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又名《新晋书》，是由唐代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二十一人合著的官修纪传体史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

唐王朝出于史学统一且以史为鉴的政治需求，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下诏令重撰《晋书》，由房玄龄领衔修撰，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全书修成。《晋书》该书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

《晋书》作为官修史书，在政治上，秉承了李世民“华夷一家”的思想，对于树立中国不可分割的政治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历史学方面，延续以史为鉴的指导思想，其体例较为完备，史料充实，是后世了解两晋史事的主要历史文献之一；在编撰特点方面，注重谶纬服务政治、注重女德、论赞众多，文学色彩较为丰富。同时，《晋书》也存在词藻华丽，仓促成书以致多有矛盾之处，作为封建王朝官修史书，具有普遍存在的宣扬皇权的封建阶级局限性。

《晋书》版本较多，主要有南宋监本（即百衲本）、元大德九路刊本、明南北监本、吴本、周本、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本等。清朝学者赵翼认为《晋书》的修撰是博采众长，史料众多，同时也批评其言辞华丽，不该是史书文风。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进入长安，隋朝灭亡。次年，李渊称帝，改元武德。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皇宫的北宫门（太极宫玄武门遗址）外伏杀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后又诛杀二人诸子，史称“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渊退位称太上皇，李世民继位，改元贞观。唐王朝初期的动荡局面结束，随即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总结。

唐朝之前，有关晋史的隶书众虽多却不完善，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已不足以应对刚刚一统天下的唐王朝对于史学统一的政治需求。同时，唐王朝自上而下的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教训的政治氛围和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探究晋王朝兴衰、以史为鉴的需要，在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下《修晋书诏》重修晋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修史盛行，两晋时期有关晋史的史书达二十余种，至唐初仍存十八种。如陆机撰《晋纪》四卷、干宝撰《晋纪》一十三卷、晋人荀绰撰《晋后略记》五卷、梁人张缅撰《晋书钞》三十卷、张姓的《晋书鸿列》六卷以及南齐臧荣绪所撰纪传体《晋书》一百一十卷等，给隋唐及以后的修史工作留下了充实的史料。同时，唐初修史政策相对开明，“官修”和“私修”都受到唐王朝的重视，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设史馆于禁中，为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修机构，重新开始修五朝史，并以制度形式把史书的编修作为朝廷行为基本固定下来。其史馆制度的确立对史书的修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史官修史得到良好的制度保障，修史的效率较高。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李世民诏令重撰《晋书》，由房玄龄领衔修撰。参加《晋书》修撰的前后共二十一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为总监修；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为总编，负责制定体例和审正定稿；天文、律历、五行由李淳风撰写；修史体例为敬播拟订，未能流传下来；其余由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邱驭、刘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赵弘智分工撰修。近三年后《晋书》修成，其中，唐太宗亲自为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做论赞，也有“御撰”一说。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淄博市东北）人。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任房玄龄为中书令。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封梁国公，综理朝政，之后受诏重撰《晋书》，著有《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删定《唐律》十二篇，《贞观格》十八卷，《大唐新礼》一百卷等。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

令狐德棻（公元583年—666年），宜州华原(今铜川市耀县)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唐武德时期，令狐德向李渊李渊建议修撰前朝正史，李渊遂下诏修魏、周、隋、梁、齐、陈六史。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李世民下诏修撰周、齐、梁、陈、隋五代史时，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同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令狐德棻与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共修《晋书》。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出于政治统一需求，下《命萧等修六代史诏》，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要求史书编撰“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表明了对撰修“六代史”的关切。诏书还对修撰人选作了安排，并强调修史原则是“务在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因当时政局未稳，修史人员多为朝廷要员，未能专注于修史，修史之事一度搁置。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设史馆于禁中，重新开始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房玄龄受诏重新编撰《晋书》，与令狐德棻、许敬宗、来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陆元仕等人分别撰写。他们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参考诸家。由于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唐王朝的全力推动，《晋书》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全书修成，历时不到三年，时间较短。由于前人所著“晋史”众多，在当时也称之为《新晋书》。

