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是唐朝史学家李延寿所编的南北朝通史《南史》《北史》中的一部，是获得唐王朝准许流传的私修史书，为二十四史之一，为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断代史。

《北史》开修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历经十六年，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完成。《北史》所载包括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载录自拓跋珪建国开始（公元386年)，直到杨侑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结束，记述了北朝魏、北元（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北史》打破朝代限制，全景式地展现南北朝的历史，叙事简明精当，规避《魏书》等前史的繁冗，同时，其增补的很多史料印证和补充了前史的不足。李延寿在撰述立意上贯彻了史学大一统的主题，与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保持一致，纠正了旧史中存在的偏颇，但也存在删节不当被史学界批评的缺点。宋史学大家司马光曾评价《南史》《北史》，誉为“近世之佳史”。

南北对立时期的史学著作中，魏收所撰《魏书》内设《岛夷列传》，将南朝的桓温、 宋武帝、萧道成、萧衍等以“岛夷”视之，把南方政权称作异邦政权，不为南朝诸帝立“本纪”而把他们贬入“列传”并且排在了刘聪、石勒等传之后。同时，南梁沈约所撰 《宋书》立《索虏传》，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立《魏虏传》，也将北魏称作“魏虏”并与 《蛮夷传》排列在一起，视为四夷。由于南北朝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基本上都试图确立本朝的正统地位, 因此在史书编目及内容撰述上贬低对方。

唐朝之前，史书多由私人编纂，朝廷史官主管天文历法，并不一定修史。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渊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出于政治统一需求，下《命萧等修六代史诏》，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要求史书编撰“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表明了对撰修“六代史”的关切。诏书还对修撰人选作了安排，并强调修史原则是“务在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因当时政局未稳，修史人员多为朝廷要员，未能专注于修史，修史之事一度搁置。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设史馆于禁中，重新开始“六代史”的修撰事宜。

李延寿《北史·序传》中讲述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尽之事。李大师（公元570年－公元628年），字君威，曾在北齐、隋朝时期任地方佐吏。由于身处隋末动荡年代，他青年时期便有志于撰写一部以史学统一为主题思想的编年体南北朝史书，以打破前人修史对于南北双方政权存有偏见的态度。隋末之际李大师在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任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省境内），后遇赦放回。唐朝武德初年，李大师着手修撰南北史，期间一度因故搁置、复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大师因撰史事业未完成，因病抱憾离世。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字遐龄，唐朝初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先世为陇西著姓。其生肖年月，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大约生于杨坚开皇年间（公 元581—600年），死于李治仪凤年间（公元676—678年）。历官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在李世民时代，他曾先后参加《隋书纪传》、十志和《晋书》的编写工作，还参预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旧唐书》记载“高宗尝观其所揉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图，赐其家帛五十段。”

《南史》《北史》的撰著，是由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前史诸如宋书、齐书、魏书等已成书。李大师在西会州流放期间，受到镇守当地的官员杨恭仁的看重。杨恭仁家藏书丰富， 李大师得以“恣意披览”，专心从事南北朝史的编撰。李渊武德九年，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大赦天下，李大师回到京师。他婉拒了旧友尚书左仆射封德彝和中书令房玄龄的出仕之劝，回到故里继续史书编撰。两年后李大师病逝，“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

贞观三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唐太宗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延请当世学者入馆修撰前朝史书。李延寿也入史馆参与史书的修撰，在奉命修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推荐下参与删削工作，这使他得以遍览群书并搜集自己撰述南北史所需要的资料。此后，李延寿便被调到了蜀中去做官。贞观十五年，李延寿被调回京城任东宫典膳丞，被令狐德棻的推荐入史馆参与《晋书》的修撰。李延寿勘究了宋、齐、魏三代的史料，大致完成了撰述南北史的准备工作。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奉诏撰修《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期间，他大量参阅吸收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等史料，对其历史学、史识、史才有了全面的培养和提升。李延寿在前人的成果上，删繁削减，补充压缩，历经十六年，于李治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完成《南史》《北史》。其中《南史》先修成，《北史》后成。李延寿编撰《南史》《北史》得到了当时监修国史的令狐德棻的大力支持、审阅和改正。在广泛征求宰相们的意见后，李延寿向唐高宗上表，二史遂得以颁行。此后，《南史》《北史》成为了正史的一部分，并流传至今。

《北史》把北朝看作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将其分别划分为若干个段落。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器卷，共计一百卷，所记历史自拓跋珪建国开始（公元386年)，直到杨侑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结束，记述了北朝魏、北元（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北史》的十二卷本纪包括：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

