、评注《史通》时认为《史通》确实有“亡篇”的存在，但宋代欧阳修《新唐书·刘子玄传》却说《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并未提及“亡篇”。清末杨守敬认为《史通》“亡篇”应在《新唐书》成书前就已经丢失了，近代学者傅振伦在《史通通论》也持相同的意见。由于缺乏旁证材料，对于《史通》亡篇的讨论并不多，但近代史学家金毓黻与蒙文通曾提出了怀疑意见，认为可能并没有亡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张固也教授在《＜史通＞“亡篇”说献疑》一文中参考了相关文献后，发现晚唐柳璨的《史通析微》也是四十九篇，他认为这部专门驳斥《史通》的书籍与《史通》的章节应是一一对应的，故柳璨所见的《史通》应该是四十九篇，同时再对《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的联系的考证，他认为《史通》不可能有“亡篇”。

《史通》问世以后褒贬不一，刘知几好友徐坚高度评价此书：“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但唐朝史学家柳璨却认为《史通》“议驳经史过当”，批评《史通》是“妄诬圣哲，评汤德为伪迹，论莱恶为厚诬 ，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拘节，其甚至于弹幼孔子”，北宋史学家宋祁说《史通》“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认为它是在讥讽古人，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对《史通》持一定肯定态度，认为《史通》为“备载史策之要”，南宋章如愚的意见是：“及以《史通》观之，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贬者十有五六。”，总体来说，《史通》在唐宋时期是贬大于褒。

明代陆深曾说：“昔人多称知几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资耿介，尤称厥司。顾其是非任情，往往摭圣贤，是其短也。”，可见陆深对《史通》是毁誉兼存，主要是对《疑古》《惑经》篇的批评，郭孔延也持相同态度道：“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谬，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明朝学者胡应麟指出：“《史通》之为书，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其识王充也，而轻讦过。”，清代纪昀也认为《史通》“偏颇太甚”，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抨击《史通》“遂于迁固已降，肆意觝 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阳为狂易侮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词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了《史通》对后世历史编纂学的影响，他指出：“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如受禅之诏策不书，代言之制不录。五行灾变，不言占验。诸臣籍贯，不取旧望。有韵之赞，俪语之论都改。宰相世系，与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贡，与志土物不异。丛亭之说，一时虽未施行，后代奉为科律。”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史通》则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但他也说：“《史通》只是在评论‘隶书’，不是评论历史。”历历史学家胡宝国与钱穆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史通》固然水平不高，但它的出现却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说：“《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