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1912年—1928年）是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军主要将领组成的民国军阀势力之一，于1926年7月覆灭。

北洋军阀起源于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袁世凯于此基础招揽到后期北洋军阀班底。新建陆军先后经历扩张为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领军队被称为北洋军。袁世凯受清政府猜忌被迫辞职，此时其领导的北洋军阀势力伸展至东北三省，增加了奉系一派。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被起用，于1912年成功窃居大总统地位，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执政期间，爆发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期间因称帝与段祺瑞、冯国璋离心，称帝失败。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各系军阀争权夺利，不断发生混战。北京政府先后历经直皖共治、直奉共治、直系独权、奉系独权的局面。192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奉系张作霖放弃北京退回关外，被日本特务炸死，其子张学良发表所谓的“改旗易帜”的通电，北洋军阀从此覆灭。

北洋军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其政治和军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北洋军阀执掌政权期间，只有袁世凯实现了形式上的暂时统一。袁世凯定下了中国军制和军衔制，而在军阀混战期间中国军事并没有统一的编制和发展计划。北洋军阀即使争权夺利也坚持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在其统治期间中国在交通、工商业、农业、财政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军阀间的多次混战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中；同时其强征高额租税、强令农民将粮食改种罂粟等等行为，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无产阶级革命者瞿秋白认为北洋军阀政权是代表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近现代史学家来新夏认为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唯命是从和丧权辱国等，都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它在改革军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经世学者包世臣的政论就已提及北洋的地域概念，他认为吴淞口向北经过通海、山东、直隶以及关东等地，都属于北洋范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管辖范围基本上就是上述所确定的地理范围。1870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其势力被人们称为北洋势力，北洋一词于是主要成为政治术语。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历时近6年结成了一个强大军事政治集团，这时候的 “北洋 ”“北洋势力 ”确指为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军阀一词最初是指有军功的世家，后世更多是指拥兵自重的地方武装势力。孙中山是最早将北洋、军阀二词连在一次，他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提到：“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省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北洋军阀因此成为袁世凯北洋势力的专有名词。

清代原来的军队是“八旗”和“绿营”，在十八世纪末白莲教起义、十九世纪初天理教起义，以及反对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两者都无法发挥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准许地方暂办防军、练勇、团练，作为地方性的暂编军队，以弥补八旗和绿营的不足。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李鸿章建立的“淮军”，由此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国家常备军。李鸿章在直督任内锐意仿照西洋军事学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然而湘军、淮军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了。这使得清代政府决定建立一支新式的反动武装，来支撑危局、镇压人民革命。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和袁世凯积极促请清廷重整陆军。袁世凯邀集了一伙人译撰兵书，又接受慈禧宠臣瓜尔佳·荣禄的指示，拟出新建陆军的各种规章制度。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十月，醇亲王奕譞、爱新觉罗·奕劻爱新觉罗·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完全不能“爱新觉罗·胤禔卫国”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清廷最初是派胡到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燏棻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于是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正式接手新军后，将定武军由原本的4000多人扩编到7000多人，又续聘洋员数十人担任教习。同时，袁世凯聘请翰林出身的徐世昌担任参谋；经武备学堂总办推荐，袁世凯招收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人；原定武军中的下级军官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也被袁世凯提拔，委任领官、统带等职务。另外还有张勋、倪嗣冲等旧军人前来投靠，愿为袁世凯效劳卖命，也受到任用。袁世凯的班底初成。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袁世凯赞助康有为等人组织的维新团体——强学会，取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信任，获邀参与戊戌变法——救光绪帝、恢复帝权。袁世凯表面答应，暗地里向慈禧告密，致使戊戌变法失败，他也获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此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集中在由慈禧太后直授直隶总督兼任北洋政府大臣的瓜尔佳·荣禄手中，袁世凯趁机提议组建武卫军由荣禄统领，荣禄采纳该建议并将新建陆军编入“武卫右军”，当时与袁世凯同在京驻军的聂士成“武毅军”和董福祥“甘军”分别被编入前军和后军，三者统称为“北洋三军”。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山东省地区爆发义和团反帝反爱国运动，袁世凯奉命率领定武军移驻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在此期间，袁世凯上奏提出再扩编一只军队，得到允许后组建了“武卫右军先锋队”。军队改编完成后，袁世凯手中兵力已超过原来新建陆军的两部以上。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护卫北京的战斗中，瓜尔佳·荣禄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路几乎全部崩溃。右军袁世凯阳奉阴违，按兵不动，保留了所有实力。袁世凯暗中逢迎帝国主义，同时又不断对逃亡中的慈禧供应饷银，以示效忠。在慈禧太后从西安市返回北京后，袁世凯又派人进行护驾。得到慈禧太后赏识的袁世凯因此获得防卫京城的任务。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镇压义和团“有功”的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

辛丑条约签订后，朝野上下再次将关注焦点集中在练军问题上，清政府正式发布上谕，对编练新军做了具体部署。袁世凯趁推行“新政”的机会，进一步扩充他的军队。他先将带到山东省的军队调回直隶，驻营小站，进行扩充。根据袁世凯制定的《募兵格式》八条，武卫右军营务处候选道王英楷、王士珍等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月间去正定县、大名县、广平县、顺德区、赵县、深州市、冀州区等地募集6000名品行端正、身家清白的合格壮丁，仿照所部武卫右军编制，创建了北洋军。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开始分左右两镇，合两镇为一军，每镇官兵共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日俄战争后，袁世凯向清朝政府提出进一步扩军的计划得到允许。到公元1905年，按照原定的编练计划，北洋军六镇建成。除第一镇由户部侍郎、满族穆尔察·铁良为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部下王英楷、曹馄、吴凤岭、吴长纯、段祺瑞为统制，成为袁世凯的嫡系部队。