《晋书》该书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是唐朝初年编修的隶书中卷最多的一部。在史料内容上多采自前人所著各家晋史以及晋人文集，最主要的是以南齐人减荣绪所撰较为完整的《晋书》为蓝本。全书以“帝纪”作为两晋史事的“世界时间”，列传、天文志等则围绕帝纪展开叙述，从宣帝司马懿开始，到宋武帝取代东晋为止，记载了晋朝和东晋两个封建王朝一百五十六年的兴亡史，同时载述了东晋十六国政权的状况。《晋书》的史论形式较为丰富，包括篇头没有明确标志的序可称为前论，有明确标志的“史臣曰”可称为后论，另外还有“赞曰”“制曰”等形式均为史论。

《晋书·帝纪》以时间发展为顺序，以帝王更迭的体例载录了宣帝司马懿、刘启、刘恒、武帝、刘盈等十八位帝王统治期间的言行、历史事件及其相关神话，其中帝纪史论包含李世民和史臣对两晋兴亡的总结。

《晋书·志》二十卷，载录了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各类事宜，其内容主要是考察了典章制度的演变。

《晋书·列传》由卷三十一开始，至卷一百结束，合计七十篇。大致以以年代排序和以事类相合的方式载录划分了后妃、开国功臣、宗室、王侯、各类人物，四夷包括前凉、西凉等类相。

《晋书·载记》是《晋书》创设的撰述形式，记述了东晋割据政权十六国中前赵、后赵等十四国政权的状况。

《晋书》作为官修史书，载录了较多谶谣，其数量上超越了历代前朝所载，并呈现出记载设置上相对集中，且在功用上多为政治服务的撰写特点；在对女性历史人物的载述方面，《晋书·列女传》具有着重于描写女性气节品格，强调并突出“妇德”，在展示女性的精神面貌和塑造妇女形象的同时，注重对妇女进行教化的特点；《晋书》中论赞众多，文学色彩较为丰富，引用典故的形式和方法上具有多元化特点，议论方法则多采用举例引证、分析、对比等，且修辞种类多样，如使用对偶、比喻、反问、夸张等。其文体特点方面，多使用具有对偶性骈文的“赞曰”形式，押韵手法则更多吸收了汉乐府及歌行体诗歌的押韵技巧。在取材方面，《晋书》多取材六朝志怪小说，据后世学者彭纬璇统计，该书所征引之六朝志怪小说共14种，条目共135条，存在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极大融合现象，以致其叙事方式上具备小说叙事特征。

《晋书》作为官修史书，秉承了唐太宗“华夷一家”的思想。《晋书》从唐王朝统一大国的立场，重新整理、记载、论述、编纂了晋王朝之兴衰及其所处的大分裂的历史时期，创造性的载记了两晋包括十六国史事，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各国并备于一史的难题。其所遵循的政治思想，对于树立中国不可分割的政治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修史摆脱“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晋书》除了在体例上创设“载记”，在内容上也区别于前史的狭隘立场，体现出对胡汉一视同仁的民族观。

唐太宗亲笔为《晋书》宣武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起草了论赞四篇，亦称“御撰”，体现《晋书》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想。在编撰方面，《晋书》体例严谨，列传分类恰当，而且设载记三十卷，载录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衰成败；其次，其取材广泛，史料丰富，编撰《晋书》的过程中，除参考了十八家晋史外，还将晋代国史、起居注以及晋代旧事的杂著、十六国史事杂著等几十种史料作为凭借资料，史料保存丰富；再次，《晋书》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中的小说、杂传。据现代学者高淑青在《唐初\u003c晋书\u003e采\u003c世说新语\u003e因由初探》一文中统计，《晋书》所设十四个类传中，有十个类传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条目，吸收了其小说家言的文风，对后世修史采集小说、杂文具有较深影响。

《晋书》合众家之手编撰合成，其以房玄龄、令狐德棻为代表的二十一人是当时著名文史名流，编写者合理分工，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其在修史工作中，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同时力求行文优美、流畅，打破了前人修史唯实录、国史是据的传统方法，使《晋书》具有较高的质量和鲜明的文学特色。