《北史·魏本纪》记述了从北魏先世起源，自北魏道武帝建国至元善见元善见期间魏朝兴衰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帝王更迭为体，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记载了道武帝、神元帝、文帝、章帝、平章、思帝、昭帝、恒帝等三十一位魏朝帝王的言行政绩。

《北史·齐本纪》记述了自高祖神武帝高欢至齐武成帝之子高恒高恒元期间齐朝兴衰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帝王更迭为体，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记载了神武帝、文襄帝、高洋等八位齐朝帝王的言行政绩。

《北史·周本纪》记述了自太祖文帝宇文泰至武成帝之子幼主高恒元期间周代兴衰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帝王更迭为体，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记载了太祖文帝、宇文觉、世宗宇文毓、高阻刘彻、宣帝、静帝六位周朝帝王的言行政绩。

《北史·隋本纪》记述了自高祖文帝杨坚至恭帝杨侑期间隋朝兴衰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帝王更迭为体，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记载了高祖刘恒、隋炀帝、恭帝三位隋朝帝王的言行政绩。

《北史·列传》中北方、西方少数民族部分记述较多，南方和中国西南地区稍略。设置了诸朝后妃、宗室、诸王人物史实，又置儒林、文苑、孝行、节义、循吏、酷吏、隐逸、艺术、列女、恩幸、附庸、西域、突厥、铁勒、序传等类别加以载录。

《北史》在宋、元、明、清和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有整理和校勘本。现存《北史》的祖本，是北宋朝廷组织校勘和监印的，称为宋监本。其后 《北史》版本基本可分为三类版本。首先是元大德十年，在宋监本的基础上刊刻的信州路儒学刊本；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在信州路学本的基础上校刻的南监本；北京国子监又以万历南监本为底本，刊刻了万历北监本；清乾隆十年，在万历北监本的基础上完成了武英殿本。其次是明崇祯十二年，毛晋以宋本为底本，仿刻完成的汲古阁本；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又仿汲古阁本刻成金陵书局本。再者是中华民国时期张元济以元大德本为底本，校刊了百衲本；1975 年，中华书局又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完成了点校本。

北宋时期由于印刷技术发展，书籍才开始大量地被刻板印刷。就《北史》而言，前后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赵恒咸平( 公元998—公元1003年) 年间，因故刻版未成。第二次是从赵祯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 开始，并于天圣四年 (公元1026年 ) 十二月结束，也没有刻版。第三次是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 四月对上一次的校勘进行了覆校。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认为此次是在杭州市刊刻。该版存世的宋刻本有两部，《北史》嘉静堂文库存八十一卷，北京图书馆存二十七卷。两书均无目录和卷一，无刊记，出版情况不详。现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北史》刻本为二十七卷残本，存卷十三至卷三十八和卷四十九。左右文武边，白口，双黑顺鱼尾，版心著录页码，书耳处写有本卷卷名或者本页传主名，应为宋刻本。

根据《校广义·版本篇》转引《书林清话》记载，元代《北史》由信州路儒学在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刊刻。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校史随笔·北史》的“信州路刊本”条记述： “此本亦元大德九路刊本之一”。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元大德信州路儒学刊本，属于十七史丛书本。

张元济也提到“集庆路刊本”， “是本行款与前书( 信州路刊本) 合，本属集庆路儒学梓。集庆路据九路本同时重刻也。”他认为此版本与信州路版是同时期刊刻。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版本应当是明洪武后期在福州市或者福州附近所刊刻。

明朝刊刻的《北史》，主要有明初南京国子监对元大德集庆路学刊本的递修本、南京国子监在万历十九到二十一年的新修本、北京国子监在万历二十六年的新刊本，以及毛氏汲古阁在崇祯十二年的仿宋重修本。

南京国子监递修本刊刻于明洪武初年，属二十一史丛书，是对元大德信州路学刊《北史》进行了覆刻。此覆刻本即张元济认为的“集庆路刊本”，之后不断进行小范围的修版、印刷。

明嘉靖十年( 公元1531年) 前后，为南京国子监对《北史》元集庆路学覆刻的元大德信州路学刊本的补刊。

北京国子监本是在万历二十六年( 公元1598年) 在祭酒方从哲、管国子监司业事黄汝良的主持下进行刊刻。

汲古阁本属十七史丛书，为明末藏书家、刻书家毛晋在崇祯年间以宋元本为底本，重新校刊 了《十三经》《十七史》，因刻印于毛晋家藏书楼汲古阁而称为汲古阁本。

爱新觉罗·弘历在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 钦命，召集的先后任职者有吏部尚书张廷玉、刑部尚书张照、翰林院侍讲方苞、侍读齐召南、编修杭世骏等计七十一人重修二十一史，以明朝北监本为底本，校以南监本、汲古阁本，并由武英殿书局进行重刻，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 刻成，属二十三史丛书。