北洋六镇编成后，先后参与了河间会操和彰德会操，展现了袁世凯手中兵力的强盛。权势日重的袁世凯受到清代皇族的猜忌，清朝设立陆军部，意欲将北洋军统率权收归中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袁世凯以所担负的职务过多为由主动请辞八大臣的兼差，并将第一、第三、第五和第六镇移交给陆军部，但各镇将领仍是袁世凯的心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亲信徐世昌为东北地区总督，徐世昌赴任时随带北洋第三师出关，并以该镇为基础扩建东北新军。北洋军阀势力也随之伸展至东北地区各省，并由此将在北洋军阀集团中增加奉系这一派系势力。同年六月，袁世凯借预备立宪的机会上奏折提议十事，希望借此挽回失去的兵权，未果，反而在七月被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最后在十二月被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以足疾为由”罢黜“回籍。袁世凯回河南省后，表面上是在闲居，实际上他在家里设立了与各地音信联络的电报处，儿子袁克定也与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联系探取京内情报。袁世凯对朝廷中枢的举动了如指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全国各地多处响应，各省接连宣布独立。爱新觉罗·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叶赫那拉·那桐、徐世昌等主张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袁世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支持起用袁世凯。一开始，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不满足于此，以“足疾未愈”为借口不南下督军，在前线的北洋军也暗中听令不出力。清政府压力大增，袁世凯趁机向清政府提出六项条件，成功将军权、政权、财权集于一身，同时，他还保荐王士珍襄赞军务，并奏请清政府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当他答应出山后，北洋政府旧部都表示效命。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被授予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南下督战，冯国璋所带第一军以纵火烧城的方式成功占领汉口。随后袁世凯一面向清政府假称兵力不足，一面暗中联系时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黎元洪协商议和，并允诺“既往不咎，尚可重用”。在不放弃武力进攻的前提下，袁世凯派出代表到武汉市议和，与会的革命党人反对君主立宪，双方首次议和无法达成统一。回京后，袁世凯组建内阁，拥有最大的政治权力。

袁世凯采纳冯国璋的攻心策略，组织进攻汉阳。冯国璋命清军分别占领蔡甸和舵落口，从襄河两侧逼近汉阳，沿途遭到革命军的抵抗，但由于军事实力的悬殊和革命军战略上的失误，清军屡屡取胜，最终攻陷汉阳。之后，袁世凯陈兵江岸，每天隔江炮轰武昌迫使革命军放弃抵抗，同时以止兵不动变相向清政府索取更多权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调停下，清军和革命军停战；隆裕太后袁世凯为全权大臣，拥有更多的权力。袁世凯遂任冯国璋为第二军总统，负责京畿一带和海防防务，并兼充禁卫军总统官，转移了清室手中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1911年12月17日，南北议和重启，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任北方总代表。经过五次会议，确定了双方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定国体、优待退位后的清室等关键事项。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当天致电袁世凯表示只是暂任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则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签订会议条约未与他商明为由，迫使唐绍仪辞职，改由自己直接与南方对话。

南方革命党人坚持“实行共和”，并以大总统职位向袁世凯许诺。袁世凯决定迫使清帝退位。袁世凯借着持反对意见的宗社党首领、军使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一案，大造舆论，并指使北洋文武官吏通电请愿要求清帝退位。段祺瑞不仅电告内阁军情不稳，还领衔以湖北前线四十六名北洋军将领名义联名电奏朝廷，暗示将领更支持共和。没有军队支持，清廷最终接受《清室优待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室颁发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遵守诺言，请辞南京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参议会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后，十七省议员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取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其领导的北洋军阀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形成。

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袁世凯表面答应，暗地密令亲信部队在北京、保定市、天津市等地发动兵变。北洋政府嫡系诸将以兵变为借口，联名要求建都北京。冯国璋公开发表上大总统书，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做出让步。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中国国民党靠着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奔走，在国会中取得胜利。之后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身亡，从凶手家中搜出的证据显示此事与袁世凯有关。全国反袁声浪渐起，袁世凯也在明面上积极准备对国民党的战争。

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以孙中山、李烈钧为首的反袁派、以黄兴、陈其美为代表的不反袁派，以及部分妄图左右逢源派，因内部意见不合无法统一行动。1913年4月，袁世凯通过善后大借款合同从列强手中获得财力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决定以武力反抗袁世凯。

6月，袁世凯以中国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三都督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为由，撤免三人都督一职。二次革命就此全面爆发。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县宣布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安徽、广东省、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各省及上海市纷纷独立响应。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长并江西宣抚使进攻湖口，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南下增援江苏省，以武力强势镇压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独揽大权，起了称帝的想法，他命人成立筹安会为恢复帝制制造舆论。因反对袁世凯复辟无果，徐世昌请辞；段祺瑞也以身体不适请辞，袁世凯允许的同时免去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的职务，两人关系恶化。1915年10月，袁世凯在国民代表大会中通过暗箱操作，满票通过改行帝制的议案。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开始以皇帝身份行使权力，年号洪宪。

梁启超和蔡锷等各方讨袁人士齐聚昆明市，以“护国军”命名讨袁军。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由蔡领兵北进四川省发动讨袁战争。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率先响应云南省，宣布独立讨袁，同时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孙中山的部署下在各地发动讨袁武装起义。

在外患之下，袁世凯的北洋军内患也展露出来。段祺瑞婉拒袁世凯的带兵出征请求；冯国璋则与讨袁阵营各方建立联系，对袁世凯削其军权的任命称病不接。1916年3月，袁世凯对唐继尧的联络人李宗黄表示赞同恢复共和，随后冯国璋联合江西省将军李纯、山东省将军靳云鹏、浙江省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迫于各方压力，袁世凯在1916年3月23日正式取消帝制。

之后袁世凯仍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但全国反袁声浪未停。南方不再承认袁世凯大总统地位的合法性，效忠袁世凯的龙济光宣布广东省独立。为与护国军谈和，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总理国务，并给与冯国璋特权三端主持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但结果不如袁世凯之意。在此期间，张作霖驱逐了由袁世凯任命的沈阳市将军段芝贵，攫取了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的职权，并于地方官制改革后掌握了奉天的军政大权。之后，山西省、四川省、湖南省等原本对袁世凯效忠的省份纷纷宣布独立。自取消帝制后，袁世凯开始身体不适，最终于1916年6月病世。其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南北复归统一，护国战争结束。

由于袁世凯的猝死及其政治生涯后期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私心，北洋系在袁世凯之后未能产生新的众所公认的领军人物，而是很快分裂为皖、直、奉三系。其中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奉系以张作霖为首。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在1916年6月29日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建了新的内阁。8月，旧国会参众两院如期在北京复会，先后以绝对多数通过追认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案，并于10月30日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仍兼江苏省督军，在南京任职）。