《晋书》因由众家集力合修，且资料众多复杂，仓促成书，故其在连贯性上缺乏统一，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内容上，具有普遍存在的封建阶级局限性，如烘托天命，借助讲述鬼怪神异来宣扬皇权天命封建思想；赞颂封建忠孝，并为此单独列出《孝友列传》《忠义列传》等；在文风方面，亦因其辞藻华丽而受历代史学家所诟病。

《晋书》的历代评价褒贬不一，且批评的意见基本集中在其浮华的文风方面。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曾评价《晋书》，他认为《晋书》在每篇都设有论、赞的形式过于繁琐，批评其用辞藻华丽的骈文写论赞。《旧唐书》作者刘昫认为《晋书》在史料采集上比较充实，但文辞轻浮又多引用异闻，被学术界诟病。南宋文学家、政治家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强烈贬斥《晋书》的史论“史臣语陋，无一可采。”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一》中同样认为《晋书》所述内容华而不实，史料采集不够严谨，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清朝著名学者赵翼则较为全面的对《晋书》做了评价，他认为《晋书》的修撰是博采众长，史料众多，是胜过前人所著各家晋史的，他也批评了《晋书》“又史论竞为艳体”，同样认为其言辞华丽，不该是史书的文风。

台湾省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犹当较胜一筹、其拽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现代学者李培栋《晋书研究》一文中对历代学者批评《晋书》的言论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唐修《晋书》之可贵就在于它去古未远，基本上重视真实性”。

《晋书》开撰时间在史学界存在贞观十八年、贞观二十年两种观点。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点校本的出版说明认为“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开始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成书”。一九七九年版《辞海》则认为“修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至贞观二十年间（公元646年）”。史学界持后者意见的主要有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柴德庚《史籍举要》、朱学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葛兆光的《晋书》、邓瑞《略谈唐修\u003c晋书\u003e》等。而持前者之说的有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马德真《房玄龄》、李培栋《\u003c晋书\u003e研究》、赵俊《唐修\u003c晋书\u003e时间考》等，认为《晋书》应该开撰于贞观二十年。现多以开撰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为准。

中国古代对《晋书》进行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唐代刘知几《史通》、后晋刘昫《旧唐书》以及清乾隆时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价值、体例及流布情况作评。清代学者们多对《晋书》史料某一“志”或“纪”的细节进行考据，如万斯同《两晋诸帝统系图》，钱大昕《一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洪亮吉《东晋疆域志》、钱仪吉《补晋兵志》、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等。

民国时期对《晋书》的研究沿袭了对史料的传统考证。如吴士鉴、刘成幹《晋书斠注》、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中有关《论晋书》有七条，分析王隐、陆机、干宝、孙盛等修史的概况，并且认为《晋书》多采撰荒诞之事，从中可见当时风气；周一良对《晋书》史料进行考证，如《晋书》改易史料文字、《晋书音义》等诸条。

现代学术界对唐修《晋书》的校勘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有全面总结吸收前人校勘成就的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于各卷之后附有《校勘记》，其它有王文晖《\u003c晋书\u003e校勘一则》等；在分析《晋书》成书原因方面，李培栋的《\u003c晋书\u003e研究》，认为十八家晋史存在不足以及服务唐朝的政治形势，是推动《晋书》重修的原因，岳纯之在《唐朝初年重修\u003c晋书\u003e始末考》中从史学角度出发，认为前人所著晋史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在《晋书》编撰人员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李培栋的《\u003c晋书\u003e研究》、彭久松《\u003c晋书\u003e撰人考》等；关于《晋书》史论的研究方面，宋鼎立在《\u003c晋书\u003e的史论》中肯定《晋书》史论能够实事求是，认为具有自身的特色以及对历史兴亡的总结十分独到。陈霞飞在《\u003c晋书\u003e史论研究》中从结构、语言特征，以及所体现的历史盛衰观、民族观四个方面对《晋书》史论进行了论述。

《晋书》版本较多，主要有南宋监本（即百衲本）、元大德九路刊本、明南北监本、吴本、周本、毛晋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