四库全书本，属二十四史丛书。继武英殿本刊刻完成后，四库全书刊印了二十四史。其所据版本笼统地标示为“内府刻本”，即武英殿本。四库本《北史》与武英殿本基本相同。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五洲同文局据武英殿本石印，属二十三史丛书。

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首设金陵书局，刊刻经史古籍并廉价发售，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3年) 印行。

百衲本由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在民国十九年（1935年）刊刻发行，是学界公认的较好的二十四史丛书之一。因为选择底本的时候以 “善”为标准，所以底本年代不尽相同，故名“百衲本”。 百衲本《北史》是以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参校明南北监本、殿本和汲古阁本以及南北朝八书。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8年启动了“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华书局组织当时的著名学者对二十四史进行了校点，并于1978年出版。其中《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是由陈仲安教授与唐长孺教授在1971年至1974年间标点、校勘的。点效本准确的现代标点符号，为非文史专业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国外学术界对《北史》的整理与校勘工作以日本汉学家源伊信较为著名。明和元年（1764年）起，到明和八年（1771年）止，源伊信以南监本《北史》为底本，源引八书与《南史》等大量文献参校，以工整的朱、蓝、墨三色小楷加以校勘及句读。源伊信所作校勘与注释，全面准确，或补充了原文的意义，或纠正了错讹，或给出准确的解释，对于阅读与研究《北史》是很有价值的。

《北史》是在当时统治者出于政治统一的需求下编撰而成，其政治思想性也是趋于政史统一，是封建社会“正史”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史书。李延寿在其《北史》序传及全文中也记述和贯穿了其父李大师天下统一的撰写思想，摒弃了前史《岛夷传》《索虏传》一说，立意上契合了当时统治者大一统的历史学政治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各民族大融合发展历程。另外，李延寿所撰《北史》对“小事”“小说”能够“无所不载”，其细腻的修史手法反映了北朝社会的特征。

《北史》成书至今约一千三百多年，李治为其做序，宋代定为十七史之一，清乾隆亦被钦定为二十四史之一，其作为“正史”在史学界影响力颇广。李延寿对《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节增补而成《北史》，相比前史简洁易读，也有一定的史料充实，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北史》在史书修撰上，改变了前人修史以南北互诬相轻、及因偏见、避讳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书“往往失实”的陋习和缺陷，在史料的运用上和史事的叙述上将南北作同等的看待，力求史实上的准确。《北史》在流传和影响上，较前史更为广博，在二十四史中具有其特色。

《北史》成书后，同时代的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或赞或贬，各持己见。唐朝史学家令狐德棻首先给予了肯定，李治也对《北史》做很高评价。同时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从史书体裁方面肯定了李延寿对纪传体通史的继承，但同时认为将李延寿的编撰工作是“抄撮近代诸史”。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和宋祁肯定了南北二史对前书改撰的贡献和对前史的删削之功。同为北宋史学家的司马光在其《传家集》中评价《北史》道：“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他将李延寿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相等同，给予李延寿较高评价。南宋时期对南北二史也是赞赏有加，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历史学家洪迈、思想家叶适等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肯定了《北史》的社会价值。相反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南北史》除了《资治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清代学者昕等赵翼、钱大人对《北史》的评价则是褒贬并存，称赞其修史敢于直言公正，但也批评了因删削不当而影响了部分史料的可信度。清代学者则王鸣盛全面否定《北史》，他认为李延寿所撰史书带有小说的性质，可信度不高。

近现代著名文献学、目录学家余嘉锡充分肯定了李延寿家传形式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通史体例的创新性。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瞿林东、高敏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讨论分析了《北史》的历史编撰特点及史学地位和社会价值。瞿林东在其所著《南北史散论》一文中提出，“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以其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简净扼要的叙事方法和广泛流传的社会影响，在《二十四史》中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高敏在《李延寿与(南北史)》一文概述了二史的成书过程并评价：“《南北史》的最大功劳或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增补了八书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