黎元洪的权力受到国会制约，他在不少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态度，与段祺瑞之间产生不少矛盾。偏向黎元洪的内务部长与段祺瑞亲信徐树铮多有冲突，逐渐发展为内务部和国务院的冲突，最后演变为形成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和以为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徐树铮和孙洪伊的免职缓解了府院之争，随后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又激化了府院之争。最终段祺瑞被黎元洪下令免职。

因府院之争，段祺瑞和黎元洪都想争取省督军组建的为帮手。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换得张勋同意入京调停。张勋进京后拥护溥仪复辟，拒绝拥戴复辟，并以自己“不能执行职权”为由致电请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并任命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兵讨伐张勋，最终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派重掌北京政权。1917年7月，段祺瑞重回北京担任国务总理，而冯国璋也依《大总统选举法》得以担任代理大总统，由此形成冯国璋和段祺瑞合作主导北京政治的新局面。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从小站练兵开始追随袁世凯，深受袁世凯的重用，在北洋集团中拥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无数官僚、政客因各种原因主动接近两人，无形中在两人周围形成了一股虽无派系之名而有派系之实的势力。

因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孙中山即在广东省开府，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1917年9月29日，冯国璋下令缉拿南方国会和政府成员；10月3日，孙中山也对段祺瑞等人发出缉拿令。段祺瑞出兵南下，讨伐南方护法阵营，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此次南北战争主战场是地处南北冲要湖南省。段祺瑞在1917年8月即任命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接替谭延为湖南督军，并调派北洋军第8、第28师入湘。桂系陆荣廷致电西南各省召集援手，护法军有近5万的兵力在湖南。战斗中双方互有得失。11月14日，偏向直系的北洋军司令王汝贤和副司令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征战，发表主和通电后自前线停战停撤兵，护法军占领长沙市。段祺瑞被迫辞职。11月25日，冯国璋以南北和谈为由致电各方停战。

北洋军中皖系主战、直系主和，在还未确定和或战时，北洋军石星川和黎天才先后宣布荆州市、襄阳市独立，加入护法阵营，其后成立靖国联军，分向宜昌市、枣阳市进击。北京政府命曹锟、王占元带兵剿石星川和黎天才，两部弃城而逃。护法军为支持石星川和黎天才，开始全线北进。驻守岳阳市的直系未全力抵抗，护法军得以占领岳阳。冯国璋发令迎击护法军，南北战事复起。

直系冯玉祥抵达武穴市后发表主和通电，令皖系主战派大怒。1918年2月，徐树铮以让奉系六旅进关内和分军械为由，联系奉系张作霖在秦皇岛市截劫了北京政府购置的军械。奉系张作霖得以大举挥师入关。冯国璋无力解决，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收拾危局。段祺瑞下令张怀芝、李厚基和吴佩孚分三路攻粤。结果张部不仅延误战机还因水土不服大败；吴佩孚则因不满湘督一职由皖系获得而屯兵衡阳市，还与向军代表密谈，擅自签到停战划界协定，并发通电请罢内战。

为了打击冯国璋等主和派，段祺瑞图谋制造新国会，另立总统。而在安福系的威逼利诱下，在重组的国会选举中获得330多席，安福系完全控制了国会。这意味着皖系可以国会作为政治运用。时值冯国璋大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他不愿再看人眼色听人摆布，于1918年10月10日辞去代理大总统之职。段祺瑞也在同一天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徐世昌获得大总统之位，就任后于10月25日下令停战，并派代表赴上海市与西南方面议和。南北战争渐渐平息。

段祺瑞虽然下野了，但皖系对北京政府的控制并未消退。冯国璋离任后于1919年12月28日病故，曹锟被奉为直系新的领袖。直系屡屡发表与皖系不同的意见，直皖双方矛盾渐深。

南北战争中，吴佩孚的作为令皖系大为恼火。同时，皖系更换河南总督赵倜的决定，以及北京内阁总理的变更，使直皖双方关系趋于破裂。奉系正图谋向关内发展，借着这两件事，也加入了反皖阵营。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全面爆发，两军首先在京汉路涿州、琉璃河镇一线摆开战场。15日，皖系军队在优势炮火支持下占领涿州市，直军退至高碑店市。第二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泛滥，断了皖军后方交通且皖军粮草淋湿不可用。吴佩孚乘机调军抄袭皖系军队后路，打乱其阵形，再以正面压迫，致其全线失守，直军复占涿州。原属于冯国璋部下的皖系第15师也大部投降直军。同日，直军自固安县出击，击溃当面之边防军第3师，仅余之边防军第1师势处孤立，军心涣散，于17日被直军在涿州以北击败，师长曲同丰随后被捕获。18日，直军进至大石河，20日进至京郊长辛店镇，西线战事结束。京沪铁路一线战事中，徐树铮指挥所部与直军在杨村交战，因日本助皖，干扰直军布防，直军不得不于16日撤出杨村。随后直奉两军联合作战，于17日复占杨村，进逼廊坊市，徐树铮亦逃回北京。20日，东线战事基本结束。随着皖系主力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皖系其他部队也受到打击和清理。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京分别接管了南、北苑营房，北京政府因此处在直奉共治之下。

因军阀派系的团体利益和扩张意识，直奉共治的局面并不牢固，双方私下里都想超越对手独占中央政权。

靳云鹏内阁原本是直奉共治妥协的产物，奉系凭借1921年11月发生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兑风波成功倒阁。靳云鹏辞职后，奉系首领张作霖大力支持交通系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入阁后，表现出与奉系合谋并联合皖系，与直系对抗的意图，引发直系不满。1922年1月，吴佩孚借梁士诒允许日本“借日款赎路”为由攻击其卖国。梁士诒辩解无果，上台不过一月，就称病请假离京赴津。张作霖不甘退让，除了公开为梁士诒辩解，也开始联络皖系和南方广东政府，预备成立奉皖粤同盟共同抗直。

1921年4月9日，关外奉军大举入关，集结于京奉与津浦沿线，后自名为“镇威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张作霖提出的强硬要求和武力压迫，使原本主和的曹锟最终同意吴佩孚等人主战的要求，并授权吴佩孚作战指挥全权。开战前，直奉双方都通过电报为己方抢占道德制高点。4月29日，直奉两军同时下令发动总攻击。在西路京汉线战场、中路津浦—京汉线之间战场、东路津浦铁路战场三路中，都以直军获胜告终。

曹、吴佩孚要求严惩张作霖，徐世昌于5月10日下令免去张作霖东北地区巡阅使、沈阳市督军兼省长等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向关外败退的张作霖于5月12日宣布自主独立。在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的调停下，直奉双方代表于6月17日在秦皇岛市附近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订停战协议。直奉双方如约撤兵，直奉战事结束。

1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将北京中央政府控制在手，形成“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曹锟、吴佩孚也成了“直系中央”的“太上皇”。吴佩孚公开提出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欲先收川、闽、粤，再取湘、黔、滇，这个计划遭到其他军事实力派的联合抵制，同时他对内推行的“削藩”政策更是引起直系内部的分化和分裂。1923年10月，曹锟用向地方绅商摊派军饷强行勒索得到的金钱，向出席总统选举的的议员发放高额出席费，公然贿赂，最终得高票成功当选大总统。这一“贿选总统”事件激起全国民众的一致反对和声讨，从而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反直运动。

1924年9月至10月，直系江苏省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在中国东南地区进行了一场激战，时称“齐卢之战”，亦称“江浙战争”。张作霖以支持卢永祥为由，于9月15日向直系宣战。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兵迎击奉军。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打响。

直奉激战难分胜负，担任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于10月23日率部回京发动政变，迫使总统曹锟下令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吴佩孚一边分兵防御关外奉军，一边率部回救北京。冯玉祥则与胡景翼、孙岳等组织“国民军”，准备迎战。获悉冯玉祥倒戈的消息后，奉军乘势大举进攻。吴佩孚腹背受敌，兵败如山倒。11月3日，吴佩孚率领残部，由大沽浮海南下。历时50余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溃败而告终。曹锟、吴佩孚所控制的直系中央亦随之倾倒。

北京政变后，中央政府暂时落入冯玉祥的掌控。冯玉祥先是想借曹锟来压服吴佩孚和直系各督，未果，后又暗地操作使黄郛组阁。张作霖不愿冯玉祥独自通过黄操纵中央内阁，带军入关施压。妥协的结果是，11月10日，冯玉祥、段祺瑞和张作霖三人在天津市会晤，决议成立临时执政政府和善后会议，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兼有总统、内阁和国会多重权力。之后北京政权落入奉系之手。

1925年10月，直系孙传芳发动对奉系军阀的战争，奉军战败，孙传芳得以盘踞江苏省、浙江省、安徽、江西省、福建省五省。1926年1月，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在日、大英帝国注意撮合下，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国民军”最后退往西北。

为适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孙中山于1914年6月16日创立了黄埔军校。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随即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统一命名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两广归于统一，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北伐。尽管国民革命阵营内对北伐意见不一致，但国民革命军还是出师北伐。

1926年3月初，统治湖南省的赵恒所辖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举兵倒赵，进驻长沙市后向广东省方面求援。广东国民政府在5月20日派遣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为北伐先遣军支援唐生智。随后各部陆续北上。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西南各派地方势力陆续加入北伐队伍。

当时北伐军在战略上决定以吴佩孚为第一打击目标，在政略上决定分化孙传芳、张作霖与吴佩孚，因此最初决定先取武汉市，与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对吴佩孚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8月14日，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攻占南口，北伐军南北夹击计划失败。北伐军转而向湘北发起总攻，在当地民众的协助下，一举占领岳阳市。湖北告急，吴佩孚担心其统治中心武汉，率兵南下增援。北伐军得知先后攻下湖北南部的第一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吴佩孚败退武汉。9月，北伐军在攻克武昌受挫，另一边又快速攻下了汉阳、汉口，随后选择围困武昌，1个多月后武昌部分守军无心恋战，与北伐军相约于10月10日开门，北伐军也发起总攻，成功占领武汉市。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攻打吴佩孚时，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名，企图坐山观虎斗。吴佩孚兵败后，孙传芳深感唇亡齿寒，于8月20日颁发援赣计划，调集苏、浙、皖各军，准备向两湖革命军大举进攻。9月5日，蒋介石带领国民革命军正式进军江西省。在江西战场，北伐军与孙传芳的军队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较量，在唐生智的增援下，第三次总攻才成功克复南昌市。孙传芳在江西战场上投入的10余万兵力大部被歼。在北伐进攻江西的同时，孙传芳所辖的福建省也于10月5日拉开战幕。自永定区开始，北伐军连克同安区、泉州市、仙游县、莆田市、永泰县，闽军纷纷倒戈，闽系海军也被策反。12月2日，北伐军占领福建省城福州市。

1927年1月，北伐军在军务善后会议上决定分三路由闽、赣、鄂发起进攻，先期攻取沪杭，击破孙军主力，再会师南京。东路军很快于2月中旬占领整个浙江省；安徽的陈调元等相继倒戈，皖南大片地区不战而定。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与此同时，中共组织上海工人起义，迎接北伐军入沪。至此，东南五省和上海市、南京均为北伐军所控制。

在不过8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接连击溃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推进到长江流域，形成与北京市政府平分天下的局面。不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成功篡夺革命领导权，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

1927年6月，张作霖被拥护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1928年4月，蒋介石带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北伐军于5月1日一举占领济南市。日本以保护其侨民为借口，于5月3日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的侵华行为令奉系内部有了和国民革命军停战言和的意见，张作霖因此于5月9日发表停战议和通电。日本政府企图乘机向张作霖进一步逼索满蒙特权，同时强迫奉军出关，以免南京国民政府势力乘胜推进至东北地区。在日本武力恫吓和南京北伐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奉系内部主张和谈撤军的新派势力渐占上风。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宣布放弃北京退回关外，在沈阳市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特务炸死。同年12月，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发表所谓的“改旗易帜”的通电，加入中国国民党新军阀的队伍。北洋军阀的许多领头人，也都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北洋军阀统治至此覆灭。

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小军阀大多出自农村，对于进行封建性剥削的手段较为熟悉，多数军阀在早期基本上仍是霸占土地的大小地主，因而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随着近代工业发展，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利润逐渐超过地租剥削所得，使得军阀们纷纷选择投资工业，此时北洋军阀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

晚清时期，洋务派为挽救清代政权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建议。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民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掌握了政权，将“中体西用”思想推衍到政治范畴。所强调的“中体”，虽然不能公然宣扬“君权”，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伦常关系；而所谓“西用”，已不仅采用西方的军事操典、器械、营规，还借用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选举等。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皖系控制了山东省、山西省、安徽、浙江省、福建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八省与热河、察哈尔省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淞沪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系则控制直隶、湖北、河南省、江西省、江苏省五省与绥远特别区、宁夏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皖战争后，直系势力勃兴，地盘更有扩大。奉系除以东北地区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

在北洋军阀身上体现了有兵斯有权这一特点。当他们割据一方自雄时，必须要有兵力来维护地盘并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当他们掌握全国政权时又必须运用兵权以实现武力统一，巩固它的统治权。直皖战争前，皖系拥有3师4旅的兵力；直皖战争后，直系崛起，其嫡系兵力即有7个师、5个混成旅。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直系兵力已近10万，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大事扩充，达25万人之众。奉系在1921年时拥有5个师、23个混成旅、3个骑兵旅的兵力，而到了1925年9月奉系鼎盛时期，兵员增至36万余人。

同时，北洋军阀内部不论官位多高，都要亲自抓一支军队在手里。袁世凯成立了一个模范团，自兼团长，名为培训军官，实则抓住实力核心；又专门成立一个“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亲自定夺一切军事要政。段祺瑞则专门编练一支“参战军”。一般情况下，军阀们也不放弃亲领军队的师长之类的官位，如吴佩孚是以第三师师长兼巡阅使；五省联帅孙传芳是以巡阅使兼第二师师长；奉系首脑张作霖除东北地区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都统等三项重要职务外，仍兼任第二十七师师长。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天津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大多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

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谓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段祺瑞以资深继起，门生故吏、亲信皆窃居要津。直皖战争皖系失败，直系执掌北洋政府，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段芝贵等被明令通缉、声名狼藉。

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北洋军阀分裂而成。因首领冯国璋是直隶人，故称直系。其主要头目有当时的“长江三督”李钝、陈光远、王占元及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等，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直皖战争前，直系控制直隶、河南省、湖北、江西省、江苏省五省与绥远特别行政区、宁夏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皖战争后，直系嫡系兵力有7个师、5个混成旅。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直系兵力已近10万，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扩充达到25万人。1926年3月，直系吴佩孚踞有河南、湖北两省及直隶大部分地区，京汉线的全部都是其势力范围，所辖军队号称20万。直系后起的孙传芳控制闽、浙、苏、皖、赣五省地盘，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号称22万。

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段祺瑞是安徽合肥籍人，故称皖系。主要成员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卢永祥、张敬尧等，主要与日本、美国打交道。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中国。直皖战争前，皖系控制山东省、山西省、安徽、浙江省、福建省、陕西省、甘肃省、新疆八省与热河、察哈尔省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淞沪护军使所辖区域。直皖战争前，皖系拥有3师4旅的兵力。

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主要头目有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姜登选等，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直皖战争前，奉系控制东北三省，并开始将势力伸向关内。奉系在1921年时拥有5个师、23个混成旅、3个骑兵旅的兵力。1926年春夏间，奉系张作霖势力扩展至北京、天津市和山东省的广大地区，兵力号称35万，并拥有一支全国最强的空军和一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迫使唐昭仪内阁解散，任命心腹赵秉钧为总理，从受内阁限制转变成控制内阁。此时的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则主张地方自治。而宋教仁被刺杀身亡，从凶手家中搜出的证据显示此事与袁世凯有关，引发了“二次革命”，上海、安徽、湖南省、广东省、福建省、重庆市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但都被袁世凯镇压了。袁世凯以武力实现了形式上的暂时统一。除桂、黔、川、滇四省仍有军阀盘踞外，其他各省都纳入了北京政府及其附庸的统治之下。

皖系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并收买一些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了新国会。段祺瑞下野后，以“参战督办”和“边防督办”的名义继续掌控中央政权。期间，孙中山等人在南方成立军政府，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西南军阀拒不听命，与北京政府处于对立状态；奉系独立行事；直系随着实力增长开始跟皖系争权。

由于军阀割据的国情、联邦制思想的传入，地方自治形成了“联省自治”思潮。1920年7月，湖南省首先发动了联省自治运动，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江苏省、四川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陕西省、江西省、湖北、福建省等，或由省议会公布宪法会议组织法，或由行政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专门人士起草宪法，联省自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开来。

早在小站练兵之时，袁世凯就仿照德国陆军的编制进行编练新军，他的新建陆军设有马、步、炮、工程、重各营。此后，袁世凯又仿照日本陆军的编制对其掌管的武卫右军进行改编，以镇为基本作战单位。每镇有步兵2协2标3营4队3排3棚、炮队1标3营、马队1标4营，工程队和辎重队各1营，全镇共计21营，两镇合1军。

1912年12月，袁世凯将他控制的六镇北洋军扩编为十三个师又十七个混成旅，军队的编制也由原来的镇、协、营、队、排、棚改为师、旅、团、营、排、班，从此，中国军制基本定型。

由徐世昌带往东北地区的北洋第三师扩建而成的东北新军，在清末其兵力在吉林市有一镇、黑龙江省由一混成协、在沈阳市有一镇和一混成协。辛亥革命后，东北新军扩充了，由张作霖等人统领的东北旧军计八路四十营也改为新兵编制，张作霖所部旧军改编为新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新编了第二十九师，又收编了第二十八师。

直皖战争前，皖系段祺瑞原掌握有陆军第九师、陆军第十三师和陆军第十五师。段祺瑞职掌北京中央政府后，与日本签订借款协议，组建了边防军三师；同时徐树铮也改编组建了西北边防军五个混成旅。边防军三师在直皖战争后解散。

直皖战争前，直系由曹锟、吴佩孚直接指挥的有第三师、第一至第五混成旅、新编第一旅、新编第二旅、曹锟卫队旅和直隶保卫团。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实行总统制，议定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初期袁世凯名义上仍能“统率全国海陆军”，但实际上他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还需内阁同意才能实行。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将内阁制改回总统制，规定“大总统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为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全国海陆军，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兵额”。

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陆军军官制度，将军官的军衔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等。”从此，中国正式采用军衔制。

袁世凯死后，各派系军阀为争夺军权进行混战，全国最高军事机关的名称不断变更。而这些名义上的中央军事机关，无法取得其他派别对其的认可，对这些派别也没有约束力。所以，北洋时期中国军事并没有统一的编制和发展计划。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仍推行其“重农、重工、重商”的思想。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袁世凯发布了《通饬重农保商令》。1914年4月，袁世凯又批准农商部公布《植棉制糖牧羊条例》，制定优惠政策，奖励扩充或改良农产畜牧。同时，他还鼓励开垦荒田且重视水利建设。袁世凯对发展工业采取的多项硬措施，大大促进了民初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有提倡和保护民间兴办企业，推行奖励制度，对新办企业予以保息，对工业产品及原料调整或减免捐税，设立示范场所以劝导人们兴办实业，开办国货展览会和参加外国博览会等等。袁世凯继续推行的重商政策，具体表现在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如通令颁布公司条例，将《施行细则》《商人通例》《商事条例》等拟订一并颁行。

由于西南各省独立，其解款、专款、税收等因而停止上交中央，其余各省也持观望态度，中央财政日渐困顿。虽然段祺瑞政府出台了整顿财政的相关计划文件，但各省均持抵制态度。此外，段祺瑞为增加中央财力，恢复了袁世凯时期的中央专款制度，除印花、验契、烟酒牌照、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还增加了牙税一项，并规定应解数额为1280余万元。各省仍未贯彻这一政策。为缓解财政困难，段祺瑞政府大力举债，1917年对外借款达7348万元，1918年达到1.5亿元。

1916年11月，段祺瑞政府出台政策，提出：“欲振兴实业者须先维持国家银行，后推广地方银行，并励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1917年政府颁发《农工银行条例》，主张：“以农工银行为振兴实业根本之图。”鼓励发展银行业。同时，着力整顿钱庄，以作为银行业的补充。

段祺瑞政府的工商政策除继续实施袁世凯政府时期的一部分实业政策外，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拓展。在完善工商法规、奖励工商实业、推行专利制度等政策的基础上，成立指导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力度以推进国家经济发展。

段祺瑞执政后在农业方面有以下政策：大力开垦荒田；鼓励多种经营，重视经济作物；建立试验场，推广优良品种；发展水利事业。期间由于技术落后、民风闭塞、官僚剥削，使得政策无法广泛实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人民除了正式的捐税征收外，往往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直系军阀控制的省份也不例外。如江苏省有附加税105种，有的县附加税超过正税的二、三十倍；河北省的徐水区，田赋种类有23种，其中21种是附加税；湖北随县，田赋23种，附加也有20种之多。北洋政府后期，直系各省还普遍实行了田赋预征。如萧耀南统治下的湖北，1924年就通令各县征解1925、1926两年的田赋。在河南省，民国九年(1920年)已预借十年丁地百万，十年预借十一年丁地二百万。

田赋之外，直系军阀对其他税收也毫不放松。陈光远在江西省对厘金十分重视，凡往来行旅货物皆抽重税，即使携带的是一包火柴也要抽税。直隶的曹锟和曹锐则饬令各地官吏到处设立关卡，对通行货物进行征税。

民国元年以来，中央政权统治力减弱，各省独立，地方银行逐渐成为军阀滥发纸币、提供军政费用，充当军阀实行割据自肥的证券。河南省银行成立后，声称资本500万，实际是一元不值。吴佩孚在河南省发行的钞票到1926年6月止，计有银钞1200余万元，铜元钞1800余万吊，均因战事影响而停止兑现，结果银钞成为废纸，铜元票跌到四折。直系军阀还在自己的辖区内滥发公债。江苏省仅在1924年内发行的省公债就达七百万元，湖北在王占元统治时期发行地方公债二百万元，1921年直隶也发行了三百万的公债。这些公债有的不付息，有的甚至不偿本，其收入很多都装进了军阀自己的腰包。此外，军阀们还印行各种军用票和金库券，强行流通。

奉系军阀的财政改革包括财政收入改革和财政支出改革。1915年，王永江就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在财政收入改革期间，他调整了奉天的税率和税目，清查了土地，削减了政府人员开支，加强了对地方财政款项使用的监督。财政支出改革阶段，王永江创办实业，发展农业，兴办教育，发展交通，促进商品流通。奉天省1917年财政总收入比1916年增加 2198736元，其中田赋增加924700元，增幅21.46%；税捐收入增加578944元，增幅10.44%；契税收入增加63046元，增幅10.13%；官产收入增加64632元，增幅174.94%。到1920年底，奉省不仅还清了内外债，库存结余达1100多万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大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他提议先在省城设立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同年十月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办学章程转饬各省参照办理。于是山东省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1906年将原来的正斋、备斋改称预科。1910年又增设附属中学，1911年再改称山东高等学校，把高等正科作为大学预科，至1914年停办。公立山东大学堂遵章停办后，教师和学生分别转入先后设置的山东省立法政、农业、商业、工业、矿业、医学六个专门学校。这六个专门学校而后又合并建成省立山东大学。

1912年-1913年间，教育部将所公布的学校令合并为“壬子癸丑学制”，主要规则如下图。“壬子癸丑学制”强调了女子教育的权利，规定初小男女同校，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取消清王朝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基本上废除了封建学校的等级性。

段祺瑞政府成立后，基本延续了壬子癸丑学制，但又有所创新。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政府着力清除封建成分，比如删去《高等小学校令实行细则》第三项(内容主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大力宣扬封建帝制及帝王思想)全文；废除袁世凯时期为宣扬封建伦理文化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着力完善大学体制建设，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得以与世界接轨。

军阀混战使军费几乎耗尽国库资源，导致公立大学陷入财政困境。1912年—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大学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私立下的规程》，准许设立私立大学，并规定公立、私立专门学校均一体对待。这些政策，为私立大学迅速生长提供了有力环境。1912年—1913年间，新设私立大学9所；1917年—1924年间，新设私立大学32所。在这两次兴学热潮中，涌现出一批起点较高的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等等，这些学校成为日后中国著名的大学。这些起点较高的大学弥补了国家家高等教育的短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初社会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需求，促进了该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王永江的大力提倡下，奉天省于1922年颁布了《奉省新学制大纲》，奉天政府拨款成立了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并创建第一所女子学校。王永江兴学义举海带动了众多有识之士出资办学，奉天省的中等教育因此得到初步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王永江主张“欲使东北地区富强，必须重视文化建设，发扬文治，广罗人才，兴办大学教育，培养专门人才”。1923年东北大学成立。王永江先后拨奉大洋380万元开办了理工教育实验实习工厂，从德国购买先进的制造机器，用于教学实践。同时，王永江制定的大学薪金用银元支付且不许拖欠的规定，吸引了众多名师前来东北大学，使该所大学迅速发展起来。

袁世凯能担任临时大总统，离不开列强各国的支持，因此其处理北洋政府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首先，是“维持”晚清以来形成的以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特征的中外关系体系，即承诺中华民国承认满清与列强签订的各项条约；其次，是“维持”晚清形成的中国疆域，辛亥革命期间列强趁机入侵，中国边疆西藏自治区、新疆、外蒙古、满蒙东北地区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但袁世凯以妥协的方式使中国领土在名义上得以“维持”；其三，列强侵华后共同控制中国形成相对稳定的“均势”格局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袁世凯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勉力维持列强在中国的这种“均势”，争取在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隙缝中求取中国的生存之道。

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逐渐成为亲日派。他与日本签订了《借款问题及其他》协议和《中日防敌军事协定》，从中获得大量援助，同时也使得日本得以控制中国金融机构、获得在青岛市建立军港以及能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此外，段祺瑞也与美国进行了一些接触，在1917年，段祺瑞政府就与美国芝加哥银行达成500万美元的秘密借款。

在与列强交好的时候，段祺瑞也不是一味附和。段祺瑞曾拒绝日本在中国发行金本位制纸币。满蒙四路借款达成前，段祺瑞坚决拒绝日本人担任铁路运输会计以期维护铁路主权。

直系军阀主要与英美两国打交道，同时也与德日交往。冯国璋曾在参战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以借美国力量牵制日本。此外，直系军阀还曾在北京内阁中重用亲英美派顾维钧，以此表达对英美的亲近之意。在此基础上，直系军阀多次向英美两国提出借款请求。当英美逐渐放弃对直系的支持时，直系军阀向日本寻求援助。在日本的支持下，直奉联军击溃了河南省与山东地区的国民军，得以继续推进反革命计划。为了拥有装备优良的德制武器，直系也与德国保持紧密联系，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就花高价自德国购得价值1.8万英镑的飞机和240箱迫击炮。

直系在与英美德日四国交往过程中，也做出了一些斗争。1923年，吴佩孚曾发出通电阻止英国将云南片马区域划分为英属缅甸县治。此外，针对英国试图打通印度与长江流域之间交通的侵略意图，吴佩孚也坚决地表示反对。临门劫车案发生后，吴佩孚极力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提出的“国际共管”中国的建议。不仅如此，1926年，当直系部队受到北伐军重创时，吴佩孚曾坚决拒绝日本的诱降并指出：“凡日本过问中国政治之事，应一口回绝。”

奉系军阀主要与日本打交道，同时，也与英美德苏等国交往。张作霖曾向日本表达过自身的亲日倾向，在直奉矛盾逐渐激化后，他多次寻求日本的财政与军事援助。在日本的援助下，奉系军阀赢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同时，为减少日本对其的制约，张作霖还与英美德苏等国打交道。

奉系军阀与列强交往中也不是一味的妥协。例如，张作霖不仅在东北地区自建铁路、采取拖延战术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以抵制日本对东北路权的侵略，甚至还暗中支持东北群众发起反日运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十二年间，是传统封建社会体系的崩溃时期，也是中国尝试西方民主共和体制的时代，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虽然为争权夺利进行内战，但他们至少都坚持了形式上的民主共和。袁世凯复辟和丁巳复辟都很快都失败了。而尽管军阀们干方百计地用军事力量干涉和控制国家元首或行政首脑的产生，但军阀时期产生的宪法都承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各阶段的选举权虽然有差异，但基本是由选举产生的，即使“民选”的主权实质上是军阀。作为民意的机关，国会除了通过立法确立国家根本法之外，还代表民意对国家的内政外交等大政方针行使一定权力。

1912年—1928年的中国在交通、工商业、农业、财政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铁路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开始真正发挥作用，加速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推动了工业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经济农作物产量有所增加，棉花、玉米等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提高了，农业机械化得以发展。广州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地出现了一批新式大规模百货商店，主要经营工业产品。而除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外，政府还设立了7家专门银行，地方银行和私营银行也获得了发展。

1912年到1925年，北洋政府先后7次在国际上提出收回关税，为后来中国关税自主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北洋军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新旧交织，社会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异常活跃，众多文化思想思潮相继呈现。传统道德逐渐解体、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传播、国民革命和工农武装理论蓬勃发展，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也应运而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主主义思潮占据主流地位，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观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而到了北洋军阀统治后期，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自北洋军阀开始，军阀间混战不断，爆发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南北战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等多场大战，战火波及大半个中国，造成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南北发生战争时，主要战场湖南地区损失严重。据《酸陵兵赛纪略》载，1918年4月27日，南军撤走时，该县人民群众被焚被杀而死者，达数千人。同年5月，北军复来，又焚烧房屋 5000余栋，击杀平民数千人，最终全县被杀人数达二万以上，房屋被毁达15000栋，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

军阀统治的短期行为使其把主要精力放在掠夺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平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在河南省发行 400 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其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同时，军阀们还勒征苟捐杂税，税种名目繁多至数十种，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仅1924年四川省的盐税附加税竟有26种多，1914年以后河北省创行了烟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军阀们还强令农民将粮食改种鸦片，眉县、宝鸡市及西部各县，对所有农户，不论种否，一律征收鸦片税。湘阴县、石门县等县，对违抗种烟令者，除罚洋以外，竟有处以死刑者。这些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活动。不止如此，原用于维修水利和防洪设施方面的款项也被挪用，使得水灾发生时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军阀对财富的掠夺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农村生产萎缩，民族资本主义凋敝，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袁世凯执掌中央政府时，从未对全国范围进行过有效地管辖。到了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更是处于极度混乱的局面。在内政方面，中央政府虽然名义上存在，但控制权在势力较强的军阀手中，国会的选举、立法靠金钱收买或武力侗吓，曹锟就是用向地方绅商摊派军饷强行勒索得到的金钱，向出席总统选举的的议员发放高额出席费，公然贿赂，最终高票当选大总统；每个军阀上台后下达的政令，只在本派系管理的地方会施行；军阀在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分布情况，决定了各级政府官职的分配。在外交方面，各派军阀与所在地的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直系军阀背靠英美，皖系和奉系军阀则依赖日本。段祺瑞在把持中央政权时就以国家名义向日本借巨款，编练由他控制的“参战军”，张作霖则与日本签定了在东北地区境内筑路开矿的协定。

无产阶级革命者瞿秋白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中评价：“地主、买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北洋军阀之所以反动，决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均属土匪。而是因为他们代表官僚买办、大地主的阶级。”

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时发表的《又咨参议院文》中评价：“袁世凯是民国之友，盖于民国成立事业，功绩极大。”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袁世凯之解剖》中评价：“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之怪魔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彼善能制造混浊腐败之空气，而自游泳于此空气之中，独擅绝技。”

国民革命军将领张学良评价：“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

近现代外交家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评价：“他（张作霖）以自己的历史证明了他的非凡能力与精明，在东北地区发号施令多年，不愿为日本的阴谋诡计所利用，并反对日本逐渐扩大占领区。他有一般军阀所具有的令人生厌的弱点，如果他作为未加冕的东北王，能保持地方稳定，,而不是挥师进京，,欲图霸中原，其身后将可能留下另一部个人历史。他与另外几位军阀大帅的情形如出一辙，皆好大喜功而命运不济，,虽然期望改变中国现状，,却徒增生灵涂炭。”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评价段祺瑞：“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美国时事性周刊《时代》评价吴佩孚：“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的最强者）。”

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董必武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近现代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评价：“曹锟虽然从来没上过学，但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近现代外交家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评价：“对于北洋军阀，人们尽管可以抨击和蔑视，他们政治野心不小，而知识才干贫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办好了。因此，虽然一次又一次国际风云变幻，险象环生，他们却总能发挥专家们的才智，把握机会，从而驱散乌云，指引国家航船安全避开狂风暴雨的侵袭。”

原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评价：“北洋军阀是中原地区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在它的统治下，中原地区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加深了；另一方面，它的黑暗统治却又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近现代史学家来新夏在《北洋军阀史》中评价：“北洋军阀集团是在清末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华民国统一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北洋军阀集团所掌握的北洋政府是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唯命是从和丧权辱国等，都起了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它在改革军制方面的成效是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历史学家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评价：“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他和他的集团统治了中国30余年；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息息相关。当董卓死后，他的党羽李傕、郭汜一班军阀曾扰乱东汉十余年； 而袁世凯所手首创的北洋军阀也大同小异。”

原台湾省政府参议沈云龙在《北洋军阀史话·序》中评价：“北洋练兵之初，原用以御外侮，不料尽耗于内战，由自相砍杀而归于自焚，时为之，亦势为之，而祸国殃民之罪恶滔天矣。”

现代学者刘会军在《北洋军阀政府政治制度新论》中评价：“北洋军阀政府政治制度较之清代及以前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从总体上说，是从封建式的君主专制政体体系跨入资本主义式的共和政体体系的进步。这个进步并不体现着北洋军阀是个进步力量，而只体现时代的进步。”

现代学者徐占春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原由初探》中评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时期。中央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很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不完全作为，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剧变的背景下， 充分调动了各种社会因素，形成一种综合的社会力量，促进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小站练兵园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是天津市“近代中国看天津”的重点项目之一，是国家3级景区。小站练兵园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除了兴建了城墙、讲武堂、军事博物馆、新建陆军督练处外，还建设了袁世凯行辕、行营买卖街等，是以北洋政府历史、天津近代文化、小站稻文化为脉络，以历史展示和情绪体验为互动性的核心功能，兼具教育、休闲、购物、会议功能的故事主题性历史文化旅游区，旅游区具有遗址公园+主题公园+文化博物馆的综合特征。小站练兵园是严格按历史记载复原的建筑，拥有上万幅珍贵的照片，及两千多件实物。

冯国璋曾说过一段逸闻轶事。袁世凯习惯在每日午睡醒后，用最心爱的玉制茶杯喝杯茶。有天小厮端茶时突然看到袁世凯睡觉的床上躺着一只大癞蛤蟆，惊吓之下失手跌碎了茶杯。后经袁世凯身边的一位老家人指点，小厮在袁世凯睡醒后，以自己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横躺在床，受到惊吓才把玉杯跌碎了。袁世凯大喜之下赏了小厮十块银元，也起了做洪宪皇帝的心思。

张宗昌在山东省督办任内，有人介绍一位法律系高才生给他任用，他随手批了“派在军法处”。怎知“派”字写错了，写成一个“抓”字，于是该法律系高材生就糊里糊涂地给“抓”到军法处羁押。隔了很久，介绍人以没有此法律系高材生的下落，找到张宗昌，问到这件事。张宗昌说好像已派到军法处工作，叫副官查问，才知不是派在军法处而是抓在军法处。

曹锟一生与狗有缘。他出生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那时家里穷，祖母叹息着说这种情况只能把孩子当狗养。那年刚好是狗年。后来曹锟通过贿选做了总统，有人叫他“曹狗”，他还乐呵呵地说：“我祖母说过，狗富猫贫啊！”

吴佩孚喜欢算卦，闲着没事就喜欢卜一卦。有一天，他卜卦算出“有不速之客三人至”，,就让厨房把三个人的午饭也给准备好了。可是眼看饭都凉了，只来了两个人。副官为了不让吴半仙出洋相，就又找了个人,前来“拜访”，凑够了三个人，这才开饭。吴佩孚不知道内中详情，还以为自己的卦术越来越神了。

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房子生活，后来袁世凯跟别人打牌，赢了40万银元，那人就把房子抵押给了袁世凯,但没给房契。袁世凯就把这套房子给了娶了自己义女的段祺瑞。袁世凯死后，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就带着一家人搬了家。

段祺瑞在执政期间不贪污，还欠了黎元洪一屁股债。他从来不收礼，只是遇见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实在不好意思时，才会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对于别人送的重礼，他一概回绝。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